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和音樂之旅

楊銳·Dialogue主持人

我的精神和音樂之旅

2008-03-04 02:45

    昨天（三月三號）下午剛從德國和維也納度假回來，結束了為期一周的精神和音樂之旅，應該說對德意誌民族特性又有了進一步了解，也了卻了在音樂之都維也納的金色大廳聽一場音樂會的多年夙願。

    二月底的西歐天氣陰雨多雲，特別是德國首都柏林。本來印象中的德國人就是一臉嚴肅，不苟言笑，做事認真，嚴謹，紀律性特強，所以掀開德國之旅的第一頁，映入眼簾的是黑雲壓城之下柏林市街道兩旁方方正正的老式建築，象是普魯士軍團的方陣。巍峨的勃蘭登堡大門上的勝利者雕像的失而複得不僅見證了拿破侖與普魯士國之間的恩恩怨怨，更成為一種民族精神的象征。印象中，該國的色彩以黑色，灰色和褐色居多；建築和工業產品的特色則是大器，沉重；機械製造精密高效，並且質量優美，比如德國的來卡相機和奔馳汽車，強調百年品牌，就連已故的年邁時的大指揮家卡拉揚（有人說他是奧地利人）的指揮風格也被德國文化塑造成內斂沉穩，象雕像一樣的凝重，其棒下的樂隊大氣磅礴，與美國波士頓交響樂團的小澤征爾的張揚，誇張和壯懷激烈完全相反。相信喜歡德甲的球迷們一定對以德國為代表的沉著而頑強的歐洲足球的攻防技戰術印象深刻。德國足球當然也是其文化的體現：理性不失熱情，進退之間永遠遵循內在的章法和邏輯，力大勢沉，很少提倡拉美人的絕對個人主義的的華麗，如巴西羅納爾多“外星人”的“從天而降”和阿根廷馬拉多納那樣的“上帝之手”的無賴，堅決摒棄浮躁（如中國）和暴躁（如韓國）。

    陪同我的好朋友貝克是位典型的金發碧眼的德國帥哥，個頭一米八五，溫文儒雅，善解人意，對自己特別苛求又謙遜，眼神裏永遠流露出誠懇，正直和陽光。他很介意我經常把希特勒掛在嘴邊。他說戰後近七十年了，德國已經徹底告別過去。我們倆打了個賭, 他斷定我三天的德國之行一定會一筆勾銷我對德國人hard and dark的印象，他堅信今天的德國之都柏林的多姿多彩一定會顛覆我的先入為主。但是，盡管我們也參觀了一家叫Triad的視覺藝術公司，並認真探討了網絡和數字世界對人們常規的視覺概念的再定義的時代性的挑戰，可是貝克低估了我對德意誌精神的好感，哪怕這種禮讚是非理性的偏見，並與德國人的性格一樣固執。所以他輸了。我依舊喜歡這個民族灰暗堅強的氣質。德意誌的精神固然理性，但是也瘋狂，它來自理智的極端，而當這種極端被最優秀的教育和教養所頂禮膜拜時，世界的災難也就大禍臨頭。所以有了《第三帝國的興亡》。麵對鼻子地下的前蘇聯的咄咄逼人，已故美國總統肯尼迪1962年在西柏林曾發表著名演講，稱自己是柏林人，又讓理智的德國人象崇拜狂人希特勒一樣崇拜來自大西洋彼岸的救世主。置身於前東德腹地的小小的柏林在二戰結束時被盟軍轟炸得麵目全非，一片瓦礫，戰後又被四大戰勝國美英蘇法一分為二，蘇聯統治東柏林，之後斯大林又下令建柏林牆，阻止如潮的來自東德的奔向自由世界的難民，斷然封鎖盟軍從西德對西柏林的陸路交通和運輸，導致美國人牛仔脾氣大發，針鋒相對，寸土必爭，引發史上最大的和平時期的臨界戰爭的空投急送，東西柏林之間展開意識形態和意誌的比拚。

   帶著這樣的曆史情懷，我徘徊在新建的德國議會大廈外麵盈盈一水之隔的文化廣場，心中憑吊當年舍身撲入水中遊向彼岸的普通的東德市民，他們大多數要麽溺水身亡要麽被東德哨兵無情地開槍擊斃。雖然兩岸之間隻有十米開外，卻成為死亡之河。地緣的政治化隔不斷手足情緣的屢屢思念。我內心的絞痛難以言表，反複掂量著自由的曆史含義：它實在太沉重，太幹渴，太血腥，太倔強，太天真而又實實在在的太理想，太珍貴。古今中外，前赴後繼。

    即便冷戰期間前蘇聯的大國沙文主義導致華沙成員國內始終醞釀著民族解放運動，如五十年代初東德的起義，布拉格之春和匈牙利的納吉事件，東西德之間四十多年德兄弟相殘，但是冷戰結束後，柏林牆被推倒後，德國人已然保留了蘇聯紅軍的解放紀念碑。曆史就是曆史。

    徜徉在柏林的大街小巷，戰後該城重建的一大特色就是竭盡全力地複製和拚湊曆史的遺骸，而不是一味地推倒重來，建立全新的城市。在柏林，不論是市中心的天主教大教堂，議會大廈，還是一般地世紀年齡的老房子，都曾被炮火摧毀，但是德國人硬是一磚一瓦地把過去找回來，與新的磚石一起壘砌了戰後重建的奇跡。該城有太多建築都是新舊參半。彈痕累累四個字根本不是記憶中的傷疤，也不是在書本和影視作品中被藝術地演繹，而是被頑強地被挽留在許多建築不起眼的地方。戰爭的狂熱也許永遠從這個民族的政治家口中消失了，柏林市民那痛苦而尷尬的表情也證明回憶是殘忍的，但是這累累的彈痕還是會不經意地提醒和平中長大的後人，為了忘卻的紀念，要在形色匆匆的瞬間去低調地感受那風雨洗刷不掉的恥辱，去默默地憑吊綠苔染就的痊愈。天際間默默的萊因河在沉靜中去接受，去體驗，大河奔流，生生不息。德國人誠實地享受著戰後用辛勤和感恩贖回的繁榮和尊重，這種態度是永遠的正在進行時。這就是當今歐盟最強大的經濟體，德國。這是人類精神的一種品質，明碼標價：高貴，大器，不服不行。

    戰後德國的反思是曲折的。倔強的天才都有自尊，但優秀的民族更重要的品質是良心。所以才有了姍姍來遲但一點都不遜色的位於柏林市中心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碑和紀念館。它落成於2005年，參差錯落，無言而凝重，且沒有碑文。底下的紀念館裏赫然醒目的大字：It happened, and could happen again. That is why we built the memorial. 中文大意：發生過事情還有可能發生，所以我們建館。我們的鄰國日本呢？他們沒有建立死於軍國主義屠刀下的亡靈紀念館，而是把戰犯供奉起來。至今，在日本的漫畫裏依然每天都醜畫著曾經被他們征服過的“支那人“（對中國人的蔑稱），所用語言都是“中國豬之類”的稱謂，就像我們稱其為倭寇。這個民族固然也有了戰後繁榮，也很勤奮，也很團結，但是在自己的獸性和野蠻的記錄前，他們隻有百分二十的三心二意的反省，百分之七十九的絕對的高傲和百分之一的顧影自憐，這樣的民族很難說有曆史的良知，很難令人尊重。

    回到現實中來。2月28日晚上，貝克夫婦與我在一個小鎮由教堂改建成的餐吧裏品著紅酒，輕鬆地交談。不管過去多麽風塵，多麽殘酷，隻要後人帶著良知去審視曆史，未來就會被賦予品質，它的後人也才會被原諒，也才會有真正的和平，和解和善意。可惜呀，富士山的憂傷和沉默總顯得那麽渺小，那麽模糊，因為它離我們太遠，太遠。所謂一衣帶水，其實是曆史離我們太近，令我們無法忘記，時空就是這麽公正。

   在柏林必需要去參觀那裏的多樂町公墓。The Dorotheenstaidtisch-Friedrichswerdersche Friedhof,。這裏安葬著著名哲學家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費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戲劇家和詩人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 以及作家海因裏希曼Luiz Heinrich Mann 和宗教改革領袖 Martin Luther馬丁路德。它始建於1860年。
   

    哲學家一直在探討物質與存在，精神和永恒的關係；文學家思考人性，情感和理智與社會的悲歡離合，探討什麽是合理的和不合理的，以及生命的意義和目的。在德意誌，宗教與哲學密切相關，因為兩者都關心彼岸和超越。有了這些惦記，我誠惶誠恐地來到偉人們中間，平等地與他們默默地交換目光。生與死在這裏是如此的咫尺天涯，我們的精神又是如此的平等，這是偉人們生前我們實現不了，無法企及的奢望。荒塚中，我思考偉大與平凡怎樣在這裏尋常地交匯。他們之所以偉大是因為在其有限的生命裏為人類創造了無限的精神快樂，而且千古不朽。

    從柏林到科隆，我和朋友駕駛新款BMW吉普奔馳在不設上限的德國高速路上，輕鬆提速致160邁，一路瀏覽東西德冷戰時的遺跡，包括哨卡。東德境內保存完好的生態環境令我讚歎。人家的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並沒有構成我們文革時期對大自然的漠視和破壞。對了，在柏林街頭，我花十五歐元買了一頂東德軍官的大沿帽，是為了事後想象那帽沿下曾經有過的麻木，仇視和無奈的軍人所特有的目光。今天，它被安放在我的客廳一隅。每天我都會跟它無言地對視。它代表著被意識形態化了的德國軍人的工具理性。有時，它可以幫我由曆史進入現實。

    在飛越科隆上空告別精神之旅的故鄉時，我的內心是寧靜的，因為在白雲和藍天之間，我即將開始自己的音樂之旅。終點是奧地利的維也納。在維也納我自然要去金色大廳Das Goldene Musikvereinsabonnement，去感受這個與斯特勞斯家族每年一度的新年大餐送給遊客的回味。宮廷的華麗，王室的威儀，貴族的氣質和藝術的典雅在這裏心領神會，經久不衰。借助現代手段，維也納人每年都把音樂的享受隨新年鍾聲裏奉獻給世界。今年3月1號晚，我如夢似幻地來到聖殿，心頭難掩興奮。

    由倫敦愛樂樂團的俄國人Vladmir Jurowski指揮的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響曲《悲愴》Pathetique恢宏，大器，憂傷，沉靜，似乎又把我帶回曆史，似乎成為多樂町公墓和傷痕意識的某種延續。

    有意思的是，在這裏台下前邊最好的位置上就坐的有許多是日本人。奧地利的朋友Verena女士告訴我，日本人喜歡音樂。記得九十年代初我隻身一人赴歐洲大陸旅遊時，法國和意大利的日本遊客猶如蝗蟲，成群結隊，揮舞小旗和半導體喇叭，因為當時日元升值很快，並且非常堅挺。身材高大的歐洲人對矮小的日本人低三下四地獻媚，因為日本團的購買力實在讓很有文化的歐洲人不能免俗。時至今日，日本女人的消費固然還會矚意於香奈爾，男人們可能由公司組織集體嫖娼買春，但是這些並不耽誤周末來歐洲的音樂之都玩一把精神貴族。人民幣升值勢在必行，國人蜂擁而出，所到之處將奢侈品盡攬囊中，這自然不在話下。關鍵是，我們的隨地吐痰，橫穿馬路，大聲喧嘩，隨便脫鞋，是否會讓身材高大的歐洲人屈身討好，我看懸。

    離開維也納的當天下午，雨疏風驟。我披上在德國買的淺色風衣，係上自己心愛的黑白相間的羊絨圍巾，乘有軌電車來到著名的維也納中央公墓。這裏長眠著貝多芬，莫紮特和舒勃特。我依然需要對話。《對話》DIALOGUE已不僅成為我的演播室裏工作，更是血液中的精神需要。這是某種永恒的樂趣。他們的墓都很簡單，跟哲學大師黑格爾的一樣樸素，這冰冷的簡單和肅穆讓我們任何一點世俗的雜念都變得不可饒恕。實際上，幾個月前在節目中采訪美國著名宗教領袖路易斯帕勞時，我們就在演播室裏展開了無神論者與篤信上帝的人之間的對話。我們探討是否存在來世和生命的意義。45年的紅塵，我已經俗得不可救藥，他沒有說服我。當然，我更不可能說服宗教大師；部分原因是，我還不具備對話資格。帶著塵世的不解，我風塵仆仆地再度來到長眠的大師們中間，希望在無言中傳神達意，實現超越。

    感謝他們的寬容。在似是而非的得意中，我恍恍惚惚地逃離了他們的目光。一個平時如此陶醉於是非的細節和掙紮在名韁利鎖的怪圈裏的凡夫怎麽可能理解大師們的精神境界？但是，我努力了。前提是，幸好百年後大師們會永遠在陽光和風雨中平等接待所有渴望了解彼岸精神世界的朝拜者。

    在這裏，在寧靜中，我不僅在與大師和無名的亡靈進行生與死的對話，更會暗暗地驚歎這裏的雕塑藝術和宗教氛圍，墓碑絕大多數是黑白色大理石材，造型典雅，莊重別致。有哲學家，心理學大師，詩人，國會議員，總統，音樂家和建築家。這裏除了一塊兒由若幹無字碑組成的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集體墓地外，基本有名有姓。

    一陣急促的細雨把我和陪同的朋友送進一個很大的大理石構建的靈棚裏。我們仔細辨認裏麵模糊的碑文，上麵寫著：死亡是命運，重逢是希望。

     我帶著希望離開了維也納，離開了寂寞的大師。麵對21世紀塵世的喧囂，他們的目光是那樣寬容，關鍵是我們自己呢？寬容需要五嶽之尊的精神境界，在我們沒有達到這個境界前，還隻能在有和無之間掙紮，最多隻能是消遙。

    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隻有音樂和精神上的樂趣幫我們實現暫時的超越，如果我們還健在的話。

    謹以此篇遊記紀念我的開博一周年。我們3月5號始在VOICES AND VOTES  （每天晚上19：00－20：00）見。在此，深深感謝一年來廣大網友對我的理解和尊重，特別是你們善意的批評和真誠的指教。讓我們在新的一年裏共同思考和成長。

    你們的好朋友，楊銳

 
 
姓名：楊銳
職業：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