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江青“放火燒荒”，把矛頭對準李德生
1973年12月，毛澤東要求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時任北京軍區司令員的李德生調到沈陽軍區。紀登奎轉達了毛澤東的意見，李德生“主動”辭去黨的副主席，他的總政治部主任也自然取消了。
1974年3月5日，江青、張春橋等接見文藝單位的代表，陳亞丁、王心剛、張冬涼參加了。江青發表了“放火燒荒”的講話，她說：“我實在很忙，很久沒有見到同誌們了，今天談一談批林批孔問題。”“八一廠是造了孽，倒了黴啦。軍閥（李德生）在管你們，八一廠是沒有娘的孩子，多麽可憐哪。”“軍隊執行的不是毛主席的文藝路線，我的話根本不聽。”“我們不敢得罪軍隊，今天我是鬥膽，把你陳亞丁也請來了，就是要整一整軍隊。”張春橋故意插了一句：“八一廠的領導班子有沒有經過群眾討論？”江青馬上說：“他們的領導班子我們不承認，政治局沒有批準。已經是革委會了嘛，為什麽要改廠長製？誰是黑手？我看彭勃就是黑手。”“你們要放火燒荒……” 江青借批林批孔之機，公開點名批判李德生，提出“打倒大軍閥”，逼李德生承認上了“林彪賊船”。江青還公然提出要整頓軍隊，說八一廠的領導班子我們不承認，政治局沒批準。
3月12日，陳亞丁向八一廠傳達江青“放火燒荒”的講話。王心剛不同意向總政治部機關幹部傳達，陳亞丁還是應總政治部機關部分幹部的要求傳達了。隨後，總政治部機關、北京大街貼出“火燒李德生”、“打倒軍閥李德生”的大標語，李德生工作過的安徽合肥也出現了類似的大標語。同日，八一廠也貼出“揪黑手彭勃”的大字報，彭勃被停職檢查。有人寫報告要把李德生從沈陽揪回北京批鬥，葉劍英沒有同意。
4月20日，八一廠成立由9人組成的臨時黨委，代理書記陳亞丁，副書記王心剛、張冬涼，委員郭軒、王牧、邱賢昌、劉沛然、傅亞、張遜仁，另有8人固定列席臨時黨委會。
5月，周恩來得知北京街頭、安徽合肥貼出了“放火燒荒”、“打倒大軍閥李德生”的大標語，為製止事態發展，他讓王洪文立即查清。王洪文召集張春橋、姚文元等人參加的會議。會上要求陳亞丁說明情況，陳亞丁剛要說到3月5日見到江青，張春橋馬上打斷，說江青沒說“放火燒荒”，姚文元附和。會後陳亞丁寫了一個含糊其辭的說明，“放火燒荒”遂被製止。
8月26日至9月10日，中央軍委在京西賓館召集各大軍區負責人會議，由王洪文主持。各大軍區司令員分成幾個小組，分別“批評幫助”李德生（沈陽軍區司令員）、許世友（廣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蘭州軍區司令員）。
這時江青在幾次的政治局會議上也受到了批評，成了“泥菩薩過河”，這才顧不上揪鬥李德生了。李德生如果被揪出來，受到李德生保護的我和我的難友們就不知道又要遭到怎樣的殘酷迫害了。
1975年4月5日，中央專案組第一辦公室通知總政治部和八一廠黨委，遵照黨中央和毛主席批示，對陳播同誌解除監護。陳播在被關押7年半後，終於獲得了自由。
我的工資也補發了，但一時還給不了結論，我仍然閑在家中。這時“四人幫”雖然還沒倒台，但已經是秋後的“螞蚱”了。
當麵感謝李德生對我全家的保護
1975年6月，根據黨中央、中央軍委關於落實政策的指示，八一廠選擇正派、超脫、能按黨的原則辦事的人，成立落實政策領導組，組長邱賢昌（副廠長）、成員有胡介民（顧問）、郭軒（副政委）、傅亞（副廠長）。7月4日，廠黨委決定成立複查和落實政策小組，組長李力，副組長苗希成，另從各單位抽調10人。
8月21日，總政治部宣布：“八一六”黑會純屬假案，全部撤銷，徹底平反。8月28日，總政治部黨委給我的結論也來了，恢複了我的職務。結論最後一段是過去工作中“對江青不恭”，我無可奈何簽了字。我身上盡是“笑話”，“四人幫”倒台後，1977年3月4日，總政治部幹部部又來人找我談話，說過去給你做的結論不對，要改。把工作中“對江青的不恭”改為你工作中對江青不正確的東西有抵製。我說：“反江青？我可沒有那麽高的水平，藝術上的爭論是有的，我並沒有抵製。過去結論說我對她“不恭”，我想否定也沒辦法，我是被迫簽字。現在又改？我也不能往自己臉上貼金，算了吧。”總政治部幹部部的人說：“嚴寄洲同誌，這是總政治部黨委的結論，不能因為你這一句話，再開一次總政治部黨委會吧？”我隻好再次違心簽字。搖身一變，我竟成了“英雄”。
抓我時我50大壽，“出獄”時該60大壽了。實在可惜啊，我被迫“剪”掉了十個年頭。那時我還不知道，承蒙江青“關照”，我的案卷“榮幸”到了中央專案組第二辦公室。我恢複導演工作後，到撫順拍攝電影《再生之地》，上午先到沈陽，沈陽軍區司令員李德生讓文工團團長告訴我，先不要走，下午他開會，晚上他要見我。攝製組大隊人馬先走了，留下我一人等著。
李德生告訴我：“中央二辦送來你的案卷，按江青指令，要把你們幾個，陳播、你、張加毅、馮毅夫等全部判重刑，你是20年徒刑。可是又沒有任何材料，我們覺得沒有證據，怎麽執行？”所以他們就拖，拖來拖去，拖到李德生離開總政治部，對我仍然沒有一個明確結論。
我對李德生說：“我總算見到你了，我代表全家老小對你表示感謝。那時要不是你保護了我，我們全家的命運將會更加悲慘。” 這是我的真心話，我感謝李德生保護了我和我的全家，否則我們還不知道要被扒幾層皮呢。
複出後分配給我的三部影片
文化大革命後期，廠裏分配給我一個報告文學《警鍾長鳴》，
讓我拍成短片。原來，江青、張春橋等人搞了一本短篇集子，國務院文化部的那位部長拍馬屁，把書拆開，分配給各個電影廠，一個廠拍幾個故事。《警鍾長鳴》是王洪文秘書寫的，主要“歌頌”王洪文臥軌擋火車。文化大革命前我就同江青打交道，文化大革命一路關押過來，我吃盡了苦頭，我還不知道江青是什麽東西？！曆次政治運動的教訓我還能不接受嗎？我這人就是說話太多，也不考慮後果，亂說一氣，因此“辮子”也太多，誰都能抓我一大把。過去我政治上糊塗，這回我特別清醒，我不能拍這個，無論如何不能拍！但我又不敢明目張膽地違抗，廠黨委叫幹，能不幹嗎？那些天，我整天睡不著覺，坐立不安，第一次嚐到失眠的滋味了。
《警鍾長鳴》的劇本改編者是寫《紅色娘子軍》劇本的梁信（廣州軍區政治部創作室創作員），他對我說：“不能搞，叫我怎麽改？”我說：“你改可以，我拍更糟。”按我拍片的速度，這個
短片要是放在文化大革命前，早拍完了。可我不敢說不拍，隻能磨蹭。一兩個月拖過去了，廠裏討論工作進展，問到我進度，我早就想好，我說：“這個劇本很好（不敢說不好），但敬愛的江青同誌說，沒有生活就沒有藝術，我一點生活也沒有，怕拍壞了，叫別人去拍吧。”副廠長劉沛然是拍《林海雪原》的導演，和我關係不錯，剛恢複工作，也還沒有結論。他說：“對，老嚴說得對，該換人。”這下我總算放了心。正是這種不知情的謹慎，挽救了我的政治生命。
嚴寄洲晚年
總政治部話劇團正在公演陳其通的話劇《萬水千山》。這部話劇是陳其通經過十多年醞釀，1953年定的稿，1954年6月在小西天總政排練場（解放軍歌劇院前身）首演。1956年，《萬水千山》在第一屆全國話劇觀摩演出會中獲得編劇、導演、表演、舞美等一等獎。八一廠導演成蔭拍過電影《萬水千山》，拍得非常好，獲得一致好評。1964年毛澤東看過話劇《萬水千山》，因為隻寫了一方麵軍，據說毛主席說是宗派主義。1974年陳其通再次擔任編劇，由原來六幕增加成十幕，並改成一、二、四方麵軍會合。1975年在紀念長征勝利40周年之際，新版《萬水千山》公演。《萬水千山》的電影也要重拍，交給我導演。我已經推掉了《警鍾長鳴》，再不敢推了，我終究是幹活的“突擊隊長”。
說起來，《萬水千山》是文化大革命後我拍的第一部電影，既沒有文學本，時間又很短。好在明確說不用外景，隻讓我每天到劇場看演出，根據話劇寫出分鏡頭劇本。要是文化大革命前，我決不甘心照搬舞台，總要嚐試著出新。但是文化大革命把我的銳氣全打磨光了，我剛出山，心有餘悸，業務生疏了不說，思想上更是前怕狼後怕虎，生怕一不小心再被關進去。幹活手直發抖，神經過敏極了，真有樹葉砸破頭的感覺。所以我基本上是忠實於舞台，有點像拍舞台藝術片，用的是舞台上的原班人馬，雖然有幾個初次上鏡的演員，如龔雪、陳佩斯、黃梅瑩，後來都成了大牌明星，這是我始料不及的。但總的說來，《萬水千山》沒有可圈可點之處，遺憾甚多。所以這是一次意料之中非失敗不可的創作。接著我接受了把黎汝清（南京軍區政治部文藝創作室創作員）的長篇小說《萬山紅遍》改編成電影《映山紅》的任務，這是寫紅軍的故事，由陳亞丁組織。緊張籌備一段後，攝製組到湖南衡山拍外景。都已經拍了一部分，“四人幫”一倒，上邊說不拍了，就像文化大革命初我拍《南海長城》一樣，半途而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