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俾斯麥遇到李鴻章

當俾斯麥遇到李鴻章

作者：謝盛友

Do in Rome as the Romans do
入國問禁，入鄉隨俗

德國史料記載， 1896年，李鴻章到德國訪問，是漢堡商會主動邀請的，目的是想和中國多做生意。出乎預料的是，李鴻章要求拜會俾斯麥，德皇帝頗為不快，但又無可奈何。俾斯麥高興異常，穿上一輩子才用過幾次的普魯士大禮服，戴上十字勳章，外出迎見李鴻章，禮遇有加。李鴻章在柏林拜見了俾斯麥，他得意地對俾斯麥說：“有人稱我是東方俾斯麥！”俾斯麥聽了一笑：“你是東方俾斯麥，可我卻沒有得到歐洲李鴻章的稱號！”
李鴻章出席酒宴，開筵前侍者端上一盆湯水，呈淺咖啡色。李不明就裏，疑是美羹，便舀了幾勺於餐盤中。正欲嚐之，忽然從賓客狐疑的目光中感覺到什麽，靈機一動，伸手在餐盤中洗了兩下，令侍者將盤子端走，巧妙地化險為夷。

中國人相信“天道”，認為這是世界的本質。德國人一直追求“人能認識自然世界”，“人能征服世界”。中國人相信“直覺思維”，強調“自然而然的因果關係”，中國人創造了“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的係統思想。德國哲學致力於“解釋自然世界因與果的關係”，創造了“分析與綜合、抽象與概括”的哲學和自然科學方法。
中國智慧以直覺思維為主體，德國智慧以邏輯思維為主體。中國人以整體觀為精髓，德國人以局部剖析為經典。中國智慧是一種模糊的、通達的觀念，德國智慧是精確的、標準的觀念。中國哲學建立在宇宙大尺度上的直觀理念，德國哲學是立足於人類小尺度上的理性概念。
德國直到今天仍然帶有強烈的古希臘特色，個人自由的思想是在古希臘誕生的，公開辯論的傳統和自然科學的思維也由古希臘文化奠定了基礎。德國文化把焦點放在個人的自由和解放。德國人強調自由、平等、博愛，也就是 1787年法國大革命所體現的精神。這使德國社會中個人的競爭比較激烈，但是，德國又具集體意識，社會比較主張平等，所以，社會整體的競爭力比較弱，社會中的贏家和輸家之間差距比較小。

德國經濟連續數年陷於停滯，陷入“怪圈”，過低的經濟增長率造成就業不足，而高失業率又造成國家和個人過重的財務負擔，反過來抑製經濟的增長。可以看出，德國經濟的停滯不前，主要不是景氣的問題，而是結構和製度危機。德國的勞動市場製度十分僵化。德國的工資協議由勞資雙方通過自己的組織，即工會和雇主聯合會自由談判達成。工資協議在某一行業一經達成就對本行業的所有企業有效。工會在工資談判中往往以本行業效益高的企業為標準，不考慮地區、企業規模、技術水平等不同條件的差別。這使一些企業不得不付出對該企業來說過高的工資成本，同時也阻礙了要素的合理流動。
德國雇員還受《勞動法》規定的解雇條例的保護，如果雇員對被解雇有異議，可訴諸勞動法庭。企業不僅難以解雇職工，而且還要承擔無休止的官司糾紛的費用。德國企業還要支付大約與勞動工資相當的工資附加成本，這包括附加工資  (包括假期工資、超時工資、帶薪假日支出和獎金等 )和法定工資附加成本  (包括企業向社會保險、福利部門繳納的失業保險、傷殘保險、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等 )。僵化的勞動市場規則使企業對雇用新雇員望而卻步。
除體製原因外，德國產業結構轉變遲緩，也對德國經濟產生了負麵影響。德國是傳統的工業強國，二戰後，德國不斷加大資本密集型產業的投資規模和科技含量，提高了汽車、化工、機械製造、電子以及光儀等領域的國際競爭力，不斷擴大的出口，大大促進了經濟的迅速增長。然而，由於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德國一些傳統的強勢產業遇到激烈的競爭。全球化使一部分生產和勞務從德國向其他地區轉移。由於德國稅收重、工資高、資本利潤率低，對生產投資的吸引力下降。當一個產品進入成熟期以後，對技術創新的要求隨即降低，應該轉移到勞動力成本低的新興市場國家去生產。

德國企業家要走到亞洲、進入中國，就得麵對中國。中國是一個什麽樣的社會？
中國的文化首先把人視為社會網絡中的一部分，把人約束於家庭、村莊和國家之中。這種與古希臘迥然不同的基本原則一直在起著作用，直到全球化的今天仍然如此。中國的祖先生存於封閉或半封閉的自然環境之中，周圍是以河穀為主體的地貌結構，這種文明起源的早期生態環境，規定了他們以治水為主、以農業立國的生存方式。由於原始氏族內部的血緣宗法關係，保留著“人和”的習性，於是產生了人與自然流動變化的節律，社會生活秩序和睦相處的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滲透著一種非常深刻的“生態直覺”。
中國人相信直覺思維，信仰“天人合一”的哲學思想，人與自然交融和諧的詩情畫意。“孔孟之道”一統天下，長達五千年之久，這種“倫理精神”和“價值理性”世代相傳，沿襲至今。
中國是以農業為主的國家，是“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模式，工業科技相當落後，更談不上科學研究和完整的理論體係。引進西方的科學技術隻有近百年的曆史，改革開放後，首先是觀念的轉變，真正的科技經濟發展是近幾十年來的事。
中國文化強調和諧與秩序、家庭為個人的主要依歸、社會在個人之上。社會利益先於家庭，家庭利益又先於個人，這是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最重要的就是五倫，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 (序)，朋友有信，規定了君臣、父子、夫婦、兄弟和朋友間的義務與權利。現代中國，城市的人大多居住在高樓，三代同堂的家庭已經落伍。很多人希望祖父祖母住在附近，而不是與自己住在一起。當家庭裏父母親都工作時，祖父母經常是在女傭的協助下，幫忙照顧孫子。

任何一個國家要成為世界製造中心，都必須具備自己的優勢。中國能通過成本優勢而生產出比別國更為便宜的產品，也就是說，在產品具有同等的性能及質量的前提下，能生產出價格上比別國所生產的產品更為便宜的產品，從而通過低成本而成為世界製造中心。
低成本優勢可以由兩個方麵的原因形成，一個是因為勞動力比較便宜而成本低，另一個是由於管理高效化而成本低。中國目前的低成本優勢主要是由於勞動力比較便宜而形成的，並不是因為管理高效化而形成的。與德國相比，中國的勞動力還是比較便宜的，尤其是中國目前的農業經濟中存在著巨大潛在失業者，而且貧困地區和不發達地區存在著大量的貧困人員，他們對收入的要求並不高，隻要有工作幹，能夠維持自己生存，就願意上崗。一般來說，勞動力便宜分為兩種情況，一種是一般的勞動比較便宜，即稍加以崗位訓練就可以上崗的勞動力比較便宜，另一種是特殊性勞動力比較便宜，指高級技工及通常的經營管理人員比較便宜。中國的現實情況是一般勞動力比較便宜，而特殊性勞動力並不太便宜。前者便宜的原因是求職者供過於求，而後者不便宜的原因則是就職者供不應求，例如高級技工供不應求，接受過 M BA教育的經營管理人員供不應求。因此，為了使得特殊性的勞動力也能夠比較便宜，中國必須大力推進技術教育及繼續教育等實用性職業教育，為社會提供更多的高級技工及經營管理人員。可以說，職業教育是保證特殊性勞動力比較便宜最為關鍵性環節。隻有通過使特殊性勞動力比較便宜，才能保證中國在較長時期內具有世界製造中心的地位。

中國的勞動力便宜是以不發達地區的便宜勞動力流向發達地區，農村的便宜勞動力流向大城市為基礎的，這種流動一方麵造成了中國的勞動力比較便宜的比較優勢，另一方麵又造成了外來的便宜勞動力與本地人的收入差距及生活水平差距較大的狀況，從而形成了一定的社會矛盾。
兩大類世界製造中心：機器設備製造中心和消費品製造中心。
所謂機器設備製造中心就是主要生產產品的機器設備，為生產產品的企業提供機器設備，即生產資料，例如為生產汽車的企業製造生產汽車的機器設備，為生產香煙的企業製造生產香煙的機器設備，為生產家電的企業製造生產家電的機器設備，等等。德國就是世界機器設備製造中心。
第二類是消費品製造中心，也就是主要為消費者生產最終消費品，即生產生活資料，例如為消費者生產家電，為消費者生產玩具，為消費者生產汽車，為消費者生產紡織品，等等。
按照世界製造中心的製造內容來劃分，中國是作為消費品製造中心而存在的。在全球戰略上，德國應該幫助中國建設機器設備製造中心，為了這個目標，德國和中國應該合作，加大在技術創新，不斷提高勞動力的素質，從而順利地使中國從消費品製造中心而轉化為機器設備製造中心。

(謝盛友， 2004年11月在巴伐利亞工商局舉辦的德國中小企業赴華投資研討會上的演講稿。原報告為德文，與中文有一定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