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嚴寄洲講述八一廠文化大革命（十）

周恩來批示電影《紅燈記》拍得很好

彭勃為拍攝電影《紅燈記》竭盡了全力，這是有目共睹的。他組織八一廠革委會專門研究如何拍攝《紅燈記》，像打仗一樣召開動員大會，主要人員都有替補。他還聯係供電局，架設雙線。怕不保險，又借了一台發電車，保證供電。彭勃負責後勤，生活供應麵麵俱到，還配備了專門的醫護人員。彭勃自己白天黑夜跟班作業，被稱作“第一流的後勤部長”。攝製期間，他在鎮江當兵的兒子執行任務時遭遇車禍犧牲，李德生批準他回家辦喪事，但他考慮拍攝任務，堅持沒有回去。彭勃完全沒有想到，幾十萬人的南京他管得井井有條，而1000多人的八一廠他卻管不了，他要求回部隊去。李德生和田維新（總政治部副主任）找彭勃談話。李德生說：“你的處境很困難，我們不是不知道，你走了，就是調一位大軍區司令員、政治委員來，也很難改變八一廠的現狀。我們都是帶兵出身，今天好比打一場惡仗，你腰板要硬，要敢於刺刀見紅。在任何條件下，要咬牙，要頂住。說句不好聽的話，你死也要死在八一廠。隻要有這種氣概，我就不信你不能打勝仗！”

總政治部也派出調查組反複調查，確認根本沒有揭發電影《紅燈記》的事情，純屬捏造，以後再未追究此事。李德生以總政治部的名義，將不存在揭發電影《紅燈記》問題的調查結果，向黨中央寫了報告。

1972年4月20日，周恩來批示：電影《紅燈記》拍得很好，八一廠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什麽錯誤，要接受教訓，把革命與生產抓上去。李德生立即將周恩來批示轉給彭勃。

彭勃在八一廠總算站住了腳。1973年他抓了故事片《激戰無名川》和《閃閃的紅星》的拍攝，這是八一廠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斷故事片生產後的首次試生產。《閃閃的紅星》根據李心田同名小說改編，講述了年僅10歲的少年英雄潘冬子成長的故事。李昂、李俊執導，王蘋等也參加了執導，根據上級決定沒有署名。1974年9月攝製完成，國慶節上映。《閃閃的紅星》留下了許多經典鏡頭、台詞以及廣為傳唱的歌曲，並推出了童星祝新運，在荒蕪七八年的中國影壇掀起了一股“紅星”熱。

 

被江青再點名，我第二次被“專政”

江青夜襲八一廠的隨口講話，中心是 “八一廠有人破壞樣板電影《紅燈記》的拍攝”。她罵了這個罵那個，甚至給彭勃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可是這樁政治陷害的假案被李德生、彭勃“輕易”粉碎了。這位“旗手同誌”決不甘心失敗。

1973年1月10日，江青收到八一廠黨的核心小組給她的信，其中附有八一廠5份運動簡報，她終於抓到了“稻草”。1月11日14點40分，江青在總政治部主任李德生陪同下，來到八一廠1號大攝影棚，給全廠人員講話。江青說：“昨天看了你們送給我的簡報，氣得我一宿沒睡著，今天一起床，就來看你們了。”講到八一廠情況時，江青突然問：“那個‘反革命’導演（嚴寄洲）怎麽樣了？放回來了？為什麽沒有專他的政？！”“還有一個陳播，陳播可壞了……”

　　1972年6月23日，我們從山西高顯總政五七幹校被押回八一廠，結束了近三年的“勞改”。如果從1966年7月算起，我被批鬥、關押和“勞改”了整整六年，終於結束了。不過我還算半個“犯人”，“恩準”在家待著，也“恩準”可以到大門口買東西、拉蜂窩煤，就是不能進城。看管我的人老說我不老實，其實我老實透了，天天夾著“尾巴”在家待著，做做飯，看看書。不過這樣的“好日子”隻持續了七個月。

江青講話要“專我的政”的當天深夜，我的夢還沒有醒，就從被窩裏被揪起來，莫名其妙又成了囚犯！廠長陳播也同時被抓了起來，我們兩個人在江青的淫威下二進宮，重吃二遍苦。因為是臨時決定，又是深更半夜，八一廠並沒有準備好監獄，我和陳播暫時被關到“經濟宿舍”的平房裏，半個月後，把我和陳播轉移到廠區的桃園。

八一廠廠區靠近特技車間有一片桃園，現在沒有了。桃園裏有一個堆雜物的倉庫，是一間水泥平房，為 “迎接”我和陳播，砌一堵牆隔成兩間，沒門的那間又開了一扇門。我和廠長陳播各“住”半間，陳播住前半間，我住後半間。造反派讓我們各自挖了廁所，不許我們說話，怕我們“串連”。幾年不見，猛一見陳播嚇了我一大跳，他瘦得隻剩下一把骨頭了。陳播比我小三歲，又人高馬大，因心情惡劣，吃不好睡不好，顯得格外蒼老。

我和陳播在江青眼中都是“重犯”，“罪大惡極”。八一廠一建廠陳播就擔任廠長，誰知道他怎麽“得罪”了江青，江青一句話，關押了他9年，是八一廠關押時間最長的人。至於我，江青“送”給我一大堆“帽子”，什麽“黑線人物”，“漏網右派”，“三名三高人物”，“毒草專家”等等，都快把我壓趴下了。但是“把牢底坐穿”的信念鼓舞著我，我真心實意地“培養”自己的快樂。我可以吹牛皮，我從來不在背後說別人壞話，也沒有做過對不起別人的事情。一個人做過壞事，他才有心理負擔。我沒有做過壞事，我不怕鬼叫門。我不迷信上帝，但我相信善有善報。老天爺給我的本事，腦袋一挨枕頭就睡著。關在“監獄”裏也能睡覺，睡不著就背語錄，背著背著就睡著了。

我們每天需要兩三個看守。對立麵怕打架，同情我們這邊的怕“串連”，都不能來。所以看守有限，都是曾經的“嫡係”造反派。時間長了，看守也不願意陪著我們一起蹲“監獄”，不得不讓同情我們的中間派也來當看守。以後就一天兩個人，一個“嫡係”，一個中間派。後來看守不那麽嚴了，我悄悄對陳播說：“吃好點，高興點，要不頂不住，總有一天我們會出去！”陳播看我那麽快樂，受我“傳染”，他的心情也慢慢晴朗起來。以後放出來，陳播說是我救了他。

 

桃園108棵桃樹陪我們坐牢

偌大的桃園“監獄”隻關著廠長陳播和我。再一想，不隻我們兩個“犯人”嘛，桃園裏還有108棵有情有意的桃樹呢。不多不少，我一棵一棵數過，整整108位“好漢”。

春天來了，108棵桃樹似乎忘記了被監禁的命運，仍然是滿園春色關不住，爭先恐後含苞怒放，好似一大團一大團粉紅色的雲朵飄浮在桃園裏。這時我就忙開了，我太愛吃桃子了，這108顆桃樹就歸我“指揮”。首先我要給每一棵桃樹刮蟲苞。雖然還看不出有什麽蟲害，不刮，蟲子會鑽到桃花芯裏，桃子就成了蟲桃子。開花期的桃樹要大量喝水，這挑水是個重體力活。我已經快60歲了，以前又沒有幹過農活，那麽多桃樹，一擔一擔地挑水實在吃不消。我就開始琢磨“偷懶”，讓水自己流到樹坑裏去。我把每棵樹都挖上坑，再用小渠把所有的樹坑連起來，打開水龍頭，所有的樹全自動澆上了。想法不錯，幹成以後也就享了福，可實際挖坑挖渠，耗費了我個把月的時間。好在時間在“監獄”裏是最不值錢的東西，我也不希望那麽快完工，每天老有幹不完的活，時間就好像過得飛快。

這108棵桃樹就像我的一大群小朋友，每天見到桃樹我都很高興，我們之間有說不完的話題。桃樹也盡力滿足我，允許我隨便品嚐。每棵樹上的桃子我都咬過一口，大概是品種和水土的關係吧，有八棵桃樹結的桃子好吃，有兩棵最好吃，但是外表看不出來，所以這個秘密別人不知道。我老在想，為什麽隻有這兩棵樹結的桃好吃呢？大概是老天爺在關照我們，看我們在受苦受難，從王母娘娘的蟠桃園裏移過來兩棵仙桃樹吧？這麽多鮮桃我和陳播敞開肚皮吃也吃不完，經常有人偷偷來要。我掌握著“原則”，好吃的桃給好人，不好吃的桃給“壞人”。最好吃的兩棵桃樹由我和陳播包圓兒，誰也不給。

關在桃園的“監獄”裏，每天的勞動是最有樂趣的事情。桃園很大，中間有幾塊大的空地，可以種菜，陳播上午出去種菜，我下午出去為桃樹澆水。除了伺候桃樹，我還在樹裏行間種了心裏美蘿卜、西紅柿和好多的老玉米、向日葵、葫蘆什麽的，反正我愛吃什麽就種什麽。嫩葫蘆一掐就出水，西紅柿又大又圓，人見人愛。老有人來要菜，慢慢地，我也很有經驗了。要吃心裏美蘿卜，今天灌水，明天拔了準脆，還不辣，比外麵買的好吃多了。向日葵炒成五香瓜子，我不說，但心裏是有杆秤的，給看守生的癟的，還要說他們吃我的五香瓜子，劃不清界限。捎信要我種的老玉米，跟我關係好的，同情我們的，就給他好的嫩的。和看守一個鼻孔出氣的，就給老玉米，讓他咬也咬不動。

在我的十年“監獄”生涯中，這是最後一段，尤其是經曆了批鬥、毒打、勞改、寂寞等等非人的折磨，桃園真成了我的桃花源了，那是我“監獄”生涯中最開心最有情趣的一段。陶淵明的《桃花源記》，我還記得這麽幾句：“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真是如此啊。隻不過我們“桃花源”不是“忽逢”，而是天天麵對麵，神仙怕也過不上如此美麗的日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