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肖力調來全軍“學毛著標兵”
軍報被關押的幹部越來越多，報社人手極度短缺。肖力直接找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叔叔”，1967年底前，從沈陽軍區調“有思想”“思想正確”的“筆杆子”，控製了軍報的各個重要部門，其中包括學毛著標兵廖初江，學毛著模範紅九連指導員陳金元等。
廖初江是軍報宣揚出來的典型。1964年3月5日，軍報發表關於廖初江的長篇通訊《紅旗下成長》，並配以社論，說這是全國“年青一代成長的根本道路”。隨後又連續發表多篇廖初江的學習經驗、成果，以及他到北京被接見，到中央黨校作報告等活動的報道。兩個多月後，軍報一版頭條通欄大標題公布總政治部關於響應林彪號召，在全軍推廣廖初江的學習經驗與方法，並發表社論，號召學習毛主席著作，學習廖初江，“掀起新高潮”。次日軍報又從一版起，用三個版的篇幅刊登廖初江《為革命而學》的講用報告，還連續幾天發表廖初江的學習筆記等。同年11月，軍報掀起第三次報道廖初江的高潮，報道軍博舉辦廖初江、豐福生、黃祖示的大型展覽，觀展人次累計70餘萬。廖初江在軍報連篇累牘的報道中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
陳金元是紅九連指導員。1961年林彪視察部隊，得知九連90%以上的官兵都自覺學習毛主席著作，說“好的連隊就是個學校，紅九連就是一座好學校”。軍報三天兩頭報道紅九連，有時一個月就上兩三次頭版頭條。1964年國防部授予九連“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模範紅九連”榮譽稱號。
廖、陳成為軍報負責人後，正值許多單位撤銷、下放或縮減，空出不少房子。他們打報告遷址，經林彪批準，列出幾處合適地點，最後選擇總後軍械部花園式大院。這算是廖、陳為軍報辦的一件好事，至今解放軍報社仍在那裏。
軍報“吹捧”出來的典型，成了軍報造反派。他們成立了紅新兵戰鬥隊，是肖力及新“突擊隊”對軍報“徹底革命”的“協同作戰部隊”。
1967年8月下旬，以肖力為首的“紅色政權”在軍報發動“清理”戰役。除新“突擊隊”外，軍報91支戰鬥隊都蕩然無存。運動由肖力一手掌控，她不在時，由她手下的四個“小將”李誌高、金鋒、劉福山、陳貽林負責。為表明新“突擊隊”是有群眾基礎的群眾組織，肖力指示李誌高按照她的標準發展一大批隊員，但實際上還是肖力的遙控指揮說了算。
肖力獨特的政治身份，使她理所當然成為軍報的偶像級人物。在她統治軍報的日子裏，軍報所有戰鬥隊的鬥爭矛頭隻敢指向各處副主編以上、特別是社一級領導幹部，一般幹部也有互相揭發、批鬥，卻沒有一個人敢反對肖力，都自覺或被迫聽命於她遙控的新“突擊隊”，指到哪裏打到哪裏，單獨活動的數十人也不例外，真正做到了絕對服從。但是在這期間，軍報90%以上的人被扣上反對肖力和新“突擊隊”的帽子，受到程度不同的關押、批判。
有人這樣概括：“一手遮天，一隊（‘突擊隊’）專政，一人（肖力）說了算，一邊倒，一種聲音，一把衡量革命與反革命的尺子，一棍子打死，一人遭難全家株連。”軍報因為有肖力和肖力背後的江青，迫害範圍更大，迫害時間更長，莫須有罪名更多……軍報被稱為“閻王殿”縮影，中層以上幹部幾乎都進了私牢。有的部門如總編室美術組百分之百被打成反革命，有的處大部分幹部被專政或被勒令交代問題，已經沒有幾個人編發稿件了。還沒有被關進私牢的人日子也不好過，有的長年聽候處理，有的被抄家……
肖力一再強調“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她說一不二，捕風捉影，臆想編造，無限上綱，任意整人，但決不允許誰說半個不字。不要說反對，稍有質疑，就會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不隨聲附和，也會被認為是在反對肖力，甚至對新“突擊隊”有意見也是別有用心。某戰鬥隊提出新觀點，被扣上“搶旗幟”的帽子。某戰鬥隊表態不夠積極，被說成是幹擾肖力的“戰略部署”。總編室戰鬥隊的大字報忘記寫“打倒胡癡”，被追究“唱對台戲”。某戰鬥隊不同意某當權派是敵我矛盾，立刻遭到圍攻。一位老編輯習慣將不擬入選的文字打×，沒注意有一個×正好打在領袖身上，立刻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關進監獄。田曉光沒有製止，也沒有揭發，被當成同案犯關押，罪名是她猖狂反對肖力。在揪出女打字員芮淑英的大會上，夏雲成喊“打倒小芮”，他的四川話被聽成“打倒肖力”，可憐這位老紅軍當場就被抓起來。打字員劉蘭珍誤將“打倒肖華”打印成“打倒肖力”，由此被監禁。軍報速記員趙文軍的筆記被懷疑有政治問題，遭到莫名批鬥。總編室秘書廖瑞濱的工作之一就是拆看給領導的來信，他拆看了給肖力的請柬，卻成了“竊取肖力同誌機密”，多次批鬥後被處理複員……
按照肖力和新“突擊隊”的邏輯，反對肖力就是反對毛主席，就是現行反革命，這種紅色恐怖下的“輿論一律”，在當時任何一個“四大”單位恐怕都屈指可數，由此造成全軍最高輿論陣地大批摧殘知識分子幹部的慘痛悲劇。
劉道新1955年調到軍報，擔任編輯組長。他被新“突擊隊”扣了三個罪名：一、胡癡、趙易亞被肖力號召打倒，卻堅持保他們；二、替戰鬥隊起草大字報，竟然不寫“打倒胡癡”的口號；三、明目張膽說幾個走資派是人民內部矛盾……劉道新在百般逼迫下，不得不承認“反對肖力”，但他又苦於找不到“反對肖力”材料，後悔當初他們三個觀點一致的人沒有“統一口徑”，沒有製訂“反對肖力”“反對‘紅色政權’”的“黑綱領”之類，否則交代出來肯定一鳴驚人，賺個“老實坦白”的態度，爭取寬大處理。劉道新不敢胡編亂造，但又實在說不出自己是如何反對肖力的。審訊者問：你對別人講，肖力來報社不久，對情況不了解，你接著講什麽了？劉道新想了幾天幾夜，卻怎麽也想不起來他又說了什麽。最後被逼無奈，他想出三句話，“肖力來報社不久，對情況不了解，但她是從中南海來的。”“但是她有後台……”“但是她的思想比較左。”送上去沒有了下文。
劉道新在關於胡癡的問題上，有三條原則，凡是保胡癡的言行都承認，凡是別人揭發保胡癡的言行都承認，凡是頭腦裏想過有關胡癡的問題都交代出來。可惜他交代了幾十次，寫了幾十頁幾百頁材料，還是被認為“蒙混過關，對胡癡、趙易亞存在幻想”。審訊者說：“肖力同誌是愛護你們的，‘紅色政權’是堅決按政策辦事的，現在就看你的態度了。”劉道新被逼急了，說：“我頭腦裏的錯誤思想可不可以交代？我反對肖力，有時想起毛主席詩詞《滿江紅》，‘小小寰球，有幾個肖力（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
審訊者說劉道新“反對肖力，反對共產黨，是在日本統治的中學接受了反共教育的結果……”劉道新不敢申辯，他按指令寫了觸及靈魂的檢查：一、當初為什麽進牛棚？因為反對毛主席革命路線，反對肖力，反對軍報“紅色政權”。二、我現在為什麽能夠被寬大處理，從牛棚解放出來？是肖力同誌、軍報“紅色政權”落實無產階級政策挽救了我，是文化大革命給了我第二次政治生命，是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偉大勝利。三、今後應當怎麽辦？要徹底改造自己，脫胎換骨，一輩子緊跟毛主席，緊跟敬愛的肖力同誌，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永遠繼續革命到底。即便這樣，劉道新還是沒有換來“老實坦白交代”的評價，白費了一番心思。
1968年3月24日，“楊餘傅”事件在軍隊上層公布當天，軍報文革辦公室幾個人貼出有關涉及林彪講話的大字報，反映了對軍報運動的某些不同觀點。新“突擊隊”“小將”無限上綱，采取逼供信手段，歪曲原意，說“看來奪權是有預謀的，領導班子不僅僅是沒有名單的名單”。
1968年夏，方撫時等人寫了一張大字報，表達對報社內部運動的看法，李誌高等人立即斷章取義，肆意歪曲，無限上綱，給他們扣上“妄圖顛覆以肖力為首的紅色革命政權”的大帽子，打成現行反革命關押起來。
洪爐等人整理軍報組從成立到楊成武倒台，近四個月的“兩條路線鬥爭”大事記，共1.5萬字，本意是要記錄下那一段“戰鬥曆程”。由於披露了肖力對軍報的指示和一些活動，成了“整無產階級司令部和肖力同誌的黑材料”，參與整理大事記的人無一幸免，都被打成現行反革命。6月24日晚，洪爐正在辦公室加班，與肖力有熱線聯係的李誌高衝進來：“現行反革命分子洪爐聽著，清算你反革命罪行的時候到了，革命群眾這就對你進行批鬥！”不由分說把洪爐拖到五層會議室。
“打倒反革命分子洪爐！”“誰反對肖力同誌就打倒誰！”“誓死保衛毛主席的親人肖力同誌！”“誓死保衛以肖力同誌為首的軍報‘紅色政權’！”此時，洪爐還幻想肖力會來解救他。“小將”挖苦說：“你還以為肖力同誌會來解放你，你別做你的大頭夢了，肖力同誌不發話，我們也不會揪鬥你！”
洪爐另外兩條“罪行”，一是對毛主席像章說過不恭敬的話，二是大字報標題換行抄寫後成了“反動標語”：有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憤怒聲討唐胡呂集團反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因為太長，換行抄寫成兩行，第二行是“反對毛主席的滔天罪行”，儼然一條“反標”。開始誰也沒有當回事，有人一揭發，新“突擊隊”就表態支持，全報社掀起聲討熱潮。本來沒有洪爐什麽事情，但他很反感這種胡亂上綱，並公開表達自己的不滿，結果這條“反標”成了他的“罪行”之一。
洪爐和軍報一批幹部成為“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陰謀顛覆軍報‘紅色政權’的反革命分子”。受此案件牽連的除了洪爐，還有方撫時、麥辛、戴惠安、傅大慶、李挺、鮑同、黃中英、李連永等。
1968年1月，肖力離開軍報後，李誌高“代表肖力”，成為肖力在軍報的代理人，軍報除了肖力就是他說了算。李誌高，人稱小李子，他自始至終緊跟肖力，被稱為“肖力同誌最信任的人”。代替和幫助肖力辦了許多“大事”。肖力約他到釣魚台麵談過一次，還有三天清晨回到軍報麵授機宜，要求給她抄寄報社各種大字報。李誌高不斷請示匯報，也不斷傳達肖力指示和“戰鬥部署”，有時還“錦上添花”，比肖力的調子還高。李誌高事事追隨肖力，連舉止動作也向肖力看齊。肖力不滿意時往往拍桌子訓人，李誌高也叉腰拍桌子訓人，學得惟妙惟肖。因為有肖力的“光環”，他不是黨員卻大搖大擺列席“九大”，被“九大”會務組驗明正身後，隻參加了一次會議就被驅逐了。
1977年1月24日，在“揭批查”運動中，四“小將”之一的劉福山給記者處黨支部一份揭發材料《關於“肖力指示”的材料的揭發》，揭發李誌高記錄的“肖力指示”。劉福山說：
文化大革命中肖力打著毛主席旗號，實際上秉承江青的黑旨意，在報社極力推行打擊一大片的錯誤路線。肖力經常給李誌高打電話，作所謂指示，這些李誌高均有記錄。凡肖力指示，都是李誌高接電話，李誌高也自稱他是代表肖力在報社工作的。隻有一次，因為我們“突擊隊”內部爭吵，肖力與金鋒、陳貽林和我通了一次電話（是輪流接的），讓我們不要鬧別扭，要團結。
1970年報社總評時，群眾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和批評，當時張誌同誌讓李誌高把“肖力指示”整理出來，上報軍委辦事組。李誌高說，肖力這些指示是給他的，說不讓給任何人講，能不能整理拿不準。張誌同誌讓他先整理出來再說。後來李誌高把整理出來的一本草稿（大約七八千字，反正很厚）交給我，讓我幫他複寫兩份。我複寫好以後，連同草稿都交給了李誌高，李誌高曾講過先送一本給肖力，並講了核心小組讓他上報軍委辦事組，看是否可以。後來一直沒有回音，辦事組也沒有送。“九一三”事件後，李誌高還講過，多虧沒送辦事組，要送去就壞了。
長期以來，李誌高是把“肖力指示”當成私有財產保存保存的，他每次傳達“肖力指示”，都說肖力講不讓記錄，這一點當時各處管運動的人都知道，他的記錄本也是隨身帶著的。據以上情況，李誌高應有“肖力指示”的記錄本一件，草稿、複寫稿各一件。
李誌高確實有一本《肖力同誌電話指示》，從1968年1月至1969年1月，有31次電話記錄，約9000字，大多數電話是肖力打來的，有時一天好幾個電話，涉及內容比較廣泛，諸如對軍報運動的指導思想、看法和部署，突擊隊的發展和建設、鬥爭的策略和方式，以及對軍報眾多具體人事的評價和處置等。可以看出，肖力念念不忘軍報的權力，說“當前這場鬥爭是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決不允許顛覆“紅色政權”。新“突擊隊”是“紅色政權”的核心。“我們要掌權，各處我們的人也要把權掌起來”。“要特別樹立主席、林副主席和江青同誌的威望，我是他們的代表。”“我現在兼著中央文革辦事組的工作，報社我也管，兩頭都兼管。”肖力天下無雙的政治身份，不但為新“突擊隊”打擊和迫害幹部敞開了大門，也鎮住了軍報全體幹部，形成人人自危的局麵。
1968年，雖然肖力不在，但卻是軍報極端恐怖的一年。李誌高等人根據或假借肖力意圖，在報社大抓反革命分子。除繼續批鬥“胡癡小集團”和趙易亞等當權派外，還把矛頭對準報社的造反派，掀起揪人狂潮，製造了一起又一起冤案。按照李誌高等人的計劃，他們還要抓更多的人。所有這些，都是以“保衛肖力”的名義，並在肖力準許下進行的，往往因為一句話、幾個字，就成了反革命。早飯後出門上班，不知道晚上能不能回家。不少人積極批鬥別人，轉眼也成了批鬥對象。被審查的幹部名單和等級采用三種方法產生，第一種是肖力和新“突擊隊”直接確定審查和揪鬥。第二種是由各處造反派提出，經新“突擊隊”認可，或由新“突擊隊”指定各處造反派審查揪鬥。第三種由各處造反派確定，肖力和新“突擊隊”再詳細研究。具體做法是，定性揪人後，收集道聽途說和斷章取義的所謂證據，強迫其認罪。社一級的領導幹部難逃厄運，一些中層幹部也成了專政對象，其罪名花樣百出。
軍報288名幹部，在軍報私牢關押55人，西直門宿舍關押48人，西郊公安部大院集體審查80人，累計達到64%。另外26%，有長期關押在監獄的，有戴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開除黨籍、軍籍遣送回家監督勞動的，有經常需要澄清問題，等待抄家的……肖力和新“突擊隊”在軍報製造的種種案件，涉及人數之多，遭受皮肉之苦之重，與“總政閻王殿”的其它牛棚相比，堪稱冠軍。
“囚犯”們有一頂共同的“現反”帽子，以及“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反對江青”“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反對肖力”“反對軍報紅色政權”等帽子。據不完全統計，帽子的種類有：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三反分子（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分子、曆史反革命分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右派分子、漏網右派、中右分子、隱藏更深的階級敵人、階級敵人的代理人、階級異己分子、反黨集團成員、陰謀集團成員、真國民黨假共產黨、假黨員、陰謀家、野心家、投機分子、劉鄧走狗、劉鄧黑爪牙、彭德懷走狗、彭德懷吹鼓手、資產階級走狗、資產階級分子、蛻化變質分子、三開人物、獨立王國國王、小赫魯曉夫、文藝黑線代表人物、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代表人物、小“三家村”分子、黑幫、文化特務、反動文人、胡風分子、黑作家、黑詩人、黑軍師、壞頭頭、壞分子、保皇派、保皇小醜、複辟勢力、舊勢力、變色龍、小爬蟲、漏網地富分子、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死黨、叛徒、土匪、特務、漢奸、兵痞、偽軍、黑猴、罪人……
被關押者一般都是兩頂帽子，最多四頂帽子。肖力為首的新“突擊隊”采取先專政，後逼供信；先上綱，後湊材料；先定性，後甄別，決不允許任何申辯。李傑在戰爭中失去左臂，副總編輯邱崗有嚴重耳疾，以及年紀較大、患有多種疾病的老幹部，也都未能幸免。記者施強從張家口采訪歸來，在西直門宿舍傳達室就被截住關押。記者葉魯風采訪歸來，剛進平安裏3號宿舍院也被關押。記者冒雨吉在人民日報社幫助工作，深夜被揪回軍報關押，第二天早晨囚友才發現多了一個“囚犯”。
“清隊”前肖力找薛真、李方詩談話，希望他們正確對待群眾，堅持工作崗位，還說了不少要落實政策的安慰話。但沒過多久，兩人就成了“囚犯”。肖力曾與劉道新談話，批評他“思想保守”，鼓勵他“保守派也可以變成革命派嘛”。但很快劉道新被打成反革命，關押8個月。
“囚犯”每星期夥食標準是1.42元，每天一斤糧食，清水煮白菜幫子和蘿卜，節假日也如此。華楠想多要一碗稀飯，炊事員周文寶不但拒絕，還訓斥他一頓。章文龍甚至被餓昏過去。馮征負責掃地，從垃圾堆撿半塊饅頭、蔥頭、辣椒頭、爛蘋果等藏在手套裏，分給囚友改善生活。“女囚”最多時有6人，懷孕的芮淑英唯一“優待”是增加一小盤豆腐……
軍報私牢的關押類型分“小學”“中學”“大學”“留學”。問題較輕的80人在“小學”走讀，他們白天集中在西郊公安院裏交代問題，晚上回家。雖然戴領章、帽徽，算人民內部矛盾，但他們都是“紅色政權”不信任的人，多數要被“吐故納新”，少數“罪行嚴重”會升到“中學”“大學”。
1968年11月7日開始，到1969年“九大”召開前，西直門宿舍小禮堂舉辦“中學”學習班。“囚犯”也有領章、帽徽，但問題比“小學”嚴重，屬於敵我矛盾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白天集體受審，晚上也不準回家，集體睡地鋪。吃飯、理發、上廁所……隻要外出，都有看守尾隨，沒有行動自由。
林欣、王素之的地鋪在小舞台上，強烈燈光使他們不能入睡，林欣用校官呢大衣“賄賂”戰士，想換到別處去。他和被“賄賂”戰士都遭到訓斥。李振華無意中將毛像倒放在地鋪上，被批判後罰掃大院三天。黃風波文革初隨唐平鑄進駐《人民日報》，要他交代唐平鑄的罪行。他習慣說夢話，而每間囚室都有造反派指定的告密者，他怕夢中說出“反動”話，睡覺時就用膠布封住嘴巴。
“中學”共有48人。
軍事處5人：王素之、尚力科、陸輝、徐樂天、杜家慎；
政工處7人：鄧果、李振華、施善玉、戴仁傑、齊中彥、趙鵬飛、張翼昌（趙鵬飛、張翼昌是最後一個月從“小學”升到“中學”的）；
文化處7人：西虹、林欣、劉紹蔭、顧工、常恒強、黃業敬、劉天鳴；
理評處4人：葉寒青、吳之非、何僅、趙文軍；
時事處4人：夏敏之、張孝先、程天麟、姚玉璞；
通聯處4人：翟捷、李建功、王誌強、李恒起；
民兵處1人：紀流；
記者處6人：朱悅鵬、靳思彤、鍾時、邢誌遠、孫浩剛、宋玉芬（女）；
總編室4人：王金、黃風波、董辰生、廖瑞濱；
秘書處6人：劉樸、鄭延年、吳鳳山、王振強、遊道睦、陳之誼（女）。
“大學”設在小院（原社長華楠住處），有七間囚室，1至6號男牢，7號女牢，共關押61人（其中幾人不是軍報幹部），戴有58頂政治帽子，由兩名戰士看管。進了“大學”，就是徹頭徹尾的敵我矛盾，挨打受罵，沒有人身自由。
1號男牢6人：李傑、宋維、冒雨吉、洪爐、郭毅、葉魯風；
2號男牢9人：呂梁、畢永楊、李方詩、和穀岩、林劍、欒保俊、施強、孫景瑞、宋元成（炊事員）；
3號男牢8人：章文龍、李久勝、薛真、宋瓊、王宇、周濤、顧峰、王植慶（已轉業）；
4號男牢8人：馮征、王焰、張秋橋、劉道新、郭蘇、任登第、鄒英毅、汪傑；
5號男牢9人：邱崗、王時春、盧文華、黎亞、李樹村、彭飛、孫立、石凱、郭誌全（木工）；
6號男牢4人：華楠、姚遠方、宋群、曾光軍；
女牢4人：田曉光、楊雲霏（邱崗夫人）、彭素華（張文榮嶽母）、王植慶夫人（名字不詳）。
軍報私牢除“小學”“中學”“大學”外，還有“留學”。趙易亞、唐平鑄、胡癡、杜越凱、李挺、武將、張文榮等被認為問題特別嚴重，態度特別“頑固”，存在“危險傾向”，被送到北京衛戍區看守所和白廟監獄。1969年1月23日，軍報召開所謂寬嚴大會，唐建亮被戴上手銬投進監獄，受盡非人待遇，直到1973年3月26日才被釋放。和穀岩、宋瓊、欒保俊、韓犁等人也曾在看守所關押過一段時間，其中有的人是軍委辦事組批準逮捕的。
“大學”除集體牢房外，還有13個單間，關押13個“囚犯”。他們被造反派扣上“參與顛覆紅色政權”和“企圖綁架肖力”的帽子，屬於極端危險分子，每人一間，門窗糊上報紙，釘上擋板，24小時不熄燈，與監獄毫無二致。這13人是：方撫時、麥辛、戴惠安、傅大慶、鮑同、唐建亮、李連永、黃中英、芮淑英（女）、劉蘭珍（女）、楚汜、肖穎、曹振峰。
“大學”囚犯的日常活動是：一、反複學習《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詩詞，必讀《將革命進行到底》《南京政府向何處去》《敦促杜聿明等投降書》等，敦促“囚犯”老實交代罪行，繳械投降。二、寫交代材料和思想檢查材料。三、寫揭發別人的材料。四、每星期兩次寫思想匯報。五、寫旁證材料。六、接受審訊。七、到外單位陪鬥。八、接受突然檢查。九、聽各種訓斥。十、參加公差勤務。
肖力及新“突擊隊”規定囚犯有33個不準：不準外出，不準通信，不準說話，不準串聯，不準看報，不準看毛選以外的書籍，不準聽半導體，不準交黨費，不準鼓掌（在釋放大會上陳金元講話時有的家屬鼓掌，被喝令製止），不準治病（極特殊的例子除外），不準吃飽，不準喝足，不準吸煙，不準與家人會麵，不準家人送食品，不準子女去食堂買主副食品，不準子女辦醫療包幹證，不準在小院內隨意走動，不準掛蚊帳，不準睡覺時閉燈，不準平時臥床，不準洗澡，不準取暖，不準在小凳上墊軟墊，不準提建議意見，不準詢問問題，不準申辯，不準翻供，不準延誤交思想匯報，（後期）不準進行“早請示晚匯報”，不準使用剃須刀片，不準家屬住原來的房子，不準保姆到“反革命”家中工作。
“中學”“大學”的“不準”與“小學”大同小異。囚犯如有違反，立即遭到謾罵、侮辱和毆打。“囚犯”多數睡地鋪，每天的任務是交代問題和罪行。起床後先集體“早請示”，請示詞是：“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向您老人家請罪，一定老實交代自己的問題和罪行，並積極揭發其他人的問題和罪行……”監管者經常突襲檢查和審訊。囚犯要立正，主動自報“反革命”。監管者要4號囚室的馮征背政策，馮問：“什麽政策？”“對你的政策！”馮征慌亂中說反了：“坦白從嚴，抗拒從寬……”“什麽？”馮征馬上改口：“……頑固到底，死路一條！”
副總編輯呂梁負責打掃衛生，他拾到一張舊報紙，像寶貝一樣在“囚犯”中傳遞。不慎被看守發現，說他“竟敢盜竊黨和國家機密”，呂梁說這是公開的報紙。看守說：“公開是對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講的，你們是階級敵人，就不能讓你們知道我們黨和國家的事情，你要盜竊機密，我就要揍你。”結果呂梁被打得眼眶紫黑，麵部腫脹。李方詩要家中送來《聯共（布）黨史》，看守訓斥：“誰讓你看蘇修的書？”“毛主席提議看的。”“你現在是敵人，除了毛主席的書，不準你看別的！”看守狠狠打了他一個耳光。批鬥大會上，造反派不滿意“囚犯”交代的“罪行”，當即拳打腳踢。至於被認為態度不老實，或不交代問題的“囚犯”，不僅多次被毒打，還被罰穿拖鞋站雪地。“女囚”劉蘭珍被認為是“妄圖綁架肖力”事件中的重要分子，夜間被突擊審訊，看守專門毒打她的要害部位，淒慘哭聲傳遍小院。一個被認為是“隱蔽更深的階級敵人”從辦公室被抓走，不容分辯，邊走邊打，樓梯間血花四濺。宋瓊被說成頑固不化，不老實交待，多次遭到毒打。一次批鬥大會，他被造反派狠狠一腳踢下台階，爬在地上吃力地四處摸眼鏡。楚汜被揪鬥時，由於交代的某些細節有出入，被連續抽打耳光，連踹帶踢。搜查中造反派彭萬華掀開汪傑的褥子，發現有幾枚鐵釘，說他圖謀不軌，狠狠打了他一頓。周濤夜間在囚室觀察壁虎吃蚊子，咯咯笑出了聲，被看守毒打，第二天麵部腫脹。已經轉業的王植慶被折磨得神經錯亂，跪在雪地上胡言亂語，看守認為他是裝的，一頓狠打，加重了他的病情……
關於這場大搜查的起因，後來有各種說法（其中一種說法是大搜查的起因是“囚犯”顧峰“向肖力寫信反映情況”）。
1968年9月2日深夜，“小將”們咆哮著衝進小院，踢開屋門，把穿著褲衩背心，正熟睡的“囚犯”驅趕出屋，讓他們站在寒風中接受全身搜查，連口腔和肛門都不放過。“四大打手”彭萬華、楊秉文、劉東升、陳賢德最凶，喝斥聲、毆打聲此起彼伏。
洪爐被押到辦公樓的一個房間，由新“突擊隊”的幾個“小將”單獨審訊。問他：“最近聽到什麽？”洪爐說從外麵廣播中聽到一言半語。他們繞了一個圈子又問：“是怎麽知道剛發表的最高指示的？”洪爐說家裏送東西時夾帶的，他們一查果然是他們的疏忽。審訊到快天亮，洪爐才被押回單人牢房。看守把洪爐的全部衣物都翻了出來，筆記本、小紅書都被撕下封皮，從天花板到牆上糊的舊報紙，墊在床鋪上的牛皮紙，也都一一撕開。
當夜約有半數以上的囚犯遭到毆打，還有多人被打傷，躺倒在地動彈不得。早飯時“囚犯”發現，至少三分之一的人鼻青臉腫。被打得最厲害的是寫告狀信的顧峰，大半邊臉腫脹得像爛茄子，兩隻眼睛通紅，牙齒也被打掉幾顆，開裂的嘴唇鼓脹得比鼻梁還高。宋瓊、汪傑、欒保俊等人也被打得慘不忍睹。
1969年大年三十，洪爐從院外喇叭裏聽到春節晚會實況，他順手記下節目單。看守衝進來，說抓到了他組織暴動的罪證，與肖力有熱線的“小將”李誌高也來了，拳打腳踢。洪爐被打得站不起來，被他們拖到院子裏。天亮時，洪爐已經凍僵，隻剩下一口氣，這才被換班的看守拖回屋裏，昏睡過去……洪爐在凍著一層冰的窗玻璃上用手指寫“人”字，加上窗框，組成“囚”字。屋裏稍暖和時，窗玻璃的冰化了，“人”字流下“熱淚”。
私牢的冬天沒有暖氣，也沒有火爐，四壁掛滿冰霜，“囚犯”中凍瘡者眾多，病號眾多。各家都送來禦寒衣物，姚某的妻子認為姚某不忠，隻送來棉衣棉褲。姚某隻好在膠鞋外綁上爛棉絮，像一對“熊掌”。毛褲充當棉帽子，褲腰套在頭上，兩隻褲腿搭下來，形成圍脖。
洪爐“獨居”在自來水房，冬天四麵牆結滿冰花，呼出來的氣瞬間成冰，他隔幾分鍾就必須爬起來跑步取暖。看守踢門進來罵：“你跳得夠高了，到這裏還要跳？！”洪爐解釋“不是跳，是冷”，“冷也不許跳，這裏就是不準你亂說亂動！”此後洪爐不敢跑步，改做沒有聲音的俯臥撐。
洪爐閉上眼睛就“看見”家人，他痛苦得想大哭大喊，卻一點聲音也不敢出。洪爐母親來北京照看孫子，1968年被造反派冠以“反革命老太婆”驅逐，老人不得不把一歲的孫子帶回老家。國慶前夕，所有“囚犯”都在掃院子。幾個紅小兵押著洪爐6歲的女兒過來，讓她喊“打倒洪爐”。女兒喊不出來，眼淚汪汪地小聲說“打倒……爸爸”。紅小兵還不饒她，說聲音太小，要她大聲喊。洪爐實在忍受不了，說“快回家去”，女兒轉身跑了，拐過牆角，紅小兵追過去。洪爐看不見了，不知道他們會怎樣欺負女兒。
以後洪爐得知，剛上一年級的女兒差點被打成“反革命”。她與女同學把橡皮刻的毛像印到本子上，印得清楚的就劃個鉤，印得不清楚的就劃個叉。在毛像上劃叉，當然是“反革命”！“你爸爸是‘現行反革命’，你是小‘反革命’！”王老師將“罪證”收起來，說是那個爸爸是革命幹部的女生幹的，這才免予追究。
（圖為洪爐獲得“解放”後返回曾關押他的私牢留影）
看守中增加了幾個工宣隊師傅。張樹仁師傅小聲地問洪爐：“這裏很冷吧？你想辦法換個地方。”洪爐苦笑著說：“這能由著我嗎？”張師傅想了想，說你多寫幾個申請，我們再想辦法。幾天後洪爐果然搬出“冰窖”，住進一間朝東的集體牢房。張師傅告訴洪爐，態度好些，不會有多大問題，不能亂說，更不能“咬”別人，相信黨和毛主席的政策，再大的問題總會搞清楚的。
肖力一直牢牢控製軍報的“清隊”運動。她在公開講話中，反複強調“絕大多數幹部是好的和比較好的，是革命和要革命的”，“對幹部一定要堅決落實政策”。但她在密電中卻指示新“突擊隊”要“沉住氣，不要慌，讓他們表演，不動聲色地繼續搞，總有一天他們沒有好下場”，“他們要刮翻案風，要頂住，也不要降級”。
在肖力眼中，軍報除極少數頂級造反派，都是不革命、反革命和不可信任的人。“對左、中、右，偏右的，保的，甚至已關押幹部，都要調查了解。”她一再說：對待張秋橋的勢力，對保胡勢力，對夏敏之一類的老造反派動向，都要嚴加注意。對緊跟新“突擊隊”的廖初江、陳金元和造反派劉東升、富強等一幫人，也要注意其言行，不能隨便表態。對軍報組、軍宣隊、工宣隊，也決不能放鬆警惕。
肖力對最早和她一起造反的昔日“戰友”武將、方撫時、孫浩剛、宋玉芬等人也毫不手軟，把他們打成反革命或異類。
“突擊隊”第一任隊長方撫時，在肖力牽頭的第一張大字報上名列第二。《快報》撤銷後他回到記者處，算退出了“突擊隊”。1968年春，他被誣陷在“張（秋橋）氏文革”中執行“反動路線”，後作為“八·二三反革命集團”頭頭，被關在“大學”一年半，其中被關在一間不見陽光的囚室長達幾個月之久。之後他被開除黨籍、軍籍，回鄉勞改近4年。要求按時匯報思想，接受訓斥，四類分子的帽子拿在群眾手裏，隨時可以戴上。1972年他獲得平反回歸軍報。
孫浩剛調到軍報擔任記者不久，他認為軍報人員大都是從軍隊精挑細選的優秀人才，不少人經過戰爭和曆次政治運動考驗。自從1959年林彪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後，軍報一再受到毛主席表揚，怎麽可以想象，這樣的報紙是由黑線人物辦出來的呢？他向肖力婉轉表達，肖力懷疑他向老記者泄露“突擊隊”的秘密。開會時她不時諷刺挖苦，甚至不通知他參加會。肖力私下不隻一次議論孫浩剛，宋玉芬幾次建議：“你是不是找他談一談，明著跟他說，他在隊裏就要守隊裏的秘密，做不到就自動離開。”肖力不做聲，對孫浩剛的不滿議論卻不停止。終於，孫浩剛被清理，關押了一段時間。因態度好、轉變快，立功贖罪，作為坦白從寬的典型，最早被“解放”出來，重新受到肖力信任，當上左派。
武將在文革前調到軍報駐北京軍區記者組。因為出身、經曆簡單，又愛動筆，被調到快報組，成為肖力早期戰友之一。武將看不慣肖力和“突擊隊”的專橫跋扈。作為“突擊隊”第二任隊長，他心直口快，在會上提出找一找“突擊隊”存在的問題。說我們“突擊隊”的同誌要革命，軍報其他同誌也要革命，不能隨便扣上“黑線人物”帽子，要允許別人革命。他對版麵組控製軍報也頗有不滿，認為總編輯趙易亞到任，“突擊隊”作為群眾組織，不應該再繼續監督中央軍委正式任命的總編輯，建議撤銷版麵組，否則弊端叢生。
這本是幾條平常的工作意見，也並不激烈。但被幾個阿諛奉承者包圍、大權獨攬的肖力口頭表示歡迎，背地卻恨恨地說武將“腳踩兩隻船”。她在密電中命令，“要徹底清算趙易亞的小黑爪牙、反革命分子武將的滔天罪行！”武將極力為自己辯解，要執行毛主席“言者無罪”的指示，否則就成了“言者有罪”，肖力更加惱羞成怒。
李誌高等人奉肖力之命，首先“清理”武將，把他打成現行反革命，關進軍報私牢，罪名是“反對肖力”，還無中生有說他是“趙易亞的小爬蟲”。武將出身貧農，曆史清白，而且和肖力一起造反，無論從哪一條來說，他都不是“清理”對象，卻被肖力等人硬扣上“現行反革命”的帽子，和欒保俊關在一起。欒保俊吃驚地問：“你怎麽也進來了？”（圖為武將，曾被關押在北京軍區白廟看守所，囚號377）
不久，武將又被關進北京軍區白廟看守所。他出獄後被開除黨籍，遣送農村勞改5年半。1975年平反，恢複黨籍、軍籍，重新回到軍報，幾年後他和方撫時都擔任了師級領導職務。
“突擊隊”大字報第七個簽名者楊秉文，來自空軍，不是黨員，外號“楊胖子”。他體格健壯，理所當然成為肖力貼身保鏢。他還是著名打手，能按住“囚犯”脖子強壓觸地，軍報不少“囚犯”品嚐過他的“熊掌”。後來他在軍報待不住，走人了。
大字報最後一個簽名者劉福山，原是海軍戰士，人稱“小不點”，天真爽直，愛打鬧。在“突擊隊”經常受到肖力的輕視和冷落，最終被肖力的新“突擊隊”拒之門外。後來經過他和楊秉文再三懇求，肖力批準他們加入新“突擊隊”，成為肖力手下四“小將”之一。偶然一次劉福山被拉去見了江青，文革後被定為“三種人”，開除黨籍，到北京遠郊工廠做工。
當年不可一世，造孽眾多，害人不淺。
這裏提到的顧工是詩人顧城的父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