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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錯過君主立憲良機
在基督文化裏我們特別強調《聖經》，我們認為所有權威都來自《聖經》，所有人在神麵前都平等，包括教皇與國王。
我在海南島文昌縣的農村出生長大，出國前在中國大陸時，至少兩件事非常震撼我的內心：1977年恢複高考後，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每次高考成績優秀，考分到達重點大學分數線，由於他腿部殘疾，走路有些歪，體檢不通過，77、78、79年都沒有被錄取。我問主管部門，官方說的人人平等，真的假的？沒有一個人能回答。
後來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讀德文，當閱讀到德國憲法開宗明義：人的尊嚴不可侵犯。我無語我痛苦地思考，為什麽憲法的第一句話寫成這樣。
蔡定劍教授英年早逝（於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臨別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憲政民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德國著名思想家腓特烈·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有一句至理名言：“隻當個人參與，自由社會才能成長。”（Erst wenn der Einzelne sich einmischt， kann eine liberale Gesellschaft wachsen.）瑙曼的政治思想影響了他的同代人，包括中國人非常熟悉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沃爾夫（Theodor Wolff）和普魯斯（Hugo Preuß），他們這些人起草了《魏瑪憲法》（Weimarer Verfassung），這是德國曆史上的第一部付諸實施的民主憲法。《魏瑪憲法》建立起了一個議會民主製和聯邦製的共和國，現今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憲法（《德國基本法》）仍保留著魏瑪憲法的部分章節。《魏瑪憲法》是第一部明文規定公投製度的憲法。《魏瑪憲法》還抽象明文規定了社會國家製度中，個人應享有的社會福利，與同期憲政國家相比，魏瑪共和國公民的福利多了許多，而且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公民也有一定照顧義務的概念。
自由的個人和社會，都麵對著國家機器。有智慧的謙卑者設計的憲法，使得國家這台機器，讓公民熟練地操作和運轉這台機器，若有可能，還繼續發明和創造新的機器；有智慧的傲慢者設計的憲法，使得國家這台機器，接納“人民”作為這台機器的一部分（比如被當作“齒輪或螺絲釘”），被這台機器所奴役。
我主張，人的尊嚴通過個人的獨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會通過個人的理智而得到進步；民主通過公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漸成熟；自利的資本主義通過社會自由主義而得到改善。
所以，我認為，在自由的市場競爭下，國家這台機器應該進行適當的幹預和監督，而且，國家這台機器應該為公民提供一個盡可能相同的起跑點，即機會平等，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家境貧寒而影響他（她）的發展，國家這台機器應該資助窮人上學，把他們帶到一定的起跑線上，以能與條件更好的人競爭。
國家哪裏來錢呢？高稅收！因為弱勢公民擁有享受一定程度福利的權利，因此，國家這台機器應該采取措施來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在歐洲三十五年的思考、加上十幾年的從政實踐經驗告訴我，君主立憲比較合適中國。百日維新百年痛苦，中國錯過戊戌變法良機。
大清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最初由慈禧太後默許、光緒皇帝主導，深入經濟、軍事、政治及官僚製度等多個層麵，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後期改革過於激烈，加上光緒皇帝有意通過維新派奪回權力，且有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建議將慈禧太後囚禁、暗殺等傳聞，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當權保守勢力發動了戊戌政變，戊戌變法僅經曆了103日就告終。維新派首領康有為逃往天津，梁啟超逃入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陸續被捕殺害，光緒帝則被軟禁於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當政，引發了民間輿論支持孫文和黃興等更為激烈的革命主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
我始終認為，沒有宗教信仰（並非一定要基督教）的支撐，國家不可能長治久安。
兩條線:
猶太教—天主教—新教—東正教。猶太教是西亞地區的遊牧民族希伯來人中產生的宗教，後來在猶太教的基礎上衍生出了基督教。
文藝複興（13世紀開始）— 宗教改革（16—17世紀）— 啟蒙運動（17—18世紀）。
嚴格地說，沒有宗教沒有教堂，就不會有文藝複興，因為教堂是文藝複興的基地，不論是展示美術畫品還是傳播福音，都需要教堂。文藝複興重新賦予人在現世中的意義，重新回到古希臘傳統，這一點在藝術領域表現得最突出。文藝複興和啟蒙運動之間還應插入一個宗教改革（新教運動），宗教改革把教會在信仰領域內的絕對權威打破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解構。全民皆神職，聖經（最高真理的隱喻）的解讀不需教皇（或任何權威）的裁判等。
當年在歐洲的階級方麵，新興資產階級興起，要求衝破封建製度的束縛，發展資本主義。要求擺脫宗教神學的桎梏，享受生活的快樂。文化知識方麵，意大利是古代羅馬的故鄉，意大利人能夠接觸到大量的古代希臘羅馬文化遺存，還有機會得到拜占廷帝國保留的古代希臘羅馬文化典籍。意大利眾多人才是文藝複興的重要條件。造紙、印刷術的傳入，極大便利了歐洲文化的發展。一些對宗教文化鉗製思想不滿的先進知識分子，從古代希臘羅馬文化遺產中找到了共鳴。他們通過欣賞、閘釋古典文化充滿人性的美，表達他們對現實生活的希望，從而掀起了一場思想解放運動。啟蒙運動是對文藝複興運動的繼承和發展。“理性主義”是啟蒙運動的核心。所謂“理性”是指人自己思考，運用自己的智力去認識、判斷和理解事物的能力。理性主義是啟蒙運動的核心旗幟。啟蒙思想家們呼喚用理性的陽光驅散現實的黑暗，努力構建一個民主和科學的美好時代。他們以生動的文筆猛烈抨擊天主教會的權威和迷信，反對專製和愚昧，提倡科學、自由和平等。啟蒙運動把鬥爭矛頭既指向基督教會，又全麵指向封建製度。啟蒙運動思想家們的核心主張是反封建製度，集中批判的內容是封建的專製主義、教權主義。它們的目的是一方麵要消滅專製主義王權、等級製度和打倒天主教的世俗權威；另一方麵是要建立起保證他們所要求的政治民主、權利平等和個人自由的理性社會。
文藝複興與宗教改革對基督教的態度：二者反對的是封建的教會壓製人性，搜刮人民，教權高於世俗權利等宗教思想，並不是放棄基督教。文藝複興借用宗教題材認識並揭露教會的腐朽、罪惡，揭示人性和肯定人的價值，但還是對教會勢力抱和解的態度。
萊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是德國啟蒙運動時期最重要的詩人，其詩劇《智者納旦》（Nathan der Weise）寫於1779年，在1783年首演。德國啟蒙大師猶太哲學家摩西·門德爾鬆是萊辛的摯友，劇本《智者納旦》以門德爾鬆為原型。
故事發生在猶太教、基督教和伊斯蘭教隔閡最深的十字軍第三次東征的年代（1189-1192）。一個叫納旦的猶太商人，帶著一支裝滿貨物的駝隊，從耶路撒冷長途跋涉回到自己家鄉。還沒走到家門口，他女兒蕾恰的女仆妲亞迎了上來，她激動地喊：“納旦，你終於回來了。很不幸，你的房子燒壞了。” “失火了。”納旦幫她把話說下去，“我也猜到了。沒關係。房子燒毀了，我們就造新的。” “隻燒壞了一點。”妲亞說，“不過，你的女兒蕾恰差一點就被燒死了！” “差一點燒死？我的蕾恰？”納旦大吃一驚，“她現在怎麽樣？”
“你聽我說下去，一個年輕的基督教徒，是個聖殿騎士，把她救了出來。誰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裏冒出來的。他聽見蕾恰呼救的聲音，不顧一切衝進著火的房子。我們正在擔心，他就抱著蕾恰從火裏出來了。然後，他突然就離開了。他根本不願意接受我們的感謝。這幾天，我們看見他天天在棕櫚樹下麵過夜。蕾恰很想親口向他表達謝意，我每天到他那裏，請他到我們家來。可他就是不願意。”
“一會兒再去找他，請他過來。”納旦說。妲亞激動地往下說：“最奇怪的事還在後麵，先生！這個聖殿騎士自己能活下來也是一個奇跡。他被蘇坦·薩拉丁抓了起來。你知道，穆斯林抓到基督徒就殺。可蘇坦·薩拉丁偏偏把他放了。”
……
以上的故事告訴我們，“愛鄰舍愛敵人”是啟蒙運動一直以來的脊椎，人離開了這根脊椎，就無法站立起來，因為沒有脊椎的人，沒有人格和法格。啟蒙是艱辛而緩慢的，沒有“頓悟”一般輕巧。康德說：“通過一場革命或許可以實現推翻個人專製以及貪婪心和權勢欲的壓迫，但卻絕不能實現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
在中國沒有文藝複興，因為沒有概念。複興到哪裏？儒家？如果說文藝複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有其內在的合理性，那麽中國人“全盤西化” ？中國人做不到也不願意。
啟蒙運動（科學）重新建構了被解構的世界（宗教），中國人今天依靠什麽建構？中國人今天的任務是解構權威？中國人做不到也不願意，因為君主立憲失敗後，每個中國人都想登基稱帝。
隻有基督教才能產生現代文明，包括科學，民主和憲政。
博主現在是文學城有關中國問題不多的幾個高手之一!
幾個五毛一定會嘰嘰喳喳!
憲法是合約。
如果最後一個朝代是漢人朝代，君主立憲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