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彬帶二兒子楊冀平去寧夏幹校
楊勇家被抄後,來了幾個人把家中的箱櫃貼上了封條。當天下午,家裏的工作人員流著眼淚走了,隻有小孫和炊事員老王沒走。小孫因為拒捕,成了和楊勇一樣性質的問題,炊事員老王是他自己不走。老王叫王文彬,天津人,曾是誌願軍司令部的老炊事員,在朝鮮就給楊勇做飯。1958年隨楊勇回國後,仍給楊勇當炊事員。他比楊勇大一歲,楊勇尊稱他大哥。閑時楊勇常找老王聊天,無拘無束,像是親兄弟。有一次,老王發高燒,楊勇親自打電話叫來醫生,自己在一邊守著,直到老王退燒後才去睡覺。這麽多年,老王和楊勇的感情很深。以後楊勇說:“老王是我的鐵杆保皇派。”
院子裏很快貼出“勒令大廚師王某某三天撤出”的大字報,老王說:“我一個職工,我不管,我怕什麽。”可是如果不走,就不再開工資了,老王還有一大家子人要養呢,這才不得不走了。走前老王手把手地教孩子們做飯,說:“首長他冤枉啊!老天有眼,共產黨英明,像首長這樣的好人不會老受屈,等他出來,我還要來給他做飯。”這話還真讓老王說著了,以後老王跟著楊勇到新疆軍區,繼續給楊勇做飯。
1967年秋,樹葉早早落了,林彬被勒令搬到另一條街的大雜院裏,那是正覺寺一個大四合院的最後一排平房,給他們一人配了一個單人床,經過抄家和查封,衣物和書籍已經不多,隻剩下幾個破箱子。舊平房久沒人住,窗紙全破了,也沒有窗簾。侄女沙瑞平自報奮勇回去拿,原來的房子還有一個老頭看著,老頭還善良,幫她摘下兩個窗簾。
就在這破舊的平房裏,林彬和孩子們中了煤氣。那時快到冬天,生蜂窩煤火。孩子們都睡了,沙瑞平半夜到前院上廁所,讓風一吹,昏倒了,京京也昏睡在床上。林彬那時老寫上訴材料,睡得晚,所以她不很嚴重。好在發現及時,趕快開窗通風,沒有什麽大礙。
1968年冬天來臨,機關通知林彬第一批去寧夏幹校,這時楊勇還是沒有消息。楊冀平第一批報名去內蒙古錫林郭勒插隊,報名的同學都批準了,卻沒有他。他偷偷跟了去,縣安置辦讓他先下點勞動,過了十來天,又通知他這裏離邊境太近,不能安排“三反分子”子女,也不能發邊境證,勒令他限時離開。楊冀平隻好扒火車回到北京,他整天窩在家中,開始抽煙,越抽越凶。林彬問他願不願意跟她去寧夏幹校,楊冀平表示同意。
林彬主要擔心三兒子北北,北北1953年生,如果把北北安排了,她可以把二兒子冀平和女兒京京都帶到寧夏。大兒子楊小平畢業於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他回北京探親,林彬讓他去求楊勇的老部下,看能不能讓北北當小兵。楊小平和父親楊勇一樣,不願意低三下四求人。可是他看到媽媽如此為難,不得不硬著頭皮去一趟。果然人家不見,家屬出來,冷冰冰地問“有什麽事”。楊小平遞上信就走了,再無下落。其實那位老部下大權在握,辦個小兵入伍輕而易舉。1973年征兵時,王尚榮的一個孩子符合條件,隻因王尚榮還在“隔離審查”,接兵單位不敢接。時任沈陽軍區副司令員的楊勇明確表態:“王尚榮這個人我了解,他怎麽會‘反黨奪權’?他的孩子可以當兵。”王尚榮在監禁中得知,感動不已。
林彬隻帶走二兒子楊冀平,狠心把小女兒京京留在北京,給北北做個伴。林彬臨走前一天,專案組來了兩個人。林彬對他們說:“請轉告組織,楊勇同誌的問題如果有結論,請設法盡快通知我的單位。”專案組的人頓時瞪圓了眼睛:“楊勇的結論已經定了,就是三反分子,你們還指望什麽結論?你到幹校後要好好勞動改造,繼續揭發楊勇的問題。”他們在屋裏到處翻看,半把鏽跡斑斑的刺刀掉到地上。楊冀平解釋是挖防空洞挖出來的。北北把揀刺刀的孩子叫來證明也沒有用,半夜派出所來人帶走了楊冀平。淩晨4點多了,眼看火車要開了,林彬去派出所才把楊冀平領回來,一起上了火車。
北北和京京在北京的“快樂”生活
北北、京京和表姐沙瑞平都才十四五歲,他們自己起火做飯,飽嚐生活的艱辛。冬天院子裏的水龍頭凍住了,別人家有長鉤子,可以把水井裏的閘門鉤開,他們卻隻能跳到井裏擰開水閘。每個月的生活費隻有30元,北北是全家的“賬房先生”,必須精打細算,不能多花一分錢。瑞平爸爸有時過來看看,給他們帶一點醬肉,孩子們三兩下就吃光了。有一次北北咬咬牙,拿出一筆錢,買了一隻活雞,可誰也不會殺。“男子漢”北北自告奮勇,他躡手躡腳上前抓住雞頭,順脖子抹了一刀。雞血流出來,雞躺在地上不動了。下一步該怎麽辦?幾個孩子大眼瞪小眼,北北說:“好像應該澆開水。”誰也沒有更好的辦法,那就澆開水吧。北北把開水往“死雞”身上一澆,“死雞”活了,歪著掉了半拉的雞頭瘋跑,幾個孩子滿院子圍追堵截。孩子畢竟是孩子,北北在房上喊,後街武鬥嘍,正在做飯的京京和瑞平急忙爬上牆頭,卻忘了一鍋白菜全糊成鍋巴了。
這一段時間,三個孩子讀了不少書。抄家時藏書有的被撕去了封麵,有的燒了。為了不給父母找麻煩,剩下的書都賣了廢品。賣書前,北北和京京拚命揀喜歡的書看,北北幹脆挑出一些書扔上房頂。二哥楊冀平從圖書館弄回一些世界名著,北北也把它們藏進頂棚,這使他們以後的日子有了書讀。孩子們坐在屋頂上,一讀就是一天。
破舊的平房沒有暖氣,冬天很冷,京京發起高燒,被診斷為大葉性肺炎並發急性黃疸性肝炎,燒了一個多星期沒怎麽吃東西,打青黴素花去12元,讓京京心疼死了。積水潭醫院、北京軍區總醫院都因她是“黑幫”子女拒收,最後輾轉到北京軍區262醫院,接診醫生是京京大哥楊小平同學的姐姐,這才順利住上院。
到年底,林彬回來了。她才48歲,又黑又瘦,頭發全白了。林彬一進門,看見瑞平歪歪斜斜拎著一大桶水走過來,當時就哭了。
杜心如實向專案組反映楊勇的情況
楊勇被抓不到一個月,專案組來了三個人到解放軍畫報社找攝影記者杜心,帶來一張楊勇親筆寫的條子。“小杜,我的情況你已知道,你實事求是如實地向他們反映我的情況。”下麵是楊勇的簽名和日期。“實事求是”,還加上“如實”?以後楊勇對杜心說“如實”是他特意加上的。杜心問:“楊勇關在什麽地方?”專案組說:“不能告訴你,你沒有權力知道。”杜心問:“他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他搞大比武,他是得力幹將,讓部隊走歪路。”杜心說:“我知道,大比武是毛主席批準的,你們不是也執行了嗎?”“不要辯論。”最凶的專案組員粗暴地製止。杜心說:“這是事實。”
1965年上海會議後的一天,楊勇對杜心說:“小杜,開始整羅大將了,我認為羅大將是一名優秀的指揮員。我正大光明,他們要我交代大比武,大比武是毛主席叫搞的,你在現場你知道,軍隊不訓練那是土匪,嚴格訓練才是部隊。”杜心理直氣壯地對專案組說:“我當時在現場拍攝大比武,我親耳聽見毛主席對楊勇說,‘你的部隊很好,練了一手過硬的本領,我看了很滿意。’毛主席還帶頭站起來鼓掌,叫楊勇把新式步槍拿來給他看。你也去調查調查,看是不是這樣的情況?”
專案組問:“我們不在現場,用你記者的眼光看,楊勇是不是把部隊帶上歪路,搞修正主義那一套?他不跟毛主席跟羅瑞卿,是資產階級司令部的人。”杜心是資深記者,他知道筆錄的厲害,光有答話沒有問話,你不知道他會用在什麽地方。杜心說:“把你的問話先寫上,否則我不回答。”這一著聰明,你甭想往筆錄裏亂加內容。專案組不寫,杜心說:“你不寫上我也不說。”直到專案組把他們的問話寫上,杜心才說:“以我多年觀察的眼光看,楊勇一貫對部隊訓練嚴格,過去有句話,叫嚴師出高徒,隻有嚴格訓練,才能培養過硬的軍隊。”專案組大叫:“你這人反動!”杜心說:“你來吧,你貼大字報,不要這樣叫。”
談不下去,專案組隻好轉到第二個問題,拿出杜心在朝鮮拍的照片,讓杜心回答在什麽地方拍的,然後說:“楊勇出賣國家土地和機密給朝鮮,是朝鮮修正主義分子。”等他把問話記上,杜心說:“完全是胡說八道,我在朝鮮,參加了誌願軍總部的所有會議,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問李誌民(1955年任誌願軍政治委員),可以到軍事博物館查。如果我說的不對,我去坐牢。”專案組說:“你敢這樣保證,他在朝鮮沒有秘密活動?”杜心說:“楊勇夫人有交代,他有肺氣腫,警衛員不懂,讓我跟著他。楊勇走到哪我跟到哪,寸步不離,我保證他沒有非法活動。”來人不信,杜心說:“既然你們認為我沒資格回答,就不要找我談了。”“好,這個問題過去。第三個問題,你跟楊勇多年,他有沒有反毛主席的言行?”杜心想也沒想堅決地說:“沒有。”“怎麽沒有?”“你們說有,你們自己寫上,我接觸就沒有。”杜心講楊勇和崔庸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副主席、人民軍最高司令部副司令)在毛岸英墓前祭酒的故事,其中兩個專案組員流下了眼淚。隻有那個最凶的專案組員沒哭,還鐵石心腸說“杜心是保皇派”。杜心說:“你的行動將來曆史會作結論。”專案組將筆錄讓杜心看完後簽字。後來專案組對楊勇說:“杜心厲害,他那個重磅炮彈沒炸出來。”楊勇歎口氣說:“小杜要吃虧了。”
隻要不禍害到中國老百姓,它們土匪窩裏愛怎麽自相殘殺,沒人在乎。問題就是它們自己窩裏總鬥不夠,就總殃及池魚、把中國老百姓全都坑害迫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