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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將革命提上日程
——2008年元旦社論
2008-01-01 02:37:04 作者：本刊編輯部 來源：本刊 瀏覽次數：163 文字大小：【大】【中】【小】
簡介：今天，阻礙中國市場化經濟“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製度的殘餘”是什麽呢？不是別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那個超越憲法、超越一切法律的一黨專權。正是這種體製，使得中國共產黨儼然成了中國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和最大的官僚，成了集這三者於一身的中國最龐大、最腐朽、也最反動的官僚特權階級。過去毛澤東曾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今天則完全可以這麽說：官僚特權階級就是這個共產黨。發生在今天中國大地上的一切苦難和辛酸，一切腐敗和黑暗，都可以從這個一黨專權中找到答案。正是因為一黨專權，中國的任何好事都要被它辦壞。發展市場經濟是好事，一黨專權就將它搞成了腐敗；趕超英美是好事，一黨專權卻將它搞成餓死農民幾千萬。城市化建設沒人說不好，可一黨專權卻將其搞成瘋狂掠奪、血淚斑斑；企業民營化沒人說不能搞，但一黨專權卻將其搞成貪官們的發財盛宴和工人們被掃地出門的不白之冤。總之，無論是股市的放或收，房市的鬆或緊，醫療的統製或放開，教育的官辦或民辦，還有價格是否管製，生育是否節製，氣功是否該練，街道是否要治，……等等、等等，凡涉及國計民生的一切的一切，隻要有這個一黨專權橫插其間，隻要由這個一黨專權來張羅操辦，就統統是腐敗、腐敗、腐敗，統統是黑暗、黑暗、黑暗。由此可見，今天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已經是中華民族機體上的一個大毒瘤，已經是中國崛起、中國發展的大障礙。因此，中國要有健康的市場經濟，就不能有一黨專權，中國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就不能要這一黨專權。今天中國的這個一黨專權，既代表著阻礙當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腐朽生產關係，也代表著阻礙市場化經濟基礎健康建設的反動上層建築。它是沒有皇冠的皇帝，不是皇權的皇權。一句話，今天儼然載於《中國憲法》中的那個“中國共產黨領導”權，說穿了，不過就是清末《欽定憲法大綱》中的“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的當代版。
關鍵字：經濟體製改革 政治體製改革 政治革命 馬克思主義
當2008年第一下零點鍾聲敲響，高踞於中國權力之巔的胡錦濤，總算一顆心放了下來：2007年終於平安地過去了。
然而，在2008年，他和他為首的那個黨，還能夠平安地渡過嗎？
在今天這個世界上，還有哪一個國家元首，尤其是大國元首，會像胡錦濤先生這樣，每天就寢前都提心吊膽著突發事件，都對明天一早醒來的事忐忑不安呢？
（一）胡錦濤拒絕政治體製改革已成定論
是的，剛剛過去的2007年，是“胡溫體製”泡沫在中國左、中、右各派中徹底破碎的一年，是體製內外的改革派，都紛紛對其徹底失望的一年，也是人們開始重新慎重地思考“後胡溫”中國政治版圖的一年。
剛過去的這一年，是自八九年“六四”政變後，中國思想界最為活躍的一年。這一年，圍繞著“反思改革”這個話題，左、中、右各派展開了激烈的思想交鋒。去年伊始，本刊發表的元旦社論《讓左派和右派辯論起來》，居然被左中右各網站同時轉載。針對左派們在網絡上頗成氣候的聲討，右派們終於打破多年沉默，摒棄鄧小平“不爭論”、“隻幹不說”的禁令，展開了全方位的輿論反擊。中國的紙質媒體，也悄然解禁了對左派的封殺，有限地讓左派的聲音出現在版麵。一時間，乒乒乓乓，左、中、右各派還真的較勁地幹了起來。從左派們一封又一封的聯名上書，到右派們一個接一個的學術講座，再到中派們一次又一次的媒體訪談，簡直把個“反思改革”炒得炙手可熱。直到中共十七大召開前，整個中國思想界，竟然出現近年來少有的思想活躍，其左、中、右各派的思想激辯業已蔚為壯觀。
不錯，在2007年10月以前，左、中、右都希望用自己的聲音去影響中共“十七大”。各方鉚足氣力，回顧前瞻，希望那個號稱改革的中國共產黨能反省總結，廣納建言，希望那個多年來還讓人摸不透的胡錦濤能開拓新局麵。
然而，伴隨著“十七大”期間的全麵網禁，左、中、右爭論均被消音，整個中國又一夜間回到了一個聲音。原來，胡錦濤要用他一黨一派的聲音來為這遠未結束的論戰定調了，原來，所有聲音背後那無言的槍刺才是最有力的聲音。
當胡錦濤用他那官式腔調，一板一眼地朗讀著《十七大政治報告》時，國人從他那兩片嘴唇的一張一合中，都清晰地讀出了一個聲音：“拒絕政治體製改革”。
可是，這《十七大政治報告》，不是明明白白寫著要“推進”和“深化”政治體製改革嗎？在這篇標準的黨八股中，不是還堆砌著許許多多美妙動聽的詞藻，如“人權”、“民主”、“法製”、“和諧”，……嗎？那位胡錦濤“民主”的代言人，不就是因為一句“民主是個好東西”的大白話而一舉成名的嗎？
對這一切，又該作何解釋呢？
是的，這至少說明，第一、在今天的中國，談“改革”而不談“政治體製改革”，已經是擺不平、犯眾怒的事了，這就正如在清末，談“變法”而不談“立憲”，即使在紫禁城內，也有忤逆潮流之嫌。第二、在如今這個時代，諸如“人權”、“民主”、“法製”、……這些當代普世價值，已愈來愈成為一個政權統治合法性的符號，沒有了它們，這個政權無論表麵看來多麽強大，它就會立刻玩不轉、立刻要“死機”了。這就是為什麽，從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曆次中共政治報告，都不能不談“政治體製改革”，都要用這個“政治體製改革”來吊國人胃口的根本原因。這是一方麵。
另一方麵，隻要中國還是中國共產黨天經地義地主宰一切，隻要中國憲法中還規定著共產黨是中國唯一的、永遠的執政黨，那麽，中國的政治體製就無論怎麽改，也脫不出這“如來佛”的手板心。因此，隻要中國的所謂“政治體製改革”不觸及一黨專權體製，不從弱化一黨專權起步，那麽，中國就根本談不上任何有意義的政治體製改革，這就如同當年不從弱化計劃經濟體製起步，就談不上任何有意義的經濟體製改革一樣。
（二）一黨專權，萬惡之源
市場化天生就是反特權的。市場化的經濟基礎之充分發展，就必然要呼喚憲政民主製的上層建築。一部世界近代史，上演的不都是這同一部悲喜劇麽？不同的隻是依次上場的演員們的膚色不同和服裝不同而已。
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不管一開始怎麽扭扭捏捏、吞吞吐吐，但其目標最終都不得不朝向市場化。同樣，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不管其起步有多麽艱難，其最終目標也必須指向取消一黨專權。一個市場化充分發展的經濟基礎，不可能容忍一個一黨專權的政治體製聳立其上。因此，要麽，從弱化一黨專權開始政治體製改革，要麽，用民主轉型革命將這個一黨專權體製推翻，二者必居其一。這是因為，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已經沒有回頭路可走，中國已不可能自外於世界曆史的進程。
鄧小平是中國市場化改革的的祖師爺，但他也是“市場化 + 一黨專權”體製的祖師爺，因此，他就難脫今天中國通體腐敗祖師爺的罵名。毛澤東沒有搞市場化，他要用農民社會主義或曰封建社會主義來反潮流，反市場化潮流。結果事與願違，搞得民生凋敝，人亡政息。然而，又正是他搞出的這一黨專權，構成了當今中國通體腐敗之源。可見，一黨專權，是毛體製與鄧體製的共生點與連結點。因此，對於今天中國昏天黑地的腐敗，他毛澤東也難辭其咎。
體製內右派們不顧今天中國無官不貪、共產黨官僚特權階級瘋狂掠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拚命為這個現狀辯護，為現存政權辯護。他們不將批判的矛頭直指那個嚴重扭曲市場經濟的一黨專權，卻一味指責民眾的維權反抗為“民粹主義”。那又怎能不成為“過街老鼠”，不招來網上一片喊“打”之聲？更何況若幹辯護者與一黨專權、甚至跟腐敗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從而無論其辯護在“學術”上看起來多麽得體、多麽雄辯，就都難免不大打折扣了。
體製外右派雖然看到了中國一黨專權的總病根，但卻看不到消除這個病根的社會力量。在“反政治維權”、“責任倫理”等口實下，他們大反激進主義，大批英雄主義，賣力鼓吹犬儒主義和綏靖主義。他們大言不慚地將赤裸裸的利己主義鼓吹為“自由主義的精髓”，試圖用“學術化”的語言來為其病入膏肓的軟骨症辯護。因此，在今天的中國大地，一方麵是民眾維權的街頭抗爭風起雲湧，一方麵則是知識精英們事不關己的袖手旁觀。這與當年捷克、波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們積極介入民眾抗爭、樂於給其當參謀真是大異其趣。更有甚者，在今天中國的自由主義精英圈中，若有人嚐試著跨越“雷池”，走進民間，就立刻如第一個下樹的猴子那樣，被其他猴子瘋狂地咬死。在這個圈子中不斷地、持續地發生著的對身陷囹圄的反抗者“落井下石”的可恥事件，就是其明證。不僅如此，他們還有意無意地顯露出將其所控製民間社區改造為一個對當局無害的“地下花瓶黨”的趨向。這幫人既然無視民間的變革力量，故也就必然要將其希望全部押寶在民主國家的外力支援上，從而發展到見國外資源就拜，見（本國）民族主義就批，儼然以買辦自居，以出入國門如趕集自傲。他們的短視在於：全然看不到即使中國日後民主了，中華民族要立於世界之林，仍然會有自己獨特的民族利益。可見，這個極右的黨同伐異小幫派，不僅在國內嚴重脫離民眾，而且還大大地敗壞了“自由主義”的道義形象，極其不得人心。
老左派們則一方麵痛批當今腐敗，儼然以貧苦大眾的代言人自居，一方麵卻仍對一黨專權的毛體製前期充滿著愜意的回憶和由衷的憧憬。他們看不到這一黨專權正是當今中國通體腐敗的最大病根，看不到中國共產黨前後兩個三十年的因果聯係。盡管他們對現實的批判辛辣而尖刻，擬出的一道道上書執著而虔誠，但是，他們卻完全不理解毛體製、乃至整個第三國際體製的失敗，就失敗在一個曆史必然性上；不理解任何美好的理想主義情懷，如果不與曆史必然性相連，那就不過僅僅是一種宗教的虛幻神聖而已。更何況，無論老左們批判起現實來如何慷慨激昂，但隻要其對手一指出他們曾經是並仍然是一群特權的受益者，這群“民眾的衛道士”就立刻啞口無言了。
新左派則看到了全球化進程中的強國霸權弊端，看到了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種種腐敗和苦難，但卻以世界發展不平衡為據，妄圖重舉毛澤東“文革烏托邦”的旗幟，妄圖將中國自外於這個全球化進程，自外於市場化道路。其實，今天中國新左們所持之“世界發展不平衡論”的所有論點，幾乎無一超出了當年強烈主張俄國避開資本主義，徑直從傳統村社過渡到社會主義的民粹派思想家赫爾岑和別林斯基的理論，無一超出了他們的學生——“人民之友”派——與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和馬克思主義者列寧的大論戰。正是在這場距今已逾一百年的大論戰中，早期的列寧提出了他那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論斷：——“請那些因為人們抱定自覺的‘目的’，以一定的理想為指南，而主張把社會進化從自然曆史進化中劃分出來的主觀主義先生們注意”：“全部問題不過是把社會進化看做社會經濟形態發展的自然曆史過程”（《什麽是“人民之友”及他們如何攻擊社會民主主義者》）。“說什麽俄國可以避免資本主義的發展，……而經過其它道路來跳出或跳過這個資本主義。馬克思主義是堅定不移地排斥這類夢囈之談的。……除了使資本主義向前發展以外，妄想在任何其它方麵替工人階級尋找出路，都是反動的。在俄國這樣的國家裏，工人階級與其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發展，不如說是苦於資本主義的不發展，因此……消滅一切妨礙資本主義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製度的殘餘，對工人階級是絕對有利的”（《社會民主黨在革命中的兩種策略》）
今天，阻礙中國市場化經濟“廣泛地、自由地和迅速地發展的舊製度的殘餘”是什麽呢？不是別的，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那個超越憲法、超越一切法律的一黨專權。正是這種體製，使得中國共產黨儼然成了中國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資本家和最大的官僚，成了集這三者於一身的中國最龐大、最腐朽、也最反動的官僚特權階級。過去毛澤東曾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今天則完全可以這麽說：官僚特權階級就是這個共產黨。
發生在今天中國大地上的一切苦難和辛酸，一切腐敗和黑暗，都可以從這個一黨專權中找到答案。正是因為一黨專權，中國的任何好事都要被它辦壞。發展市場經濟是好事，一黨專權就將它搞成了腐敗；趕超英美是好事，一黨專權卻將它搞成餓死農民幾千萬。城市化建設沒人說不好，可一黨專權卻將其搞成瘋狂掠奪、血淚斑斑；企業民營化沒人說不能搞，但一黨專權卻將其搞成貪官們的發財盛宴和工人們被掃地出門的不白之冤。總之，無論是股市的放或收，房市的鬆或緊，醫療的統製或放開，教育的官辦或民辦，還有價格是否管製，生育是否節製，氣功是否該練，街道是否要治，……等等、等等，凡涉及國計民生的一切的一切，隻要有這個一黨專權橫插其間，隻要由這個一黨專權來張羅操辦，就統統是腐敗、腐敗、腐敗，統統是黑暗、黑暗、黑暗。
由此可見，今天中國共產黨的一黨專權，已經是中華民族機體上的一個大毒瘤，已經是中國崛起、中國發展的大障礙。因此，中國要有健康的市場經濟，就不能有一黨專權，中國要有真正的民主政治，就不能要這一黨專權。今天中國的這個一黨專權，既代表著阻礙當代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腐朽生產關係，也代表著阻礙市場化經濟基礎健康建設的反動上層建築。它是沒有皇冠的皇帝，不是皇權的皇權。一句話，今天儼然載於《中國憲法》中的那個“中國共產黨領導”權，說穿了，不過就是清末《欽定憲法大綱》中的“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係，永永尊戴”的當代版。
（三）將革命提上日程
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喊了近三十年，可至今還自欺欺人地在什麽“部委權限的合與分”、“公務人員的增與減”上打轉。既然胡錦濤沒有政治體製改革的絲毫自覺性，那麽，中國體製內外的改革派，是否就應該考慮采用除了上書、請願這種收效甚微方式之外的其他方式呢？我們是否可以換一種思路來思考呢？
請回想一下，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是怎樣起步的吧？不就一個“外科手術”，將毛派的幾個頭頭逮起來就成事的嗎？盡管新左派對發生於1976年10月的這場宮廷政變憤憤不平，但平心而論，華、葉、汪、鄧當時收拾王、張、江、姚的手法，不過是後者曾經或可能收拾前者的同樣手法而已。這是對左派而言。
對右派而言，不管你們今天怎樣指天劃日地“告別革命”、“詛咒暴力”，但你們不僅一個不拉地全都是那場“暴力政變”的直接受益者，而且你們還一個個都曾載歌載舞、感激涕零地謳歌過那場“暴力政變”。
所以，你要改革麽，你就必須是強者。
如果說，在八九年，全國的工人農民，對天安門學生們的呐喊，還都隻有人道的同情和善意的觀望的話，那麽在今天，遍布全國的數億工農大眾，不就都早已摩拳擦掌，恨不得找個機會扯開嗓子吼一聲“揍貪官！”了？試問，如果有這個機會，遼寧“蟻力神”的數十萬受害民眾還會觀望嗎？如果有機會，全國各省的失地農民還會觀望嗎？同樣，如果有機會，大慶、鞍鋼、成都飛機製造廠和重慶特殊鋼管廠，……的數千萬被掃地出門的“下崗工人”還將會觀望嗎？
如果說，在八九年，在長安街上堵軍車的學生，還一個個都隻能用從書本上撿來的“民主、自由”說教去向大兵蒼白地喊話的話，那麽在今天，中國如再遭遇同樣的場景，年輕一代學子們，將會有多少隨手撿來的有血有肉的故事去向兵哥們傾吐啊，而這些血和淚，哪一樁、哪一件，不就發生在士兵們的家鄉故裏，不就發生在他們的遠親或近鄰之間？
不要說新一代大學生已今非昔比，已不問政治。但隻要同學們心中壓抑著太多的世間不平，那爆發就隻需要一丁點火星。這顆火星，未必就一定是“民主”與“自由”的呼喊，它可以是一本畢業證的真偽，可以是一起簡單的車禍，甚至可以是一次學生食堂的口角，……。總之，任何火星隻要一旦點燃，任何烈火隻要一旦蔓延，它都有可能最終燒向一黨專權，它都有可能引發一場“動亂”。近日的南開大學、合肥炮校，以及不久前的北京醫療器械學院、湖南師範大學、四川大學、鄭州大學、……等院校學生的“鬧事”，不都是未來學潮的一場場預演？
不要說今天中國的民眾對政治已沒了興趣，其實普遍的政治冷感背後是一顆顆滾燙的心。請看看那不脛而走痛刺官府的諷刺小品，請聽聽那口口相傳解構神聖的嘲罵詩句，再放眼望那經久不衰借鍾馗打鬼、借亡靈抒懷的“毛澤東熱”。從中，你可以觸摸到整個民族的脈動，從中，你可以感受到向背的人心。何況，不與人民切身利益緊密相連的政治又有何用？這種政治的失敗，不正該是我們要吸取的深刻教訓？
不要說當權者手中握有最現代化的暴力機器，人民革命就無疑是以卵擊石。其實，哪一個時代的統治者不都握有當時“最先進的暴力”，而哪一代“最先進的暴力”又能最終挽救過覆亡者的命運？更何況，任何國家機器，人心一變，軍心一變，其質迥異。看看今天複轉軍人們的維權聲勢吧，他們不就是剛剛才過去的昨天的“最先進的暴力”？而今天的“最先進的暴力”，就掌握在他們的戰友、上司或下級手中。因此，隻要他們在廣場、街頭對峙中稍微猶豫一下，隻要他們的槍口稍微抬高點角度，或許曆史就將是另外一個樣子，就更別說部隊調轉槍口的意義了。君不見，即使在八九年的“六四”政變中，還有著張愛萍、陳再道、李聚奎等十多位將軍為民請命，還有著38軍徐勤先軍長的公然抗命。
總之，既然我們已經等待了三十年，中國政治體製的改革至今還未見起步，既然中國共產黨當權派壓根兒就沒有想過，這政治體製改革的目標就是從根本上取消中共一黨專權的特權，那麽，現在就隻剩下將革命提上日程，用革命來為停滯不前的政治體製改革開道了。
左派們！如果你們真想解救人民於苦難，如果你們真想繼承共產黨人當年的理想，那麽，就請毫不猶豫地向一黨專權開炮。運用你們在黨內、軍內的影響力，一舉結束這個一黨專權。這個一黨專權，完完全全是對當年共產黨人理想的背叛，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的背叛。為了讓當年為共產主義理想而犧牲的先烈們的鮮血不要白流，今天一切真正的共產黨人就必須徹底拋棄一黨專權。共產黨人決不能用刺刀來強迫人民的支持，用刺刀強迫人民支持的就絕不是真共產黨人。如此一來，就隻有走“市場化經濟＋憲政民主製”的道路了。誠然，這還並不是共產黨人的最高理想，但是正如馬克思所說：“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裏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所以人類始終隻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馬克思 《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可見，不由此及彼，無以達致人類的理想。欲速不達，反會給人類造成空前的災難。
右派們！如果你們真想讓你們所推動的市場化經濟體製改革獲得中國人民的擁護，如果你們真想讓這個改革健康地發展，並將它搞徹底，那麽，就請毫不猶豫地向一黨專權開炮。請運用你們今天在體製內外所擁有的資源和實力，為結束這個一黨專權作出貢獻。這個一黨專權，完完全全是對市場準則的反動，是對起點平等和過程平等的反動。有一黨專權的存在，就不可能有法製化市場的存在，而沒有法製化的市場，你們的市場化改革就無異於掠奪和腐敗的同義語，從而讓你們為之所作的任何論證和辯護都顯得蒼白無力。誠然，要向一黨專權開炮，你們就首先得與這個一黨專權劃清界限，與其腐敗的利益收買劃清界限，最起碼不要淪為現政權種種幕後的權錢交易和官商勾結的辯護士。
（四）未雨綢繆、大綱模擬
什麽是革命？一言以蔽之，不過是指用突破現行法律的強製力，來掃除讓社會健康發展的政局障礙罷了。革命當然不可能下訂單預先定製，革命者當然也不是算命先生，革命危機更不能人為地製造，曆史機遇可遇而不可求。但是，如果再有八九年那樣的曆史機會從我們手指縫中溜走，那我們將是千古罪人。
有鑒於八九年無論是前沿的學生還是幕後的“黑手”統統對“非暴力”抗爭陷入某種盲目性，看不到必要的“外科手術”對於變革曆史的重大意義；有鑒於曆史機遇之花隻青睞於有備而來的采摘者，隻為他而綻開，故在深刻反省曆史教訓的基礎上，特推演出若幹轉型危機處理模擬大綱，以示未雨綢繆，以作引玉之磚：
第一、首先，我們要徹底破除“告別革命”的心障，對於那幫唯恐燒著指尖的政治庸人，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理會他們，越過他們，全神貫注地把握稍縱即逝的曆史機遇。
第二、從中心點突破，隻解決當下最緊迫的“外科手術”及隨後的大局穩定問題。對於既成的整部國家機器，不求即刻支持，但求暫時中立；沒到萬不得已，切勿中斷其慣性運轉。要充分信任體製內的改革派，無論他們是左派還是右派，要依靠他們來維持社會的正常局麵。
第三、對於任何人、任何勢力，隻要無現實即刻的明顯反抗，均統統不予追究。甚至就是胡、溫本人，隻要其承諾立即啟動政治體製改革，並有所行動，就也要給予充分的機會。要充分吸取七六年“十月政變”和八九年“六四政變”後大規模鎮壓和大規模清算的慘痛教訓，絕不容許“冤冤相報”的政治悲劇在中國重演。
第四、立即著手準備包括有共產黨員改革派在內的全國緊急和解會議，並公告之。
第五、承諾對所有外資和外國在華利益的保護，承諾嚴格履行所有國際義務。
第六、危機期間，不理會任何非危機緊迫問題的幹擾，所有非危機緊迫問題均應由日後的法律程序去解決。但可在第一時間宣布：無條件立即釋放全部政治犯、宗教犯、思想犯、言論犯，包括以任何刑事罪名在押的上述人犯。立即允許政治流亡者回國。立即開放言禁、報禁、黨禁、教禁。
第七、可承諾廢除“雙規”製度；廢除“勞教”製度；承諾平反冤假錯案；承諾政治迫害國家賠償；承諾“耕者有其田”；承諾重審國企下崗、退休職工政策；承諾重審退役官兵政策，承諾廢除城鄉戶口界限……等等、等等，但均統統交由即將召開的全國緊急和解會議去處理。
……
尤須一提的是：在這種政治轉型的危機處理非常時刻，要特別提防那種將基本價值觀與政治操作混為一談的激進幼稚病的幹擾，不管它是來自左或右。
激進幼稚病的一個特點，就是將基本價值觀、將“政治正確”直接拿來當操作幹飯吃。不懂得“價值觀”與“價值觀的實現”，是兩個不同層麵的東西。處理不好，反而會壞大事。譬如，倘若危機處理時刻，突然有人出來提出要立即解決毛象和毛紀念堂一類問題，就極易引發左右派民眾的派鬥騷亂，從而讓舊勢力坐收漁人之利。因此，必要時，甚至可動用非常時期的政治強製力來製止這種幹擾。
再如，現已有人“民運理論家”提出既要起點“公正”，那就必須清理和追究當年對地主、資本家的剝奪。有的人甚至提出要從中共建黨時開始清算。如果這僅僅是學術研究，書生的“腐儒”之見，當然可聽其自然。但若提上政治操作，則不可掉以輕心。
其實，這所謂“清算”，它與其說是一個價值層麵的“公正”問題，倒不如說是一個政治實力問題，因為它端賴你是在哪一個實力等級上來實施你的政治變革的。譬如說，靠外國占領軍攻打進來，算是一個層次；靠拉杆子落草為寇造反成功，又算是一個層次；而靠體製內力量動“外科手術”轉型成功，則是另外一個層次。況且這“外科手術”的大與小，深與淺，還可分為不同的層次。總而言之，是法律解決，還是政治解決，歸根結底就不是能單單靠值觀層麵的“公正”因素所能決定得了的，它多半得靠政治實力的強弱大小和遠近效應的綜合平衡來最後定奪。有時，為了用最小的代價完成社會的轉型，曆史舊賬——即使甚至是貪汙罪——均可一筆勾銷。請看二戰勝利後對同屬戰時最高司令官的日本天皇裕仁和納粹德國希特勒的不同處置吧。所以，曆史事變中的“向前看”與其說是一種寬容，倒不如說是出於無奈。站在政治轉型的曆史高度，即不難看出紙上談兵的文人雅士與運籌帷幄的政治家的分野了。也正是在這種意義上，《毛澤東選集》中所有那些“馬背上得天下”的有關策略和政策的大量論述，就統統可視作現成地為我們的民間政治家們所準備的“政治轉型教科書”。
其實，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他們已經算是完成他們的曆史使命了。他們所犯下的錯誤，與其說是個人所為，不如說是曆史所為。畢竟一個時代隻可能解決曆史所能提出的任務。倘若社會的演進真如波普所說是在不斷“試錯”中進行的話，那麽，今天中國新一代的馬克思主義者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深刻地認識到馬克思所揭示的資本主義文明——市場經濟＋憲政民主——之必然性不可抗拒這一曆史鐵律，不就正該慶幸我們隻不過是站在了毛澤東、鄧小平等曆史巨人的肩上嗎？從這種意義上，我們甚至要感謝俄國革命和中國革命，如果沒有如此大規模“試錯”，如果沒有基於這種大規模“試錯”所得出的嚴酷的曆史結論，或許我們今天還在黑暗中摸索，還會使出渾身解數要去試探那個“跨越”或“繞過”的曆史偉業呢——中國今天的新左派，不就是這麽一批至今不甘心於中國社會主義革命“試錯”結論的夥計們麽？由此可見，正是老一輩共產黨人整整一個時代的悲壯失敗，才讓我們又重新站到了馬克思那尊莊嚴的曆史唯物論麵前，才使我們認識到，除了老老實實地走曆史必由之路，沒有任何其他捷徑可以讓我們接近他們當年造反時那個朦朧而神聖的理想。
但不管怎樣，地火在運行，能量在積聚，在中國今天“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之際，或又到了應將新的革命——民主憲政轉型——提到日程上來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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