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的個性被自我壓抑 ?

 

中國人的個性被自我壓抑 ?

古代的中國人和後來的中國人，似乎根本不是同一個物種。從春秋到唐宋再到明清，中國人的性格曆程如同直跌下來的瀑布，其落差之大，令人驚訝。源頭的中國人，品格清澈。唐宋時的中國人，雍容文雅。及至明清，中國人的品質卻大幅劣化，麻木懦弱，毫無創造力。

就皇權時代而言，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可以稱得上偉大--創造著，體驗著，發現著，說自己想說，想自己所想，生機勃勃，生趣盎然。宋代以後的中國人，不但失去了創造力，也失去了感受力。整個民族隻剩下軀殼，沒了靈魂。社會如同一潭死水，散發出腐爛的氣味，從上到下，人們既狡猾又愚昧，既貪婪又懦弱。因此，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後的中國人，其實是兩個物種。中國人的性格曆史如同黃河，先秦是上遊，清澈見底；漢唐是中遊，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湧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遊，已幹涸萎縮、奄奄一息了。

今天的中國人也許仍有盛讚明清社會之穩定者，但西方人的語言裏，對這種僵化狀態隻有赤裸裸的厭惡。赫爾德把中國比喻成一具僵屍：“這個帝國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塗有防腐香料，描畫有象形文字，並且以絲綢包裹起來；它體內血液循環已經停止，猶如冬眠的動物一般。”比萬博士說：“為了避免中國的命運，歐洲付出了一千年野蠻生活的代價。”這個代價在他們看來是值得的。

為什麽宋代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代以後的中國人差別這麽大？變化是什麽時候開始、如何造成的？其實，最早的改變要從秦朝說起。在當時的七國，秦國處於荒涼的西北高原，物產稀少，靠遊牧和狩獵為生，秦國自立國之初，就沒有經曆過充分中原化過程，長期與戎狄雜處，因此染上濃烈的蠻夷氣質。草原文化中沒有民主觀念，沒有權利意識，以絕對服從為天職，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因此上下一心，都很團結。所以後來秦孝公變法，商鞅主政，迅速統一思想，提出了靠戰爭立國的發展思路。

夏商周以後，春秋戰國時期，中國進入封建時期，各諸侯分封天下，爵位世襲，形成了一個貴族世代統治的體製，進入春秋末期，平民階層崛起，一個開放自由的社會已經形成，但商鞅的變法讓秦國崛起，打破了平衡，也改變了中國人。中原文化經過長期發展，此時已經變得比較柔軟，比較有寬容度，崇尚優雅和尊嚴。但是秦國不同。在戰國七雄中，秦國文化是最野蠻、最缺乏人道主義精神的。西北少族民族的生產關係比較簡單、原始、純樸，所以他們直接以追求生存、積累財富為目的，很少加以掩飾。因此秦人比楚人更醉心武力，崇拜強權。

商鞅從軍爵製度開始，取消貴族世襲製度，收回特權，隻有在戰場上立下功勞，有軍功戰績，才能夠重配爵序，列籍貴族。商鞅還企圖統一國民思想，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視為“國害”。他在渭河邊論法，一次性就屠殺了700多反對他執政路線的文人。秦國這樣的發展模式，當時的其他國家稱之為“虎狼之國”。但打來打去，最後野蠻戰勝了文明，秦國擊敗六國，統一了天下。

春秋戰國時期的知識分子，大都是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迷信權威，也沒有思想禁區，以君王的師友自居，將自己的“道”淩駕於君王的“權”之上，合則留，不合則去。等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各國的知識分子隻能生活在一個皇帝之下，沒有了選擇的機會，也沒有逃亡的自由，隻能為這一個政權服務。秦始皇確立了君憲製度，給專製製度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到後麵的曆朝曆代，繼續在專製的基礎上添磚加瓦。

皇帝製度的發明，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了災難性後果。皇帝支配一切、主宰一切，所有的權力，都為皇帝一個人壟斷，社會的方方麵麵，都為皇帝一個人所牢牢控製。它通過空前嚴密而有效的專製體製抑製了社會活力，束縛了人民的創造力。在此後的兩千年間，中國社會萬馬齊喑，死氣沉沉，再沒有出現一個可與先秦諸子比肩的大思想家，社會製度也沒有出現一次大的創新和變革。中國人一直在“做穩了奴隸”和“想做奴隸而不得”的了無新意的一治一亂中掙紮，“奴隸性格”和“專製性格”日益發展成民族性格中相輔相成的兩個突出特征。從這個意義上說，國民性劣化的第一個推手是秦始皇。

從唐到宋，中國轉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大彎。唐人粗豪，宋人細膩；唐人熱烈，宋人內斂；唐詩熱烈，宋詩沉思。到底發生了什麽，使得唐宋兩代的麵貌如此迥然不同？這一切，源

到了明清，儒生出身的大臣們已被馴化得“百煉鋼成繞指柔”。在皇帝明察之下，他們老老實實，賣命效力，以圖飛黃騰達。皇帝一旦放鬆警惕，他們就會大肆貪汙，盡一切可能盜竊皇帝的家產。他們選擇了動物式的生存。所謂操守、尊嚴和人格，對他們來說已經是不著邊際的空話。

在傳統心理學研究看來，在西方個體主義的價值係統中，自我是一個恒定不變的實體，是以“真我”為核心，以追求一致性和統合性為最高原則，強調人與社會的分離，甚至對立，強調人個性的自我內涵，突顯個人的獨特及與眾不同。而在中國傳統哲學理念中，自我“是具有彈性的、可變的，是一種精神發展的動態曆程，同時也強調個人的道德修為，視之為自我完善的重要手段”。因此，由於這種自我總是鑲嵌在社會關係的網絡中，所以中國人的外顯行為總是顯得富有彈性，並且在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網絡中，個體的獨特性往往被自我所壓抑，其重點在於強調個性的相似性，強調要不斷追求自我的擴張，以包容並融合於其他個體，甚至天地萬物，正所謂“修齊治平”而後“天人合一”。

從中國人的角度看，秦始皇以後，中國的皇朝曆史也是不斷演進發展變化的，其中最主要的是集權專製和統治技術，發展越來越精微，越來越牢不可破。它已經滲透、融化在國民性當中--也正因此，轟轟烈烈的國民性改造運動，鮮有成效者。從梁啟超到魯迅甚至毛澤東的“文革”，有一個共同的主題--改造中國人，改造每個中國人的思想。但改造了一百年，我們整個民族的素質好像變化不是很大，甚至有些方麵還有退步。

但是，人們對信息往往隻是作一種選擇，沒有綜合能力，也無需綜合，人們隻是認同一種符合自己的一個符號、一個理念、一種思想、一個想象的社群、組織等等。經過符合“自我”的信息過濾，人們的視野越來越微觀，越來越缺少大局麵。這就是互聯網空間思想自我激進化的邏輯。激進的思維導致激進的個體行為，不僅表現在互聯網空間，更是發生在實際社會領域。在互聯網時代，激進的個體行為已經成為社會新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