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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盛友：迫切了解動亂真相
去年這個時候我給萬鋼同學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我們都曾經留學歐洲，我們都沒有直接參與六四運動，我們承認，1989年發生六四時，我們已經身在海外，我們獲得的信息是從西方主導媒體的話語而來，我們深知，西方話語權主導下的媒體的報道，也許片麵甚至歪曲，也許是錯誤的信息，也許不是真相，至少不是全部真相，所以我們迫切想知道1989年的真相，一個在中國人媒體話語權主導下公布的真相。
同學，你現在近距離靠近中央權力，一言九鼎，麻煩在人大開會時提出議案：“四•二六社論”是否可以從新討論？
《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又稱“四•二六社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官方《人民日報》於1989年4月26日在頭版頭條刊發的社論，內容針對之前全國各地學生因悼念中共中央前總書記胡耀邦而發展出來的學生遊行活動進行了批評，並將學生活動定性為動亂。
這篇社論是由國務院總理李鵬下令，胡啟立組織，曾建徽執筆起草，社論的大部分內容得到鄧小平的支持。1989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將政治局會議和鄧小平的看法通報趙紫陽和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李鵬還要求胡啟立負責，由曾建徽起草《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後稱“四•二六社論”），當晚就在中國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和中國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節目中播出，次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全文。社論稱，“有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生製造混亂，“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社論發表第二天，在上海擔任市委書記的江澤民以市委的名義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要求黨員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精神，製止動亂；北京也召開萬人基層黨員幹部大會，李錫銘發表講話，稱要維護首都社會穩定，批評學生是在搞“文革”，是製造動亂。
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在基層引起反彈，很多人對將事件定性為“動亂”表示不滿，很多大學黨委組織報告中也有不滿，稱社論的發表在學生中有很大抵觸情緒。
同學，文化大革命是一場動亂，這是我們出國之前中共中央定性的，我們就是在十年動亂中長大的，我們深知，我們在國內親身經曆的文革和在海外看到的1989，其“動亂”的情況和程度是不一樣的。為什麽不一樣？我們不知道，所以我們真的很想知道真相。
同學，我們現在不論留在歐洲還是在國內，都心係祖國，都得對得起“留歐學人”這四個字，要對得起這四個字，首先要真相大白。真相大白有很多好處：
第一、若真的是動亂，中央領導人會教育人民，請今後不要動亂，我們相信，大多數中國人民都不喜歡動亂，都想過安定的日子的。
第二、若不是動亂，那麽那篇社論是錯誤的，討論一下未嚐不可？
第三、大學者阿克頓說“曆史的教訓就是，人們往往沒有從教訓中吸取教訓”，那是英國人說的話，我們中國人是善於從曆史中總結和吸取教訓的，要吸取和學會教訓，做到今後不犯同樣的錯誤，當然首先要明白教訓的真相。
寫於2009年3月12日， 德國班貝克
感謝討論,受益匪淺.
感謝討論,受益匪淺.
政治也在改變。
我還是相信國人的智慧的。
從廣義而言，每一個國民都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因為誰也離不開政治，它管你吃喝拉撒一切。。。吃喝拉撒有政治。
我又認為，政治也是很高深的專門學問，我自己實在難以說清它。
一介平民，也隻能祁福上天們，信守良知。
當然，我樂見所有的對老百姓有用的改革。
先生的思考，也是可敬的。
比如，高官問責製。
比如，高官財產申報製。
比如，高官子女任職回避製。。。
或者，想當官，就別發財，要發財，就先別當官兒。分的清些，
倒是可以試試，可能正在試。
小火慢燉，適當加鹽。。。別把老百姓飯碗給打了，就行。
愚民愚見，瞎說。
再次拜讀回帖：
再謝！也同向謝先生表示謝意！
意見不同，極為正常。
提出問題也很重要。
這件事在中國很不容易做， 要有代價，主要還是過時的君臣觀念和依法治國理想之間的衝突， 隻有後者真正成為國人精神價值的支柱，中國從精神到製度的文明才能有大的進步。
我很樂意看到國內國外都有願為推動中國的文明進步而貢獻力量的人們， 像博主這樣的。
特別感謝謝先生的文章與思考。
我在網上又查了一下， 全國人大現在有初步的憲法審查程序，有就比沒有好。 但是這個審查程序裏有幾個缺陷：
一， 各級政府機關的具體行政行為似乎不在審查之內， 全國人大隻對他們的規章製定行為有違憲審查權。
二，提起審查的案件是否一定立案進入審查， 如果不立案的， 是否要給申請的公民和組織以書麵理由， 哪些是合法的拒絕審查理由。這些沒有清楚規定。
三， 審查是由專門委員會和法製工作委員會共同進行， 不同意見如何決策，沒有一個法定的投票機製。 不明確誰是有權投票者。 任何多人決策的事項， 都需有具體決策程序才能運作，這個程序就意味著參與決策投票的人真正要負起決策的責任來。責任隻有落實到個人才有人承擔。
四，審查裁決結果，要公開。 每位參與審查的委員投票情況也應公開，這樣他們才能真起到對憲法負責， 對公民負責的作用。這一點也沒有規定。
如果以上幾點能夠改善， 相信違憲審查製度就能真正起到作用。
但是，公民組織可以就政府的一些規定向全國人大提起違憲違法審查申請， 畢竟是第一步， 雖然還不完善。 中國公民應該積極利用這個渠道，試多了，就會變成解決問題的一個渠道，也幫助推動它將來的繼續修改完善。
比如說， 如果北京市今天發布一個書麵戒嚴令， 或者國務院發文認為某事的性質是動亂， 任何公民組織如果認為它違憲，都可以向全國人大提起違憲審查的申請。如果人大把政府的這種書麵文件認定為法規規章的話。
回複先生以上文字：
1，辦法就是小火慢燉。
2，對老百姓的得失，我當然在意，因為我自己一家都是老百姓，也得過，也失過。
再謝你回帖。
拜讀先生的回帖。
中國的改變是必然的，做為一個普通中國人，何嚐不樂見更加民主富強的中國呢？
多給些時間，再補補中國的體格，先盡量不要折騰它，還是重要的。此如履深淵，手如握虎，不能不慎。
賭，是容易的，中國失控也是容易的，人們應深思。
其他的，都是通理，所謂普世價值，如你所說，勿需贅言。
愚見，不足道耳。
謝你回帖！
人大可以成立憲法審查委員會，意見不同時，按一定的投票規則決定。這樣做出的決定， 每個委員會委員要對自己的投票負曆史責任。
或者成立憲法法院， 憲法法院的幾位法官意見不同， 也是投票並陳明理由自己為什麽支持為什麽法反對一項決定。
不管哪項製度，決定是公開的， 決定一出，既有法律效力， 政府和公民都得執行。 而委員或法官個人則為自己依照法律和良心所作的決定在曆史上任後人評判。
中國也能作到這些，好處是，免得一件事過去二十年都在人心中懸而未決。也免得發生大事時沒有人認真為這個國家承擔曆史責任。
如何應付老百姓的批評，黨早說過： 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
中國政府， 人大如果總是被供養起來， 當成溫室花朵， 何時能成熟，將來如何就有能力以理服人或者依法服人? 在此之前政府濫用權力的事情就都應該以一句中國需要時間而逃避責任麽?
真有違法搗亂者， 那麽大的國家司法機關依法按正當程序處理，於法有據，於情有理， 有何畏懼?
真是政府的錯兒，政府就應該承認錯誤，或者法院就應該主持公道判政府錯， 要依法改正。 不然人心何時能服?
照你的主意， 百姓都該自覺把政府當成神，不要提議見， 這樣政府就能進步了， 中國就能發展了?
我從你的主意裏既沒看到能使中國進步的辦法，也沒看到你對老百姓的得失有任何在意。
我們討論的目的是要使中國更文明，進步。不是為了給政府的錯誤找理由。
按照你的思路， 文革是老毛搞的，是黨發動的。 錯了，百姓也不該批評，人死就死了，事錯就錯了， 大家都不要埋怨就好， 以免影響中國的形象和穩定發展。
但是， 連共產黨裏都還有很多有良心的人士，他們認為， 黨要是不承擔這個責任， 認這個錯，良心上就永遠對不起那些被冤枉整死的人。 由於他們的努力， 黨認了文革的錯， 老百姓心胸是寬容的，認了錯了， 就不死究著黨不放，並沒有人造反。
所以， 我覺得你把百姓的境界想得太低了，把黨和政府看的太神聖不可觸碰了，你所預測的將來可能發生的情形根本就沒有事實根據。
另外，為了穩定就就可以殺人的理由已經被曆史否定。公園四五百年前，蘇格拉底就因為蠱惑民心腐蝕青年的罪名被殺，但他的名聲一直流傳，證明著殺人的錯誤。 西方國家後來從中汲取了曆史的教訓， 中國人應該幫著自己的政府避免前人犯過的錯誤才是聰明。
回複以上文字：
人大們討論再打起來，咋辦？
請太空人，聯合國來收場？
能不天下大亂？
就是好心，也不是好主意。
正因為是犧牲品,更想知道真相.
你沒看出來,我說反話嗎?
“我們中國人是善於從曆史中總結和吸取教訓的....”
事實正好相反：我們中國人是從來不善於從曆史中總結和吸取教訓的。
一個公認的事實就是，自古到今，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在不斷偽造篡改曆史，從《資治通鑒》到《二十四史》，到今天的近代史、當代史，太多的假東西被當權者們以各自的需要塞進去。
你說這樣的假曆史能起到“總結經驗和吸取教訓”的作用嗎？
沒有經過文革吧？
俺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的。所以，明白學生們向來是政治上的犧牲品。文革中的五大紅衛兵領袖的水平遠遠高於六四學生領袖們。可是，他們上哪了？
中國近代史上，無論是同盟會，還是共產黨的成立，都有外部勢力介入。什麽目的呢？慈善機構啊？
老話一句：政治是鬼祟和黑暗的。學生們，怎一個幼稚了得？
《萬潤南的悲劇》
蘆笛
和合出來胡攪蠻纏一通，倒讓我想起老萬的悲劇來，越想越覺得悲從中來。
許多網友表示了對老萬的欽佩，覺得他為了良知棄榮華富貴如敝屣，光這一點就值得欽佩。我倒不覺得這是最難能可貴的。拋棄國內的榮華富貴跑出來的人也不光是他一個，例如體改所那夥人，若順風轉舵留在國內，現在的富貴日子又豈能是國外能比擬的？極而言之，我黨當年棄富貴如敝屣的誌士也不少，彭湃烈士就是一位，還帶著暴民分他家的家產，這從審美角度來看當然非常了不起，但這種美學上的高尚總比不過神風特攻隊或回回的人肉炸彈吧？那又給人民帶來什麽好處？
老萬最難能可貴之處，我其實已經在和合批駁的那篇文章裏說過了，那就是，他為現代中國文明化作出了難得的犧牲。光是有他那見識就很了不起了，更別說為了身體力行那見識被迫亡命海外，至今有家歸不得。
89年那檔子爛事，凡是長了腦袋的人都能看出來，如果朝野不是那麽愚昧，完全不必以殺得血肉橫飛收場，為全民留下了個無窮隱患。可惜我黨的邪惡野蠻統治既敗壞了朝野雙方的心術，又取消了他們的政治智慧，於是就隻好以大屠殺落幕。
這本是全民的大悲劇，但更可悲的還是，直到今天，整整二十年過去了，反思和激辯的文字汗牛充棟，可中國人仍然沒有多少長進。無論是海內外，都仍然沒多少人看出這爛事本來完全可以用文明方式解決，而六四的最大遺恨，就是老萬及其同道的努力流產了。“殺得好”派的隊伍反而還越來越壯大，囊括了許多當年的示威學生，當真是讓人無話可說。
如果咱們心態正常、神智正常的話，那就該立即看出來，戒嚴令一下，朝野對立便成了難以化解的僵局。雙方都難以下台：朝廷覺得丟了麵子，而人家日本人早就說過了：“中國人的血管裏都流著要麵子的血。”中國政府在百姓麵前尤其如此，因此不能不使出辣手來，讓百姓從此知道敬畏自己，而學生又因為戒嚴令變相宣告他們是嚴重破壞社會治安、動搖了政府統治的暴徒，如果就此屈服，乖乖撤回去，則勢必要讓政府秋後算賬，不但學領們要被投入黑牢，就連普通群眾都得在檔案上記上一筆（請別忘記那是80年代，大眾對我黨引蛇出洞的偉大戰略餘悸猶存）。因此，兩邊都給逼得無路可退，隻好頂牛到底了。
老萬當初提出的方案，正是化解這僵局的唯一方法：兩邊都各退一步，學生撤回去，人大常委會使用憲法賦予他們的權利審查國務院的戒嚴令並overrule之（請法律專家們別忘記，憲法規定人大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完全有這麽做的權利）。如此則既使朝廷免去了學運壓力，又從根本上消除了學領們的擔憂，使學運能以雙方妥協的方式和平結束。
可悲的是，在中國那種爛汙國家，這種明智方案絕無可能讓對立雙方接受，隻會讓自己變成兩頭受氣的風箱裏的老鼠，不見容於任何一方。飽受我黨“鬥爭哲學”洗腦的老百姓不可能接受這種“投降主義”，大概還要對這種“體製內人士”的叵測動機心存戒備。哪怕是今天，魏京生輩恐怕還要大義凜然地譴責這種 “怯懦的跪著造反”。另一方麵，這更犯了朝廷的大忌，所以老萬非逃不可。
和合在樓下質問老萬曰：你既然勸學生撤退，又何必逃出國來？心智正常的人早該明白老萬為何非逃不可了。我早寫過無數文章強調指出，中國現在的當務之急，不是民主化而是文明化，而所謂文明化，就是嚴格按照明規則辦事。中國社會之所以爛汙腐惡，就在於全社會都不按規則，無法無天亂來一氣。這就是我黨統治作的最大的孽。
上次我寫《臨時約法：孫大炮扔下的捆仙索》，老金看後說，其實憲法訂得再合理也沒用，反正大家也不會拿它當回事。我覺得這有點“倒放電影”的意思，即用今日的情況去擬想史事。
須知中國雖無西式法治傳統，但自晚清預備立憲開始，朝野都學著西方規矩，摳著法律條文辦事，民初尤其如此。無論是國會抨擊政府，還是政府答辯，都援引《臨時約法》的條文作為依據，袁大總統還為此專門延請了中西法律顧問（古德諾和有賀長雄都是國際著名法學家）。唯一例外乃是孫黃那些造反派，但那幾個跳梁小醜並未擾亂大局。
正因為《臨時約法》構成了政府與國會唯一的權力來源，而雙方都嚴格照章辦事，老袁才會因為它使得政府無法運作而提出改法，在國會拒絕後才借故解散國會。此後又製定了正式的約法（即《中華民國約法》又稱《民三約法》），以此作為權力來源與施政依據。即使是稱帝，他也嚴格按照了法律程序，經 “全國公投”同意將國體改為帝國，又經參政院一致推戴，這才在兩辭之後“勉為其難”地同意了“國民公意”。後來西南軍閥護國討袁，老袁公布了各地的勸進書，說這皇帝是你們要我當的啊，怎麽出爾反爾，現在倒來怪我了？西南軍閥駁斥曰：你身為總統，宣誓效忠民國都說話不算話，我們憑什麽要說話算話？
後來段祺瑞與黎元洪的“府院之爭”，基本上是《臨時約法》對總統與內閣的權界規定模糊不明造成的。當時雙方拘泥於法律到了這個程度：總統不蓋印，內閣就無法施政，而內閣不副署，總統也無法發命令，為此天天扯皮。雙方鬧僵後，老黎炒了老段的魷魚，他也就乖乖卷鋪蓋，並沒有宣布戒嚴，派兵把老黎抓起來。即使是遺臭萬年的賄選總統曹錕也知道尊重議會，並沒有不待選舉就靠槍杆子自己爬上去。
這種事，能在今天想象麽？誰會在乎憲法是怎麽規定的？它與政府的實際權力有何相幹？有誰會覺得憲法讓政治局的最高統治權名不正言不順，因此有必要去把“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改為“中共中央政治局是最高權力機關”？有哪個國務院總理真是人大選出來的？有哪位總理覺得自己的權力來源於憲法，施政時想得起憲法的有關規定來？又有哪個國家主席會覺得憲法沒有明確規定他與國務院的分權，要去請求人大修改憲法？
國民黨雖然是槍杆子裏出政權，但上台後還是講究規矩的。我上次已經說了，人家製定的《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還是部真法律，不是糊弄百姓的，上麵明確規定了“國民政府總攬中華民國之治權”，而國民政府又由國民黨中央執委會選出。哪像我黨製定的完全是假憲法，明文規定人大是中國最高權力機關，而實際上卻以中共中央政治局為最高權力機關！
連憲法那根本母法都是一部毫不反映真實情況的假法律，刑法民法等子法還能是真的？這結果便是中國永遠不可能變成法治國家，永遠隻能是以潛規則治理的下爛野蠻國家。
這就是我上次為何要建議我黨停止這種欺騙行為，學習國民黨，把憲法修改為反映國家實際權力結構與政治運作的真實法律，規定人大常委會由中共中央選出，以它取代現在的政治局，將實際的最高權力中心與法律規定的最高權力機關合而為一，向社會誠實化、文明化邁出第一步，最終使政府的一切權力都嚴格來自於憲法，結束法外施政的野蠻作法。
老萬的難能可貴之處，不但在於他看出必須以妥協方式化解朝野衝突，深得西方民主精神，而且意識到必須通過現有的法律程序去作出這種妥協。如果他的考慮能夠形成朝野共識，變成了現實，則中國必將向文明化邁出決定性的一步。
可這卻犯了我黨的大忌。我黨施政，靠的就是毫無法律約束，任由強人隨心所欲天馬行空。如果真要行憲，嚴格按照憲法辦事，則鄧小平立即失去實際上的國家元首的權力。這個口子是萬萬不能開的。到底是黨大還是法大？答曰：都不大，拳頭最大！
這就是我黨賴以安身立命的潛規則，而老萬恰恰挑戰了這潛規則，那還能容忍麽？真要按憲法辦事，軍委主席還怎麽能未經人大批準，便擅自調動大軍，發動軍事政變，濫殺手無寸鐵的平民，非法囚禁黨領袖趙紫陽，非法罷免主張和平解決學運的人大常委？
因此，老萬犯的滔天大罪，乃是“試圖行憲罪”，他不但試圖讓朝野雙方拋棄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和平解決彼此分歧，而且竟然試圖請求黨國政府兌現憲法，按法律程序解決學運問題。前者勢必被對立雙方視為不懷好意，後者則勢必被事實上的黨魁恨進了骨子裏。如果他隻是用請客送禮拉關係求情的“合法”手段去遊說李鵬解嚴，則也不至於闖下大禍來。可惜他與趙紫陽一樣，覺悟太超前，現代文明意識太濃厚，覺得應該按法律程序去和平化解學運，那就罪無可逭了。
不過，在我看來，老萬也沒有什麽可遺憾的。上次我就說過了，芸芸眾生中，隻有極少數的幸運兒能在一生中做件把讓後人感念的事，而你就是這種幸運兒。如果你那時沒這麽幹，如今當然安富尊榮，那又便如何？無非是世上多了個默默無聞的富家翁而已。那又有什麽稀罕的？但若中國將來真有變成文明國家的一天，在全民唾棄了邪惡的“鬥爭哲學”以及“拳大即為爺”的土匪潛規則之後，則後人總會感念為中華民族擺脫這上帝的詛咒邁出第一步的先驅們，到時人們就會想起你來的。
當個人悲劇超越了個人不幸而代表了全民悲劇時，那悲劇就格外使人心碎，然而惟其如此，那個人悲劇的意義就不會隨時光消逝而磨滅。在我看來，萬潤南的悲劇就是這種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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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萬潤南：《我坦白：我是“故意犯罪”》
蘆兄說得透徹：老萬犯的滔天大罪，乃是“試圖行憲罪”。另外，我還可以坦白：我是“故意犯罪”。
當時我請曹思源到四通來，辦了一個研究所，專門研究政治改革的問題。政改的目標，自然離不開大家耳熟能詳的普世價值。作為做具體事情的人，我更關心可操作的途徑、步驟，或說路線圖。當時我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安全通道，是使橡皮圖章逐漸硬起來（這是當時的原話）。
橡皮圖章自然是指人大。四通可能最早在共產黨眼皮下首開院外活動的先河。曹思源成功地通過院外活動催生了企業《破產法》，同人大常委建立相當密切的工作聯係。我們還先後舉辦了幾次民間的“修憲討論會”，在當時《世界經濟導報》上都有報道。
1989年那當口，我們很自然地按此思路推動人大召開緊急會議。
基本讚同！
學生們是敏銳的，也是智慧的，雖然缺少經驗與磨練，卻也是有激情有愛心的。
學生有學生的優點。
單單是學生，大可進一步討論之，真理越辯越明，大家都長知識。
但是，當舉國老百姓都參加進來，用行動參加討論，就是大事情了。
不想再看到那種戰亂的場麵了。
謝你讚同！老百姓的閑談，不足掛齒。
學生們呼喚清除腐敗，追求民主，自由，開放，使國家富強。。。無可非議。但再討論下去，並非學生們的事情，全社會就要參與，意見紛繁，其說不一，就會衝突，當時就已經開始打砸搶了。。。
現在，連網上討論點問題，都時有衝突，訴諸語言暴力，何況麵對麵爭執。。。
中國不堪如此討論，因為它注定引發動蕩，或許就失控了，崩潰了，國家太大，人口太多，很多事情難以操作。
好心的人們應該給中國時間。
但是全世界都不會樂見中國和平崛起。
一旦中國動蕩，失控，必將再度淪為世紀戰場。
中國慢慢改變，符合中國的體格！
愚見。
把改革的要求僅僅看成爭權的要求實在狹隘。 學生並沒有要求掌權， 政府有何心虛，為什麽不能把學生們具體的建議拿來認真的討論，真理難道經不起討論嗎， 如果學生建議得對， 照著建議做了說明共產黨真的為人民服務， 如果建議的不在理上，自然黨也有的理由不予采納。
一個政黨不能做到這些， 還天天宣揚為人民服務， 人民如何能相信， 不是自欺欺人麽。
外國確實有介入， 那是因為黨宣布學生運動是動亂， 學生麵臨進監獄的危險，才有外國勢力保護學生。因為在這些國家人民遊行示威反對政府都是公民的合法權利， 不僅僅是憲法上的漂亮文字。 為這個手迫害才是不正義的。為遭到政治迫害者提供政治避難，是國際上通行做法， 並不意味著人家是要推翻你中國的政府，但是別國不讚成中國政府壓製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政治權利， 對中國人民難道沒有好處嗎， 為什麽呢。
還是要理智分析問題才是。沒有必要把自己看成永遠偉大正確， 把別人任何行為都看成心懷鬼胎，這種認識自己認識別人的邏輯是否太幼稚了。
六四是個難以評說的事件。當時俺也上街遊行過。看起來如火如荼，浩浩蕩蕩，但參與者心態各異。許多人是藉以表達對於當政者的不滿，更多人是對於官倒和腐敗的痛恨，還有些人則是隨大流湊熱鬧。甚至還有些各名校互相攀比的心態。可以肯定的是，絕大多數人的初衷和愛國熱情是好的。
但是，也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外部勢力操縱了部分學生領袖，從而擾亂了這場運動。再加上GCD內部的派別之爭，使得事情更加複雜化。不論怎麽樣，俺總覺得，柴玲之流在明明知道自己可以有門路安全出逃的情況下（當然是在外部勢力保護下），煽動他人去流血犧牲，然後自己就溜之大吉，實在是卑鄙無恥。
現在看起來，在當時的環境和條件下，六四不可能成功，也不宜成功。否則，一定是國無寧日。小小書生們怎麽懂得治理國家？又怎麽能夠明白政治的鬼祟和黑暗？所以學生領袖們肯定很快會是過客或犧牲品。政客們將會粉墨登場。然後強人們會以武力和軍管解決問題。。。
民主好是好，但對於中國應該是個漸進的過程。中國需要和平演變。任何急風暴雨式的革命都會讓中國大傷元氣。
何況，對於中國這麽一個複雜的國家，美國式的資本主義道路是不是星光大道，是值得質疑的了。將來的世界，必定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混合體。其實，少談些主義，多做些實事，才是正道。
就像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有啥對錯？"
你這種人，沒有語言可以形容你！如果吃子彈的被埋的是你爹媽，是你孩子， 你還要為之叫好。。。 好了， 想到了， 無知可憐可以形容你！
“諸如印尼、日本、台灣等亞洲國家的民主就與西方不一樣，而中國特有的文化和滄桑的曆史，使其更具特殊性。但無論怎麽特殊，不變的就是監督製衡、追求法治、人權和平等。”
中國的改革為什麽非得和西方怎麽看我參合在一塊兒。中國人隻需要知道我們需要“監督製衡、追求法治、人權和平等”。 隻需要承認在這些方麵我們確實還有缺失，這就是需要繼續改革的原因。
如果我們在討論自己國家事務時總是顧左右而言他， 先看別人，別國怎樣對我， 那是缺乏自信， 也是推卸責任的表現， 不是麽。
六四事件沒啥對錯。
就像當年秦始皇焚書坑儒，有啥對錯？
對錯，黑白都是人自己分的。
世界的事情，其實是灰的。
爭論隨時空改變著。
曆史事件，以後會有新說。
那是以後的事。
後代咋評價我輩，不是我輩的事。
現在討論六四，你不是沒事找抽？還不打起來？沒勁。
要打，也要先歇歇，中國啥體格？自己不知道？
真相？具體的細小的真相永難知。
知也沒大用。
依愚見，大真相就是，當年中國改革開放，權力又難以製約，必然滋生腐敗，因此官倒橫行，貧富差距加大，人民不滿意，不平則鳴。要求改革政治。學生帶頭，精英響應，老百姓支持。
應該說，鄧小平先生還滿大度的，要你在天安門人山人海叫鬧一個月。要是毛澤東先生早就滅你了，這也是一種與時俱進。
學生講的大多沒錯，叫叫叫，也是有用的，執政者也會警醒。
衝突是悲劇，悲劇警示後人。
小平先生在六四後進一步做了改進，中國因此又進步了。
學生們的叫叫叫有意義。
我想，衝突死傷破壞還是有可能避免的。
六四參加者們太急於求成，想在一個月，以一場舉國的街頭運動改變中國，改變曆史，這不可能，也不可取。
因為，中國的問題決非如此簡單。
這是一頭剛剛醒來沒多久的病人（人們說它是雄獅，誇大了它），腐敗是它的癌症，挖掉它，就要動大手術，動大手術，先要養它的體格，先輸血，要不一挖就挖死了。我不願意它崩潰，也不想讓它死。
人家鄧先生，毛先生們懂這事。
休克療法，蘇式療法，東歐療法，西式療法。。。均不適用中國，毛法，鄧法還算可以。
喜愛西式藥方給中國治病的人，我也敬重你們，也許都是些好人，卻不咋了解他的病人。更不太了解中國人的人性。
想把中國治死，還不容易。
幾幅猛藥下去，就天下大亂了。
中國一失控，列強們可高興了，幹涉，瓜分，爭食，拯救。。。
記住，最先受傷的還是老百姓。
幸虧中國有共產黨！
又是愚見，不足掛齒。
這主題，忒敏感，還是聽大師們的。
愚沒有討論這問題的能力，也非我專業。
您隻說對了一半，反腐敗是學生們的目的，但絕不是幕後黑手們的目的。
當年動亂根源不就是反對腐敗嗎？現在老百姓都見怪不怪了，有時候看到一個貪官給判刑重了還要替她喊冤。
這一混戰在2006年顯得最為激烈。前人民日報副總編皇甫平（周瑞金）發表 《越南改革值得關注》，對中國共產黨"政治改革"提出具體要求，最為突出的就是要"差額選舉"中共總書記，否則中國政改落後於"越南小弟"。
幾個月後，時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的俞可平撰寫《民主是個好東西》，表示民主雖有其弱點，但卻是目前人類最好的政治製度。
這兩個"右"的聲音在金融危機之年銷聲匿跡，國內各主流媒體紛紛援引吳邦國的講話，表示"絕不照搬西方那一套，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
這次金融危機發端於西方，蕭條之中的中國經濟仍是亮點，這增添了中國堅持和宣傳自己特色的政治製度的底氣。但話說回來，所謂中國特色的政改誰都沒有底，誰掌握了話語權，那就是誰的特色。
包括溫家寶在內的有些人將這次金融危機歸咎於西方市場和民主製度的失敗，但這未免過於簡單。畢竟，西方經濟發展數百年，其創造的巨大財富是中國現階段還難以比擬的。有經濟學家指出，經濟危機遲早會發生，關鍵是以什麽形式、何種程度發生，不在乎是資本主義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
中國表示不“照搬”西方那一套有自己的道理，因為西方之間也沒有“照搬”一說，但精髓是一致的。溫家寶也承認“民主、法治、自由、人權、平等、博愛，這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也是人類共同追求的價值觀”。
諸如印尼、日本、台灣等亞洲國家的民主就與西方不一樣，而中國特有的文化和滄桑的曆史，使其更具特殊性。但無論怎麽特殊，不變的就是監督製衡、追求法治、人權和平等。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汪玉凱說，政改話題從90年代就已經討論得很熱烈，但幾經醞釀，幾經流產，這給百姓一個很不好的感覺：凡是改老百姓的，不管是征地還是下崗，動作都很快，凡是改當權者自身的，都步履維艱，困難重重。
正如人一樣，改革後三十而立的中國已沒有多少機會再醞釀下去，而花甲之年的人民共和國仍將麵臨一場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