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教皇本篤十六世批性革命

前教皇本篤十六世批性革命

4月11日前教皇本篤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德國《神職人員雜誌》（Klerusblatt）發表一篇文章指出，天主教會的性侵醜聞歸咎於20世紀60年代的性革命、日漸擴展的世俗化以及保護牧師的教會法律的弱化。1968年革命爭取的自由，就是這種完全的性自由……在1968年革命的場景中，戀童癖當時也被認為是可以的和恰當的。

“為什麽戀童癖會嚴重到這樣的程度？最終原因是上帝的缺席，”他寫道，並將在歐盟條約中提及上帝的嚐試失敗作為西方世俗化的負麵例子。

https://www.bbc.com/news/world-europe-47898562

 

不論是性釋放或是性解放，性的議題都觸碰到宗教及社會保守派的敏感神經，形成具爭議的社會議題。保守派及宗教組織認為性必須在一個固定的基本價值軌道運作（而且是與過去看齊、根據經書指示的）、婚姻永恒不變，反對墮胎、避孕、未婚同居和婚前性行為，導致傳統家庭價值的“崩壞”。而自由派則認為選擇墮胎、避孕、同居和婚前性行為純屬個人自由及私人領域，政府及外界並無權力幹預，並以政治思維大異其趣。在討論議題時，保守派及宗教組織多以宗教及道德倫理非政治話語論述，於是雙方常落入雞同鴨講的局麵。

在LGBT權益方麵，關於同性婚姻及同性伴侶領養子女的議題方麵，平權運動是從平等權利的角度切入（爭取與異性戀伴侶一樣享有選擇婚姻和擁有子女的權利），而從宗教立場則是守著“婚姻”在其宗教中的意義來反對（如基督教教義是指婚姻根據《聖經》是上帝設計為一男一女）。此外，保守派的世俗觀點也認為，對於同性伴侶是否適合領養子女，甚至對被領養子女的心理發展產生何種影響有深刻的質疑。

性革命（Sexual revolution）是一種社會在對性觀念的革命性變化，專指解放人們基於性別、性傾向、性關係以及性行為上所受到的社會壓迫。性革命於1960年代左右開始受到大眾關注，伴隨著女權運動及民權運動，主要著力在於人際關係，尤其是性關係及性行為，並涉及了一些傳統社會中的性與家庭觀念。

六十年代的性革命

西德六十年代學生運動是一場於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在聯邦德國（西德）發生的一係列激進的批判與帶有複雜政治因素的抗議活動。它是同時期美國國際學運的一部分，受影響於法蘭克福學派。學運的首要目標在於人的解放，即帶有反權威色彩的對統治關係的反對。這些思想傾向於但明顯不同於同時代的社會主義思想體係。其中更廣為人知的是對那些從前為第三帝國工作，如今依然身居高位的官僚的反對；以及對五十年代保守且虛偽的性道德的反動。

毋庸置疑的是，這場學生運動（或更具體地說，六八學運）深刻地改變了德國社會。至今時常爆發的對此運動如何評價的爭論，部分集中於右翼所要求的，對被這場運動所摧毀的價值的回溯。

二戰後的德國，整個社會談性色變，在性道德方麵充滿了禁忌和嚇唬人的傳說：誰要是手淫，骨髓就會逐漸消失，手也會變形腐爛，勃起的陰莖被說成是病態的腫脹，而女性高潮更是對身體非常有害的事情。

作家兼記者的烏爾裏克·海德（Ulrike Heider）表示，人們對性諱莫如深，對青少年更是會極力回避性的問題。海德1947年生於法蘭克福，她積極參與了1968年的學生運動。她說，一名來自德國社會主義大學生聯合會的女學生對她進行了一次徹底的性啟蒙，這讓她受益匪淺。直到今天，她都很感激這名女學生。

五十年代，人們在性問題上的保守觀念也是有其原因的：戰後的德國，人們都期望通過明確的性別角色分配和建立和睦家庭使生活盡快重新步入正軌。人們期望過一種循規蹈矩的生活。海德說：“我母親希望我最遲三十歲之前嫁給一名醫生或律師，然後生兒育女。但她得知，我21歲時就和當時的男友發生了性行為，她說你簡直成了蕩婦。”

直到1960年8月18日，避孕藥投入美國市場，一年後也引入德國。這時德國社會五六十年代的道德觀念和保守思想才出現了鬆動，也為1968年出現性自由的呼聲鋪平了道路。新誕生的避孕方法不僅使男女對性行為失去了恐懼，而且也推進了婦女解放運動。因為，女性就此掌握了生育計劃的主動權，她們可以去讀大學或作職業培訓，而不必因為生孩子而耽誤了前程。

瑪格麗特·斯托科夫斯基（Margarete Stokowski）撰寫的《自由的下半身》對性、女權主義以及婦女形象的討論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在《自由下半身》中斯托科夫斯基寫道，年輕一代想展示，他們不同於參與了世界最邪惡罪行的那一代人。他們通過“要做愛，不要戰爭” （Make love, not war）[1]。這類口號表明性是個好東西，通過對性的解放去抗擊邪惡的事情。

注釋

[1]由於適逢越戰爆發，一些反戰運動中出現了著名的口號“要做愛，不要戰爭（Make love, not war）”這可能與當時因為性解放而形成的開放性觀念有關，但實際上還是以反戰目的為主，而不是明確的性革命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