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錯過君主立憲良機

在基督文化裏我們特別強調《聖經》，我們認為所有權威都來自《聖經》，所有人在神麵前都平等，包括教皇與國王。

我在海南島文昌縣的農村出生長大，出國前在中國大陸時，至少兩件事非常震撼我的內心：1977年恢複高考後，我的一個中學同學每次高考成績優秀，考分到達重點大學分數線，由於他腿部殘疾，走路有些歪，體檢不通過，77、78、79年都沒有被錄取。我問主管部門，官方說的人人平等，真的假的？沒有一個人能回答。

後來我在廣州中山大學讀德文，當閱讀到德國憲法開宗明義：人的尊嚴不可侵犯。我無語我痛苦地思考，為什麽憲法的第一句話寫成這樣。

蔡定劍教授英年早逝（於2010年11月22日在北京不幸逝世），臨別前，他說的最後一句話：“憲政民主是我們這一代人的使命。”

德國著名思想家腓特烈·瑙曼（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有一句至理名言：“隻當個人參與，自由社會才能成長。”（Erst wenn der Einzelne sich einmischt， kann eine liberale Gesellschaft wachsen.）瑙曼的政治思想影響了他的同代人，包括中國人非常熟悉的馬克斯·韋伯（Max Weber）、沃爾夫（Theodor Wolff）和普魯斯（Hugo Preuß），他們這些人起草了《魏瑪憲法》（Weimarer Verfassung），這是德國曆史上的第一部付諸實施的民主憲法。《魏瑪憲法》建立起了一個議會民主製和聯邦製的共和國，現今的德意誌聯邦共和國憲法（《德國基本法》）仍保留著魏瑪憲法的部分章節。《魏瑪憲法》是第一部明文規定公投製度的憲法。《魏瑪憲法》還抽象明文規定了社會國家製度中，個人應享有的社會福利，與同期憲政國家相比，魏瑪共和國公民的福利多了許多，而且充分體現了國家對公民也有一定照顧義務的概念。

自由的個人和社會，都麵對著國家機器。有智慧的謙卑者設計的憲法，使得國家這台機器，讓公民熟練地操作和運轉這台機器，若有可能，還繼續發明和創造新的機器；有智慧的傲慢者設計的憲法，使得國家這台機器，接納“人民”作為這台機器的一部分（比如被當作“齒輪或螺絲釘”），被這台機器所奴役。

我主張，人的尊嚴通過個人的獨立自主而得到保障；社會通過個人的理智而得到進步；民主通過公民社會的成熟而逐漸成熟；自利的資本主義通過社會自由主義而得到改善。

所以，我認為，在自由的市場競爭下，國家這台機器應該進行適當的幹預和監督，而且，國家這台機器應該為公民提供一個盡可能相同的起跑點，即機會平等，不能因為一個人的家境貧寒而影響他（她）的發展，國家這台機器應該資助窮人上學，把他們帶到一定的起跑線上，以能與條件更好的人競爭。

國家哪裏來錢呢？高稅收！因為弱勢公民擁有享受一定程度福利的權利，因此，國家這台機器應該采取措施來解決社會不平等的問題。

在歐洲三十五年的思考、加上十幾年的從政實踐經驗告訴我，君主立憲比較合適中國。百日維新百年痛苦，中國錯過戊戌變法良機。

大清光緒二十四年間（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戊戌年）的短暫政治改革運動，最初由慈禧太後默許、光緒皇帝主導，深入經濟、軍事、政治及官僚製度等多個層麵，希祈中國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然而後期改革過於激烈，加上光緒皇帝有意通過維新派奪回權力，且有維新派首領康有為建議將慈禧太後囚禁、暗殺等傳聞，以慈禧為首的清朝當權保守勢力發動了戊戌政變，戊戌變法僅經曆了103日就告終。維新派首領康有為逃往天津，梁啟超逃入日本駐北京大使館，譚嗣同等維新人士陸續被捕殺害，光緒帝則被軟禁於中南海瀛台，慈禧重新當政，引發了民間輿論支持孫文和黃興等更為激烈的革命主張，推翻帝製，建立共和。

我始終認為，沒有宗教信仰（並非一定要基督教）的支撐，國家不可能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