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歡看歷史,尤其是感動人的歷史,我相信可信度極大,部分和大家共享,說的如此溫和,不知大陸可看到嗎?
ZT《聽楊絳談往事》
……思想改造運動過後，相當一批知識分子政治熱情高漲，紛紛要求參加共產黨，北京大學也不例外。他們頻頻匯報個人思想、反映他人情況，以示向黨組織靠攏。
黨組織通過思想改造和忠誠老實運動考察，也考慮吸收一批知識分子入黨。傳聞周揚就曾問過何其芳：「為什麼不發展錢鍾書入黨？」
錢楊夫婦初聞此說惴惴然，思想不無負擔。雖然親眼看到中國共產黨和書上看到的蘇聯共產黨大不相同，而且親身體會到新中國的種種進步，感到黨的巨大作用，但他們是 free thinker，崇尚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們不願放棄自己的文化信仰，不願過問政治，解放前不參加任何政治活動，解放後也絕不入黨。
兩人正暗暗發愁如何應對黨組織召談；突然，發展錢鍾書入黨的傳說消失得全無影蹤，上上下下無人再提此事。
錢楊夫婦私下慶幸鍾書這回得以「逃脫」，免於不識抬舉，卻始終沒有弄清此事急煞車的緣由。
兩人雖極盡「格物致知」之能，未能解開謎團。他們做夢也不會想到，就在上級主管部門領導示意文研所發展錢鍾書入黨後不久，正在有關方麵醞釀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提名之時，不早不遲，一份反映錢鍾書「思想反動」、「政治歷史複雜」的黑材料，擺上了文研所黨政領導的案頭，材料未與本人見麵，舉報未經查證核實，就不明不白地裝進了錢鍾書的人事檔案口袋。
不僅如此，錢鍾書還被當成北大反動教授的典型，寫進《北京大學典型調查材料》，由高等教育部報送中央。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至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召開全國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中央辦公廳機要室將北大這份典型調查材料收入「會議參考資料」，印發與會者參考。錢鍾書的反動名聲，亦由此而越傳越廣。
《聽楊絳談往事》書序
文／楊絳
我不值得傳記作者為我立傳，但我也不能阻止別人寫我的傳記。不相識、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寫我的傳，儘管對我的生平一無所知，隻要湊足資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書。不過，並沒有幾個人為我寫傳。這本用「聽楊絳談往事」命題的傳記，是徵得我同意而寫的。
作者吳學昭是我的好友。她篤實忠厚，聰明正直，又待人真摯，常為了過於老實而吃虧。她富有閱歷，幹練有才，但她不自私，滿肚子捨己為人的俠義精神，頗有堂吉訶德的傻氣。不過她究竟不是瘋子，非但不荒謬，還富有理智，凡事務求踏實而且確鑿有據，所以她隻是傻得可敬可愛而已。
她要求為我寫傳，我覺得十分榮幸。有她為我寫傳，胡說亂道之輩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應。她因此要知道我的往事。
我樂於和一個知心好友一起重溫往事，體味舊情，所以有問必答。我的生平十分平常，如果她的傳讀來淡而無味，隻怪我這人是芸芸眾生之一，沒有任何奇異偉大的事跡可記。我感激她願為一個平常人寫一篇平常的傳。
不過我還活著呢。我身後的事，她沒法兒問我了，怎麼辦？我想不要緊，寫到九十八歲還忠實，以後的事也不會走樣。為我寫的傳並沒有幾篇，我去世後也許會增加幾篇，但徵得我同意而寫的傳記，隻此一篇。是為序。
楊絳
二○○八年六月八日
From我們仨
….. 這年的十月六日“四人幫”被捕，報信者隻敢寫在手紙上，隨手就把手紙撕毀。好振奮人心的消息！
十一月二十日，我譯完《堂•吉訶德》上下集（共八冊），全部定稿。鍾書寫的《管錐編》初稿亦已完畢。我們輕鬆愉快地同到女兒家，住了幾天，又回到學部的陋室。因為在那間屋裏，鍾書查閱圖書資料特方便。校訂《管錐編》隨時需要查書，可立即解決問題。
《管錐編》是幹校回來後動筆的，在這間辦公室內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產物。有人責備作者不用白話而用文言，不用淺易的文言，而用艱深的文言。當時，不同年齡的各式紅衛兵，正逞威橫行。《管錐編》這類著作，他們容許嗎？鍾書幹脆叫他們看不懂。他不過是爭取說話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學問。“嚶其鳴兮，求其友聲。”友聲可遠在千裏之外，可遠在數十百年之後。鍾書是坐冷板凳的，他的學問也是冷門。他曾和我說：“有名氣就是多些不相知的人。”我們希望有幾個知己，不求有名有聲。 ....For those who like to know more....This news is good for illustrating 2 sides of a story with real names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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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楊絳談往事》遭質疑 學者：有“三大罪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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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1月11日 16:50 來源：南方日報
今年12月19日,是著名作家、學者、翻譯家錢鐘書先生逝世10週年的日子。10月8日,為紀念錢鐘書逝世10週年,一本由著名學者吳宓之女吳學昭執筆的楊絳傳記《聽楊絳談往事》由三聯書店出版,記錄了楊絳98年來的人生風雨。
按照吳學昭的說法,“錢、楊是不可分的”,因此此書雖然是楊絳的傳記,卻也處處滲透著錢鐘書生活的點點滴滴。但正當《聽楊絳談往事》在各大城市熱銷之時,一位研究錢鐘書的學者範旭侖卻公開表示,書中多處失實,且完全是《我們仨》的重復,不具備史料價值。為此,記者採訪了本書的責任編輯及錢鐘書的學生趙一凡,回應種種質疑。
楊絳自述:“費孝通不是我的初戀”
與以往的傳記作品不同的是,《聽楊絳談往事》是“口述歷史”,大多根據作者和楊絳的談話整理而成,共分為19章。與其說這是一本傳記,倒更像是楊絳先生的回憶錄。作者吳學昭是著名學者、教育家吳宓之女,也是錢楊一家的世交,其父更是錢鐘書、楊絳在清華時代的恩師,因此楊絳先生在序言中說:“作者吳學昭是我的好友……有她為我寫傳,胡說亂道之輩就有所避忌了,所以我一口答應。”
此言並非空穴來風,之前有媒體報道稱,《一代才子錢鐘書》再版修訂過程中,楊絳先生含淚親筆增補家事,楊絳馬上出來澄清並沒有這回事。不僅是錢鐘書的傳記,楊絳本人的傳記也很多,記者在網上搜索楊絳的相關傳記作品,竟有三四本之多,包括孔慶茂的《楊絳評傳》、《錢鐘書與楊絳》、羅銀勝的《楊絳傳》,而據楊絳所說,這些傳記並未徵得她本人同意、她也並不認可這些傳記,借此次《聽楊絳談往事》出版,她也在序言中表明瞭自己的態度:“我不值得傳記作者為我立傳,但我也不能阻止別人寫我的傳記。不相識、不相知的人如有意寫我的傳,儘管對我的生平一無所知,隻要湊足資料,能找到出版社,就能出書。”
這本書確實澄清了之前的一些傳言,如數年前沸沸颺颺的“費孝通的初戀是楊絳”一說,楊先生在書中通過和吳學昭的對話對此進行了解釋:“費的初戀不是我的初戀。讓他們炒去好了,別理它。”
在與錢鐘書交好後,楊絳曾給費孝通寫過一封信,告訴他:“我有男朋友了。”費孝通某日竟來清華找她“吵架”,因為他認為他更有資格做阿季的“男朋友”,因為他們已做了多年的朋友。
書中還披露,錢鐘書去世後,費孝通曾去拜訪楊絳,楊絳送他下樓時說,“樓梯不好走,你以後也不要再‘知難而上’了。”
但費孝通有新作出版,仍送楊絳“指正”。吳學昭說:“一次楊先生來我家串門,也讓我陪她到同院的費老家坐坐,對他的多次問候表示謝意。費老沒想到楊先生親自登門,興奮地說個不停,時近正午,定要留飯。楊先生卻推說我家已做準備便匆匆告辭。”楊絳這次旋風式的訪問,心意到了,禮貌週全,前後用了不到20分鐘,令吳學昭深深感佩楊絳對費孝通始終做一個“普通朋友”的一貫堅持。
《聽楊絳談往事》出版後,很多媒體用楊絳“欽點”來形容這本書,而楊絳自己也說“我樂於和一個知心好友一起重溫往事,體味舊情,所以有問必答。”談到自己的寫作緣起,吳學昭在後記中說:“退休後不時幫楊絳先生辦事,有了很多當麵交流的機會,有時也談談往事,話話家常。相處日久,遂萌發了以聽楊絳先生談往事的方式為她寫一部傳記的想法。在獲得楊絳先生許可之後,作者用了兩年時間與楊絳先生對談,對談過程中作者挖空心思、刨根究底地問,楊先生認認真真、仔仔細細地答,不厭其煩。”
學者指摘:書中內容有“三大罪狀”
《聽楊絳談往事》一書出版後,在讀者中引起了強烈反響,在卓越亞馬遜的傳記類圖書銷量排行榜上一直穩居第一,在全國各大書城銷量排行榜上也都榜上有名。然而,10月22日,《新商報》的一篇報道卻讓事情又起波瀾。
報道中稱,專門研究錢鐘書的大連學者範旭侖在提及《聽楊絳談往事》時,認為該書並沒有太多史料價值,幾乎是《我們仨》的復述或演繹,新鮮事實在太少,又多是家長裏短的事,多是無稽之談,可以稽考的事又多顛倒混亂。
不僅如此,範旭侖還列舉了此書“三大罪狀”:第一,文體怪異,敬稱和昵稱亂用,並大肆渲染楊絳的戀愛生活增加賣點,有炒作的嫌疑,並且常暗暗對文學所的領導飛短流長,太不尊重他人；第二,史事失實,錢鐘書與楊絳參加第一屆世界青年大會的部分細節經不起推敲,且王任叔對於《圍城》的評論有誤,王叔任與錢鐘書曾是文學研究所的同事也無從談起；第三,論調離奇,書中有一句話稱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和《動物農場》“內容很反動”,大為謬誤。
最後,範旭侖還對作者吳學昭的學術標準表示了質疑,表示吳學昭“老早就跟父親(吳宓)劃清界限,乃至不共吳宓同姓,以‘蕭(肖)光’著名於革命時代,專門職業是幹革命、搞政治、抓法製。一想到這層,我們就對她苛求不起來了。”
有趣的是,記者搜索時發現,這已經不是範旭侖第一次批判吳學昭,早在吳學昭編寫《吳宓日記》時,範旭侖和另一位研究錢鐘書的學者李洪岩就發表過一篇題為“《吳宓日記》的整理錯誤和整理者的故事”的文章,聲明吳學昭和吳宓之間的對立關係。
錢鐘書學生回應:它是“知識分子思想史”
針對關於《聽楊絳談往事》的爭議和質疑,記者首先採訪了本書的責任編輯吳彬,她告訴記者,書中很多事實都是第一次公開,比如關於錢楊二人的初次見麵,以及赴英法留學的細節等,且書中很多插圖照片,包括錢鐘書先生病重時的照片都是楊絳先生的私人珍藏,此前從未公開發表過,具有很高的價值。
隨後記者聯繫上了錢鐘書的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趙一凡。趙一凡表示,他在完整讀過此書後認為,此書的寫作還是承襲了楊絳的一貫寫作風格,可以說是楊絳通過談話的方式寫的一本自傳,是錢楊兩人60餘年的一個總結。“這本書的語調語氣還是楊絳先生的。讀的時候,我仿佛能看到先生的慈祥麵容。”
針對範旭侖所指的《聽楊絳談往事》沒有史料價值,趙一凡發表了不同看法。他認為,國外有一種說法叫思想史,就是記錄知識分子在歷史進程中的想法,而這本書正是反映了近現代知識分子如何走過20世紀的裏程。楊絳先生本來的寫作風格就是淡化時代背景,寫自己的事情,所以可能會讓人覺得瑣碎,但從這些小事情入手,反映的是大時代的隱喻。“《聽楊絳談往事》絕對不是《我們仨》的重復,側重點不一樣。”因為都是自己的經歷,兩本書中事實必然有重復之處,但這本書主要從楊絳先生自己的感受,特別是現在的感受出發來寫。他建議讀者把《聽楊絳談往事》和《我們仨》、《幹校六記》、《洗澡》對照起來讀,因為這幾本書都是反映錢楊二人生活的文庫,是互補並且交叉影響的。
對於範旭侖所指出的幾項史實上的出入,趙一凡直言,自己並不了解那段時間的事,所以沒有發言權。但他表示,關於書中的遺漏可以討論,但不必拘泥於細節的追究,即使書中回憶的部分有誤,對於楊絳先生98歲高齡來說也是正常的,不必太過苛責。“在98歲的高齡留下這樣一本充滿回憶的自傳,本身就是一種意義。”趙一凡說,對這本書作學術上的評價尚早,要細讀這本書,將大的時代背景融合進去,才能看出這本書的重要意義。“看楊先生怎樣用個人化的、細膩的、女才子式的眼光,細緻入微地描述20世紀知識分子命運的變遷。”趙一凡如是評價這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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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絳眼中的錢鐘書:“我對他並非一見傾心”
錢鐘書和楊絳夫婦的相敬如賓向來為人稱道,而他們從相知相戀,卻隻經過短短幾個月時間。在《聽楊絳談往事》中,吳學昭問楊絳這是否算得上一見鍾情,她卻回答:“人世間也許有一見傾心的事,但我無此經歷。”
兩人的第一次相見是1932年3月,在清華古月堂門口,楊絳形容對錢鐘書的第一印像是“眉宇間‘蔚然而深秀’,瘦瘦的,書生模樣。”而當孫令銜告訴她錢鐘書已與葉崇範訂婚時,楊絳說:“我第一次見到錢鐘書時,就想到了這位淘氣的‘飯桶’,覺得和眼前這個穿一件青布大褂,一雙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鏡的書生是不合適的。當時隻閃過這個念頭而已。”雖然兩人並沒有互表愛慕,卻始終保持著書信往來,“他的信很勤,越寫越勤,一天一封。他也常到古月堂約我出去散步。我不走荷塘小路,太窄,隻宜親密的情侶。我們經常到氣象臺。氣象臺寬寬的石階,可以坐著閒聊……以後也走上荷塘的小道了,兩人也開始像情侶了。”林間漫步,荷塘小憩,從這裡出發,錢鐘書和楊絳開始了他們長達60餘年的愛情生活。
戀愛是美好的,98歲的楊絳對於那段經歷記憶依然鮮明,帶著少女時期的羞澀與不安。“學期終了,鐘書要我留校補習一兩個月,考入清華研究員,兩人就可再同學一年。他放假就回家了。他走了,我很難受,難受了好多時,冷靜下來,覺得不好,這是fall in love了。認識才短短幾個月,豈不太造次呢?”及至婚後,錢鐘書仍然稱楊絳“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但楊絳對於這種近乎完美的讚賞卻不以為然:“鐘書稱我妻子、情人、朋友,絕無僅有的三者統一體；我認為三者應該是統一的。夫妻該是終身的朋友,夫妻間最重要的是朋友關係,即使不是知心的朋友,至少也該是能作伴侶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侶。情人而非朋友的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隻好分手。”
一般人眼中的錢鐘書,出身於書香門第,他的童年經歷卻鮮為人知。在《聽楊絳談往事》中,楊絳卻說“錢鐘書的童年並不幸福”。楊絳先生回憶起夫婦倆在英國留學時想家想得厲害,錢鐘書卻不然,“這和完全不同的成長環境缺乏家庭樂趣有關。家對他來說,抽象又遙遠。”
但就是缺乏家庭溫暖的錢鐘書,卻對楊絳和在牛津出生的女兒格外疼愛。當錢瑗從嬰兒室裏被抱出來時,錢鐘書看了又看,高興地說:“這是我的女兒,我喜歡的。”女兒懂事後,每逢生日,也會對女兒說這是“母難之日”。錢鐘書沒有要第二個孩子,還曾認真地對楊絳說,我們如再生一個孩子比阿瑗好,而喜歡那個孩子,我們怎麼對得起阿瑗呢?
在楊絳這個妻子的眼裏,錢鐘書很多時候不是他人眼中的大學者、大作家,隻是一個“大孩子”。在書中有很多妙趣橫生的細節,講述錢鐘書是在生活裏如何地笨拙而孩子氣。
在楊絳坐“月子”的期間,錢鐘書一個人在家過日子,常不經意間闖些小禍,用他自己的話說“又做壞事”了。他不時愁兮兮告訴楊絳: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東的桌布弄臟了；他把檯燈弄壞了；門軸兩頭的球掉了一個,門關不上了……楊絳跟他說,不要緊,桌布她會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檯燈、門軸,她會修。錢鐘書一聽到楊絳說“不要緊”就放心了。
但這樣笨拙的錢鐘書,卻有著異常體貼而細心的一麵。等楊絳回家坐完最後幾天的“月子”,她怎麼也沒想到一向不善料理生活的錢鐘書,竟給她端上一碗他親手燉的雞湯,湯裏還漂著鮮綠的嫩豆瓣!
本報記者 蒲荔子 實習生 吳敏
【編輯:張中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