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雲：北京軍區楊勇、廖漢生被關押始末 （四）

毛澤東對楊勇扣押造反派表示不滿

1966年12月間，北京軍區接到多起部隊的緊急報告。在軍隊院校造反的同時，地方造反派也在不斷地衝擊軍隊大院。12月7日，天津第66軍軍部被地方造反派貼上了大字報，同時天津警備區司令部也受到衝擊。12月8日，山西駐軍電話報告，該軍幹部施宣之的妻子在山西大學黨委宣傳部任職，山西大學的學生要求進軍營大院搜查他家。12月24日，北京煤炭研究院一群學生以索取材料為名，要求進入北京軍區八大處營院。經請示全軍文革小組副組長、總政副主任劉誌堅後，允許他們派代表進入宿舍區。……

1967年1月，上海 “一月風暴”奪了上海市委的權，北京軍區也受到了史無前例的衝擊。一個自稱“星火燎原”的戰鬥隊頗有能量，曾在一個月內“橫掃”三個大軍區。他們衝進北京軍區司令部大樓，砸開檔案室，要查抄“華北黨”。楊勇命令軍區警衛營“請”他們進地下室。康生告了禦狀，很快毛澤東打電話質問：“楊勇嘛，聽說你下令抓人了？”楊勇聽出毛澤東明顯不高興，趕快解釋：“報告主席，今天上午有人強行衝擊辦公樓，威脅到核心機密。我沒有接到任何通知允許他們來，所以……”毛澤東緩了緩口氣：“好嘛，馬上放人吧，就當成一次防突襲演習吧。”在毛澤東看來，“亂”是好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1966年8月21日下午，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他說：總之，我們不幹涉，亂他幾個月，……《人民日報》寫篇社論，正麵勸告工農兵不要幹涉。同日，毛澤東批準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發出《關於絕對不許動用部隊武裝鎮壓革命學生運動的規定》。

“衝擊”風越演越烈，各大軍區紛紛告急。沈陽軍區大院衝進數千學生，毆打警衛戰士，唐子安（沈陽軍區副司令員）被打成重傷。南京軍區八名領導的家被抄，兩名部長和一名副政委下落不明……

1967年1月14日，葉劍英等老帥經過力爭，在周恩來支持下，中共中央發出《關於不得把鬥爭鋒芒指向軍隊的通知》，強調軍隊擔負備戰和保衛國防的任務，不許任何人、任何組織衝擊人民解放軍。但此時廖漢生已經失去自由6天，而楊勇也將在7天後被囚禁。

 

一張大字報導致廖漢生身陷囹圄

1966年10月，林彪“要削其（賀龍）羽翼”的指示在部分高級幹部中傳達，賀龍的老部下被排除在外，廖漢生很久才得知這個情況，他感到有些事情已經開始回避他了。廖漢生從紅軍時期到解放戰爭時期一直是賀龍部下，而且賀龍是他父親的朋友，送他讀書，給他當紅娘，帶他參加工農武裝鬥爭，並和關向應介紹他入黨，他與賀龍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廖漢生主持政工幹部談心通氣會，主動檢討這些年來學毛著並沒有完全學懂，對毛主席指示跟了，但總感覺跟不上，因此講錯了一些話，做錯了一些事，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麵：一是政治思想方麵，最突出的是1964年搞大比武跟得緊，而1965年批大比武則轉彎慢；二是工作作風方麵，表現出急躁、簡單、生硬，甚至是粗暴，對同誌的態度不夠謙虛；三是在抓根本即“突出政治”方麵，還沒有做到一抓到底。

11月2日，在北京軍區常委擴大會上，廖漢生再一次主動袒露思想：對文化大革命認識很差，很不理解，很不認真，很不得力；怕亂，對一些現象有反感；看問題多，看主流不夠。廖漢生期望通過認真的批評和自我批評，找到自己身上的問題，也找到遭受冷遇等現象的背後原因，努力糾正問題，幹好工作。他哪裏想到五年的監禁正在等待著他。

1967年元旦後，林彪指示楊勇：“北京軍區文化大革命趁勢展開，燒掉廖漢生。”對此，楊勇感到很為難，司令員怎麽能對同級的政治委員下手呢？於是他請示總政治部主任蕭華，問他怎麽辦。蕭華說：“我請示中央文革小組後再說。”很快就有了答複，由上麵派人到北京軍區貼大字報、點火，這樣北京軍區機關的“四大”（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就可以乘勢展開了。

1月5日，楊勇主持召開北京軍區常委會議，傳達林彪關於“北京軍區文化大革命趁勢展開”的指示，但他沒有傳達“燒掉廖漢生”。與此同時，北京軍區機關做好開展運動的準備工作，起草一個召開動員大會用的講話稿，主要內容是向軍區炮兵、裝甲兵、工程兵負責人交代，軍區司政後機關開展“四大”，要他們抓好部隊工作，保持部隊穩定。準備1月8日召開軍區常委擴大會議，會後，按照軍區常委討論決定，通知廖漢生務必在1月6日回到北京。

1967年元旦過後，廖漢生率工作組到保定地區某炮兵團指導年終總結和四好連隊評比。他到炮兵團的第三天，即1月4日，從北京傳來“劉誌堅倒了”的消息。1月5日，廖漢生接到通知回北京開會，1月6日回到北京。他才離開幾天的工夫，軍區機關的運動已經鬧翻了天。

北京軍區戰友文工團本來是較早開展“四大”的重點單位之一，但因為有外事演出任務，才沒有顧得上造反。1966年6月16日，戰友文工團隨周恩來出訪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等東歐國家，7月1日返回北京，9月又到日本訪問演出，所以戰友文工團特別是歌舞團1966年的年底才鬧起來。1月7日上午，戰友文工團造反派到處找楊勇，要和他辯論。他們從西山一直找到後海楊勇家，揚言下午還要找。廖漢生對戰友文工團造反派說：“你們不是要與司令員辯論嗎？那好，我這個政治委員也到場。”他並不害怕戰友文工團造反。一來中央一再要求“不要害怕群眾和群眾運動”，二來這批文工團員是他看著長大的，大多數人的名字他都可以叫出來。戰友文工團排演新節目，總要請他和楊勇等軍區領導人先看，尤其是1965年戰友文工團排演《長征組歌》，他和楊勇作為長征親曆者，多次給他們講過長征故事。

此時楊勇在85號樓（北京軍區高幹招待所）召開軍區常委第120次會議，決定軍區司政機關的文化大革命於1967年1月9日開始，由陳先瑞（北京軍區副政委）、宋玉琳（北京軍區副參謀長）等組成一個班子抓工作。也就是說，已經把廖漢生排除在外了。廖漢生並不知道軍區黨委的安排，他等戰友文工團造反派走後，趕到西山營區，在85樓見到楊勇，把上午發生的事情告訴他。

1月7日下午，戰友文工團造反派果然來了，他們要把楊勇帶走，廖漢生提出一起去。於是，造反派包圍著楊勇、廖漢生，把他們帶到司令部辦公樓，七嘴八舌嚷了一大通。有人質問：“你們敢不敢寫大字報？”廖漢生說：“有什麽不敢寫的？”看他們一時無話可說，廖漢生變被動為主動，指揮他們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意思是提醒他們，要聽黨中央的話，聽毛主席的話，不要亂來。唱完歌，廖漢生嚴肅地對造反派說：“明天我們開常委會，你們誰也不能來找我們，不能影響黨委工作，這一次就這樣算了。”

1月8日星期日上午，為避開幹擾，軍區常委辦公會議改在城裏慶王府原軍區司令部辦公樓二樓會議室，研究運動的有關問題。雖然北京軍區遠離市區，軍事院校的學員還是有衝進去的，甚至常委會也敢衝，鬧得常委會想開會卻沒有一個安全地方，於是不得不挪到城內慶王府。這個理由在廖漢生看來合情合理，但他完全沒想到這是事先設計好的，有人已經在軍區辦公樓主樓貼了他的大字報。

楊勇宣布開會，他還沒講幾句話，軍區保衛部打來電話，報告戰友文工團的人到廖政委家去了。廖漢生家在慶王府附近，鄭維山出去與文工團交涉，會議冷場。列席會議的董奮（北京軍區幹部部部長）小聲嘀咕了一句：“我看這個會開不成了嘛。”因為董奮的話卡在嗓子眼，挨著董奮坐的張南生也沒有聽清楚，他就喊了一嗓子：“董奮，你說什麽？你再說說？”總算有人打破僵局，與會者都睜大雙眼盯著董奮。董奮不敢說，又不能不說：“我說這個會恐怕開不成了。”張南生並不知道主樓貼了廖漢生的大字報，又追問“為什麽開不成”？董奮說：“今天早上，有人在西山軍區司令部辦公樓給廖政委貼了一張大字報，文工團大概是衝著這張大字報來的。”以後說董奮泄露“天機”，查了他很久。本來部署抓廖漢生有一套程序，被不知情的董奮打亂了。會議再也無法開下去，氣氛緊張而壓抑，沒有人再說話，廖漢生明白他的厄運來了。

陳先瑞回憶：我對夜間發生的事一無所知，是按照通知去參加會的。我到的比較晚，走進會議室時，看到人人表情沉重，便產生一種不祥的感覺。我在傅崇碧旁邊找了個位子坐了下來，傅崇碧輕聲對我說“遲到了”。我悄悄地問：“出什麽事了？”他摸了一下自己的胡子，用手比劃了個“八”字。當時我想到是賀龍元帥出事了，根本沒想到會是廖漢生出事。

鄭維山返回會場說：“沒有事，他們要廖漢生同誌去看大字報。”廖漢生大聲問：“你們看怎麽辦吧？”楊勇說：“我看還是去看大字報，正確對待群眾嘛。”廖漢生說：“好吧，我看你們是商量好了。”自從賀龍被抓，他就知道自己岌岌可危了，看大字報隻是一個借口。廖漢生邊說邊從上衣口袋裏掏出機密筆記本和文件櫃鑰匙，放在辦公桌上，對戴眼鏡的黨委秘書說：“小眼鏡，交給你！”他又把衣服上的幾個兜底都掏出來，讓大家看他一無所有了，然後他對楊勇和全體常委說：“我去見他們，請常委將情況報告軍委和總政治部。”

廖漢生一出會場，就被戰友文工團二三十個造反派押回一片狼藉的家。領頭的造反派大喊“打倒廖漢生”！廖漢生高聲回答：“我是革命的，你打不倒！”造反派不管三七二十一，抓起紙簍糊的高帽子扣在他頭上，還強行給他套上文工團的道具黑袍子，表示他是“黑幫”分子。

廖漢生被造反派押到西山的軍區大院批鬥，非法關押起來。廖漢生認為，一張大字報可以把一個軍區政治委員抓起來，顯然是預先謀劃好的。1978年底軍委座談會期間，王平（總後勤部政治委員）請南京軍事學院和武漢軍區的老同學、老戰友到他家裏吃飯。談話間，王平對某人說：“你在文革初不是寫過一張大字報嗎？你應該向廖政委道歉。”某人當即檢討，並向廖漢生道歉。廖漢生表示諒解。1979年秋，在大字報上署名的某人給廖漢生寫了道歉信，揭露了全軍文革小組的幾個人寫這張大字報的來龍去脈。

 

江青令軍報去人貼廖漢生大字報

1966年底，江青、康生等對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很不滿意，說“軍隊落後了，中央文革要抓軍隊的運動”。1967年1月4日，江青在打倒劉誌堅的同時，導演了貼廖漢生大字報的事件。

1月5日，江青召開會議，她對蕭華、唐平鑄（《人民日報》代總編、《解放軍報》副總編）、胡癡（新華社代社長、《解放軍報》代總編）等人說：“北京軍區是一潭死水，廖漢生是賀龍死黨，你們去北京軍區把廖漢生揪出來。”這麽大的事好像兒戲一樣，唐平鑄等人仍按兵不動。

1月7日晚，江青、陳伯達來到毛家灣林彪辦公室，叫來唐平鑄等人。江青沉下臉問：“怎麽還不去？”“你們軍隊（文革）為什麽按兵不動？對軍隊那些走資派為什麽不揪？就是有人壓著，就是有問題！”江青當麵布置寫大字報的任務，唐平鑄等人連夜回到軍報大院寫大字報。同時派人去北京軍區“偵察”貼大字報的地點。因為沒有多少實質內容，字寫得很大很稀，湊了幾大張。具體是四條罪狀：一是楊尚昆、廖漢生兩家關係密切，楊尚昆的問題出來後，為什麽不揭發？二是1964年大比武的錯誤，軍區政委難道不應該負責任嗎？三是身為北京軍區政委，為什麽插手1軍？四是對總部不尊重。

大字報連夜寫好了，大半夜的找不到人簽字，就把夜班編輯都喊來。夜班編輯邵一海說：“我都不知道怎麽回事，總編輯讓在大字報上簽個名，那就簽吧。”這樣，大字報簽上了唐平鑄、胡癡、和穀岩等十幾個人的名字。

1月7日夜間，總政治部值班室通知北京軍區，上麵去人到軍區大院貼大字報，要軍區協助。如果事先不打招呼，貼大字報的人是不可能進入層層崗哨、警衛森嚴的軍區大院辦公樓的。1月8日淩晨，唐平鑄帶隊，事先規定了接頭地點和聯絡暗號，直奔位於八大處的北京軍區大院。在事先“偵察”好的軍區司令部辦公樓主樓的門廳橫梁上，掛上了大字報。並在軍區機關留下一名潛伏人員，在現場秘密觀察記錄軍區的反映和動態。很快北京軍區內外已經“烈火衝天”的消息傳回解放軍報社。

雖然這一天是星期日，辦公樓除值班者，沒有什麽人。但天一亮，一傳十，十傳百，這張大有來頭的大字報還是如同重磅炸彈在北京軍區大院炸響了，整個大院頓時議論紛紛，秩序大亂。李奎祥（北京軍區宣傳部幹事）回憶：那天早上我正在政治部食堂吃飯，某副政委秘書說：“主樓貼大字報了。”我匆匆吃了幾口飯，就和這位秘書一起去看，人特別多。那個時候，隻要穿著軍裝，戰士也可以進入辦公樓主樓看大字報。轉眼間，大字報糊滿了辦公樓，北京軍區大院的牆上，馬路上也糊滿了大字報。你革命我更革命，有人大喊“把廖漢生拉來批鬥”，馬上得到響應。軍隊內外的各路造反派，紛紛揪鬥軍隊領導人。北京軍區跟全國一樣，都已經是一堆幹柴，誰不響應偉大領袖的號召呢？一點火星馬上燃燒起來。一張大字報不僅導致廖漢生被抓，讓北京軍區亂了套，也在全軍、全國引起了連鎖反應。

北京軍區司政後機關的造反派把鬥爭矛頭指向了軍區黨委和各級領導幹部，並提出停止軍區常委一切活動。先揪鬥了廖漢生，接著又揪鬥了楊勇。當時軍區其他領導和機關部門領導，有的也以莫須有的罪名先後被打倒、靠邊站，或不能正常工作。軍區文體、醫療單位的一些主要領導和科室幹部以及專家、文藝工作者等，也被戴上“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反動學術權威”等帽子，被打倒、揪鬥或立案審查。致使軍區機關一度處於半癱瘓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