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我收養了流浪貓和他的“兒女”
關進桃園半年後，我發現不知什麽地方老是有細細的貓叫。跟著聲音追蹤到倉庫，確定就是這裏。倉庫裏有野貓？太好了！我把吃剩的飯菜從破窗戶裏放進去。與野貓也不見麵，咪咪叫幾聲就走。等一刻鍾再來收盤子，全吃光了。十幾天後再去，野貓就不怕了，主動出來與我見了麵。又過了十幾天，野貓允許我摸它，甚至可以抱它了。這是一隻可愛的花貓，隻是髒得毛都成了灰黑色，我給它洗了澡，擦幹淨，愛惜地把它安頓在破箱子裏，弄點破布給它當鋪蓋，野貓成了家貓。有了貓，每次我多買兩毛錢的肉，專要不好的肉，這樣可以多給一些，我的花貓就有了一份口糧。
春天花貓哇哇哇叫，招來了一隻黃公貓。我給花貓開飯，這位黃公貓客人根本不用邀請，來了就吃。可是我每個月的生活費很少，隻勉強夠自己溫飽，根本不可能供應兩隻大貓。我對陳播說：“貓女婿由你來供養吧？”陳播答應了。這兩隻貓成了我們的“家庭成員”。有一天，陳播說：“這花貓怎麽這麽胖？”我一看，喲，花貓懷孕了。過了幾天，花貓失蹤了。我滿院子找，急得就像自己丟了小孩。終於在當道具用的舊馬車墊子裏，找到了我親愛的花貓。這裏軟和，有草，有棚子，老花貓把這裏當成了“婦產科”，平安生下了四隻小花貓。這下我可高興不起來了，一下養五隻貓，我可養不起。大貓、小貓餓得哇哇亂叫。不過，它們誰也沒有走，寧願餓著，也陪我們一起蹲“監獄”。
天越來越熱，地裏的活不多了，輪到我不勞動的時間，我就坐在自製的沙發上看書，五隻貓親親熱熱地趴在我腳下，四周是生機盎然的桃樹，真比陶淵明當年采菊東籬下更悠然。小貓越長越大，吃的也越來越多，雖然我舍不得這一大家子貓，但實在養
不起了，不得不忍痛送走三隻貓，隻留下一大一小陪伴我。以後北京愛護小動物協會知道我的愛貓故事，專門聘我為顧問。
看守每天輪流看守我們，早就煩了。“該槍斃就槍斃，不能老是關著，過年了，還關著他們幹什麽？回家吧！”總算開恩放我們回家了。在桃園“監獄”的最後一天，來了一個女看守向我宣布：“革委會放你回家。”我說：“我不回去，關這麽長時間，我為什麽被抓到這來？沒說清楚。”“叫你回家還不回？就這個結論，你不回去也得回去。”我其實很想回家，隻不過嘴硬罷了。
我跟陳播告別。陳播說：“你放心，你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最後我依依不舍和貓們告別，看見花貓媽媽和它的孩子，我的心直痛，它們還要在這裏繼續“監禁”。我望著蜂窩煤爐子和煤、行李、自製的沙發，包括我的一套《魯迅全集》，什麽都舍不得扔。副業隊有板車，我去借來，把我所有的東西都用板車拉回去。不知道的人還問：“他怎麽亂跑出來了？”“哦，放了。”當然也有橫眉冷對的，但好人更多。雖然我被關進“監獄”，不少群眾仍然對我不錯。從生產區到我掃地出門後住的“牛棚”，有不短的一段路。我拉著大板車，很沉，路上好多人幫忙，也不吭聲，不表示親熱，默默幫我推車。到門口，卸下煤爐和東西，還是不說話，就走了。
1974年12月31日，我總算回到了家。但領章帽徽還是不給，後來發給我，我也不戴，本來摘我的領章帽徽就不對。我不穿軍裝，上街抽煙，糾察糾不了我。
回想第一次莫須有的曆史問題
我這一生坎坷，似乎沒有一次政治運動能逃掉。大而化之，我總結一條“槍打出頭鳥”。我在話劇團，就是埋頭幹工作，出作品多，老立功受獎。到八一廠，有的人三五年搞不出一部片子，我幾乎是一年一部，甚至一年兩部。概念化不幹，就是要出新，
1938年嚴寄洲赴延安前在上海與家人合影。左前：母親嚴歸氏，父親嚴翊程，左後：妹妹嚴寄祥，嚴寄洲、表弟歸永年，妹夫沈凡。
這一出新有時就容易踩響“地雷”。因為“出風頭”，過去就老有人弄我的名堂，所以從延安整風起我就是老“運動員”，每次都跑不掉，常常有事沒事都能找出我的“事”來。現在年紀大了，我都想不起來我是怎麽跌跌撞撞過來的了。但我又從來是倒不了的“不倒翁”，我有技術，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壞人，不是特務。真理隻有一個，我相信黨。
我參軍後第一次受到黨內警告處分，就是一件冤案。1941年，戰鬥劇社在綏德演出，道具太多，為了輕裝，社裏決定由我負責安排人到市場上變賣多餘的服裝。我交賬時漏記了一條80元的褲子。一對賬，說我貪汙，鬥爭我。會上管理員說：“錢數是對的。”說我貪汙的人下不了台，又說我曾用公家顏料給綏德銀行畫廣告，銀行送來材料費。因這筆錢無法處理，我買了20多個油酥燒餅給幫忙畫廣告的人吃了，硬說這就是貪汙行為。於是，支部給我一個警告處分。
1942年，延安整風開始。毛主席說，整風、生產兩件大事，生產是為了能吃飽飯，整風是為了純潔革命隊伍，這是兩大發明。康生負責整風“搶救”，我被“搶救”進去了。那時的邏輯凡是上海來的都是特務，我是上海來的，又在上海做過地下工作，所以我肯定是特務。一個老紅軍找我談話，要我交代問題。我表示我的思想很不純潔，要好好參加整風。老紅軍說：“你的問題不是這個，是政治問題。”我差點兒暈過去，我滿懷革命熱情來到延安，居然成了混進革命隊伍的特務？那時對我還講政策，不打罵，天天讓我在班裏的窯洞炕上講自己的曆史。我自己一段一段講，越講漏洞越多。弄到後來我自己都懷疑自己，“你不是特務是什麽？”
我們班有宣傳科的一個副科長，他也是大後方來的，開始很同情我。鬥我五六天後，他對我說：“過去我認為你沒問題，現在聽你講，你還真有問題。”鋤奸部長帶兩個人到窯洞，夾個大包，嚴肅極了，對我說：“你現在交代，還可以保留黨籍、軍籍。不交代，材料一公布，槍斃！”我問：“不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嗎？”“對你不一樣。”我心一橫：“要槍斃就槍斃，拿出材料來看。”人家說：“材料我們掌握了，你不坦白，就槍斃！”我也火了：“槍斃就槍斃，槍斃前你得把棺材錢給我。”“幹什麽？死到臨頭還要棺材錢？”我說：“我要買好吃的，保養保養，然後你們隨便把我扔到黃河裏算了。”
1942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時候，那時沒什麽錢，到農村一點點錢就可以買到一大堆棗子柿子什麽的。我心裏不滿意，知道他們也不會給我什麽棺材錢，故意搗亂罷了，後來批判我“延安整風還向黨要棺材錢”。鋤奸部長看我“刀槍不入”，說：“我們先要搶救你，你這一個班全是貧雇農，聽不懂你說的那些，給你換個班，全是大後方來的。”這回鬥得凶了，開始我鬥人家，現在成了人家鬥我：“老嚴，大米好吃小米好吃？”我說：“當然大米好吃。”“那延安吃小米，你為什麽不在上海，到延安來？”我回答不出來。我就是回答出來，他們還有更多的理由反駁你。不僅從政治上汙辱你，還從精神上摧垮你。詐、騙、哄、灌、逼，以及變相刑罰，加上扭、撅、搖、推，全都是誘你上圈套。外麵下大雪，別人都睡了，通宵在雪地裏找我談話。人家輪換著，而我一直站在雪地裏，困得我來回亂晃。或者更絕，把我蒙在幾床被子下，上麵坐幾個人壓。還有用鉗子揭瘡蓋，一片恐怖，不斷有人自殺，跳黃河。你跳黃河自殺，死了也是特務，我才不去死呢。在這種恐怖的逼供信下，再“頑固”的人也不得不交代，我被迫承認參加了“中國道德學社”，其實這是個什麽組織，我根本搞不懂。事後不久，我覺得這是錯誤的，又找鋤奸科長聲明以前是編造的。我的交代不能牽連別人，想了半天，“我是日本特務吧？”沒別的特務。“誰派來的？”“我是我父親派來的，叫我了解延安的情況。”這才結束了沒完沒了的“煎熬”。
隻要交代了，就放在另一個隊，叫搶救隊。隊裏的人都是“搶救”出來的特務、漢奸、叛徒、國民黨托派等。這裏一個星期可以吃到兩頓羊肉，優待俘虜嘛，比沒坦白交代舒服多了。我說父親派來的很絕，不牽扯任何人。有人被逼得瞎交代，扯出好多人，這好多人就都冤成了“政治犯”。在搶救隊裏，大家彼此彼此，都是特務，不能離開村子，班與班不能講話，怕串供。另一個班有個劇作家，叫石丁，以後當過戲劇學院的黨委書記，寫過很多劇本。他被逼得沒辦法，要交代橫的關係，可是找不到人。有一次在衛生所看病，他悄悄對我說：“你當我的‘上級’吧。”他怕交代我是“上級”，我不承認，先通通氣。現在看是鬧劇，那時可認真了，人命關天的事情，我堅決不承認：“你不能把我當成你‘上級’。”因為我太堅決，他就沒敢講。我要答應了，不就是自己把自己打成特務了嗎？我再上哪找我的“上級”去呢？
那時說話，兩個人敢說，三個人就不敢。日記更不能寫，寫日記讓人抓住不得了。不寫日記，有點牢騷人家也照樣可以鬥爭你。那個時候，特務滿天飛。軍區集中了1000多名幹部的“坦白運動”，鋤奸部長宣布：“現在特務社會化，從上海到北京，隨便抓幾個人就有特務。連童子軍也成了特務組織，八路軍三個師就有一個師是特務。”後來毛主席發現整風擴大化，很快糾正。搶救失足者，康生署名，甄別工作由毛主席署名。幾個月後組織上找我談話，給我作了結論，告訴我沒事了。
沈香說得對。看那個許家屯，都被黨整得跑路到洛杉磯了，還和人吵架，不許人講“黨”不好。這個事情在閻淮所著的“進出中組部”有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