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楊勇、廖漢生被抓是毛澤東的意見
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中確實保過不少人。
1967年8月16日，毛澤東對外賓說：我主張對陳毅炮轟，不打倒他，過去他是有功的。9月9日晚，毛澤東說“紅總”（江蘇群眾組織）提出“打倒許世友”，現在告訴他們不能打倒許世友。9月16日，毛澤東說：打倒許世友行嗎？對許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許世友，還有個韓先楚、還有個東北陳錫聯，都打倒了誰指揮打仗啊？他們過去還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說打倒許世友有三條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對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錯誤。有錯誤，願意檢討，檢討了就好了。這個人還是有魄力的，……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誰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賀龍這個人，將來恐怕還是要當中央委員。……說葉劍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毛澤東提到的賀龍、葉劍英、徐向前、許世友、韓先楚、陳錫聯，除賀龍外都保下來了。至於他說讓賀龍當中央委員，那隻是“講講而已”。
1967年1月22日中午，楊勇被抓的第二天，毛澤東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參加中央軍委碰頭會議成員。高級將領們情緒激動，紛紛向毛澤東訴說挨鬥被整的情況，文化大革命給軍隊建設造成的巨大傷害。徐向前匯報說，造反派要“揪誰就揪誰”，“我們軍委開會，有些人到京西賓館，要抓許世友（南京軍區司令員）。”“北京軍區幾個常委都被圍起來了，楊勇（北京軍區司令員）被抓去了，還要抓鄭維山（北京軍區副司令員）。”毛澤東對這些現象表示氣憤，“那還得了，”“到處抓人怎麽行？”許世友說：“戴高帽子是對地富反壞右的，為什麽對自己人也戴？我們跟主席這麽久，把我們當地主一樣鬥，我想不通。”毛澤東說：那些作法是對土豪劣紳的，用來對待共產黨的幹部，是不好的。郭鵬（新疆軍區副司令員）等人反映，他們的家被抄了、封了，家屬被打了。造反派還揚言，要組織兩萬人“歡迎”他們回新疆。李天煥（後任第二炮兵政治委員）向毛澤東報告，吳烈（第二炮兵副司令員）“被包圍了”，“我們現在根本不能工作，要求主席允許我們工作。”毛澤東說：“要允許工作，不能過頭了，不能搞逼供信。”毛澤東還說軍隊要抓緊戰備，要穩定，要團結，不要你搞我，我搞你，不要鬧分裂。
毛澤東說：李大章（四川省省長）、張平化（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張體學（湖北省省長）、韋國清（廣州軍區第一政治委員）、江華（中共浙江省委書記）、江渭清（中共江蘇省委書記）、譚啟龍（中共山東省委書記）、劉俊秀（中共江西省委書記處書記）、李豐平（中共浙江省委書記處書記）、楊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漢生、蘇振華、劉誌堅不能一點工作不讓做。要搞好團結，以大局為重。我們在座的這些人不搞好團結，還得了！要搞大團體主義，不要搞小團體主義。陳老總過去反對過我，我要同他合作。朱德，我要保他。
毛澤東說“楊勇要保，都不能打倒”，“廖漢生不能一點工作不讓做”。其實毛澤東心知肚明，他下令對楊勇“燒而焦”，卻又裝作毫不知情。但是馬腳總會露出來的，很快他就自揭老底了。
1967年2月3日，毛澤東會見卡博（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書記處書記）、巴盧庫（阿爾巴尼亞部長會議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時說：“打倒蕭華是北京軍區司令員挑起來的，要搞他。昨天挑起打倒蕭華，過了一兩天他自己被人家打倒了。中國第二大軍區呀，一個軍區司令，一個政委，還有個副政委張南生幾個都倒了。”就在這次談話中，毛澤東還說：前年11月，對一個曆史學家吳晗發表一篇批判文章，……開頭寫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們搞的。而在同年5月，毛澤東會見某外國軍事代表團時卻這樣說：當時我建議江青同誌，組織一下，寫文章批判《海瑞罷官》。這種出爾反爾何止一兩件！
1968年5月20日晚，毛澤東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和董必武、李富春、李先念、陳毅、葉劍英、聶榮臻、徐向前等人談話。他聽說軍事科學院“紅造派”在造葉劍英的反，要黃永勝給他們做些工作。毛澤東說：他們（造反派）統統要打倒，包括葉劍英、粟裕（國防部副部長、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王樹聲（軍事科學院副院長）、鍾期光（軍事科學院副政治委員）、宋時輪（軍事科學院副院長）等，都打倒怎麽行？……楊勇這個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現在要安排工作。這句話也同樣泄露了“天機”，毛澤東說“我看（楊勇）不是反革命”，豈不是自證他知道楊勇已經被扣上了反革命的帽子了嗎？
1967年7月18日，毛澤東在武昌說：什麽打倒、油炸、絞死，逐步升級，講講而已。對有些話，不要那麽認真，都打倒，我也不高興。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的話 “一句頂一萬句”。他明確提出保誰，誰就能幸運地免遭批鬥，更不可能有牢獄之災。毛澤東一句話就能決定楊勇的命運，但為什麽他說了“幾萬句”保楊勇，楊勇依然被關押？
毛澤東為什麽反複說他不知道
1971年11月14日晚，毛澤東接見來京參加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都軍區和四川省黨政負責人張國華、梁興初、李大章、陳仁麒等人，問“楊勇是怎麽一回事？廖漢生為什麽被抓？”周恩來說：“廖漢生是與賀龍有關係，就是對賀龍，主席當時也不同意這樣搞。”毛澤東說：“楊勇這個事是林彪支持搞的，林彪對我說過，後又不承認。”
“九一三”事件前，毛澤東反複說他不知道楊勇、廖漢生的事，“九一三”事件後則推給了林彪。可是，林彪有權處理北京軍區司令員和政治委員嗎？
1966年5月11日，林彪指示總政治部：今後凡是大軍區、軍兵種和三個總部軍政第一、二把手的任免，除了報軍委各副主席外，都要呈報毛主席、中央，經主席同意後再行公布。這個問題，要作為一個製度傳下去。5月17日，林彪向毛澤東呈送上述指示的總政治部文件。毛澤東批示：“退林彪。”林彪這個指示有些奇怪，毛澤東一直是中央軍委主席，難道以前不是這樣嗎？毛澤東批示更加奇怪，除了“退林彪”再無話。
1966年9月5日，周恩來主持修改中央碰頭會討論通過的《關於黨政幹部任免審批手續的暫行規定》，並報毛澤東審閱。其中提到大軍區、軍兵種和三總部的軍政一、二把手的任免，都要呈報毛澤東和中央審批。9月8日，毛澤東批示：“印發政治局、書記處、文革小組、北京市委各同誌。此事應在近日討論一下。”
周恩來是把大軍區一級的任免放在黨政幹部任免中，這一次毛澤東不能無動於衷了，而是讓印發、討論。這樣中央以及北京市領導都知道了，除了毛澤東和中央，任何人無權任免大軍區一級的幹部。也就是說，賀龍、楊勇、廖漢生等高級幹部，除毛澤東點頭，任何人都不可能撼動。但是，毛澤東為什麽要反複說他不知道呢？他在同外賓談話中披露了心聲：這次文化大革命“是一個大審查，用群眾性的方法來審查幹部。有可能要冤枉一部分好人，但橫豎不殺，搞錯了將來平反。”1969年毛澤東在談話中兩次說到專案組，“專案組的材料至少一半不能相信。”“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什麽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什麽東西。”“監護的人，統統放了，不管他職務大小，這是全國性的問題。我看搞專案小組很危險。他怕右了，就要千方百計把人家打成反革命。一個專案組搞了一二年，沒有搞出來，怕思想上右傾，寧可‘左’一點。”毛澤東的這些話說明他心如明鏡，堅信有秋後算賬的那一天，他像前麵提到的北京軍區造反派“張紅軍”一樣，也要為自己留一條退路。當然林彪也決不會想到，抓廖漢生、楊勇的責任最後還是推到了他的身上。
1973年12月，毛澤東在八大軍區司令員對調的會議上再次說：“楊勇同誌是哪個方麵下命令抓起來的，我不知道。”北京軍區管理局某副局長寫了一份揭發北京軍區陷害楊勇的材料。主要講了兩件事：一是1969年10月，緊急戰備時疏散楊勇到外地的路上，製造汽車相撞事故，企圖把楊勇撞死；二是1971年1月楊勇摔傷，送到石家莊國際和平醫院治療，有人授意截掉楊勇的一條腿，使其終生殘廢。對這一揭發事件，軍區黨委很重視，由時任軍區第二政委的紀登奎親自負責，認真清查楊勇、廖漢生被抓事件。此時鄭維山倒台了，清查重點便集中到陳先瑞頭上。這次清查搞了三四個月。後來在心知肚明的周恩來過問下，紀登奎在軍區常委會上作了結論：“楊勇、廖漢生被抓起來，關押審查，經反複核查，北京軍區沒有責任，上麵誰批準的，怎麽定的，以後誰也不要問了。”對楊勇製造車禍、截腿的問題，經過認真調查，事屬子虛。這樣，陳先瑞從楊勇、廖漢生被抓的事件中解脫出來。1975年10月，陳先瑞調任成都軍區第二政治委員，並擔任中共成都軍區委員會書記，但是事情並沒有完。
鄭維山被平反的曲折過程
楊勇被關押後，周恩來就宣布鄭維山代理北京軍區司令員，1969年6月中央軍委正式任命，1971年1月鄭維山被打倒了。
鄭維山，1915年出生在河南省新縣一個貧農家庭，1927受黃麻起義的影響，開始從事革命活動。1930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6月加入中國工農紅軍。1933年他已經是身經百戰的主力師政委了。從“山頭”說，鄭維山是徐向前的部下，以後又成了聶榮臻的得力戰將，被徐向前、聶榮臻力保是有淵源的。文化大革命初期，鄭維山是北京軍區副司令員，他遵照周恩來、葉劍英指示，在極其複雜困難的情況下，處置了華北地區多起突發事件，製止武鬥，收繳武器，又深得周恩來和徐向前的賞識，但他仍然沒有逃掉厄運。
1967年1月，廖漢生、楊勇相繼倒台，北京軍區機關頓時陷入極大的迷茫和混亂。人們紛紛議論：“軍區司令員、政委都是‘壞人’，剩下的軍區領導誰可靠？”有人提議：“幹脆先把他們都看起來，我們去請示林副主席，他說誰可靠，我們就相信誰。”這一提議行到造反派的讚同，他們分頭行動。一部分人立即乘車趕到林彪住地，請求接見，被林彪辦公室擋了駕。另一部分人在軍區大院采取行動。楊勇被揪出來還不到三個小時，鄭維山和軍區其他領導也被分割、看管起來。鄭維山是軍區黨委副書記，是造反派重點看管的對象，他被政治部秘書處的造反派關進政治部保密室，與外界隔絕，失去了行動自由。徐向前直接給負責看管鄭維山的人打電話，嚴令即刻放人，鄭維山才被放出來。
1968年10月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江青故伎重演，把楊勇被揪鬥拿來做口實，逼鄭維山與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對質。三位老帥沉默不語，沒有講是毛主席的決定。聶榮臻寫了書麵證明，證明打倒楊勇不是鄭維山所為。
毛澤東在九大談話中說：將來有些幹部犯了錯誤群眾諒解就是了，有些抓住不放，比如楊勇。當然他也有錯誤。是哪裏下的命令？至今我還不知道。江青插話：幾個老帥下的命令，叫鄭維山執行的。他們倒打一耙，嫁禍中央文革，我們哪裏能下命令抓人呢。
1970年12月16日，毛澤東在中共38軍黨委上送的《關於檢舉揭發陳伯達反黨集團的報告》上批示。1971年1月9日，北京軍區召開黨委擴大會（華北會議），軍委座談會稍後並入。江青在會議上多次講話，除揭批陳伯達外，嚴厲批判李雪峰、鄭維山。稱“楊餘傅”事件就是“華北山頭”，聶榮臻、羅瑞卿，還有楊成武、鄭維山、傅崇碧，他們都出在華北。華北是“壞人”當道。江青一口氣點了北京軍區十幾個人的名，每人名前都冠以“王八蛋”。在那個特定時期，被“偉大旗手”點名，等於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鄭維山首當其衝，頓時失去了自由。
1971年“九一三”事件後，鄭維山以為有出頭之日了，沒想到“華北山頭”的標簽從陳伯達身上貼到林彪身上，鄭維山從反林彪變成了林彪的一員大將，被押往安徽山區的農場監督勞改。“四人幫”被打倒兩年有餘了，被關押八年的鄭維山仍是囚徒。鄭維山子女給軍委副主席聶榮臻寫信，要求早日對父親的問題做出結論。聶榮臻批示：“請總政幹部部閱處。”聶帥批示和鄭維山子女的信轉到總政治部。
1978年11月16日，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給主任韋國清寫報告。因為鄭維山曾任北京軍區司令員，建議北京軍區做出審查結論。12月12日，北京軍區回複：“鄭維山其行政和組織關係均已交總政治部管理。鑒於此種情況，我們建議由總政治部負責做審查結論。”
12月18日，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決定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陳雲為第一書記，鄧穎超、胡耀邦為第二、三書記，黃克誠為常務書記。他在11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西北組發言說：我們有1700萬脫產幹部，在曆次運動中有17%的人受到種種“審查”，人數達200萬之多。下麵還有不少不脫產的幹部被“審查”，也有200萬，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現在還不知道，總之是不在少數。
12月19日，汪東興、紀登奎、吳德召集中央專案組和中央組織部討論交接工作，胡耀邦等人參加。中央決定中央專案組審查小組第一辦公室、第三辦公室、“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辦公室自即日起全部撤銷。所有專案工作，一律交中央組織部辦理。
12月20日上午，中央組織部成立三個組，一組是案件組，負責清理三個專案辦的案件。二組是材料組，三組是文書組。兩個月內接收中央專案組專案材料17349卷，計391363件，涉及受審查人員669人，包括文化大革命前的10名中央政治局委員、10名中央書記處書記成員，71名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7名國務院副總理。
12月29日，胡耀邦召集公安部、總政治部和北京衛戍區有關人員開會，交代處理閻仲川（副總參謀長，因1969年傳達林彪一號命令而被關押）等人的問題時，提到鄭維山。聶榮臻對鄭維山給中央、中央軍委的信有批示，徐向前也打電話過問。1979年2月1日，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根據胡耀邦指示精神提出：“鄭維山同誌的結論，擬由總政會同北京軍區，對他的錯誤事實重新核實，提出意見，上報中央，請中央軍委審批。對鄭維山先結束勞動，由總政派人接回北京，住在招待所，等待結論。”總政治部主任韋國清批示：“遵照聶（榮臻）副主席對鄭維山同誌給中央、中央軍委的信的批示辦，同意解除勞動，調回北京，等待結論。”
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很快派人將鄭維山夫婦接到北京，並解決過黨的生活、看文件以及派警衛員、坐車等問題。徐厚田（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處長）起草為鄭維山平反的意見稿。因為手頭沒有材料，基本上是按著鄭維山的檢查寫的，主要錯誤一、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上，兩次表態同意設國家主席；二、在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在抓楊勇的問題上與老帥當麵對質，是錯誤的；三、1969年在五台山給林彪修紀念館；四、把陳伯達捧為北京軍區“太上皇”；五、“支左”中“支一派壓一派”。鄭維山不同意，說當時我不得不那麽說，現在應該對華北會議批判我的幾個問題做出實事求是的結論。
1969年7月13日，鄭維山給胡耀邦寫報告，要求為“華北山頭主義”平反。胡耀邦批示：鄭（維山）的這次報告是要求為平反所謂“華北山頭主義”的問題。文化大革命中“華北山頭”的矛頭指向聶總，並株連了不少的人。當然是一個莫須有的罪名。聶總不便多說。由於是非未清，又還有些同誌受株連。我建議采取適當辦法，對此案予以澄清。
7月14日，史進前（總政治部副主任）在電話裏對徐厚田說：昨天聶帥問到鄭維山同誌的問題，說要快點解決，可以代中央起草個文件，發縣團以上單位，因為這個華北“黑窩子”的問題牽連了不少同誌，要解決好。
7月22日，在總政治部主任辦公會議上，副主任梁必業、朱雲謙都表示，鄭維山的結論應由北京軍區作，如堅持不作，軍區黨委要正式寫報告表態。
7月29日，總政治部電話通知北京軍區。
8月27日，總政落實政策辦公室給韋國清主任、梁必業、史進前副主任寫報告，建議將擬好的初稿征求北京軍區的意見。而秦基偉（北京軍區司令員）、袁升平（北京軍區政治委員）一再表示，不了解鄭維山的全部情況，無法作結論。
此時楊勇已從新疆軍區司令員調任總參謀部副總長，他明確說：“我自己也不知道北京軍區是怎麽亂的，也不知道我是怎麽被抓的。”但很多人為他鳴不平，說鄭維山是抓他和廖漢生的主謀。鄭維山從朝鮮誌願軍到北京軍區，始終在楊勇手下當副職，直到楊勇倒台，他才坐上北京軍區司令員的位置。聶榮臻在電話中對史進前說：“我可以證明抓楊勇與鄭維山無關。”鄭維山身為副司令員，有什麽資格抓司令員呢？楊勇被抓後，鄭維山也很快被造反派關了起來。如果不是軍委文革小組組長徐向前親自給軍區造反派打電話，他根本放不出來。但是，鄭維山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三年，還有幾個繞不過去的問題，一是慈縣問題；二是冀東“黑黨”問題；三是同於桑（公安部副部長）兩次去天津的問題。這使他的平反格外艱難。
徐厚田處長重新搜集資料，找鄭維山談話，代中央起草了為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文件初稿。稿子送聶榮臻、徐向前審查。徐向前批示“不了解情況”。聶榮臻對草稿親自作了修改，10月29日退回, 並指示“快上報”。10月30日，史進前說：“聶帥講，你們總政治部辦事太慢。”這顯然是批評了，落實政策辦公室當日作急件報總政治部主任。
12月6日，中共中央發[1979]93號文件，即《中共中央關於為所謂“華北山頭主義”平反的通知》。其中說：鄭維山同誌1979年7月13日向中央、中央軍委要求澄清所謂“華北山頭主義”的問題。中央經過查證，認為所謂“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完全是林彪、四人幫強加的莫須有的罪名，是他們蓄意製造的冤案，現中央決定予以公開平反。中央正式宣布：所謂“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窩子”、“壞人當道”等等，純係誣蔑不實之詞，應予徹底推倒。凡有關所謂“晉察冀山頭主義”、“華北山頭主義”的文件、講話、簡報和個人檢討材料一律撤銷，凡由於這個案件受到打擊受害和株連的同誌，一律平反，恢複名譽。
徐厚田處長起草了為鄭維山平反的第二稿，經過反複修改，1980年7 月12日最後定稿，9月22日上報，至此鄭維山的平反曆經近一年。
1981年8月3日，胡耀邦批示：（楊）尚昆、（韋）國清同誌：南萍一案，是1972年清算林彪反革命一夥被牽連進去的。現在看，因當時“四人幫”的幹擾和插手，對當時軍隊被審查的一些同誌定性和處理是錯誤的，其中有名的10名“大將”中的兩員，鄭維山同誌已經改正，李雪峰同誌雖然錯誤嚴重，但永遠開除黨籍，中央同誌認為也是錯誤的，也準備改。
1982年，李雪峰被恢複黨籍，鄭維山也被任命為蘭州軍區司令員，臨行前鄧小平接見了他。2000年5月9日，鄭維山在解放軍總醫院逝世，享年85歲。
抓楊勇確實不是毛的本意, 雖然毛說過'燒焦'的話。大概是三個元帥和林彪的意見,起因是肖華被揪鬥扯到楊勇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