進入二零一八年,接二連三,親友離世的消息,猝不及防。
先是濟南三中高中同學孫四平,後是小學初中鐵友孫即力。不料想二月弗始,一個更令人心碎的噩耗橫空而降。我的恩師,我的如父親一般的恩師,齊魯書社編審,古典文學理論導師,劉勰和杜甫的研究專家,劉淦先生逝世。
“劉老師大前天去世了……”
“啊?!”
我在三中讀高中時的同班同學郭際魯,恰好供職齊魯書社。高中是最短暫匆忙的階段,彼此印象僅留於姓名。畢業後接近四十年沒有聯絡,再重逢是中年以後的微信群裏。
就在上星期,輾轉得知,際魯的夫人恰巧是我女兒讀初中的語文老師,頓覺世界奇妙。交流之下,談及他奉職的齊魯書社,有我恩重如山的導師劉淦先生,際魯打出的訊息,卻是讓我頭頂發懵!
”劉老師大前天去世了……“
”劉老師大前天去世了“,”劉老師大前天去世了“,……
這一行字在我腦中盤旋,盤旋,盤旋……
悲傷從心底裏升起。
劉老師,1935年5月15日出生,山東濟寧人。1950年1月到濟寧公安局工作,1956年考入山東大學中文係。1960年留校做文藝理論研究生,師從孫昌熙教授。1965年分配到唐山開灤一中任教,在那裏經曆了毀滅性的唐山大地震,失去妻兒家庭。1979年調回老家濟寧,在師專教授文藝理論課程。1987年5月調至齊魯書社,1995年7月退休。
大約兩年前,聽到他身體不適的消息,說是查體查出肝部有恙,卻沒想到是惡疾隱患。通常情況下,每隔一段時間,我都要給他和孔姨通個電話。孔姨在美國的時候,也常常主動給我電話。恰恰這一年來,沒有了他們的消息。問過幾次孔偉,她對父母的近況避而不談。如今我才知道,孔姨不再給我電話的時候,大概就是劉老師疾病確診的時候。
2014年夏天,我回國奔母喪。日程很緊。馬不停蹄奔波在山東湖北,拜謁各方親友。本想勻出一整天,看看劉老師,陪他吃頓飯,話話家常。卻隻有在一個炎熱的晚上,到他居住的老宿舍,停留了兩小時。
那一次,就是永別了!
這些天,沉重的情緒一直徘徊心頭,他老人家的笑容形象,如在眼前……
一九八一年,經過高考,十七歲的我進入魯西南地區任城學院讀書。文藝理論課上,一位中年男教師,他看外表隻有四十幾歲,卻已滿頭白發。親切和藹,謙遜儒雅,可笑容深處,有一絲不易覺察的哀傷。
他,就是恩師劉淦。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震驚世界的地球災難奪去他一家數口的生命,他因暑假在學校平房閱卷備課,而躲過百貨大樓傾覆幸免於難。後來幾天困在廢墟下麵,是解放軍救援隊從瓦礫堆中營救出他。
一夜之間,失去所有。巨大的悲傷,卻不被悲傷壓倒。回到老家,與孔姨重新組成溫馨家庭。隻有經曆過生死的人,才能像他那樣溫和又豁達。不是所有經曆過生死的人,都能像他那樣溫和又豁達。
年輕的我們,哪裏懂得人生的殘酷?隻是從他對親人的愛護,對家庭的看重,對再得的閨女的視如己出,對學生如孩子般的關懷,看到人性的光亮,人生的價值。
曾有另一位備受磨難的老師,二十幾歲就被打成右派,入獄坐牢。重獲新生以後,也再組家庭。當年這位激進頹廢的老師,親口對我這位得意門生,表示對劉淦先生善待繼女的不屑。尚不滿二十歲的我,哪裏聽得出“哼,替別人帶孩子”的話裏,隱藏著多少根深蒂固的自私偏執!
以後的人生中,我親身經曆了類似的體驗。當我和孩子身置於一個冷漠,麵對一種斷然的不予接受的情境時,才知道劉淦老師的寬容大度,海洋般寬闊的胸懷,在山東這塊曆史悠久,家族傳統意識強烈的地麵上,是多麽地難得,多麽地可貴!
劉老師,自那時候,我就向你致以深深的敬意了!
畢業之後,我分回濟南工作。他們的女兒孔偉,年長我一歲,也在濟南工作。我們成了好朋友。
直到後來,她來了美國。她在旅遊局的房子,借給漂泊的我居住,給我和陷入困境的孩子提供一個溫暖安靜的小窩。
這是怎樣的一份恩情啊!
大學兩年,往老師家裏跑,跑得最多的,就是他們家。回到濟南,與他們一家亦師亦友亦親人的情誼,得以堅持保持,直至今天。
永遠忘不了,一九九四年前後,走出陰影的我,為尋一個安身之處,張口向兩老求援。劉老師孔姨慷慨應允,讓我搬進閑置的房子,一住幾年。這份恩情,對我而言,比海深厚,比山高遠。
住在舜耕路,離他們齊魯書社的宿舍不遠。走路十幾分鍾就到。那幾年,常常通過社區裏麵的小路,穿過樓宇小店,領著孩子步行到劉老師孔姨家串門。他家小外孫陽陽,長我女兒一兩歲,是兩小無猜的玩伴。
一九九七年七月,香港回歸之日,我與小孩在他們家一起看電視轉播。看完之後,天色已晚,孔姨執意讓劉老師送我們娘倆回家。劉老師騎著自行車,車梁前麵馱著小孩,車座後麵載著我。上坡路奮力蹬著腳踏板,那一刻,就如我的真父親!
抱抱,願逝者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