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爪蓮
人生在世，以誠相待足矣。 我對人生充滿希望，但隨遇而安
鄧小平同意特別法庭起用律師
1980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決定“兩案”審判時，鄧小平請律師沙千裏（全國政協副主席）、史良（民盟主席）看看起訴書。8月26日，五屆人大常委會第15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8月底，彭真根據1979年《刑事訴訟法》第26條，提出特別法庭“還是有律師好”，鄧小平同意了。9月初，司法部副部長陳卓主持挑選“兩案”律師。首先考慮“平衡”，被告絕大多數是中央政治局委員以上，特別檢察廳、特別法庭也都是高官，律師當然也要選擇名流。
新中國律師從1954年起步，1957年反右遭遇滅頂之災，1959年主管律師的司法部撤銷，這是20年後律師第一次集體亮相。誰都知道“兩案”是一場根本不會勝訴、政治風險高，也不會帶來好名聲的辯護，很多人心有餘悸。王鐵崖（北京大學國際法研究所所長、中國國際法協會副會長）婉拒，林亨元（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庭庭長）態度則非常堅決：“給誰辯護都行，給‘四人幫’辯護不行。”隻有陳守一（北京大學法律係主任、教授，北京律師協會籌委會主任）沒把話說死，他不說他不幹，他說家屬堅決不讓幹。
1980年 11月10日，江青等10名被告拿到起訴書副本，並被告知可以委托律師辯護。11月13日，陳伯達、吳法憲、江騰蛟提交委托律師辯護的申請書。李作鵬開始不要律師，他認為這些高層的事，給哪個律師講也不合適。看了《刑事訴訟法》後，他還是寫了律師委托書。姚文元要求法庭為他指定辯護律師，開庭前他宣布和江青、張春橋決裂，並保證“在法庭上不說不利於黨的話，我接受審判。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正在寫一些東西，我主要靠自己辯護”。
王洪文、張春橋、黃永勝、邱會作既沒有要律師，也沒有要求特別法庭指定辯護人。張思之以律師組名義寫了正式報告，希望給王洪文指定律師。“兩案”辦不同意，說他認罪了，沒必要。王洪文年輕，又說過“十年過後再看”的話，特別法庭判他無期徒刑，這就在量刑方麵加入了政治考慮。黃永勝說：“如有規定給我指定律師也服從。”看來他還是想要律師的。但他沒有遞交律師申請書，法庭沒有理睬他。邱會作對請律師沒有思想準備，他不相信律師會為他說話，以為又在玩什麽新把戲，怕派來“臥底”。所以他大聲說不要律師，甚至想說“最好請江青當我的律師，她能證明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了什麽”。邱會作說：“要說的話，連我自己說都不夠，何必還要律師代勞”？
江青最後拒絕了律師辯護
江青第一個提出要律師，她說她身體不好，法庭開庭連續幾個鍾頭受不了，提出史良、周建人（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魯迅弟弟）、劉大傑（複旦大學中文係主任、農工民主黨上海市委副主任，1977年已逝）、李敏（毛澤東和賀子珍女兒）來替她辯護，沒有被允許。特別法庭兩次向她推薦律師張思之、朱華榮、傅誌人，也安排他們見了麵。江青在起訴書副本上密密麻麻寫了不少鉛筆字，“起訴書上都是捏造！”她指著起訴書第3頁說：“‘酌轉’不能說明我有罪。”又指著起訴書第5頁康生親筆信的“呈”字說：“這是習慣用法，並不是把我當成上級或有什麽特殊關係，把這也作為罪狀，是沒有常識的做法，就想拿這些小玩意來整倒我！”“說我同林彪一起謀害毛主席，你們相信嗎？”說完，江青起身去衛生間，半個多小時後回來，她又一字不差重複去衛生間前的最後一句話。“……我的身體不太好，如不能講話時，要有人代我講話，我的腦子受過傷，血壓也不穩定，時常發作，腦力、體力上過分使用是不行的。所以需要有人幫我講話。”律師傅誌人說：“我們隻能作為辯護人，不能作代言人。” 後來談得比較激烈了，江青明確說：“你們是葉（劍英）、鄧（小平）派來的，那怎麽可能替我辯護呢？我跟葉、鄧不一樣啊。當然我要跟他們一樣的話，我也不會到這兒來了。”最後江青沒有要律師。
張思之認為江青需要律師辯護，在關鍵問題上她認為她有證據。她的辦法是“我記不得”，這等於變相承認了。凡是不致命的問題，她說“是我說的，是我做的，但我是受命的，毛主席要我做的”。她就這兩個辦法，後一個辦法恰恰是鄧他們最要回避的事情，所以立即被法庭打壓，實際上她自己的辯護權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實現了。從起訴書的角度，她也沒有恰如其分地為自己辯護。從這些方麵考慮，她是需要一個律師的。如果江青心平氣和，按照起訴書的指控，逐一逐項去說明真實情況，這個戲就好看了。
經過文革的人，恨透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