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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天安門 — 不能忘卻的記憶
6月5日,一個拿著購物袋的孤身男子站在長安街的正中間,試圖阻擋坦克編隊的去路。此人的最終命運依然不為人所知。這一場景成為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最具象征意義的圖像之一。
六四、天安門 — 不能忘卻的記憶
1989年4月15日,曾經在80年代先後擔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因心髒病發作而逝世,隨後引起學生強烈回響與悼念,並成為群眾聚集的最初動力。大學校園裏陸續出現許多歌頌胡耀邦的宣傳海報,呼籲政府重新審視胡耀邦的觀點。幾天過後,大多數海報開始提到更加廣泛的政治問題,包括有新聞自由、民主製度、以及官員貪汙問題等。4月15日以後,一些悼念胡耀邦的民眾也在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附近,自發組織小規模集會。同一天,北京大學與清華大學也在校園內設立胡耀邦的靈堂,北京當地學生陸陸續續聚集在天安門廣場上。4月16日,位於西安市和上海市的學生也開始組織類似的小規模學生聚會。
在部分大學生主導下,原本單純悼念的活動轉向要求政府控製通貨膨脹、處理失業問題、解決官員貪腐、政府問責、新聞自由、民主政治與結社自由等。4月17日,中國政法大學的學生為了紀念胡耀邦而製做了大型花圈,在同一天有更多群眾集結在天安門廣場上。下午5時,500名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共同抵達靠近天安門廣場的人民大會堂東門,表達哀悼胡耀邦之意。之後來自不同背景的演講者舉辦公開演說,內容包括有紀念胡耀邦、討論社會問題等。由於被視為將阻礙人民大會堂的運作,因此警方很快便介入示威群眾的聚會,並試圖說服學生離開天安門廣場。4月17日晚上,3,000多名北京大學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進行學校學生的遊行活動,很快地近千名來自清華大學的大學學生也參加遊行。兩隊學生抵達天安門廣場後,很快就與先前聚集在廣場上的群眾會合。隨著活動規模的增大,聚會活動逐漸演變成為示威抗議,學生們開始起草並向政府提出七項要求:
1.重新評價胡耀邦同誌的功過是非、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
2.嚴懲毆打學生和群眾的凶手,要求有關責任者向受害者賠禮道歉。
3.盡快公布新聞法,保障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
4.要求國家領導幹部向全國人民公開其本人及家屬的實際財產收入,嚴查官倒,公布詳情。
5.要求國家有關領導人就教育政策的失誤對全國人民作出正式檢討並追究責任,要求大幅度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
6.重新評價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並為在期間蒙受不白之冤的公民徹底平反。
7.強烈要求新聞機構給予這次民主愛國運動以公正如實及時的報道。
Vor 36 Jahren, in der Nacht zum 4. Juni 1989 schlug das chinesische Militär einen Volksaufstand blutig nieder.
Am 22. April 1989 besetzten zehntausende Studierende im Zuge der offiziellen Trauerfeier den Tiananmen-Platz („Platz des himmlischen Friedens“). Sie protestierten gegen das Regime und forderten mehr Demokratie und Rechtsstaatlichkeit.
Die Proteste weiteten sich aus – auch auf andere Städte. Mitte Mai demonstrierten mehr als 1 Mio. Menschen auf dem Platz. Die Regierung geriet unter Zugzwang und rief am 20.5. das Kriegsrecht aus.
In der Nacht auf den 4.6. rückte das Militär – die Volksbefreiungsarmee – mit Panzern gegen die Demonstrierenden vor und eröffnete das Feuer.
林培瑞: 我們為什麽記住六四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時候蔣捷連才17歲。今天,他仍然是17歲。他永遠是17歲。死去的人不長歲數兒。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那些逝去的亡靈,始終困擾著劉曉波,直到曉波去世;亡靈們也將困擾我們,直到我們也去世。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刺刀上閃爍的篝火,令人難忘;即使沒有親眼看見過的人,也不會忘記。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讓我們看清了中國共產黨的本質。在那會兒,這個黨所有的外衣脫落在地,毫無隱藏。沒有任何書籍、電影或者博物館,能夠讓人看得如此清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普通的工人倒了下去。我們不可能記住大多數他們的名字,因為我們不知道他們的名字,從來也不知道。但我們記住了他們作為人的舉動,我們也記住了自己始終不知道他們的名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這是最壞的中國,但也是最好的中國。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它是一場大屠殺--不僅是一場鎮壓;不是一個事故、事件或風波;不是一次反革命暴亂,不是一個模糊的記憶;不是如同今天中國的一個孩子所能夠想起的,一片空白。不是別的,是一場大屠殺。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正如方勵之以他的特有的幽默所說的:世界曆史上很少有大國侵略他自己。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我們想知道那些殺人的士兵們, 自己有什麽記憶。 在執行凶狠的命令之前,他們在北京的郊區被洗腦,以為是要平息暴徒。因此這些普通兵也是受害者。我們不知道他們頭腦中想過什麽。但是我們記得我們想知道。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丁子霖還活著。她82歲了。她走到哪兒,便衣警察跟到哪兒。為的是安全。丁教授的安全嗎? 不是。為的是國家的安全。沒錯,一個擁有千億元GDP和兩百萬軍隊的政權,竟然需要保護自己免受一個82歲老太太的傷害。怕的不是他的力氣,是她腦子裏的想法。那想法是有力量的。這是我們值得記住的。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要支持其他的想記住的人。我們單獨記得。但也是跟朋友們一道記得。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記憶對我們自己有好處。是我們自己的利益。 政治提到"利益"總是物質利益。然而精神上,道德上的利益同樣重要--不,更加重要。比擁有一艘遊艇重要得多。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六四是五分之一世界的曆史轉折點。是一個朝向可怕的方向的轉折。我們不希望看到,這也是把世界帶到溝裏去的那樣一個轉折。但我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得走著瞧。
我們記得六四,是因為隻有通過記性,這種事兒才能在腦子裏存在。 難道能夠想像得出來嗎?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有些人非常希望我們記住。我們記住,對他們是莫大的安慰。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另外有些人非常願意看到我們遺忘。 遺忘有利於他們維持政權。多麽卑汙!哪怕記住屠殺是我們抵製獨裁的唯一方法,我們還是得記住,還是得抵製。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記憶能提醒我們中國政府撒謊的方式。自己都不信自己的謊言。 說中國人民早就對"天安門廣場上的反革命暴亂作出了正確的判斷"。但是每年的六四,便衣警察阻止人們進入天安門廣場。 為什麽?--假如中國老百姓真的做了政府宣揚他們做了的所謂"判斷," 那為什麽不讓人家進入廣場去譴責反革命分子?警察的在場,說明政權不相信自己的謊言。
我們記住六四,是因為人腦受到巨大衝擊之後,需要很長很長的時間才能開始恢複。哪怕我們下決心從明天開始遺忘,也肯定忘不了。
(本文首次發表於2019年5月30日)
本文作者林培瑞(Perry Link)是美國漢學家、哈佛大學哲學博士。曾擔任普林斯頓大學東亞係研究講師,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講座教授。
但WXC中第一大外宣和第一騙子,居然居心叵測地發表了一篇文章,試圖將1989年廣場上的年輕人與中國曆史中的共產黨間諜(如錢壯飛、李白等)進行對比,暗示如果這些年輕人生活在不同的時代,或許也能成為“為共和國獻身的英雄”。這種對比顯然是顛倒黑白,充滿了邏輯上的問題。
錢壯飛、李白等人選擇為共產主義事業獻身,他們的犧牲是在國民政府的壓迫下,處於一個敵對的政治環境中。他們是職業間諜,是革命的先鋒,參與的是直接推翻政府的武裝鬥爭。而1989年廣場上的年輕人,麵對的是不同的曆史局麵:他們並非要推翻政府,而是希望通過和平示威推動更多的民主改革,他們的訴求並沒有涉及暴力或推翻政權。將兩者混為一談,明顯是在故意模糊曆史的真實麵貌,試圖為共產黨在六四事件中對赤手空拳的民眾進行武力鎮壓找尋所謂的“合法性”。
文章中的一句話:“社會的發展和民眾的生活水平提升,才是最能體現曆史意義的最終標準。” 這正是典型的中國官方言辭:六四事件後的政治動蕩與痛苦,反而被包裝成一個“有益”的過程。政府通過“穩定才是發展的前提”的論調,暗示暴力鎮壓是推動經濟增長和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這樣的論調無疑是大外宣的慣用伎倆,極力淡化事件的曆史意義,並將血腥的曆史翻篇為一段“有益的過渡”。
盡管文章提及1989年事件,但並未深入探討事件的核心,也沒有真正觸及背後深層的社會與政治因素。相反,通過模糊的類比和假設,試圖抹殺事件的真實曆史,並為政府的屠殺行為辯護,實在令人不齒。
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 槍聲一響, 原來躲在家裏不願意湊熱鬧的百萬市民們紛紛湧上街頭, 與學生一起麵對槍口. 中國北京, 槍聲一響, 原來在街上湊熱的百萬市民, 紛紛躲回家去, 留下學生麵對槍口。這樣的人民被這樣的政府統治一點也不冤.
要改變政府, 先改變人民, 否則不過就是推翻一個皇朝, 迎接另一個皇朝. 中國幾千年的曆史這樣的輪換已經上演了幾十次, 每次都是千百萬生靈塗炭, 十室九空, 生產力極大地倒退.
在美國痛罵中國政府的人與在中國痛罵美國政府的人在本質上沒有區別, 都是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大義凜然地展示自認為的勇敢與正義, 其實都是一樣地懦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