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隻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真正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不在那些囂張的東西，就在每個靈魂的生命裏，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就是超越的對話與交流，形成一種學術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學就形成了，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關注天空，還是關注腳下？
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大學？我的回答是，百年中國的絕大多數時候，尤其是近20多年來，並沒有一所真正的大學。真正的大學是什麽呢？我要講遠一點。孔子之所以偉大，就是因為他建立了一個學校，通過它普及了一種理論，世世代代傳下來。公元前5世紀前後，世界上有幾大文明各自形成自己的經典，把各自民族的文化用文字傳承下來，於是全球進入了軸心時代。今天，西方人之所以強大——他們後來超過其他所有的文明古國，尤其在全球化時代，一種強大的力量逼迫著其他文明去改變自己，去迎合它，這種力量從哪裏來的？是從大學來的。越是文明的社會，越是需要有一批專業學者來構造一個係統的理論體係，成為所有社會成員的文化認同。而這些有智慧的知識精英形成的共同體，就是大學。▋這樣的大學從什麽時候開始呢？
西方最早在柏拉圖時代，就建立一個叫AcaDemy的東西，柏拉圖的AcaDemy要幹什麽呢？西方人認為，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並不是最重要的，它背後有一個抽象的能夠用數學、用邏輯、用語言精確表達的Logos，按今天的話，一種規律、一種規則，那才是萬物的根本。隻要把握了這個Logos，把握了萬物的規律，你就把握了萬物。這種柏拉圖的信念，也就是古希臘哲學的基本精神。
這與其他思想不同，尤其與中國人注重直覺與感性思維不同。中國的農業文化相信，我們的直覺、感悟，我們在人和對象之間建立一種生動的、感性的、直覺的關係，這是中國人的特色。而在柏拉圖時代，他鼓勵他的學生去尋找萬物背後的邏輯、數學、幾何學，從這些抽象的理念、概念裏探索萬物的和諧秩序和規律。柏拉圖的這種智慧，傳到亞裏士多德，傳到亞曆山大時期的科學，傳到羅馬時代的法律，一直傳到中世紀的基督教神學。
所以，西方精英們從一開始就相信，社會必須有一種超越任何個人意誌，超越物質外表的一種道理、一種規則、一種規律、一種秩序，它雖然抽象，卻嚴格遵守邏輯、數學與實證的規則。這就是希臘理性思維，這就是柏拉圖的Acaemy留下來的精神，這就是現代大學精神。四大文明古國都是自然主義的文明，人們的生活完全依靠大地、天空，靠四季輪回、靠土地裏麵長出的東西來養活人，依靠自然生態的循環。但是與柏拉圖對應的希臘文明是另外一種文明。商人們航行在單調枯燥的海上，跟農民以感性的方式直接與大地接觸不一樣，他們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就是太陽、月亮、星空，於是他們的天文學、幾何學就很發達；商人總是盤算著數字比例關係，於是數學思維很發達，畢達哥拉斯主義就產生了；航海與貿易需要發達的手工業，而手工業製品通過商業推廣又更加發達，手工業的發達導致了原子論的產生，機械唯物論的產生，導致了最初的分析式的自然科學的產生。我們知道，今天西方人除了以科學作為改變世界的有力工具外，還有一個東西用在處理人和人的關係上，這就是法律。西方人主要通過法律，通過契約，通過社會公德，通過每一個人心中把握的客觀尺度來約束所有人的行為。這種法理思維，跟自然科學思維如出一轍，相信所有個別事物之上，有一個抽象的規則、法則和規律在支配著一切，而且這種抽象的規則是能夠以嚴格的邏輯和數學方式表達的。
今天西方人強大的奧妙，就是兩個東西，一個科學，一個法律，都是從希臘哲學演變而來的。這兩個東西看起來好象不一樣，法律是管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規律是管自然萬物之間的關係的，但在西方語言中是一個東西，都叫Law。它們都是從柏拉圖那裏來的，相信萬物背後有一個普遍的共性在起支配作用。這東西是看不見摸不著的，隻能用人的理性思維去把握。大學就是柏拉圖的那個AcaDemy延續下來，到中世紀就是經院，近代就是University，執著追求萬物背後的規則，相信道理越爭論越明白。這種把求知當作最高追求的人生態度，幾乎體現在每一位哲學家身上。
德國哲學家黑格爾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他們才有希望；一個民族隻是關心腳下的事情，那是沒有未來的。▋誰都不代表真理
亞裏士多德說：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誰都不代表真理，老師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於一切，在一個看不見的地方，每一個人都可以通過自己的理性去領悟真理。我們每一個人都生活在吃喝玩樂中間，柴米油鹽醬醋茶中間，生活在世俗生活中間，但是如果隻有這個的話，這個民族是不可能擁有最高的文明。近代歐洲城市裏，總有一個中心是Acaemy ，或者是University，它們在整個社會當中起著核心作用、靈魂作用。所以一個成功的現代國家是不可想象沒有大學先立起來的。我的結論是，西方現代文明是城市運動和大學運動，現實操作和理想引領，兩個東西的呼應才產生的。事實也是這樣，文藝複興之前就有博羅尼亞大學，法國的崛起有巴黎大學，英國的崛起有牛津劍橋，美國的崛起有哈佛。十九世紀初德國要崛起的時候，就有柏林大學。當時德國四分五裂，被拿破侖打得嗚乎哀哉，割地、賠款、求和，窮得不能再窮，窩囊得不能再窩囊了。一位最有遠見的人物是洪堡，他影響了普魯士皇帝，相信民族崛起的關鍵是民族的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學。洪堡成為內閣當中最重要的人，他建立了柏林大學，柏林大學的首任校長就是哲學家費希特。
我們都知道，日本僅僅是一個小小島國，自古籠罩在中國文化的陰影裏麵，可是今天它比中國強大。為什麽它會有今天？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時，日本的水平遠遠不能與中國比，可是有一個關鍵人物叫福澤諭吉，今天日本鈔票最大麵額是一萬日元，上麵的那個頭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軍事人物，而隻是一位隻寫了幾本書，辦了一份報紙，辦了日本第一所大學的福澤諭吉，這樣一個人成了現代日本民族的靈魂人物。他說，一個民族要崛起，要改變三個方麵，第一是人心的改變，第二是製度的改變，第三是器物與經濟的改變。這三個方麵的順序，應該先是心靈，再是體製，最後才是經濟。把這個順序顛倒過來，表麵上看是捷徑，但最後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澤的路走的，它成功了。同一時期的中國，卻走了一條福澤諭吉預言走不通的路。辛亥革命以後，製度的除舊布新看起來已經沒問題了，可是整個社會卻陷入水深火熱、軍閥混戰之中，打倒一個皇帝，出現無數個土皇帝。人們在絕望的時候，梁啟超發現日本人早就說出這條路走不通，才倡議新民運動，這可以說成為中國的20世紀全新的開始。文化立國，教育立國，我們知道，新文化運動是20世紀中國或者說現代中國的真正開端。這個開端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蔡元培手下的北京大學變成了一所真正的大學。蔡元培從德國回來，以柏林大學模式拿來治理北京大學，隻幾年時間就把它變成一所真正的大學，變成整個民族精神的搖籃，從而開創了中國的20世紀。對此，我們無論怎麽高的讚美都不為過。蔡元培可以說是20世紀中國真正偉大的一個人是一個新時代的旗幟。新文化運動之後，孫中山以列寧主義模式，以三民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改組國民黨，建立了黃埔軍校。黃埔軍校跟軍閥不一樣，軍閥是為了地盤，為了直接利益打仗，而黃埔軍校是為了一種民族主義信念而打仗，有了一個比升官發財，吃喝玩樂更高的理念，凝聚一個集體，形成一個組織，建立一種製度。蔣介石一生的權威，都來自於他是黃埔軍校的校長。所以，在中國沒有大學的時候，出現了一個準大學，介於大學與軍閥之間，這就是黃埔軍校。八年抗戰中在大後方組建的戰時大學，以西南聯大為代表，也包括當時的武漢大學、中央大學、交通大學、浙江大學，這五大名牌大學共同培育了抗戰中一代民族精英。這是一些真正的大學，即使處在窮山惡水間，在漏雨的平房裏，在破廟裏，在茶館裏，卻毋庸置疑地構成世界上最一流的大學。在破廟裏，在最簡陋房子裏的西南聯大就是世界一流的大學。國民政府無論多麽腐敗，但在抗戰八年間，它把僅次於軍費的第二大財政開支放在教育上麵，比政府的行政費用都高。這是什麽概念呢？國家都要完蛋了，大學還能辦嗎？當時有很多人說，大學就不要辦了，年輕人還呆在學校幹什麽？趕緊打仗去，救國家去。如果說要辦大學的話，那也是化學係教造火藥，物理係教造槍炮，力學係教造橋梁，外語係就培養翻譯官，哲學係就培養政治教官吧。可是，當時蔣介石居然聽從了少數人的意見，大學該怎麽辦還怎麽辦，在整個抗戰時期，大學不僅沒有萎縮，而且人數成倍增加，大批年輕人跑到大後方去上大學，鞏固了中華民族的文化根基。我可以下一個結論，中國20世紀所有的驕傲，都歸結到中國能夠在最絕望的時候，有很少的一些中國人，他們能夠辦起幾所大學或準大學，支撐起整個民族的文化。中國20世紀最大的驕傲都歸結於北大、黃埔、延安，以及西南聯大為代表的戰時大學。而中國20世紀所有的不幸，所有的悲哀，所有的愚蠢，就在於在平常時期幾乎完全沒有真正的大學，沒有完整人格的修養所，隻有人才培訓機構，隻有培養工具，培養聽話的螺絲釘的地方。▋內心的崛起
如今，在我們中國一切都要有用的，大學也要有用的，所有的專業都要有用的，連人都要有用。可是，真正的大學是沒有用的，因為大學是培養人的，人不是要為人所用工具，人本身就是目的。用俗氣一點的話說，人是老板，人不是人才，不是打工仔。我說的老板，是自己知道該怎麽做，而且能夠指導別人怎麽做的人。中國沒有老板，有老板也是跟著別人跑的，最終來說仍然是人家的打工仔。所以中國今天沒有在世界舞台上呼風喚雨的人物，沒有領先的潮流的領域、品牌、標準。我們用盡了資源，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環境破壞，更大的破壞是人心靈的瓦解，內心世界自信心和創造力的完全喪失，隻有依附於外部智慧，去換取滿足欲望膨脹所需要的消費資料，換取GDP數字的增長。
這種接軌所造成的對西方依賴的程度是驚人的。中國沒有什麽東西能夠在西方賣高價錢，在歐美，中國製造是低劣的代名詞，你做得再好，再漂亮，你也隻能賣到別人價格的一個零頭。中國必須改變這條道路，必須要有自己的大腦，自己的智慧，要有自己真正的大學。未來中國的唯一出路是文化立國。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都熟悉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思路。過了N年以後，終於有一批知識分子出來說，製度建設也是關鍵，製度建設比經濟建設更重要。然而，中國人卻無法能夠接受內心深處的改變，而這是一切問題的真正關鍵。
所以，我說中華民族的崛起取決於大學的崛起，而今天中國大學的崛起還相當遙遠。怎麽辦，我們能做的隻有自己內心的崛起，現實中沒有真正的大學，但我們可以做一個真正的大學生，在自己的心靈中，在自己行動中，營造健全的大學生活。
真正的大學不在高樓大廈，不在權威講壇，不在那些囂張的東西，就在每個靈魂的生命裏，就是獨立的思考、自由的表達，就是超越的對話與交流，形成一種學術氛圍，一步一步蔓延，把越來越多的人包裹在其中，真正的大學就形成了，很快就會變成了一場文化運動，就會有一批真正有智慧的精英起來，整個國家就有了希望。
至於法律，中國司法倒退嚴重，連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都在“向司法獨立亮劍”
民國時代的大學是什麽樣？民國時代的大學教授什麽樣？民國時代的大學學生什麽樣？
如今當權者能容忍那樣的大學？那樣的教授？那樣的學生？
作者朱學勤簡介
朱學勤，1952年9月出生於上海市。複旦大學史學博士、哈佛大學訪問學者，現為上海大學曆史係教授，上海和平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社會思想史，目前從事的課題有近代中國社會變遷與漸進變革思潮等。編著有：《道德理想國的覆滅——從盧梭到羅伯斯比爾》《風聲·雨聲·讀書聲》《書齋裏的革命》《中國與歐洲文化交流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