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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中國出版業的管製與變化
* 2011-09-30
* 旺報
* 【謝盛友】
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便跟大陸出版業打交道30多年，我的歸納總結是：中國對出版業是管製的，中國的出版業是變化的；中國對出版業的變化是管製的，中國對出版業的管製是變化的。
在中國，出版業由「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統一管理，要在中國發行書報雜誌，出版單位的申請書應檢附出版單位的章程、申請設立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及其主管機關的相關證明。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從收到設立出版單位的申請之日起90日內，作出批準或不批準的決定，並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門，書麵通知發行單位；若不批準，會敘明理由。申請設立出版單位的主辦單位，應自收到批準決定之日起60日內，向所在地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出版行政部門登記，領取出版許可證。登記事項由國務院出版行政部門規定。出版單位經登記後，持出版許可證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登記，依法領取營業執照。
出版自由有很多定義，在我看來，要求不高，隻要日報或期刊的ISSN刊號可以免費獲取就行。比如在德國，主管單位是德國國家圖書館，而不是國家新聞出版總署。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早就成了出版人在中國的「潛規則」。2007年底，大陸同業邀我回去一起出版月刊，我們當時分析了期刊出版管製的情勢，決定以書代刊（以書號代刊號），這是因為申請不到正式刊號。理論上，這樣的作法是可行的，可以用書號的叢書形式出版期刊。但是，實際上行不通，因為大陸書號買賣的價格太高，一個書號大約1至3萬元人民幣，不是大財團，很難砸重金。2009年，韓寒的雜誌《獨唱團》也是以書代刊，但出版一期後，《獨唱團》第2期便停刊了。
新聞出版總署先後頒布《音像製品批發、零售、出租管理辦法》、《外商投資圖書、報紙、期刊分銷企業管理辦法》、《中外合作音像製品分銷企業管理辦法》和《出版物市場管理規定》，這些法規隻是在發行和零售方麵打開大門，而在出版環節根本沒有放鬆管製，反而造成出版行業的尷尬：盜版盜印猖獗和書號價格飆升。
9月24日，香港鳳凰衛視播出了《問答神州》，主持人吳小莉對中國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署長柳斌傑進行專訪。柳斌傑表示，要盡快打通民營出版業和國有出版業的接軌通道，讓民營出版業由體製外變成體製內，並且能夠參與書號申請。
盡管我對中國出版自由比較悲觀，但是，允許民營出版業進入體製內，至少可以享受到體製內的某些權利，至少可以申請書號。民營出版業多了，體製的管製必然發生變化，迫使相應的審查逐漸寬鬆。
（作者為歐洲《European Chinese News》出版人）
（文章來源：2011-09-30 刊登於台灣《旺報》，同日《中國時報》（電子版） 發布，轉載請注明出處。）
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被"撤離"
來自《長城月報》現編采和運營團隊的消息稱，現團隊因"眾所周知"的原因被迫"撤離"長城月報社。
《長城月報》由中國長城協會出版、長城月報社主辦，在香港注冊，獲準在中國大陸發行，改版後第一期在2010年1月25日發售，中央文史館館員趙德潤任社長、朱順忠任總編輯。北京的消息稱，該刊因屢觸敏感話題惹怒當局，例如，此前，該刊的《質疑計生國策》報道，就被中共中央某高層點名批評。據消息人士稱，日前，《長城月報》主管單位長城協會下發通知稱："不再聘用朱順忠為《長城月報》總編輯及其團隊"。
長城月報團隊被清洗一事，似乎頗為突然，在9月25日，該刊還在大連舉辦了"輿論監督之辯證"高端論壇，邀請了學者賀衛方、展江、蔡霞等，媒體人王克勤、日本讀賣新聞加藤等人演講。
多樣原因導致
消息人士對記者分析，此事導火索"很複雜"，並非僅僅一兩個報道，所以采用清洗團隊，而非雜誌關閉整頓的方式，則是"長城協會和外部壓力達成協議"。對此，北京的媒體人楊桐說，"以針砭時弊遭黑手，屬情理之外，意料之中。"
該團隊致函其專欄作者及自由記者，稱10月刊所選用文章雖已上版但無法麵世，"甚為遺憾"。因此，第一時間通知作者，"本期所采用的文章，可另作他用，已發表過的作品正常寄發稿酬，希望作者諒解"。
在致作者的信中，《長城月報》的現采編團隊對作者們表示感謝，他們說，"感激各位師長長期以來對我們的支持與鼓勵，感謝您為我們所寫的每字每句，感謝您為推動中國民主法治進程所作出的努力。"該刊團隊對一直支持他們的讀者表示深深歉意。另據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有部分媒體正在與該團隊接觸，希望能與他們合作。
該刊總編輯朱順忠在其微博上感慨地說，"深秋已至，寒冬即將輪回；幾天來北京的暮秋卻突然讓我感到很冷，以致心寒似冰。都說冬天已經到來，春天將不遠，可因何深秋輪回後，冬天就透骨寒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