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被押到甘肅天水挨鬥三個月
1966年9月30日，為在國慶節前把我們這些“黑幫”趕出北京，武裝押送我們到位於甘肅天水的蘭州軍區步兵學校。那時流行“四類分子”（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我們算“四類幹部”、“反革命”，敵我矛盾，聽說準備把我們集中起來送到新疆大漠終生勞改。人到這一步，隻能聽天由命，也豁出去了。我們坐的火車是硬座，解放後我就沒有坐過硬座，這回可“享受”上了。一路上有人持槍“警衛”，子彈頂上膛，有逃跑者馬上開槍。
我們剛到蘭州軍區步兵學校還算安靜，後來北京的解放軍測繪學院造反派到天水串連，把我們這些“黑幫”拉出來示眾。我們這幫“黑幫”中有不少人物，著名畫家黃胄，著名作家王願堅，還有陳其通、薑思毅等好幾個少將，他們算大的牛鬼蛇神，跪在第一排。我自以為自己沒事，沒想到有個人喊“還有嚴寄洲”，於是我也被迫跪在第二排。每個“黑幫”胸前都掛著一塊大牌子，自己寫上自己的“罪行”。
黃胄是我的“鄰居”，造反派命令他畫驢，他沒有筆，用破掃帚沾著黑灰在水泥地上畫。雖然黃胄畫的是拿手的毛驢，但他畫得像狗。我偷看一眼直想樂，又不敢。雖然我大汗淋淋，胳膊還被兩個大漢吊著，我還是從嗓子眼裏小聲擠出一句話：“你畫的那是驢嗎？那是狗！”黃胄望了我一眼，嘴咧開了似乎想笑，那笑的樣子比哭還難受。造反派立即製止我們：“不許說話！”文化大革命後我對黃胄說：“你畫了一輩子驢，就那個最值錢了，可惜當時沒有拍下照片。”
為什麽把黃胄作為重點？在批鬥會的前兩天，黃胄上了《人民日報》的“黑名單”，升了級，所以造反派拿黃胄開刀。以後到總政治部五七幹校，黃胄分在炊事班，每天用驢車拉泔水到豬圈。我挑擔子經常碰到他，就開玩笑說：“你今後畫的驢更像驢了。”黃胄低聲說：“畫什麽驢？畫驢屁股，我天天光看見驢屁股了。”接著補了一句，“我這輩子再也不畫驢了。”當然文化大革命後黃胄還是照畫驢不誤。
不知道為什麽，我們沒有被送到新疆大漠勞動改造，大概是八一廠還想把我們當“活靶子”吧？1967年1月，我們這群“黑幫”從天水押回北京，還是一路硬座。
關進“黑樓”，挨打成了家常便飯
1967年9月20日，八一廠某群眾組織的幾個人踢開我家的門，說要核對材料，把我騙進“黑樓”關押起來。
“黑樓”是八一廠西南角的一座淺灰色小樓，準備作為第四製片室，專拍保密片用。因為關押“黑幫”而得名，直到現在還有人叫“黑樓”。這一年，八一廠某群眾組織在江青支持下，以“清理階級隊伍”為名，先後揪鬥了一大批幹部，分別關進“黑樓”或“牛棚”。
此時“黑樓”還沒有完全蓋好，進門處貼著一張“看管犯人條例”，連我一共20多個“黑幫”。一人一間，門把手全部卸掉，窗子用鐵絲擰死。門上的玻璃窗外罩一張報紙，看守隨時可以監視“黑幫”的一舉一動。八一廠的看守沒有經驗，牢房必須24小時亮燈，而他們下令晚飯後立即熄燈。
牢房裏隻有一張硬板床，白天不許坐在床上，更不許躺在床上。後來給了我一塊空心磚，可以坐在空心磚上讀毛選了。我剛開始坐在空心磚上，累得實在不行，好一點的看守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默許我上床躺一躺，也默許我靠一靠牆，翹一翹二郎腿，當一回“神仙”。趕上壞看守，我隻能老老實實坐在空心磚上。實在太無聊，我就自己給自己找活幹。在地裏勞動，我撿來不完整的白瓷磚和半截鋼鋸，鋸平白瓷磚，把報紙上的毛主席像貼在上邊。貼了一大堆，做成工藝品。有一天我在走廊上發現彩色粉筆，這可是寶貝。乘看守不注意，我趕快偷了幾根。關押我的房子是新房子，牆還沒有刷，我就往水泥牆上畫宣傳畫，這是我的拿手好戲。我怕造反派找茬，就寫上一句毛主席語錄，並給語錄加個花邊。果然看守找麻煩來了：“粉筆哪裏來的？”我說：“房子裏本來就有。”看守不再說什麽，走了。
有一次全廠吃餃子，看守開恩，讓我們也吃。好長時間不吃餃子了，我買了好多。一頓吃不了，留一半晚上再吃。給了我一頭蒜，我把空墨水瓶放上水，讓它長綠綠的蒜苗。因為旁邊關著的老導演馮毅夫也養了蒜苗，看守起了疑心：“這是什麽暗號？”我說：“沒什麽意思，就是想吃，放菜裏多香啊。”看樣子看守比我們還緊張，草木皆兵。
有一天中午很奇怪，看守要我們一個挨著一個到走廊打飯。“陳播，什麽成分？”“地主。”啪啪給兩個耳光。“馮毅夫，什麽成分？”“工人。”“敗類！”還是兩個耳光。“嚴寄洲，什麽成分？”“小職員。”“流氓無產階級。”“張加毅，什麽成分？”“貧下中農。”“忘本。”反正不管你什麽出身，不偏不倚，每人一律兩個耳光。
關於打人，造反派專門製定計劃，一個星期打幾個，計劃每天打一個“黑幫”，不管有沒有理由都打。幾個打手吃飽喝足，商量今晚揍誰。“黑幫”被拉到一間屋裏，接著就傳出“鬼哭狼嚎”。那真是想象不到的殘酷，鞭子抽，木棒打，大頭針紮，禁閉，毒煙熏，聚光燈烤，“黑幫”們有的被打骨折，有的腰部受傷，有的內髒受傷，有的耳朵聾了，有的眼睛壞了……八一廠至少有7個“黑幫”被打傷，其中3個留有殘疾。
造反派連續扇我60多個耳光
每天我們這些“黑幫”都提心吊膽，因為不知道今天輪到誰挨打。我的群眾關係還比較好，造反派大部分是廠裏的工人，我沒得罪他們，他們也恨不起來我，打我還算少的，也比較“客氣”。隻有一次，我挨了一頓狠揍。“黑幫”嘛，還能吃什麽好的，天天“憶苦思甜”，每個“黑幫”賞賜兩三個窩窩頭或發黴的饅頭，再給一碗爛菜幫子、茄子把、芹菜根，放點鹽，油也沒有。偶爾給點韭菜花，我就像得了寶貝，省著吃好幾天。口腔和牙受了罪，好處是大便通暢，幾秒鍾就解決問題。有一次說是改善生活，可以多要一份菜，實際上是爛蔥葉子。給你一大碗，這怎麽吃？副廠長胡介民實在難以下咽，啪啪一敲門，上廁所，一碗爛菜全倒廁所了。馬上看守進來了：“剛才倒的什麽？”“爛菜。”“什麽爛菜？”“撈起來吃。”胡介民不吃，不由分說就是一頓打。我比較小心，把爛蔥葉子擠幹了水，悄悄包在破手絹裏，乘看守不注意的時候，神鬼不知扔進廁所裏。
誰知逃過了“初一”，還是沒有逃過“十五”。窗外時常有小麻雀前來光顧，關進“監獄”後我對自由真是羨慕死了，我們常把省下的窩窩頭放在窗台喂麻雀。因為窗台有吃的，麻雀越來越多。上午9點以後麻雀就都飛走了，留下沒有吃完的窩頭渣。外號“大巴掌”的看守眼尖：“誰幹的？”他先找隔壁的張加毅算賬。“‘反革命分子’張加毅，又犯什麽罪！”張加毅辯解：“我能扔出去嗎？我扔不出去。”張加毅是老“運動員”了，每次運動都被揪出來，相當有鬥爭經驗。他說：“我的窗戶連縫也開不了，怎麽能扔？”“大巴掌”一看，窗子確實開不了。其實，張加毅扔過窩頭。窗子雖然被封死，但使勁擰，可以弄開一條細細的縫，他把窩頭搓成“蛋”，彈到對麵的房頂。
那天晚上22點多，“大巴掌”踢開我的門，後麵跟著十幾個人，我也沒搞清楚都是誰。“‘反革命分子’嚴寄洲，罪大惡極！”我說：“我沒罪。”“你看，這是什麽？”“大巴掌”擰著我的耳朵，叫我細看。“不知道是什麽？”“這是糠窩頭，誰扔的？”“我沒扔。”“明天不給你吃飯！”“大巴掌”左右開弓，連打了我幾個耳光，其他打手一湧而上，輪著打。一個打手在旁邊數著，一連打了我60多個耳光。我被打急了，說：“我就是有罪，也不能這麽動刑？你犯罪！”看守又狠狠打了我兩個耳光。我還嘴硬：“你們去嚐那爛菜葉子能吃嗎？”我又挨了兩個耳光。開始我還感覺到痛，打到後麵什麽感覺也沒有了。最後打手們打累了，扔下兩張白紙和一瓶墨汁，讓我寫檢討。
“監獄”裏也沒桌子，我把鋪蓋卷起來，在床鋪上趴著寫。寫什麽呢？“反革命黑良心”，我拚命上綱，要不過不了關。這一次把我打慘了，我寫道：“我要糟蹋國家糧食，我有意破壞社會主義建設，讓人民餓死。讓國家沒辦法過，垮台！”以後好多人說我有腦子，鬥爭策略厲害。那些天我的嘴被打成了“豬嘴”，腫起老高，既不能說話，又不能吃飯。我隻好把窩頭泡在水裏，硬塞進嘴裏，要不餓也餓死了。
編劇柳琪輝在勞動時偷偷對我和張加毅說：“我拍大腿拍了個泥腿子，看我大哥（嚴寄洲），拍又粗又嫩的白大腿（江青）。”還又補了一句更“惡毒”的。當天“笑話”就傳出去，是小學生抄的，成了封存材料，鐵證如山。誰知道一句玩笑成了殺頭之罪。開始我們還不知道問題的嚴重，三個人訂攻守同盟，死活不能承認，拍胸脯保證。看守說我們攻擊江青，把張加毅拎到攝影棚，審訊他是怎麽惡毒攻擊的。看守說都交代了。張加毅問：“有我的話沒有？”“你是沒說話，但你在場。”“沒有。”張加毅死活不認。打了一天一夜，真打，打得張加毅走不了路，又打了兩天，張加毅就是不認。
因為硬，張加毅經常無緣無故挨打，甚至從深夜打到黎明，鮮血和內衣“凍”在一起，脫都脫不下來。渾身是傷不能躺下，睡覺時隻能坐在空心磚上睡。第二天晚上，挨打還在繼續。張加毅把空心磚放在床上靠著，看守咣一踢門，張加毅看了他一眼，看守就說你仇視無產階級革命派，“沒仇視？你用眼睛仇視。”看守踢了張加毅一腳，張加毅還說“沒仇視”，看守不由分說用拖鞋啪啪就打，把他的臉都打腫了，他仍死活不承認。打手扒了張加毅的衣服繼續打，先擰他的傷口，再強壓他跪下，揪住他的頭發，讓他跪在一個女打手麵前，讓女打手打耳光。張加毅好像見過這個女的，但想不起來了，他還是堅持根本不存在仇視這個問題。這個女打手打了他70個耳光，直打到張加毅滿嘴流血，幾次昏過去。女打手用大頭針紮他的臉，不醒，就用涼水潑。這一頓打，折騰到天亮，以後幾天張加毅無法進食。
老覺得自己怎麽成國民黨了
“黑幫”們都有過挨打的經曆。有一次提審，讓我交代罪行，看守們的聲音比較柔和：“今天文鬥，給你一把椅子。”我還以為太陽從西邊出來了，挺好，不用“噴氣式”了。美滋滋剛坐好，看守讓我把胳膊伸開，做出展翅的樣子。我還沒有反應過來，看守冷不防把椅子抽走，讓你坐“空氣板凳”。不許站起來，保持坐在椅子上的姿式，騎馬蹲襠，胳膊向左右兩側平舉著，一落下就猛打，底下是大頭針迎接，兩邊還有看守拿著棍子敲我的小腿肚子，我連著摔倒三次。一分鍾以後，衣服全被汗濕透了，不到一個鍾頭，我就倒在地上，再也起不來了。我年過50，又有低血糖，這時嗓子裏好像有東西塞著，馬上就要昏倒了，幸好一口痰吐出來。女看守強令我把痰舔掉，我堅持不幹，寧肯挨打。“文化大革命後我見到這位女看守，她很不好意思。
行政科科長王全也被整得夠嗆，看守要他“耍猴”，拿大頂。王全又不是雜技演員，他靠著牆，怎麽也拿不起來頂，又一頓打。然後造反派給王全“擦桃毛”，把桃子在他皮膚上猛擦，一邊擦一邊叫：“叫你不認罪，叫你翻供，怎麽樣？這是很好的享受吧？”王全本來就頭發稀少，看守逼他拿鉗子拔自己頭發。
軍教片攝影師蔣先德，被看守背起來猛往地上摔。……
廠內有一間小錄音棚，當初建造時的設計指標是關上厚厚的隔音門，外頭即使有噴氣式戰鬥機從房頂上掠過也聽不到任何聲響，自然裏麵再大的哭喊聲也傳不到外麵。這個小錄音棚有一條通道直通黑樓，正合乎他們打人的要求。每到夜靜更深，他們便把要審訊的“黑幫”揪進來毒打逼供，任憑慘叫呼號。
那一段時間，可能是我的神經出了毛病，我老覺得自己怎麽成了國民黨了？不可理解，眼睛裏老是看見國民黨的帽子，怎麽看怎麽就是。牆上貼著領袖的照片，我看林彪的模樣很像卓別林，越看越像。那些天我根本不敢睡覺，因為房門外麵有“耳朵”，我怕夢裏不留神說出來，叫“耳朵”聽到我的“夢話”，就全完了。每天我想遺忘，拚命想遺忘，就是忘不掉，急得我直想撞牆。
在“黑樓”裏，我們這些“犯人”三天兩頭挨揍，打人的人瘋了，被打的人也都瘋了。八一廠好幾個自殺的，導演、副導演、編劇都有，像導演過《戰上海》《碧海丹心》的故事片室導演王冰，就熬不住了。我不死，我不願意死，我沒有錯，我相信事情總有一天會翻過來。但一個人天天挨鬥，有時情況就會起變化，謊言多說幾遍，真能搖身變成了“真理”，這件事我是不是這麽說的？想不起來，沒準就是我說的。鬥到後期我的思想也產生了變化，我覺得我自己真的就是反革命，敬愛的江青同誌說話，你怎麽老是反對？你怎麽能不同意？恐怕就是反革命。真是，不是拿槍的敵人，也是拿筆的敵人，你受的全是封建教育，恐怕是有大問題。腦子到這程度，神魂顛倒，這是很可憐的一種思維，以後我聽別人說也有這種現象。
我們被打成現行反革命，遭到不同程度的刑訊逼供，長期關押，身心受到極大摧殘。但是，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我居然成了“殺人犯”。
可是毛主席見了美國人，還是裝孫子。
基辛格回憶：毛要把一千萬女人送到美國來。
沈香祝珊瑚姐新年快樂！兔年吉祥！
連審訊都免了，直接槍斃了十七個。
其實這些造反派，獄警跟這些老幹部哪有什麽仇恨。
為啥把這些老幹部揍得死去活來，還不是毛主席讓他們幹的。
那個瘋狂的年代，老M皇帝造的孽，延續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