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德國漢學研究影響較大的人物當推衛禮賢，他是魏瑪差會的傳教士，在他57年的生活道路中，有20多個年頭是在中國度過的，他以一名同善會傳教士的身份來到青島，轉而將興趣和精力投向辦教育、辦醫院，從而踏入探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門徑。

　　衛禮賢翻譯出版了《老子》、《莊子》和《列子》等道家著作，還著有《實用中國常識》、《老子與道教》、《中國的精神》、《中國文化史》、《東方——中國文化的形成和變遷》、《中國哲學》等等，他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學西播”的一位功臣。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原名為理查德·威廉，來中國後取名衛希聖，字禮賢，亦作尉禮賢。漢學家。1873年10月10日，他出生於斯圖加特——當時符騰堡王國的首府。他的父親是來自圖林根的一位手工業者，母親則是斯圖加特人，他是父母的第一個孩子。

　　1879年秋季，他進入小學學習，三年後轉入一所實科中學，這是因為他以後要接管父親的作坊。但是，1882年其父的過早去世改變了一切，他的家庭陷入困境。母親決定讓他日後從事新教的牧師職業，這要求他轉入人文中學學習，他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雖然當時神學校的學費和普通大學一樣昂貴，但由於它是由教會基金會資助的，因此是貧窮的青年們接受大學教育的惟一途徑。

　　1891年8月，衛禮賢通過了“圖賓根新教神學校的入學補考”，這個考試相當於高級中學畢業考試。同年11月，他在那裏注冊入學。1895年8月，衛禮賢結束了首次神學職業資格考試，並於11月份被授予斯圖加特修道院所屬教堂(主教堂)的牧師職位。接著，他去鄉村教區承擔了兩個代理牧師的工作。1896年初，他在符騰堡戰時後備軍中做了短暫的替代性服役，另外還擔任了代理牧師的職位。

　　1897年德占膠澳後來華傳教。1899年，衛禮賢來到剛剛成為德國租借地的青島，開始了他的傳教生涯。同任何虔誠的傳教士一樣，他當時來中國的目的無非就是為了向廣大的中國人傳播上帝的福音，但衛禮賢並不屬於那種宗教狂熱分子，他是一個對文學與藝術有著較高天賦和良好修養的人，所以從一踏上中國的土地，對於了解中華民族及其思想與文化的興趣就遠遠超出了宗教事務本身。

　　興辦學校、醫院及其他各種慈善事業，通常是歐美新教會在“異教地區”開展工作的重點，這既是傳教士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也是其實現自己傳教使命的一般手段。衛禮賢從一開始就對為中國孩子辦學表現出特殊的興趣。1900年5月，也就是在來中國剛剛一年後，他就與新婚妻子在一所租來的房子裏為中國男孩開辦了“德華神學校”(Deutsch—chinesische Seminar)，規模不大，隻有幾名學生。

　　後來，辦學計劃得到同善會的支持和資助，於1901年春天建立起獨立的校舍，定名為“禮賢書院”(Richard—Wilhelm—Schule)，並聘請了一些中國舊文人和新式知識分子擔任教員，有學生20餘人。1903年，學校遷入新址，規模進一步擴大。由於該校師資力量雄厚，辦學成績優異，1906年清政府賞給衛禮賢四品頂戴，他成了青島赫赫有名的“衛大人”。

　　在衛禮賢聘請的中國教員中，有不少是熟讀儒家經籍的舊文人，他們幾乎都是科舉出身的舉人或貢生，其中不乏飽學之士。例如平度籍舉人邢克昌，就是衛禮賢最早的經學老師，衛禮賢對《論語》、《大學》、《詩經》等儒家經籍的學習、理解及早期翻譯，多得益於他的幫助。正是在辦學和同這些舊文人打交道的過程中，衛禮賢對中國古典文化有了更進一步的了解，他的漢學家生涯，也就是從這裏開始起步的。

　　 辛亥革命後與康有為在青島組織尊孔文社。將《論語》《道德經》《列子》《莊子》《孟子》《易經》《呂氏春秋》《禮記》等譯成德文，迄今仍在西方再版發行。1920年離魯。

《太乙金華宗旨》是一本中國古代道家寫的關於內丹(西方人也認為內丹近似於冥想 meditation）的書。 最初由德國傳教士，漢學家衛禮賢 （Richard Wilhelm）翻譯成德文，名為《金花的秘密》介紹給西方世界。衛禮賢 也是最早翻譯《易經》的西方人， 同是也是著名的心理學鼻祖卡爾·容格的好友。容格為德文版《太乙金華宗旨》作序。榮格對中國道教的《太乙金華宗旨》、《慧命經》、《易經》，及佛教的《西藏度亡經》、禪宗皆深入研究。榮格在《太乙金華宗旨》及西方煉金術找到與他個性化觀念相同之處。

衛禮賢的“中國心靈” 
 
 
作者：劉宜慶  
 
   1899年，Richard Wilhelm乘坐老式的輪船來中國時，他無法預料到他會在中國停留25年——他一生幾乎一半的時光，他也無法預料到Richard Wilhelm會變成衛禮賢。他是德國派到青島的傳教士，“嗬護在殖民地的德國的靈魂”，他更無法預料到自己的靈魂深深地被中國文化所吸引，他學說中國話，學習中國的文化典籍，他像一塊海綿一樣，在中國的大地上吸取文化的滋養，成為20世紀享譽全球的漢學家。
　　
　　Richard Wilhelm自取漢文姓名為衛禮賢，字希聖，信儒教，並自稱是山東人。當一個德國人被中國五千年光輝燦爛的文化吸引時，也許他放棄了傳教士的角色，自覺地承擔起翻譯中國文化典籍的重任。季羨林認為他和英國的漢學家翟理斯是“東學西漸”中的兩個外國人，衛禮賢成為“中國在西方的精神使者”。
　　
　　衛禮賢到達中國的第一站是上海，街頭的洋經浜英語沒有給他多少好感。乘坐往返與上海和北方外港的海岸小火輪。“煙霧籠罩的嶗山忽然升起在海麵之上，不一會兒小火輪到達青島。”衛禮賢登陸青島就感受到“冒險的欲望充斥在新殖民地的空氣裏。”“歐式房屋一間也沒有見到，旅館和其他幾座建築尚未完工，人都住在中國漁民簡陋的茅屋裏。……街道正在修建，山上開著又寬又深的沙溝。”衛禮賢住在安琪兒旅館，而公雞則大搖大擺地站在他的床上……
　　
　　很快衛禮賢適應的剛到青島的生活，第一次騎馬出遊，用好奇的眼光觀察中國風情，用詩一樣清新的文筆描寫美麗的青島鄉村和北方的夜晚，並且遠行到即墨。
　　
　　衛禮賢在青島學習中文，進步飛速，也許他的心靈已經和青島融合。1900年，作為德國的傳教士見證了中國的義和團運動，並且試圖以外國人看中國曆史的眼光來評論這個曆史事件。膠濟鐵路開始修築，修築至高密時，因鐵路破壞了農田灌溉實施，和農民發生衝突，衛禮賢做了調停，“努力調解誤會，挽救更多人的生命。”在與中國人打交道的過程中，他反思西方的傳教方式，“我在中國沒有為一個人施過洗，所以我也許能夠走得更近，真出觸摸到中國人的本質。”
　　
　　
　　衛禮賢對山東很有感情，到濰縣、青州、濟南、泰山、曲阜旅行，記錄了當時的名山大川、風土習俗。在曲阜，他參加了孔子後裔的婚禮，在濟南他得到當時的山東巡撫周馥的接待。衛禮賢為了了解中國和中國文化，到山西看雲崗石窟，到杭州看西湖和秀美的園林，到當時的政治變革的中心武昌、南京和北京，感受時代的變革。衛禮賢目睹了義和團運動的爆發，看到了辛亥革命如何席卷中國大地，新文化運動的發展也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書中隨處可見東西方文化衝突、碰撞迸發的火花。
　　
　　
　　衛禮賢在青島創辦了禮賢書院，是清末“廢科舉，興學堂”早期中學之一，開風氣之先。組織尊孔文社，弘揚儒家文化，和當時在青島的文化名流聚會。在《中國心靈》一書中有“青島的故人們”一節，衛禮賢生動地描繪了他與在青島的勞乃宣、康有為、辜鴻銘的交往。尤其是辛亥革命後，衛禮賢與清朝的遺老遺少的交往，顯示出一幅清末民初的政治畫卷。1914年，衛禮賢創建尊孔文社藏書樓。這是青島第一個現代圖書館，亦為中國早期圖書館之一。館址在上海路禮賢書院(今青島九中院內)。然而好景不長，日本與德國的戰爭，在青島這個美麗的城市點燃硝煙，衛禮賢和他在青島的故人們星散世界各地。
　　
　　1921年底，衛禮賢被任命為德國駐北京公使館科學參讚，這使得他有機會跟“新文化運動”的精英分子如蔡元培、胡適等建立聯係。1921年他任北京大學名譽教授，教授德國文學。1925年衛禮賢回到法蘭克福，在那裏創辦了中國學院（ｄａｓ Ｃｈｉｎ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以介紹、研究中國文化，聯絡德中兩國人民間的友誼為目的。在此期間他創辦了《中國學刊》（後更名為《漢學》）。在法蘭克福期間，他還邀請胡適作學術報告，陪詩人徐誌摩作歐洲之旅。1923年，徐誌摩寫詩《小花籃》，題記“送給衛禮賢先生”，是年3月23日發表在《晨報副鐫》，以紀念一年前，衛禮賢陪伴他遊覽德國。
　　
　　衛禮賢最大的貢獻在於他對中國典籍的德譯。他翻譯了《論語》、《孟子》、《大學》、《中庸》、《家語》、《禮記》、《易經》、《呂氏春秋》、《道德經》、《列子》、《莊子》等涉及到儒、道等中國文化的最根本的經籍。這些譯本迅速使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進入了德國思想界主流之中，影響到黑塞、榮格這樣的大作家和思想家。黑塞在讀完《道德經》譯本後寫道：“中國哲學家老子，在以往的兩千年內並不為歐洲所知，但在過去的１５年內卻被翻譯成了所有的歐洲語言，他的《道德經》也成了一本時髦書。”《易經》譯本是在勞乃宣向衛禮賢進行詳細且深入的文本解釋的基礎之上，加上他自己的西學背景而產生的，花費了衛禮賢幾十年的心血。１９５１年在英國和美國出了英譯本，榮格專門為此書寫了前言。之後又被譯成了荷蘭語、意大利語、法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等。上世紀７０年代，英譯本在美國成為嬉皮士運動的神書。
　　
　　1931年衛禮賢去世，享年不到57歲，可謂英年早逝。
　　
　　1995年9月衛禮賢的孫女貝蒂娜來到青島，追尋她祖父的足跡。據貝蒂娜和她的青島的朋友介紹，德國的一家電視台準備來青島拍攝衛禮賢的紀錄片。

 

不傳教的傳教士——衛禮賢
 
作者：鍾雅瓊 
 
   
一 、曆史背景

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德國產生翻天覆地變化的時期，她經曆了結束封建製度、建立統一國家的三次王朝戰爭和給國家和社會生活注入劃時代的全新理念的第一、二次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的發展導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同時期的中國也正處於社會急劇變動的時期。一方麵，國門被西方列強打開，國內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麵都受到了外來文明的巨大衝擊；另一方麵，本土傳統文化也為外國人所接觸，並有相當一部分人接受，將其傳到西方。在這樣一種背景下，近代中國和德國有了最初的接觸。

 充當文化交流的媒介中，有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群體，就是西方傳教士。德國的傳教士來華時間相對較晚，最早來到的鄧玉函、湯若望等人在1602年才隨法國傳教士金尼閣抵華。隨著中國的衰落和西方的強大，大多數德國傳教士“在中國300年的傳教活動終於他們的歐洲同行有著同樣的過程：傳播宗教——溝通文化——搜集情報”1。正是由於這一趨勢的存在，衛禮賢才顯得格外與眾不同。身為傳教士，他為給一個中國人施過洗禮，但他卻為中德文化交流做出了不朽的貢獻。

二、來華之前（1873—1899）

衛禮賢原名理查德·威廉（Richard Wilhelm），1873年5月10日出生於德國斯圖加特市，26歲時，也就是1899年初次到達中國。

把這26年的時間放在曆史的大背景中，主要就是德國統一後恢複的時期和中國洋務運動從高潮到失敗。在中國，當時的清廷已經注意到了西方文明的優越性，開始逐漸主動接受西方的東西並與西方交流。其中與德國有關的有：

1）              使團訪德。從1866開始，到衛禮賢來華的1899年之前，清政府共四次派使團或使節到德國，分別為1866年（赫德、斌椿帶領）、1868年（蒲安臣帶領）、1887—1890年（洪鈞帶領）、1887年（李秉瑞、程紹祖二人前往）。

2）              引進德國軍事技術。德國取得普法戰爭的勝利之後，全世界都看到了德國陸軍的強大，李鴻章、張之洞等開始“禮聘相當數量的德籍人員……用來編練自強軍”2。

3）              18895年德國人在天津創辦《直報》。

和英、法、美相比，這一時期德國在中國的活動並不頻繁，中國對德國的了解很大程度上也隻在軍事技術的範圍內。究其原因，我認為是德國的擴張受到了曆史的局限，具體主要有以下兩點：

1、               戰後德國國內的恢複延緩了其對外擴張的進程。普魯士在1864—1870年為統一進行了三次王朝戰爭，其中最後一戰——普法戰爭——於1870年結束。衛禮賢生於戰後第三年，正是剛剛統一的德國恢複元氣的時期，而且由於國家的統一結束了過去小邦林立、分裂割據的局麵，帶來了統一的稅製、貨幣、法律法規和市場等，為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使德國人更注重於國內的建設，而國外特別是遙遠的中國的事務則居於次要。

2、               工業革命尚未完成使德國沒有強烈的對外擴張訴求。德國的工業革命比英國晚了近一個世紀，這一時期是德國交叉進行兩次工業革命的關鍵時刻。工業革命沒有完成，德國的資本主義還沒有完全進入壟斷階段，因而其對外擴張尋求市場的欲望也沒有英法那樣強烈。

隨著曆史的發展，德國這個遲到的資本主義強國“在俾斯麥的鐵血政策下強大起來……資本擴張的欲望越來越強烈……”3，對外侵略擴張已是不可避免之勢。德皇威廉二世的名言“爭取陽光下的地盤”成為了德國軍隊的精神動力。

在列強入侵中國的過程中，教案總是被作為挑起爭端的借口，最典型就是法國的“馬神甫事件”。因此，當1897年“曹州教案”發生時，威廉二世喜不自勝，迫不及待地將軍隊開進了膠州灣。與此同時，一批德國傳教士也應征入華，衛禮賢作為其中之一來到了中國。

三、兩次旅華（1899—1920，1922—1924）

1899年，衛禮賢到達青島。彼時的中國正值義和團風起雲湧之際，“一般的歐洲人都對中國人抱著蔑視乃至敵視的態度，都認為中國人懶惰、狡猾、殘忍，等等”4，但衛禮賢卻在他1926年出版的代表作《中華之魂》（Die Seele Chinas ，亦譯作《中國心靈》、《中國精神》）中寫道：“……中國人民乃是世界上最友善、最誠實、最可愛的人民。”5

基於這種對中國和中國人民的巨大好感，衛禮賢“決定了同情中國人民的立場，並進而對中國傳統文化入了迷”6。1900年5月他在青島開辦“德華神學校”，即後來的“禮賢書院”，其中就聘請了許多書讀儒家經典的文人。這為他接觸並了解中華文化提供了良好契機。

衛禮賢這段總共長達二十五年的旅居中國的日子可以以1911年作為一個轉折點。1911年以前衛禮賢對漢學可以說還隻是處於了解、學習時期，所寫的論文大多是一些介紹性的、“帶有獵奇性質”7的文章，如《中國的乞丐》（1903年）、《中國的社交禮儀》
（1906年）、《中國婦女在婚姻中的地位》（1909年）、《國民黨的影響》（1910年）等。這些文章缺乏深入的背景分析，但從向德國人介紹中國的風土人情、曆史文化和傳統習俗的層麵來看，還是有一定的效果，至少中國人不再是以負麵的形象出現在歐洲人的筆下了。

1911年，德國的一個出版社計劃以“中國的宗教和哲學”為標題出版一套10部、由衛禮賢翻譯的中國古典著作，後來的成品包括《論語》和《老子》（1911年）、《列子》和《莊子》（1912年）、《孟子》（1914年）、《大學》（1920年）等等。這些譯作的問世，不僅使衛禮賢名聲大振，同時也是中國古典文化在德國的第一次係統的傳播。在歐洲，這些作品此前也被翻譯介紹過，但“人們卻公認衛禮賢的翻譯最好”8。與此同時，衛禮賢對中國的研究也上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不再僅僅是作一些一般性的表麵的介紹，而是推出了一係列有分量的、見解更加深刻的學術性論文，比較有代表性的有《中國——民族與特性》（1911年）和《辜鴻銘：中國對歐洲思想的抵抗》（1911年）。

以上成果在當時的德國漢學界甚至整個歐洲的漢學家之中，已經是很矚目的了，但對於衛禮賢來說，那些不過是托月的群星，而那輪明月就是他的譯作——《易經》。

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後，許多前清遺老逃往作為德租界的青島避難，其中包括曾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的勞乃宣。在勞乃宣的指導下，衛禮賢從1914年開始，前後花費十年時間，完成了《易經》的學習、研究、翻譯和出版。《易經》的艱澀難懂給衛禮賢的翻譯帶來的困難在這裏不必贅述，我們可以想象得到，需要提及的是它被介紹到德國後對德國及至整個歐洲的學者產生的影響。比如，德國著名作家赫爾曼·黑塞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玻璃珠遊戲》據說就與《易經》有著密切聯係，瑞士心理學家榮格也認為它“在很大程度上闡釋了並證實了我為了抑製許多歐洲人的心靈痛苦所探索、奮鬥、思索以及時間的許多東西”9。由此可見，《易經》的翻譯不僅對衛禮賢本人而言是一個裏程碑式的作品，對德國甚至整個歐洲的文化也是一份重禮。

四、回國之後（1925—1930）

1924年底，衛禮賢結束第二次旅華，回到德國。回國後，他不僅沒有停止或遲滯對漢學的研究，反而通過更多的途徑向德國人介紹中國及中國文化。他在法蘭克福大學主持漢語講習班，親自講授中國曆史、文化、哲學、藝術等課程，同時開始積極籌建中國學院。1925年11月，德國第一所中國學院成立，衛禮賢本人出任院長，不久，慕尼黑建立分院。以此為依托，德國的漢學研究與交流活動得以更有效有序地進行。

中國學院一年一度的年會吸引了眾多德國學者，其中包括杜裏舒、馬丁·布伯和前文提到的赫爾曼·黑塞。1926年年會還邀請到了中國學者胡適出席，並發表題為《中國的小說藝術》的講話。此外，中國學院還不定期地舉辦諸如中國繪畫、陶瓷、剪紙和建築藝術等各種展覽。中國學院的這些活動更全麵地向德國、向歐洲展現了古老的中國的文化。

除了在中國學院進行著一係列麵向大眾的活動之外，衛禮賢在學術上也進入了“成熟階段和黃金時期”10。他與1926年出版的《中華之魂》集中反映了他對於中國精神的看法。這本書涉及中國的曆史、地理、文化、政治等各個方麵，“是一位外國學者為我國自義和團運動以來的曆史巨變提供的難得旁證”11。

通過衛禮賢多年來為向德國傳播中國文化做出的不懈努力，中國的文化和哲學思想在德國得到了廣泛接受。到1930年衛禮賢逝世前，德皇威廉一世時就流行的“黃禍論”終於得到了轉變，許多德國人從衛禮賢的譯作和原著中，讀到了東方的智慧，“中國和中國人不再受鄙視和仇視，而是成了同情和景慕的對象”12。聯邦德國已故漢學家鮑吾剛更直截了當地說，是衛禮賢的“短短的十年間的努力，徹底改變了中國在歐洲的的形象”13，並認為在今天德國人民的心目中，仍保持著由衛禮賢所喚起的對中國及其文化的敬慕之情。

1930年3月1日，衛禮賢逝世。他的朋友說：“衛禮賢就像一個已經大徹大悟、等齊生死的中國哲人一樣，麵帶著微笑，靜靜地離開了人世。”14

五、結語

與其說衛禮賢的早逝是中德兩國的損失，毋寧說他曾經的存在是兩國的幸運。他給德國人帶來了一個新的精神世界，使中國的古典文化能夠較為係統、全麵而又真實地展現在德國人麵前，也為德國文化在中國的傳播及日爾曼學在中國的開創及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因此被稱為“兩個世界的使者” 15；他早年在德國進入大學學習，有深厚的德國文化功底，後來又努力鑽研中國文化，成為聲名顯赫、成就卓著的漢學家，因此又被稱為“偉大的德意誌中國人”16。

在信息通訊技術大大發展的今天，中德之間各個方麵的溝通都有了長足的進步，文化方麵的交流也有了極大的拓展。無論是德國人還是中國人，都應該感謝並珍視衛禮賢在中德文化交流上付出的心血。

 

參考文獻及注釋：

1蘇芙 《傳教士：早期中德文化交流的媒介》  《德國研究》2005年第1期

2張海林 編著 《近代中外交流史》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3年

3滕藤 主編《登上陽光燦爛的高地——德國百年強國曆程》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1998年

456楊武能 《衛禮賢——偉大的德意誌中國人》  《德國研究》2005年第3期

7蔣銳 《衛禮賢的漢學生涯》  《德國研究》2004年第1期

8威廉·許勒 《衛禮賢的科學著作》 參見蔣銳《衛禮賢的漢學生涯》，載《德國研究》2004年第1期

9榮格 《紀念衛禮賢》   原文為1930年5月10日在慕尼黑的講話，參見衛禮賢、榮格《金華養生秘旨與分析心理學》，東方出版社 1993年

10威廉·許勒 《衛禮賢的科學著作》 參見蔣銳《衛禮賢的漢學生涯》，載《德國研究》2004年第1期

1112楊武能 《衛禮賢——偉大的德意誌中國人》  《德國研究》2005年第3期

13鮑吾剛 《衛禮賢——兩個世界的使者》 參見楊武能《衛禮賢——偉大的德意誌中國人》，載《德國研究》2005年第3期

14楊武能 《衛禮賢——偉大的德意誌中國人》  《德國研究》2005年第3期

15鮑吾剛 《衛禮賢——兩個世界的使者》 參見楊武能《衛禮賢——偉大的德意誌中國人》，載《德國研究》2005年第3期

16原文為“der grosse Deutsch-Chinese”，譯文參見楊武能《衛禮賢——偉大的德意誌中國人》，載《德國研究》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