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不安

楊佳拿刀殺人，我感到不安，看到法庭那樣迅速地審理案子，那樣“果斷”地宣判結果，我更加感到不安。拿刀殺人很可怕，那樣的法律程序更加可怕。

看到家鄉兄弟姐妹的房子，個個有鐵門鐵窗，一道又一道的防賊措施，我感到不安。
“三叔，你重要的東西不要放在家裏！”我們一個大家庭的大大小小全部要出去逛街，家裏沒有人，出門前侄女這樣提醒我。
鐵門鐵窗也不安全，也無法防賊，我感到更加不安。盜賊很可怕，道德、良心、人格、遊戲規則被盜竊更加可怕。

千島湖事件時，我正在台灣訪問，陸委會或各個大學的大陸研究所的朋友，不相信凶手是平民百姓，台灣朋友個個懷疑：肯定是大陸公安有組織的謀殺。
聽到有組織的謀殺，我感到不安，我仔細再想一想，更加感到不安，因為有組織的謀殺可怕，如果隨意一個鄰居青年就是凶手，更加可怕。

《誰在傲慢與偏見》一文說的是，“北京人”是一個文化標簽，題目沒有用引號，是我的錯誤，至於楊佳可以是李佳，張佳，本意是傲慢與偏見會害死人。在北美的“北京人”論壇裏引起轟動，眾多兄弟姐妹認為，我的文章傷害了他們，我感到不安，於是一再表示道歉。

在國內的“北京人”論壇裏，就很少有人“罵”我，國內的北京人也許真的覺得國內現在確實不平等，被欺壓反而成了“正常”的家常便飯。海內海外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我更加感到不安。傲慢與偏見，很可怕；傲慢與偏見習以為常，更加可怕。

國內的北京人深知，“北京人”的傲慢是靠對全國各地的欺壓、貧困地區的權利被犧牲而堆積起來的，海外的北京人則認為，“北京人”的傲慢是與生俱來的。海內海外兩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我更加感到不安。權利的貧困，很可怕；權利的貧困成了“白血病”（權力的集中和權利貧困），更加可怕。

看到“農民工”年初因為雪災無法返回家園，被困在火車站，感到不安；今天看到“農民工”沒有工作，逼迫提前回家，更加感到不安。

同樣一個工作崗位，同樣的工作時間，憑什麽你北京人收入三千元，“農民工”收入才八百元？

“農民工”不是北京官方傳統定義中的“工人”，他們沒有體製的束縛，沒有體製的保障，這家企業垮了，收拾行裝，再投奔另一家。如今一場覆蓋整個經濟體的蕭條襲來，是否有足夠的工廠為他們提供工作？在這個初冬，如今金融發生海嘯，也裹挾了千萬中國“農民工”的命運, 今年提前回家的路程，不是那麽的溫馨……。
“農民工”多麽馴服，他們是最容易被統治的群體，他們無勇氣、沒有任何機會挑戰社會的不公，卻無限度地挑戰自我求生的極限。這就是“北京人”遺傳和積攢的傲慢，“北京人”的偏見在哪裏？就是暗藏在這些既得利益的“北京人”的身上。世界上幾百個國家，隻有泱泱大國中國能見到“民工潮”，他們是“盲流”？其實，他們才是真正有目的地流動：哪裏有工作往哪裏跑。

看到提前回家過年的“農民工”我感到不安，看到製度內要建立“農民工日”， 這種製度性歧視，更加感到不安。權利的被剝奪很可怕，製度性剝奪權利，更加可怕。

“北京人”，你能否換位思考？若“農民工”就是你的兄弟姐妹，你如何體會？你如何感覺？謙卑其實就是一種方法，就是顧及別人的立場及利益，就是要設身處地體會別人的感受，站在別人的立場及利益思考問題，尋找己利與他利、私利與公利的妥協點與正當性。

寫於2008年12月15日，德國班貝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