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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偉大的歐洲人哈維爾
瓦茨拉夫•哈維爾（捷克語：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的作家、劇作家、著名的持不同政見者、天鵝絨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後現代主義哲學家。於1993年到2003年間擔任捷克共和國總統。
哈維於12月18日早上在家中去世，享年75歲。哈維爾的助手丹奇科娃（Sabina Dancecova）對外宣布了這一消息。
他曾經是共產國家捷克斯洛伐克的異見劇作家，領導了“天鵝絨革命”，並成為共產製度之後的首位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歐洲各國領袖立即對哈維爾的去世表示哀悼並對他畢生致力於反對共產主義和維護民主自由的事業表示了高度的讚揚。
英國媒體對哈維爾的去世做了廣泛報道，稱讚他是導致柏林牆倒塌的東歐民運之父的其中一位。
現任捷克總理內恰斯(Petr Necas)在接受捷克電視台采訪時，稱哈維爾是“1989的象征”，並說他“為這個國家作出了巨大貢獻”。
英國《衛報》說，哈維爾的國葬很可能會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領袖、藝術家和知識分子參加。哈維爾曾是著名的劇作家和散文家。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政權鎮壓了布拉格之春之後，他越來越多的參與到反對共產獨裁鬥爭中，哈維爾鄙夷共產獨裁為“荒誕主義”。他參與為爭取言論自由的77憲章運動而贏得了全世界的欽佩。
《衛報》指出，哈維爾的非暴力反抗承諾確保了不流血的天鵝絨革命。也幫助確保了三年後的“天鵝絨分裂”，就是這個國家分裂成捷克共和國和斯洛伐克的過程也同樣是和平的。
文章評論說，哈維爾在東歐1989運動中的角色僅次於波蘭的瓦文薩。哈維爾是1960年代那一代人中政治覺悟蘇醒的其中一位。他的座右銘是：“真相與友愛必定戰勝謊言和仇恨。”
世界領導們向哈維爾表達了敬意。英國首相卡梅倫說：“哈維爾畢生致力於人類自由的事業。很多年來，共產主義一直試圖粉碎他，壓製他的聲音。但是哈維爾，這位劇作家和異見人士是不會被噤聲的。”
卡梅倫繼續說：“我這一代的人都將永遠記住二十年前（捷克首都布拉格）溫塞斯拉斯廣場（Wenceslas Square）上的那些強大的場景。（在那裏），哈維爾領導捷克人民驅逐了暴政，並幫助給我們整個歐洲大陸帶來了自由和民主。歐洲將永遠感恩哈維爾。今天他的聲音已經沉寂，但是，他的榜樣和他畢生奉獻的事業將永存。”
德國總理默克爾，曾經在東德長大，在共產主義崩潰的時候進入政界，她說她對哈維爾的去世感到“極大的沮喪”。默克爾給捷克總統克勞斯（Vaclav Klaus）的信中說：“哈維爾對自由和民主的獻身精神，與他的偉大人性同樣令人難忘。為此，我們德國人同樣非常感謝他。與您一樣，我們為失去一位偉大的歐洲人而哀悼。”
歐洲議會主席布澤克（Jerzy Buzek），是前波蘭總理和團結活動人士，他在推特上寫道：“哈維爾是天鵝絨革命和歐洲統一的代表人物。人們會非常懷念他。”
哈維爾的主要政治對手，在2003年取代他成為捷克總統的克勞斯，稱哈維爾是“捷克新時代的象征”。捷克外交部長施瓦岑貝格（Karel Schwarzenberg）補充說，哈維爾“把尊嚴送回給捷克民族”。
瑞典外交部長比爾特（Carl Bildt）在推特上寫道：“哈維爾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偉大的歐洲人之一，他提倡自由的聲音為歐洲統一和自由鋪平了道路。”
奧地利總統菲舍爾（Heinz Fischer）表示，作家和人道主義者哈維爾是一位令人欽佩的偉大歐洲人。奧地利外交部長施平德萊格爾（Michael Spindelegger）也形容哈維爾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一位不被強權收買的知識分子”。他說：“哈維爾的祖國和歐洲都應該感恩於他，哈維爾的道義權威遠超越了捷克。他以獻身精神和勇氣，將捷克從共產主義中解脫出來，並引領它走向了歐洲。”
鄰國波蘭，反共產主義的團結運動的創建人，也是前波蘭總統瓦文薩稱哈維爾是“為了民族自由和民主而戰的偉大鬥士” 。這位1983年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瓦文薩說：“（哈維爾的去世）是非常遺憾的事情，也是巨大的損失。他那卓越智慧的聲音將被歐洲牢記。”
哈維爾是在1989年的天鵝絨革命之後出任捷克總統的，並由此引領捷克走向民主。這位以“living in truth(生活在真實之中)”為座右銘的民主鬥士曾經撰寫下不少對世人影響頗深的文章。在2009年，哈維爾撰寫了一篇名為《難以預知的曆史》的文章中刊登在《世界報》上。哈維爾在文章中說，“當年我還是一位異議人士時，我曾經接待過一些來自西方媒體的記者，他們在提問中流露出對我們這些在人口總數中占極少數的異見人士居然公開致力於徹底改變社會感到不可思議，對他們來說，我們永遠不可能翻天。而且，恰恰相反，我們的努力似乎隻會招來新的迫害。沒有任何國家權力機構可以依賴，也無來自某個社會階層的明確支持，我們的願望是如此的徒勞。”
“當時對我們的行為感到驚訝的人認為他們對曆史的運行規則了如指掌，能夠預測哪些事業可能成功，哪些則希望渺茫；哪些是理性的、現實的要求，哪些則純屬狂想。在當年的談話中，我多次強調，在極權體製下，社會看上去鐵板一塊，忠於政權，實際狀況卻難以窺測。
事實上，這一由於害怕而形成的單一社會實際上比其外表要脆弱得多。沒有任何人能夠預測一個隨意形成的小雪球有朝一日居然會引發雪崩。這種想法雖然並不是我們當初行為的唯一動力，但是我們確實是這麽認為的。現在，我們可以得出明確的結論：永遠不要自以為對曆史演變的規律了如指掌，自以為可以預測未來。
二十年前捷克斯洛伐克的學生抗議示威活動受到無情的鎮壓，這一事件就像一個小雪球引發了雪崩，極權體製動搖，旋即土崩瓦解。當然，導致政權倒塌的原因很多：體製自身內部的深層危機，周邊國家政局的演變以及有利的國際大氣候，等等。”
然而，麵對一個解體後的新生國家，所要處理的事情千頭萬緒，哈維爾形容說，“在和平革命，群情高漲，無私奉獻的氣氛中，民主政治體製的恢複和經濟體製的非國有化看似指日可待。然而，事實卻並非如此。” 哈維爾在文中寫到，“事實證明，在幾個小時之內，甚至在幾天內醞釀，準備以及實施所有必要的改革是不可能的事。我曾經多少次因為事情進展艱難、處處碰壁而心煩意亂。對我來說，最為令人驚異的，我們可以在某種程度上影響曆史，但卻不能強暴曆史。”
“這也就是我所要表達的觀點，耐心可以得到回報。我們無論是在從事異議活動時還是在建立民主政權國家的漫長過程中都可體會到這一點，拔苗是不可助長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耐心是至關重要的。急躁引發傲慢，而傲慢又反過來滋長急躁。我所指的傲慢是自以為是世界上唯一全知全覺的人，是唯一掌握了曆史的人，所以有資格對曆史發號施令。如果曆史的發展超出了自己的預測，就不惜幹預。必要的時候，甚至動用武力。共產主義製度就是如此。
在這種傲慢與自信的推動之下，共產主義理論家和設計師們走向了古拉格。因為從一開始他們就確信他們掌握了曆史發展的奧秘，他們知道怎樣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社會。既然如此，還有什麽必要解釋呢？對這些知道如何立即為人類謀幸福的人們來說，普通人如何思想是不屑一顧的。對話隻是浪費時間，煎雞蛋必須打破雞蛋。”
“我個人最近幾十年來的經驗使我堅信，今天最重要的即是要謙卑地看待世界，尊重我們所不理解的，接受世界上有許多奧秘我們永遠也不會了解。在承認我們並不是全知全能、尤其是承認我們並不知道事物的結局的前提下承擔我們的責任。其實我們是無知的。但是，沒有人可以剝奪我們的希望。同時，沒有驚訝的生活也是乏味的。”
哈維爾出生於布拉格，由於父親是土木工程師，哈維爾在1951年完成義務教育後便因“階級出身”及“政治背景”的理由，而無法進入高等教育學校；於是哈維爾便一邊擔任學徒與實驗員，一邊就讀於夜間文化學校，才在1955年通過政治考核。之後哈維爾申請就讀人文學科，但屢次被拒絕，最後就讀於捷克工業高等學校經濟科。而哈維爾就讀戲劇學校的申請也不斷被拒絕，一直到1967年才完成戲劇學校的校外課程。
哈維爾自1955年便開始寫作有關文學與劇作的文章，1959年開始在布拉格的ABC劇團做後台工作，1960年開始寫作劇作。1963年，哈維爾第一個劇作《遊園會》在納紮布蘭德劇院首演，而哈維爾也屢次在公開場合批評有關政府所控製的作家協會與言論管製。1967年哈維爾與伊萬•克裏瑪、巴韋爾•科胡特和魯德維克•瓦楚裏克被從作家協會的候補中央委員中除名，之後哈維爾等五十八人籌組獨立作家團，哈維爾任獨立作家團主席。
在布拉格之春期間，哈維爾不但發表文章要求兩黨製的政治，更要求籌組社會民主黨；在1968年8月21日蘇聯派兵占領布拉格時，哈維爾加入自由捷克電台，每天都對現狀作出評論。布拉格之春後，哈維爾不但受到捷克官方的公開批判，作品也從圖書館消失，家中也被安裝竊聽器，並且被送往釀酒廠工作。但是哈維爾仍然持續寫作並公開要求特赦持不同政見者，並且與其他作家與異議人士發表七七憲章，要求捷克政府遵守赫爾辛基宣言的人權條款。1977年哈維爾被傳訊，同年10月以“危害共和國利益”為名判處十四個月有期徒刑；1979年哈維爾更被以“顛覆共和國”名義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半，引發國際社會的注意，歐洲議會更要求捷克政府釋放包括哈維爾在內的異議人士。在此期間，哈維爾的著作在歐洲大陸廣為流傳，許多年輕人讀過哈維爾的著作。
1983年哈維爾因肺病出獄，其他的刑期被以“紀念解放四十周年”為由被政府赦免。哈維爾出獄後繼續擔任七七憲章的發言人，並且不斷發表劇作與批判文章，而多次被警方拘留；1988年8月哈維爾發表《公民自由權運動宣言》，在1989年12月29日，在捷克斯洛伐克舉行的第一次真正的民主選舉中，出獄近42天的哈維爾被選為捷克斯洛伐克聯邦總統。1992年由於斯洛伐克獨立，哈維爾辭去聯邦總統一職；1993年哈維爾出任捷克共和國總統，並且於1998年連任。
哈維爾代表性的著作包括《無權力者的權力》、《獄中書簡》、《給胡薩克的公開信》、《論《七•七憲章》的意義》、《給奧爾嘉的信》、《故事與極權主義》、《第二口氣》、《政治與良心》、《哈維爾自傳》、《反符碼》、《乞丐的歌舞劇》、《車間主任》等。
（以上資料來源：網絡）
筆者閱讀過哈維爾《無權者的權力》德文一書，哈維爾反複使用水果店經理的例子來說明人們是如何和為什麽生活在謊言中的。這位水果店經理在其櫥窗上貼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哈維爾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謊言生活。因為，在哈維爾看來，水果店經理從來不去思考他貼在櫥窗上的標語，這些標語也不是他們的真實想法，和他們每天買進賣出的生活絲毫不相關，但是他為什麽還要將這些標語混於洋蔥和胡蘿卜之間呢？哈維爾的回答是：“很簡單因為許多年都這麽做，每個人都這麽做，這是必須采取的方式。如果他想拒絕，這可能帶來政治麻煩，他可能因為沒有照規定布置櫥窗而受到責備，甚至指控他不忠誠。他做這件事是因為如果一個人想生存他就必須做。”
筆者非常欣賞1989年哈維爾等在布拉格“公民論壇”製定的對話守則：
1. 對話的目的是尋求真理，不是為了鬥爭。
2. 不做人身攻擊。
3. 保持主題。
4. 辯論時要用證據。
5. 不要堅持錯誤不改。
6. 要分清對話與隻準自己講話的區別。
7. 對話要有記錄。(按：匿名也要負責。)
8. 盡量理解對方。
正因為如此，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麵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製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麽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無權者的權力和反政治的政治
作者：哈維爾
——後極權主義時代的人生哲學《哈維爾文集》序
李慎之
捷克現任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是我們時代傑出的思想家。他首先以戲劇家著名，後來又成為突出的異議人士、哲學家，最後因為一九八九年底柏林牆被推倒以後捷克斯洛伐克與一係列中東歐國家發生革命而被推為總統，到現在已經九年了。
雖然他擁有極其耀眼的頭銜，但是曆史將永遠記得他是一位促成了後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與實踐家。他最大的功績就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在後極權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
哈維爾出生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不到兩年半，希特勒的鐵騎就占領了他的祖國。他十二歲的時候，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發生了二月革命。因此，哈維爾一生迄今為止六十二年的時間絕大部分都是在右的和左的極權主義之下度過的。雖然他幾乎沒有過過比較正常的生活，但是由於良知，由於他相信“潛藏於人民心底的人道的與民主的傳統”，他還是能夠對極權社會作出深刻的反思與批判，為爭取真實的生活而奮鬥。他堅持不懈地這樣做了，終於成功了。
哈維爾成年之後大部分時間所生活的社會是他所謂的“後極權社會”。哈維爾所用的“後”是西方文字中的POST，即後工業化社會與前工業化社會之 “後”，相當於“在……之後” 的“後” 。但是，我認為這個“後”在西方文字中應是與EARLIER相對的LATER，相當於前漢與後漢之“後”。因為哈維爾所說的極權主義社會與後極權主義社會，在道統上與法統上並無改變，在性質上也沒有本質的區別，而且如果把他所描述的社會認為是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那末捷克在一九八九年底革命成功，他出任總統以後的社會，如果不算做極權主義之後的社會又是什麽社會呢？
還有一點，我對捷克的曆史近乎無知。我不知道那裏的後極權主義應當從什麽時候算起。哈維爾的文章裏有一處把一九五六年人民起義被鎮壓以後的匈牙利稱做後極權社會。如果那樣，那麽在蘇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給被處死的捷共原總書記斯蘭斯基平反以後的捷克就也可以算作後極權主義社會了。但是捷克情況的複雜之處在於它在一九六八年曾有一個被稱為“布拉格之春”的杜布切克執政時期，後者很快又因為蘇軍的鎮壓與占領而歸於消失，哈維爾的論文絕大部分都是在那以後寫的。在哈維爾的心目中，是不是一九六八年以後的捷克才算進入了後極權主義的時代呢？
除了在用辭上我不能不提出異議和在時代劃分的界限上有一點不明白而外，我完全同意哈維爾對後極權主義社會所作的描述與分析。
什麽是後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裏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製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製（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慌言。彌漫的，無所不在的恐懼造成了彌漫的，無所不在的謊言。
哈維爾屢次以下麵的一個案例來開始他的分析：
某一個蔬菜店的經理在他的櫥窗裏貼了一個標語：“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他這樣做的目的何在，他究竟要向人們傳達什麽信息？他是否對全世界無產者的大聯合真的十分熱衷？他當真覺得他的熱情強烈到非得讓公眾都了解他的理想不可？他是否真的想過，這個大聯合該怎麽實現，實現了又怎麽樣？
哈維爾斷言：大多數商店經理對於櫥窗上的標語的意義是從來不會過問的。
標語是上麵批發蔥頭和胡蘿卜時一起發下來的，經理隻有照貼不誤，否則便會有麻煩。他這樣做不過是表示“我，某某經理，懂得自己該作什麽，是個安分守己的良民，所以應該過上平安日子。”如果這個經理奉命貼上另外一條標語：“我膽小怕事，最守本分。”雖然意思是真的，但是經理倒不會無動於衷，因為這樣做就表示了他是一個怯懦的人，而這有辱他做人的尊嚴。因此這個經理貼“全世界的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可以掩蓋他唯命是從的可鄙的心態，同樣也掩蓋了權力的可鄙的基礎。“它用某種高等的東西掩蓋基本的現實。這個高等的東西就是意識形態”。
為什麽一個蔬菜店的經理會被編織進意識形態的網中？因為恐懼。每個人都有東西可以失去，因此每個人都有理由恐懼：
“因為恐懼失去自己的工作。中學老師講授他自己並不相信的東西，因為恐懼自己的前途不穩；學生跟在老師後麵重複他的話，因為恐懼自己不被允許繼續自己的學業；青年人加入……團參加不論是否必要的活動。在這種畸形的製度下，因為恐懼自己的兒子或女兒是否取得必要的入學總分，使得父親采用所有責任和‘自願’的方式去做每一件被要求的事。恐懼拒絕的後果，導致人們參加選舉，給推薦出來的候選人投票，並且假裝他們認為這種形同虛設的走過場是真正的選舉。出於對生計、地位或者前程的恐懼，他們投票讚成每一項決議，或者至少保持沉默。……”
怎樣才能打破這種出於恐懼而憑借謊言生活的現實？
哈維爾的答案十分簡單：“在真實中生活”，或曰“在真理中生活”，西方文字是LIVING IN TRUTH！
這話看起來太理想，太虛無飄渺，但是我倒也不想建議譯者改變譯文，因為如果用大白話來說，無非就是“過說真話的日子”或者是“生活在真話中”，“做一個說真話的人”而已。
不要把這樣簡單的話的涵義看得太簡單了。
在哈維爾看來，“假如社會的支柱是在謊言中生活，那麽在真話中生活必然是對它最根本的威脅。正因為如此，這種罪行受到的懲罰比任何其他罪行更嚴厲。”說真話，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說話行事，這對極權主義是極其可怕的事。“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說真話的威力被哈維爾比喻做安徒生的童話《國王的新衣》裏那個首先衝著國王叫“他光著身子呢”的小孩子一樣，能得到所有的人道義上的支持，因此是威力無比的。
正因為如此，哈維爾說：“時機一旦成熟，一個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個整師的武裝。這股力量並不直接參與權力鬥爭，而是對人的存在這個難於揣測的領域發生影響（難以預料的是在何時、何地、何種情況下，和多大程度上這種影響得以產生）。一場突然爆發的社會動亂，表麵上鐵板一塊的政權內部的劇烈衝突或者社會和文化界氣候發生無法壓製的轉變。因為所有的問題的關鍵被謊言厚厚的外殼掩蓋著。我們無法弄清楚什麽時間那最後一刻會來，那最後的打擊會來。”
哈維爾相信一定會來而又無法預言的最後打擊終於在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到來了。
哈維爾的主張實際上是“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除此之外，他還加上了第一次大戰後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總統馬薩裏克的號召：“從小處著手！ ”這是人人可以做到的，或者可以爭取做到的。這就是哈維爾所說的“無權者的權力”。
哈維爾很少研究和分析前期極權主義社會的結構和運作情況。在那個時期，生活的邏輯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開腔，我一定滅亡。”例子多到不勝枚舉，布哈林、季諾維也夫還有哈維爾本國的斯蘭斯基都是的。哈維爾應該能夠認識到，從那個時代轉變到人們多少可以爭取“說真話”，“從小處著手”，橋下流過的水（不，是血）已經很多了。既然曆史已經走到後期極權主義社會，那麽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熟悉的雪萊的詩句：“如果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人們說真話，動因是什麽？哈維爾回答說：“良心”。
他認為政治不應僅僅被理解為對權力的欲望和追逐，或任何控製人的權術和伎倆。也許陰謀可以使得某個人登上某個寶座，但這也就是他成功的頂峰了，因為不可能以陰謀改進和推動社會。在哈維爾看來，“政治是求得有意義的生活的一種途徑，是保護人和服務人的一種途徑”。“我們必須相信我們良心的聲音，甚於所有抽象推論的聲音，不去捏造任何企圖超越於良心的呼聲上的責任”。換言之，人們有權拒絕為適應政治需要而壓抑自己內心深處感到的道德要求。
在這裏，哈維爾有兩層意思：一層是針對後極權社會的。因為那是一個荒誕的道德淪喪的社會，要擺脫那樣一個社會，“必須回到政治的原點——有個性的個人，必須喚醒個人的良知” 。另外一層是針對曆史翻轉以後的社會的。他的觀點是：“最好的法律和所能想像的最好的民主機構，如果不是由人性的和社會的價值所支持，也將不能在自身之內保證其合法性。”“沒有共同擁有的和普遍樹立起來的道德價值和責任，也就沒有法律和民主政治，甚至市場經濟也不能恰當地運轉。”
自從馬基雅維利以來，西方政治學一直把政治定義為權力的遊戲，而哈維爾卻提出要以道德，以良心作為政治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正因為如此，他把這樣的政治叫做“反政治的政治”。
“反政治的政治”初見於一九七七年的“七七憲章”。哈維爾是憲章的發起人之一，大概這個詞兒就出自他筆下，至少反映了他的思想。
幾十年間，哈維爾就是憑借無權者的權力取得了行使反政治的政治的權力。人們現在期待他倡導的反政治的政治能取得進一步的成功。
哈維爾最初以荒誕劇作家成名，我對他的劇作沒有看過一個字，因此也不能讚一字。但是我知道他所以要寫荒誕劇就是要在這個荒誕的世界上尋求意義。他的一生是追求意義的一生。
為了這種執著的追求，哈維爾曾多次被捕，幾度入獄，甚至在他當總統那一年的上半年也基本上是在牢裏度過的。他說：“監獄生活是我人生道路上必要的和不可避免的一個階段”。也許，他在一九七九年底到一九八三年初最長的一段鐵窗生涯期間給他的妻子奧爾加寫的幾百封信是他的哲學思維和生命體驗的最集中的呈現。如他自己所說：“這些信使我有機會用一種新的方式審視自己，並且檢驗我對人生根本問題的態度。”
因為，在哈維爾看來，他所處的後極權主義的世界是一個荒誕的世界。它是無姓名的，無麵目的，沒有個性化的人，沒有“我”的。“人民”代表了一切，頂多再加上“祖國”、“階級”這麽幾個詞兒。因此，哈維爾直探本源，追求存在的意義。他說：“隻有我們從存在中分化出來，進入異化的世界，我們才能認識到存在的根源”。從存在分離出來的“我”，“隻能通過他自己在這個現實世界的存在，接近他所追求的那種存在（即存在的完整性）”。這些話也許有些拗口，但是其實同中國古代哲學所說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不已”即是“分分不已”的命題相去並不很遠。世界各種哲學的初始命題和終極命題，大致都應該是差不多的。
哈維爾並不諱言他對存在有一種神秘的信仰。他說：“追求存在，作為一種精神狀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信仰。一個追求存在的人在本質上就是對生活、世界、道德、事物的意義，對他自己持有一種信心。希望、驚奇、博愛、對存在的神秘性的本能的尊重，這一切揭示了他與生活的關係。”他還相信有“一個無所不在，絕對存在的地平線，……它存在於任何事物的背後，又居於任何事物之上 ”。對此，人們永遠應當謙卑。
我們中國人幾十年來飽受唯物主義的思想訓練，也許會不習慣於哈維爾很少提到但是決不諱言的對神的信仰。其實，中國哲學中本來有“敬畏天命”的傳統。這是一切深思的人都不能回避的問題，隻是，也許是受了“無法無天”的思想的影響，近年來有人以“與自然交朋友”來對“天人合一”作極其庸俗的解釋，使我們對中國哲學中最深刻的神秘性越來越生疏了。
哈維爾在存在與人的關係中看到了良心（即良知）這是我們中國人不難理解的。“天地良心”，“人心通於天心”，“良心即天理”這樣的話現在還存在於人們的口上筆下，可悲的隻是，這樣說，這樣想的人越來越少了。哈維爾的特異之處是他從人的同一性（IDENTITY，我譯“自性”）中看到了人的責任，每一個人對萬事萬物的責任。良心和責任構成了他的哲學的核心。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話“非常籠統、模糊和不現實”但是他保證“所有這些看上去樸素的字句來源於非常具體的對世界的經驗”。“實事求是”不也僅僅是兩千年前一個漢朝的皇子說過的相當模糊籠統的話嗎？但是在經曆過二十年極左路線之後，又有多少中國人不懂得它在生活中到底是什麽意思呢？
比良心和責任更具體一些的是，哈維爾特別強調公民和公民意識，這未免使我感到一絲悲哀。我在二十多歲時曾當過一陣公民教員。在去年有次討論政治改革的會議上，我說，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麽我的最高願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我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來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
哈維爾深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因此行文晦澀冗雜，但是即使如此，讀他的著作也不能不感到一種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就在他出任總統時的就職演說——《人民，你們的政府還給你們了》——中，他在曆數國家麵臨的問題之後說：這些都還不是症結所在。當前最大的問題是，我們生活在道德淪喪的環境中，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口不應心對我們來說已習以為常。我們已學會不相信任何東西，不再關心別人而隻顧自己…··（我這樣說時）我針對的是我們所有的人，因為我們全都已經習慣了，適應了這個極權製度，接受了這個製度是不可改變的事實，從而成全了它的運行。換言之，我們大家都多多少少對這部極權機器之得以運行負有責任。我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僅僅是這部機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運行，我們每個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這些話同我們二十多年前還想要“解放全人類”的橫霸之氣和現在侈談中國哲學“可以拯救全世界”的虛驕之氣相比，反差何其鮮明！
他在肯定民主自由已經在勝利中之後又說：
“但是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它將來也不會得勝。隻有那些相信自己了解一切，相信在自己之上再沒有更高的主宰，相信自己可以操縱曆史的人才會安於得勝的觀念。人間天堂還沒有得勝。我們前麵還有許多困難的時刻，得勝的隻是一個真正的希望。”
對最高的存在的謙卑永遠是哈維爾哲學的一部分，也應當是每個人的哲學的一部分。哈維爾的反政治的政治當初甚至反對組織政黨，反對提出政綱，他唯一的主張就是人人憑自己的良心說真話，做實事，不過他始終強調要“幹”。他說：每件事情堅持或失敗就在於“幹”……。事情在“幹”，原則上總比“不幹”要強。他在給妻子的有一封信裏說：“我可以以我認為合適的的方式行動。我深信每個人都應該這樣，即擔負起自己的責任。有人會反對說這沒有用處。我的回答十分簡單：有用。”
這段話也許是哈維爾對現在在中國紅極一時的捷克流亡作家米蘭·昆德拉的又一次答複。昆德拉曾經認為哈維爾他們所幹的不僅徒勞無益，而且隻是為了表現自己，也就是出風頭。但是曆史在僅僅幾年之後證實了哈維爾的行動的價值：“有用”。
張鐵誌：哈維爾和金正日的信念碰撞
12月17日，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逝世；12月18日，捷克前總統、劇作家哈維爾逝世。金正日是著名的極權者，而哈維爾是著名的反極權戰士，沒有比這兩個人的信念更針鋒相對的對比了。
金正日與其父親金日成在朝鮮製造出一個人類史上的巨大奇跡──一個完全由獨裁者控製的、由謊言建構的國度，一個隻有領袖與集體而沒有個人的國度，一個幻覺的國度。
而哈維爾最著名的信念卻是“生活在真實中”(living in truth)，是要人們打破幻覺，要人們重建個人的意義與責任。
朝鮮比所有國家都更全麵壟斷資訊，比所有國家都更成功地對國民進行洗腦。比如，家家戶戶都有廣播係統，而每天早上政府會通過廣播叫大家起床，然後開始告訴你要愛國家愛領袖……電視上的主播，乃至於你的鄰居，都不能表露真實的情感，每個人的靈魂仿佛是被一套神口的咒語所控製。
而作為劇作家、異議者與總統的哈維爾念茲在茲的卻是要喚醒人的價值，是要在政治中尋找道德。他追求的反抗不是去直接與政治權力衝撞，而是要求生活本身的多元和實現這些要求的基本權利。“生存的本質是傾向於多元多樣和獨立自治的，是轉向人類自由和完善的”，他說，“所以，生活在真實中是人類對外力強加的反抗……是人類爭取重新獲得責任的意識，是一種明明白白的道德行為”。
也因此，他批判的不隻是政治權力的壓迫，而是絕對的意識形態控製，因為以意識形態來實行的統治，把人的生活和曆史變成僵化的理論和規律，從本質上扼殺和否定了生活的真實性。意識形態是一種封閉的、排斥性的信仰，它窒息了人生內在的多元經驗和真實性，在人與社會的直接體驗之間建構了一個代替真實世界的表象世界。這個表象世界最鮮明的標記就是一個個統治標語。
沒有比朝鮮更完美的例子去展露意識形態的絕對統治、展現這個空洞的表象世界了，在那裏，徹底抹滅了個體生命的各種豐富的可能性。
當然，哈維爾的分析對象是已經進入“後極權”時期的捷克，人們已經不相信意識形態的謊言，隻是因為恐懼，所以假裝相信。哈維爾筆下的捷克蔬果店經理貼上“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的標語，是因為他們雖然不相信這些表象，但他們知道不貼就會惹麻煩。也因此，哈維爾呼籲人們從良心出發，去“生活在真實中”，追求自己的真實生活，讓“真理的細胞逐漸浸透到充斥著謊言的生活的軀體之中，最終導致其土崩瓦解”。
這就是“無權力者的權力”。
然而，朝鮮的民眾有這樣的一個選擇嗎？還是他們其實已經自認為是“生活在真實中”，因為他們其實不知道那些隻是統治者的謊言，他們也從不懷疑官方宣傳的意識形態？
我們當然無法知道真實的答案，因為那裏是一個不能被探索的黑暗世界。
但無論如何，哈維爾與金正日兩人都讓我們更好地認識了什麽是權力：前者教會我們如何麵對與反抗權力，後者讓我們看到權力如何被瘋狂地放大從而吞噬了人的意義，並且讓我們知道要如何警醒。
第一種可能性是金正日苦心安排的接班方案奏效，朝鮮黨政軍大權落入金正日幼子金正恩手中，金家世襲王朝順利過渡到第三代。金正恩在姑姑金敬姬、姑夫張成澤、繼母金玉等人的輔弼下，一切“按既定方針辦”，“完成主體革命偉業的繼承”。這樣一來，金家滿門上下皆大歡喜，朝鮮人民就要繼續受苦受難了。
第二種可能性是金正恩“嘴上沒毛，辦事不牢”，威望不足，經驗欠缺，接班很不順暢。金家權貴集團為了轉移矛盾，悍然對外挑釁，開展核試驗，發射遠程導彈，或者製造新的“天安號”、“延坪島”事件。萬一“擦槍走火”，導致南北大戰，整個朝鮮半島乃至周邊國家都要遭殃了。
第三種可能性是金家遇到大麻煩，就像1976年毛澤東死後的中國或者1989年的東德。如果像前者，那麽統治集團出現分裂，朝鮮式的“十月政變”一舉粉碎“金金張金”四人幫；如果像後者，那麽人民揭竿而起，朝鮮式的“推翻柏林牆”一舉跨越三八線，在自由民主的旗幟下實現半島統一。
上述的三種可能性已經可以包括90%的概率，但是也還有第四種可能性，雖然這種可能性的概率比較小。由於金正恩從小在瑞士接受教育，據說英語也不錯，他也有可能比他的父親更容易接受中國式的改革。金正日多次到中國學習取經，但是他始終下不了決心開放市場經濟。金正恩大權在握後，或者為了掌握大權，或許他會破釜沉舟，冒險一試。
馬建
作家
更新時間 2011年12月19日, 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1:07
哈維爾曾經發表公開信呼籲中國當局釋放《零八憲章》起草人之一的劉曉波。
當聽到捷克作家哈維爾去逝的新聞，我感到難以接受，因為這個時代不能缺少他。
去年冬季劉曉波因沿著哈維爾《七七憲章》的理念，發表《零八憲章》以推進中國民主進程而入獄一周年時，我還發表文章寫道，……是哈維爾的思想鼓舞了我們這些夢想中國也將擁有自由的人。而我們也希望在明年的11月，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向哈維爾頒獎，以令他的高貴品質得到褒揚。
這顆偉大的頭腦停止了，並伴隨他進入黑暗的隧道，我們再也讀不到那更深妙的思想。哈維爾，在一個缺乏思想家，更缺乏政治家的時刻，匆匆離去。
我不知道還有哪一位政治家對中國如此關注和了解。當劉曉波入獄時，他是唯一敢到中國駐捷克使館遞交了抗議信的前任總統。正如哈維爾當年發起了《七七憲章》運動，衝擊了捷克的極權社會，哈維爾的政治理念也激勵了劉曉波和大批有渴忘自由思想的中國人。可以說，由於捷克和中國的相似，他就是一位中國思想界的導師。
我又翻出哈維爾的評論文集，打開疊起的一頁：……哈維爾作為一位作家的影響力很多是來自傳統，他代表了捷克思想中最崇高那一部分……。是的，無論哪個國家，甚至哪一個專門扭曲甚至痛恨思想的製度，也都有一種正確的思想存在著，也可稱作民族的靈魂。古有文人孔子、屈原、杜甫，今有魯迅、胡適等。
那些承載了民族思想的作家詩人也許會被政權拋棄和流放，但他們忠實於自已的寫作信念：誠實。不帶著假麵具生活，更不會為一個謊言政府圓謊。
哈維爾就是勇敢地站在已經失去了道德底線的強權對麵，拒絕成為謊言的犧牲品。他以不被豢養的筆，去表達自己的政治思想。他的文學便成為社會的真實，對威脅思想自由的社會發出警告。可以說，哈維爾的寫作證實了文學的靈魂就是政治。沒有政治道德不對同胞處境表示關注的作家，都是偽君子。文學和政治合在一起就是良知，是思想最純粹的那一部分，它通行於全人類，並且總是有人繼承下來又不斷地行動著，哈維爾無疑就是這樣一位偉大的作家。
因此，正如當年的哈維爾一樣，一個文明的中國正從劉曉波這些政治犯的思想中逐漸浮現，正在中國的思想界發酵。哈維爾留給世界的不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的精神遺產，而是千萬個後繼者，用行為在改變社會，在推動哈維爾理念青年學者。哈維爾不但活在膽敢追求公民社會以及真正自由的作家、政治家心中，也會成為普通人的楷模，因為他就是一個普通的總統，普通的生活常人，即能真誠地對待敵人，也真誠地對待自已。這個時代缺少的就是哈維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