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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羅歸來談埃及
—— 采訪開羅德國中學校長魏斯訥
作者:謝盛友
魏斯訥(Erhard Wiesneth)是我二十多年的好朋友,當年他差一點到長春擔任德國中學校長,由於各種原因,他到了開羅。2011年2月1日,他與其他同事一起乘坐漢莎專機返回德國班貝格。到家後,埃及局勢仍在惡化,他慶幸自己的正確決定。
謝盛友:這些日子,你是怎樣過來的,難道不害怕?
魏斯訥:我怕什麽?我若留在開羅,是我老婆擔心受怕,為了減少家裏人的牽掛,所以,我才決定回來。到家時,我老婆哭得幾乎癱瘓。1月26日,我們看到示威,第一反應是,非常興奮。埃及嘛,畢竟是一個獨裁國家,示威對抗政府,於平民老百姓應該是好事。不過事態演變,局外人很難清楚其內幕。我能清楚告訴你的是,這是“秀才造反” ,是一場“麵書革命”(Facebook Revolution),當局用現代化手段對付現代化革命,做法很簡單,1月26日晚上開始,全部通訊手段被切斷,電話(包括手機)根本打不出去,我無法與大使館和家人聯係。當天夜裏已經戒嚴,不過我們還可以隨便走動。當地公民很有覺悟,自動組織起來維護治安。夜裏我散步看熱鬧,遇到我一位朋友在站崗,他勸我,搬到他另外一個朋友家裏居住,說那裏安全措施好些。我問他為什麽,他說,你們外人不知道,當局一夜之間釋放了數千監獄罪犯,這些人是“暴亂源”,穆巴拉克需要這些人,希望他們打砸搶。
謝盛友:國外的媒體好像不是這樣報道的。報道說,這是“公民反抗運動”。
魏斯訥:沒錯!是那些讀書人在號召反腐敗,爭取政治的參與權。我不知道,你們中國讀書人有多大能耐,像埃及這樣的國家,大約40%的文盲(總人口:82,982,364人),若不是窮人團結起來反抗富人,“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埃及由於宗教的原因,那些窮人的溫順,你沒親曆,不可能想象得到。在埃及這麽年,我親眼看到的穆斯林,與歐洲書本告訴我的完全不一樣。
謝盛友:你不是說“秀才造反”嗎,中國有句古話“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老百姓過日子,圖的就是有田種、有飯吃、有衣服穿,但要是統治者不給老百姓這條活路的話,那麽,老百姓造反,江山易色。但是,我們中國的曆史,怪怪的,成功的叫起義,失敗的叫造反。不知道當中的政治原因是什麽。我知道的是,中國的秀才讀了點書,明白一些道理、法律,反而沒有膽量去闖反,生怕惹上是非。中國的知識分子,最希望統治者白白給他們支配權。但是,埃及應該不一樣吧,據說,德高望重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巴拉迪抵達開羅,參與反政府示威,要求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下台。
魏斯訥:這才是埃及“秀才造反”的致命傷,在埃及,有幾個人知道你“巴拉迪”是誰?埃及的命運,還是由在埃及的人來決定,你“巴拉迪”就老老實實地呆在維也納好了。
謝盛友: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政府認為,如果巴拉迪接班,對西方有利。埃及對於美國和歐洲很重要嗎?
魏斯訥:當然!埃及對於美國來說,是控製阿拉伯世界不可缺少的基點,所以在巴以和談中是一個最重要的盟友。在1967年與1973年與以色列爆發戰爭後,埃及於1979年簽署了和平條約。以色列和埃及每年都會收到來自美國的數十億美元的援助。至於德國嘛,我們由於曆史上的原因,對以色列,我們“以帶罪之心,做贖罪的努力”。當然,我們在埃及,在全世界花錢開展“日耳曼化”攻勢(比如辦德國學校),我們的目的就是要培養親德派。
謝盛友:開羅的“秀才革命”和北京的六四有否可比性?
魏斯訥:像!讀書人都想參與政治。不像!鄧小平是一個獨立的大國強悍獨裁,他掌控自己的軍隊,想都沒有想過妥協的問題。他不可能給退路,隻有別人讓路。鄧小平堅持的是“穩定壓倒一切”。鄧小平下命令,用不著看別人的眼色和臉色。而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則是一個非常出色的外交家,他堅持的是“穩定有利一切”。穆巴拉克這個堅持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戰略吻合,他的“妥協”做得很漂亮,他要看美國人的眼色和臉色,他每年拿人家那麽多錢,他最清楚美國和歐洲國家需要什麽,希望他“穩定”過渡到他的兒子接班,埃及繼續“穩定”。美國和歐洲,需要的是埃及的“穩定”,他們並不關心埃及人大約40%是文盲,生活在每天收入隻有兩美元的水平,這部分人需要依賴食物補助才能生存,這不是歐美的問題,是埃及的問題。
寫於2011年2月9日,德國班貝格
我這麽覺得毛澤東就是秀才造反呢。陳獨秀、毛澤東、都是秀才。鄧小平也是法國留學的海歸。
“穆巴拉克這個堅持與美國和歐洲國家的戰略吻合,他的“妥協”做得很漂亮,他要看美國人的眼色和臉色,他每年拿人家那麽多錢,他最清楚美國和歐洲國家需要什麽,希望他“穩定”過渡到他的兒子接班,埃及繼續“穩定”。美國和歐洲,需要的是埃及的“穩定”,他們並不關心埃及人大約40%是文盲,生活在每天收入隻有兩美元的水平,這部分人需要依賴食物補助才能生存,這不是歐美的問題,是埃及的問題。
”
“穩定”忽然高於民主人權了,美國又要學習中國“維穩”了?這讓民主人權人士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