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頻繁召開的北京軍區常委會議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後，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決定從1966年9月開始軍以上機關以“大民主”的方式開展文化大革命，師以下部隊進行正麵教育。北京軍區被列為首批開展運動的單位，成立了文化大革命領導小組。楊勇、廖漢生把文化大革命當成一般意義上的文化領域運動，根據軍委指示，將運動限製在戰友文工團、部分院校和軍區總醫院等重點單位，機關和部隊主要是學習、教育。
筆者曾在北京軍區檔案館看到北京軍區1966年大事記，簡而又簡，8月8日、8月9日空白，8月10日記了一個手榴彈試製的情況。8月11日到24日仍是空白。8月22日，北京軍區黨委向機關行政17級以上的黨員幹部傳達中央全會和軍委的決定，隨後開會研究如何貫徹。當天戰友文工團作為開展運動的主要單位，首先貼出大字報。8月25日，北京軍區司令部、政治部機關也貼出大字報。北京軍區常委會第91次會議決定，各軍級以上單位的機關從9月開始文化大革命。再接下來是軍區黨委報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單位39個，並對師以下部隊保持絕對穩定提出了措施。
這時北京軍區的班子是這樣的，司令員楊勇，政治委員廖漢生，副司令員鄭維山、韓偉、譚希林、羅元發、滕海清、吳先恩、傅崇碧、蕭文玖（兼參謀長），副政治委員張南生、王紫峰、陳先瑞、黃振棠。8月27日上午，北京軍區常委繼續討論執行中央和軍委決定的相關部署。當天下午，薑林東（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傳達總政治部對軍隊開展文化大革命的十幾條指示。北京軍區緊急召開常委會，討論機關嚴格據此開展運動的有關問題，直到晚上9點才結束。以前北京軍區常委會議每個月也就一兩次，進入1966年8月以後驟然增加，到8月27日晚已經開了8次。持續數天從早到晚的會議，加上緊張的會議內容，常委們都疲憊不堪，副司令員韓偉甚至暈倒在會議室裏。
8月28日，北京軍區機關的大字報繼續增多，批判開始指名道姓。8月29日，在新落成的北京軍區大禮堂裏，楊勇主持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會議，並在開幕式上講話，軍區首長全體出席。北京軍區部分機關幹部造反，向黨委提出兩條要求：一是批鬥索立波（北京軍區司令部副參謀長）；二是撤銷張南生、滕海清、張正光（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的軍區文革小組成員的職務。“如不答應，就要采取行動！”北京軍區黨委將這個“最後通牒”頂了回去。
8月31日，北京軍區常委到機關看大字報。大字報的內容出現一些似是而非、無中生有的內容，甚至出現了人身攻擊。同日，中央軍委決定：“為保證地方文化大革命的進行，大軍區和駐大中城市的省軍區、野戰軍的軍以上機關文化大革命暫緩進行。”當日13點10分，全軍文革小組向北京軍區轉達代總長楊成武的通知。9月1日，北京軍區常委第93次會議討論，表示堅決擁護，確定凡沒有開始運動的單位暫不開始，已經開始運動的軍區司政後、炮兵機關立即停下來。北京軍區機關動員大會宣布：“北京軍區所屬各軍、省軍區、北京衛戍區、天津警備區的文化大革命暫緩進行，不再張貼大字報，不搞大辯論、大批判。已經張貼的大字報由各單位自行摘下保存，所有人員全力以赴投入國慶活動的準備工作。向群眾做好思想教育工作，各單位最遲於9月5日轉入正常工作，以後什麽時間再搞，聽候軍委通知。”會後楊勇、廖漢生、鄭維山分別通知京外單位，除步兵學校、軍區宣傳部、文化部、戰友報社、戰友文工團的文化大革命繼續進行外，一律將運動停下來。
樹欲靜而風不止。9月2日，廖漢生接到總參謀部電話通知，“總參對王尚榮采取停職反省的措施，今後不要再與其聯係。”王尚榮是紅二方麵軍賀龍的部下，他被打倒不久，就開始追查他的後台賀龍，廖漢生明白自己也危在旦夕。
9月3日，軍區黨委集體聽取軍區文革小組的情況匯報。有少數人不肯將運動停下來，要求成立專案組審查索立波，還要求將李健（北京軍區炮兵司令員）隔離反省。
9月17日，吳德（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等人來到北京軍區，請求北京軍區緊急支援大批幹部。彭真領導的北京市委被扣上“獨立王國”後被改組，而以李雪峰為首的新市委也很快倒台，罪名是向學校派工作組，犯了“鎮壓群眾運動”的“路線錯誤”。北京新市委陷入癱瘓，各級領導幾乎都成了被打倒、批鬥的走資派。吳德拿來一張長長的單子，其中市委各部門的部長、處長及工作人員110人，市人委90人，城區和近郊區的區委正副書記、主要部門負責人170人，10個國營農場的書記、場長20人。總計1800人，最低也要保證300人。9月下旬，經總政治部批準，北京軍區轉業到北京市360名連以上幹部，其中師職19名，團職91名，營連職250名。年底又選調312名團營連職幹部轉業到北京市公安局。
中央文革添加“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
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期間，總政治部經毛澤東、林彪同意，向全軍發過一個電報指示，內容有三條：1、派往軍事院校的工作組也要撤銷；2、軍事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黨委領導下進行；3、在必要的時候，上級還可以派人到軍事院校去。
1966年10月1日，第二軍醫大學群眾組織 “紅色造反縱隊”某負責人在天安門城樓上向毛澤東、林彪反映：軍隊院校鎮壓群眾，與地方的做法不同，搞了許多條條框框，限製太多。目前黨史隻提林彪下令全軍文革小組發“緊急指示”，讓軍隊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完全按地方的搞法搞。但是，按常理推斷，毛澤東和林彪都在現場，如果沒有毛澤東同意，林彪怎麽可能下達“緊急指示”呢？
全軍文革小組按林彪指示草擬“緊急指示”時，盡可能地在具體做法上作了一些保留，基本點是要“堅持黨委領導”。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等看後，認為這個草稿有很多地方不行。他們逐字逐句修改，並且加進了“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的條文。劉誌堅在中央文革小組所在地釣魚台提出異議：“取消黨委領導，這在我軍是史無前例的。”但被張春橋駁回。由此看來，緊急指示“取消軍隊院校黨委領導”是陳伯達、江青、康生、張春橋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的“傑作”，它規定了更大範圍內的“踢開黨委鬧革命”。當然這也不能算江青等人的“功勞”，“十六條”明確指出“讓群眾在運動中自己教育自己”，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已經否定了黨的領導。
10月5日，毛澤東批準陳伯達、江青定稿的《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名義下發。中共中央批語：“中央完全同意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中央認為，這個文件很重要，對於全國縣以上大中學校都適用，同樣應當立即向全體學生和教職員工原原本本的宣讀，堅決貫徹執行。”同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接見軍隊院校師生和軍隊國慶觀禮代表，張春橋宣讀經中共中央批發的緊急指示，創造了當天定稿、當天批示、當天宣讀的記錄。
關押賀龍是毛澤東的親自決策
1965年12月上海會議批判羅瑞卿後，賀龍也被毛澤東停止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安排到四川攀枝花鋼鐵廠和官村壩鐵路隧道工程視察。北京的“批羅”會議由葉劍英主持，4月8日結束，4月9日賀龍才返回北京。
1966年8月25日，總參作戰部部長、副部長以及國防部外事局一些人貼出打倒楊成武的大字報。毛澤東對阿爾巴尼亞的卡博、巴盧庫說：“那是賀龍挑起來的。”9月5日，毛澤東對林彪、周恩來、陶鑄打招呼，對賀龍要一批二保。9月8日，林彪受毛澤東委托，在人民大會堂新疆廳主持軍委常委會議，傳達毛澤東對賀龍問題的指示。林彪說：“今天談談賀龍同誌的問題。在主席那裏談過兩次，主席已看了空軍的材料，總參的材料。他的材料很多，隻選看了一些綜合性材料。主席的意思，要在高級幹部中打個招呼，主席已找賀龍同誌談了，要他以後不要這樣搞，人家不滿意。賀龍同誌說，有些是事實，有些不是事實。主席找我、劍英、陶鑄同誌談，主席說賀（龍）同主席的關係不好。”“我們元帥中間，除了彭德懷，賀是最不好的一個。”“材料很多了，總參、空軍、海軍、工程兵、政治學院、國防工辦、公安部、衛生部，到處發現他伸手奪權，……他同彭真、羅瑞卿、楊尚昆關係很密切。”“現在主席說要向高級幹部打一個招呼。”
9月9日晚，毛澤東讓機要秘書徐業夫給賀龍打電話，經過和林彪還有其他幾位老同誌做工作，事情了結了，你可以登門拜訪，征求一下有關同誌的意見。9月10日，賀龍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同林彪談話，還分別拜訪了葉劍英等人。他們對賀龍都很冷淡，賀龍便不多說話了，隻是禮節性地拜訪一遍。
9月14日，毛澤東找賀龍談話，把吳法憲的揭露信給賀龍看。毛澤東笑著說：不要緊張，我對你是了解的。我對你還是過去的三條：忠於黨，忠於人民，對敵鬥爭狠，能聯係群眾，還說“我當你的保皇派”。當晚毛澤東審閱周恩來報送的9月15日接見紅衛兵上天安門城樓的人員名單，其中有賀龍的名字。9月19日，毛澤東對賀龍說：問題解決了，沒事了。
11月24日，周恩來同賀龍談話，鑒於國家體委造反派對賀龍糾纏不清，提議他暫停工作。11月26日，周恩來得知工作人員把賀龍安排在釣魚台，指示將賀龍轉移到新六所。11月29日中央軍委在北京工人體育場再次接見軍隊院校來京師生，主席台上少了賀龍。
12月28日，中央政治局開會，毛澤東親切地與賀龍打招呼，叫他到前麵坐在他身邊。12月30日，江青到清華大學找賀龍兒子賀鵬飛談話，說：“你爸爸犯了嚴重錯誤，我們這裏有材料，你告訴他，我可要觸動他啦！”“你媽媽也不是好人！”接著在接見群眾的大會上，江青又說：“賀龍有問題，你們要造他的反！”賀龍的老部下被揪鬥，紅二方麵軍戰史編委會被誣為“賀龍的裴多菲俱樂部”。宣傳車上街喊出“打倒賀龍”的口號。江青指使人抄了賀龍的家，搶走大量機密文件，圍攻的人們擠滿庭院。賀龍夫婦已經不能在家裏居住了，但他們不管轉移到哪裏，都有人來揪鬥。賀龍憤怒了，要去見他們，薛明和身邊工作人員擔心他的安全。賀龍笑著說：“難道我不了解群眾？！難道群眾不了解我？！”薛明說：“那也得請示總理呀！”賀龍說：“那好，聽總理的。”他們到中南海周恩來家，周恩來說：“你身體不好，不能見。有什麽事我頂著。”周恩來當即要通賀龍家的電話，指示圍攻的人撤出去，並留賀龍夫婦住在西華廳，親自為他們安排了住處。
1967年1月6日，周恩來接到報告，得悉在京院校造反派和清華大學等紅衛兵組成“徹底打倒賀龍反黨篡軍集團聯絡委員會”，擬在1月7日召開批鬥大會，並要把賀龍揪出來示眾。周恩來批示：“不要去揪，我去辦。”1月9日，周恩來得知紅衛兵進駐賀龍家，並要揪鬥賀龍後，同住在西花廳的賀龍談話。周恩來說：你不要回家，我頂著。並當即打電話到賀龍家，要紅衛兵們趕快撤出來，有什麽事跟他說。當晚，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接見體育學院的紅衛兵。
1月11日，毛澤東提議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周恩來談到外麵有很多有關賀龍的大字報，說主席說了，政治局不要公開點賀龍的名，我們政治局的同誌和常委同誌不要在公開的場合點他的名，隻是要他去登門聽取大家的批評，不公開。當然也不要讓紅衛兵去揪他了。
吳法憲說：關於賀龍的問題是毛澤東親自決策的。總參王尚榮、雷英夫反對楊成武；政治學院蔡順禮反對莫文驊；海軍蘇振華反對李作鵬；空軍黨委第十一次全會，這幾件事都追查到賀龍那裏。1967年1月，毛主席和周總理在中南海專門研究賀龍的問題。後來周總理告訴我，那天，毛主席決定對賀龍采取隔離措施，並要總理親自去落實。周總理在北京西郊的山區找了一所房子，要北京衛戍區預先做了安排。
1月19日，周恩來、李富春找賀龍談話。本來還約了江青，江青沒來。她指使人在約定談話的時間，把宣傳車開到中南海西北的外牆，一遍又一遍高喊“打倒賀龍”。就在這刺耳的口號聲中，周恩來對賀龍說：“毛主席都和你談過了嘛，毛主席還是要保你的嘛。”“我也是保你的。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這地方也不安全，連朱老總的箱子都被撬了。我給你找一個安靜的地方休息，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賀龍臨走，周恩來問他：“聽說你身上帶了手槍？”賀龍說：“有一支。”於是，周恩來要他立即交出身上攜帶的手槍。
1月20日淩晨，周恩來派楊德中（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副局長兼中央警衛團政治委員）秘密護送賀龍和薛明夫婦到香山附近的象鼻子溝。之後，造反派多次吵鬧要揪鬥賀龍。2月18、19日，周恩來兩次囑咐秘書告訴國家體委造反派，總理不同意批鬥賀龍同誌，這是中央的決定。
1969年8月9日，賀龍在解放軍總醫院病逝，至死也沒有解除監禁。“九一三”事件後，毛澤東把打倒賀龍的罪名推到林彪頭上。事情很清楚，如果打倒賀龍是林彪所為，那麽1971年林彪死了賀龍就應該恢複名譽，怎麽可能拖到1974年才平反？而且還不徹底，直到第三次平反才算是徹底平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