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北京軍區造反派半夜抄了楊勇家
林彬深感大事不好，“叛徒”、“特務”、“走資派”，那些戰功赫赫的將軍一夜之間都成了敵人，會不會有一天輪到楊勇呢？她怕加上“裏通外國”的罪名，把那些出國帶回來的字畫以及曆年老照片都抱到鍋爐房燒了，一捆嶄新的釣魚竿也燒掉了。家中隻有三兒子北北和女兒京京住在後麵的房子裏，林彬把他們集中到大客廳。
1月21日，廖漢生被抓兩個星期後的星期六，白天總算平靜地過去了，就到了讓林彬坐臥不安的晚上。以前楊勇晚上開會，家人誰也沒覺得什麽。但這一次不同，有了異常。聽說楊勇在京西賓館開會，林彬和孩子們都嚇了一跳，該不是抓爸爸的會吧？林彬明知總機不會接，還是要通了京西賓館。果然總機不給接。每次京西賓館開重要會議，都不讓接電話。林彬歎了一口氣，放下沉重的電話。
夜深了，楊勇家突然響起雷一樣的砸門聲。還沒有搞清楚怎麽一回事，門就被一群造反派撞開，抄家的果然來了。一群人圍著林彬大叫：“文件呢？楊勇把文件藏到什麽地方去了？快交出來！否則，我們要采取革命行動……”“楊勇是三反分子，已經被揪出來示眾，……”家中的男子漢隻有老三北北，女兒京京還不滿12歲，她驚恐地縮在床上。
轉眼工夫，整座房子像龍卷風卷過，辦公桌抽屜胡亂扣在地上，保險櫃門大開，床上的褥子一層層被抖了個遍，衣服和書籍滿地都是，連京京的瓷娃娃也不放過，摔碎在地上。壓在玻璃板下的1964年毛澤東觀看大比武的照片，楊勇的臉上被打了紅叉，這是被打倒的標誌。
第二天快中午，警衛員孫啟增一個人來到楊勇家，京京上前抓住他的手，“我爸爸呢，我爸爸哪去了？”孫啟增望著亂七八糟的家，連自己住的房子也被抄了。他實在忍不住，哽咽著說：“林處長，我……我沒有保護好首長，首長叫人抓走了……”話沒說完，他就放聲大哭起來。林彬吩咐老三北北給孫啟增倒了杯水，讓他坐下來慢慢說。
楊勇逃到北京衛戍區仍然被抓
從1月19日開始，北京軍區機關的大字報開始多了。1月20日早上楊勇還是哪裏也不去，讓警衛員孫啟增下去打飯。快到中午12點半，刺耳的電話鈴嚇了孫啟增一跳，是陳伯達打來的，“阿爾巴尼亞的巴盧庫來中國，讓蕭華去迎接，下午4點以前要找到蕭華。”這是哪對哪？蕭華是北京軍區的上級，怎麽也輪不到楊勇去尋找蕭華啊，這明明是在出難題。楊勇說：“怎麽辦？”孫啟增說：“是不是問問傅崇碧？”“好，你馬上通知傅崇碧，限他半小時找到蕭華。”北京衛戍區司令員傅崇碧很快回話：“蕭華在葉帥家。”楊勇這才放下心。
1月21日夜深了，幾輛卡車開到京西賓館樓下，車上跳下吵吵嚷嚷的一群人。文化大革命雖亂，但北京軍區作戰部的作戰值班仍在堅持，當晚值班員是防空科參謀劉建林。某副司令員召集四位副參謀長在作戰室開會，由北京軍區司令部“紅旗攻堅”戰鬥隊和政治部“翻江倒海”戰鬥隊出麵抓楊勇。某副司令員對劉建林說：“半夜開始行動抓楊勇，把作戰部的人都叫起來。”劉建林想：“怎麽能隨便抓司令員呢？”他給軍委打電話，報告“好多戰鬥隊要揪軍區司令員楊勇”。軍委答複：“現在還沒有發現問題，不能揪鬥。”所以劉建林投了反對票，但造反派還是按計劃出發了。
自從廖漢生被抓後，楊勇警衛員孫啟增睡覺總是睜著一隻眼。他被刺耳的刹車聲驚醒，悄悄打開窗戶，聽到楊勇秘書說：“楊勇住在某某樓某某號，你們趕快上去……。”孫啟增馬上叫醒楊勇，護送他直接坐電梯到地下室，從後門坐車駛上了長安街，但始終沒有甩掉造反派的車子。孫啟增建議開進中南海，楊勇的車可以進中南海，造反派的車則被擋在中南海門外。進了中南海找誰呢？楊勇平時與領導都是工作關係，在這種時候找誰恐怕都不行。回家肯定不安全，軍區辦公樓更不能去，打了一輩子仗的楊勇此時束手無策。孫啟增歸北京衛戍區管轄，他提議上北京衛戍區，楊勇同意了。因為他不知道是造反派抓他還是上邊抓他，如果是造反派，那麽北京衛戍區就可以躲一躲。如果是上邊的意思，不要說北京衛戍區，跑到天邊也不行。車子在街上跑了近兩小時，駛進了北京衛戍區。平時家裏的賬都是孫啟增管，楊勇身上沒有一分錢，孫啟增給了他一點零錢。這時，楊勇又一次說：“我不是‘三反分子’。”孫啟增說：“首長，我相信！”
北京軍區造反派在京西賓館撲了個空，又被擋在中南海門外，但最終他們還是把楊勇堵在北京衛戍區的小禮堂裏。孫啟增給楊勇當了六年警衛員，他根本不相信楊勇反黨、反毛主席。他橫在門口，舉著頂上子彈的手槍，嘶啞著嗓子說：“楊勇現在還是北京軍區司令員，這個職務是中央軍委任命的，我沒有接到通知撤他的職，我的任務是保衛首長安全。沒有上級命令，我不能交人。如果有人硬搶，我就開槍。你們誰不怕死，就來抓人吧！”鬧鬧嚷嚷的造反派頓時目瞪口呆，站住不敢動了，子彈可不長眼啊。僵持了好一會兒，北京軍區某負責人電話命令孫啟增交人，“楊勇有問題，這是領導指示，你交人吧！”孫啟增雖然還舉著槍堵著門，但楊勇明白了，就像讓他抓廖政委一樣，這已經不是造反派的事情了。
楊勇大踏步走了出來。造反派撲上來抓住他的胳膊，被北京衛戍區的炊事員攔住了，他給楊勇端來一碗雞蛋麵，對造反派說：“不管楊勇同誌有什麽問題，也該讓他吃了飯再走。”楊勇吃完，從容地站起來，隨造反派走了。
楊勇與北京軍區作戰部打交道最多，他經常到作戰室來，話不多，但辦什麽事情都很幹脆，為人也和善，很多人不理解為什麽要抓他？張華夫（北京軍區作戰部防空科科長）是逍遙派，他回憶說：“1月21日星期六我回家了，1月22日我值班，嚇了一跳，是不是政變了？怎麽軍區司令員被抓了？”
1月23日，戰友文工團造反派跑到徐向前家門口高呼“打倒楊勇”的口號，要徐向前接見、表態，不接見不走。徐向前接見了他們，說：“楊勇有錯誤可以揭發，但要掌握政策，‘燒而不焦’，不能打倒他。”徐向前把“上峰”的“燒而焦”改成“燒而不焦”，此時楊勇已經被囚禁兩天了。
始終沒有查出誰向林彪辦公室告狀
1967年1月29日淩晨1點零5分至4點45分，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鄭維山陪同周恩來、徐向前在國務院會議廳接見北京軍區“燎原”“新燎原”“重上井岡山”“火炬”“革命青年”“革命敢死隊”等戰鬥隊的部分成員。這次臨時安排的接見與北京軍區的神秘人物給林彪辦公室打電話下最後通牒有關，這位自稱“衛東彪”戰鬥隊的“張紅軍”威脅說：“如果在1月29日下午6點以前，不罷楊勇和廖漢生的官，我們就要上林副主席家門口抗議。”這事情非同小可，林彪立即報告毛澤東，毛澤東讓周恩來立即接見北京軍區造反派。
周恩來詢問：“有一個‘衛東彪’戰鬥隊嗎？我想打聽，你們有沒有叫這個名字的，還有一個叫‘張紅軍’的？1月27日下午6點半，他直接給林副主席辦公室打電話，說明他掌握林副主席的電話號碼。”這位自稱“衛東彪”戰鬥隊的“張紅軍”，表示堅決要求罷三反分子楊勇的官，說他是彭德懷、彭真、羅瑞卿分子，一貫反對毛主席，反對林副主席。“這樣的人必須罷官，廖漢生是賀龍的忠實走狗，我們也強烈要求罷他的官。”他下了哀的美敦書（最後通牒）：“我們希望兩天之內罷他的官，現在是1月27日下午6點半，如果在1月29日下午6點半還不罷他的官，我們就要集合我們的戰鬥組織所有的人到林副主席的家裏去，林副主席的家我們是知道的。”
周恩來說：“對我們副主席、副統帥下最後通牒，這是一種威脅。下麵他（張紅軍）又說：‘我們堅決要求罷他們的官，因為我們知道林副主席是很英明的，對他們這兩個人也很了解，所以這個問題就很容易解決。我們就有這些，不再談了。’接電話的同誌問他叫什麽名字，他說我們是戰鬥組織，不要記我的名字，接電話的同誌說你不告訴名字，無法報告首長，他才告訴叫‘張紅軍’。這個名字是否是真的，是北京軍區那部分的？是不是北京軍區的？我們想找這個同誌談談，開導開導他。我叫鄭維山同誌找了一下午沒找到，請同誌們幫助找一找。這樣就帶來三個問題。一、為什麽用戰鬥組織的名字，而不用真名字，給林副主席打電話還要保密呢？這是一種風氣，不把自己的名字寫出來。你們不同，是拿了自己的名字來的，來了要填個名字，我建議全軍文革也這麽辦，填個名字，你們鬧革命，怎麽隱瞞呢？不應用假名，這是對反動派的辦法，對本階級領導人，名字都不敢講是不妥當的，不能用這個辦法對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身邊的人。這樣我們在明處，你們在暗處。為什麽見你們幾個？上次見了，這次還叫你們，如要組織來，來一次他就換人，每次都有區別。這種辦法不是對付人民內部的辦法，貼大字報也是這個辦法，怕報複，可原諒你們。對負責同誌用這個辦法不好，這樣思想見不了麵，不能抓活思想嘛！二、這種秘密方法，易被壞人利用，鑽空子。利用你們的名字，如衛東，他就可冒充、利用。三、電話上隨口講一個‘張紅軍’的名字顯然是假的。根據這三條，對群眾對上麵，都不能隱瞞，所作所為不能弄假。不管任何一個人，一個戰士，有權向林副主席提議罷楊勇、廖漢生的官，隻是方式值得考慮。這種方式沒法找到他（告狀者），找的目的不是要怎麽他，是借題談談，找來開導開導他，估計不易找到。所以毛主席、林副主席要我倆找大家談談，隻是他的方式不好，你們不要去貼大字報說要衝林副主席住地，這樣一搞，好像要追究這個人，你們之間也可能互相猜，打起來，隻是提醒這個方式不好。今天來，隻是講不必去衝，可以談談，如果有這個人，他聽到了就不衝了。”
這位打著北京軍區造反派旗號的“張紅軍”，為什麽要向林彪辦公室下最後通牒呢？為什麽不敢暴露自己的真實身份？害怕楊勇、廖漢生卷土重來嗎？更奇怪的是周恩來要求查找“張紅軍”，卻始終沒有查清楚。打給林彪辦公室的這個電話，有時間，有電話定位，怎麽可能查不清呢？最大的可能是幕後指揮者不想查，如果查清楚了，幕後指揮者不就暴露了嗎？所以，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這位“張紅軍”仍然深藏不露，由此他也避免了成為“三種人”，被一擼到底的結局。
謝謝沈香。祝聖誕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