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藤紘一先生《我和中國》演講會摘記

 

在人們掌聲中，加藤先生登上講壇，“盡量不冒出山形話，說得慢一些”的開場白輕輕鬆鬆地切入他要演講的主題《我和中國》，他先介紹了自己與中國淵源。

加藤先生從大學畢業後進入日本外務省，到之後離開外務省，接下父親加藤精三先生的政治之棒，已從政40年，在過去的歲月裏，他一直關注新中國建立以來的曆史，並與很多中國領導人有過交流。

加藤先生進入外務省後，到台灣留學2年，先是在台大，後到台灣師範大學國語中心學習中文，所以他能說很好的中文。他離開外務省，投身政治的時候，正值中日兩國邦交話之時，當時他看到周恩來與田中角榮的會談，心裏就想“如果不離開外交部的話，我就會是那個翻譯了”，由此更堅定了他一定要當選議員的決心。

繼台灣之後，1966-67年外務省又派他去哈佛大學學習，搞中國社會學研究，那時正值中國文化大革命發生，在這之前，很難看到中國的很多資料，但文革發生後中國的資料多了起來，得以閱讀對農村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前十條後十條等文件。有趣的是，當時在哈佛研究中國問題的教授，現在卻成了日本問題的專家。

離開哈佛，加藤先生到了香港任總領事副領事，是當時最年輕的副領事。他風趣地說，別聽副領事這個名稱，其實是最小的，因為總領事底下設幾位領事，而各領事之下，又會設幾名副領事。那時的工作主要是對中國社會情勢進行分析，所以每天都讀《大公報》、《人民日報》，從《人民日報》上的用字變化來分析中國情勢。

當加藤先生從香港回到日本，進入外務省中國科（常被稱為“中國學校”，培養知中人才的地方）工作時，基辛格博士訪華，之後尼克鬆也去了中國。

加藤先生認為，各個國家在各個發展階段都會建立適合自己的社會政治體製，而日本走資本主義、自由主義之路是適合日本的。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時，加藤先生甚為震驚，他從20歲開始就在思考究竟是社會主義好還是資本主義好，而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他來說，就好比是冷空調和熱空調加在了一起。

加藤先生說，50年代的東大，不學馬列，就不能算知識分子。自民黨代議士的父親關照在東大學習的加藤說：“你可不能變赤！”當時都市出身的學生會說：“在學生時代做社會主義者，畢業後，就去做資本主義者好了。”但從山形這樣的鄉下出來的人卻不是那麽容易轉換的，那片土地給予的一種耿性已融在人的性格中。進入外務省後，卻與共產主義作伴，這是加藤先生沒有料到的吧。

談到日本的政治，加藤先生說，美國的政治經濟學家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日裔）把1992年蘇聯解體後的東西方冷戰的結束稱為“曆史的終結”，對日本來說，1955年自由黨和民主黨結成自由民主黨後，至1992年的38年間，是自民黨與社會黨（左派社會黨和右派社會黨）對立的時代，1992年以自由主義一方的勝利而告結束。

談到此次政權交替，加藤先生認為並非是民主黨的政權公約（Manifesto）贏得了政權，而是自民黨的Own Goai(把球踢進自己的球門)輸掉了政權。報上的民意調查顯示對民主黨寫進政權公約的“高速公路免費”、“兒童經貼”持讚成意見的隻有3成，民主黨認為因為是政權公約，就必須去做，但到了年底，如果還不能按公約執行的話，民主黨就要說對不起了。自民黨和民主黨的政策並無太大的差異，民主黨以工會為後援，這個將來會成為民主黨的重荷，而自民黨是以地區為後援的。

日本的有選舉權的國民對此次選舉的態度是“最近自民黨不行啊，但政權不可交給在野黨。”“讓民主黨幹一次也好，不行的話，就讓他們下去，再把政權交回自民黨。”但誰也沒有想到這次選舉會造成如此之差距，民主黨300席位對自民黨100席位，與四年前的情形正好相反。這種情況下，自民黨若要奪回政權，起碼得花2-4年的時間。如果自民黨從此一蹶不振，那麽民主黨會一黨獨大，但一黨獨大最終會導致民主黨內出現分化，因為民主黨的小澤和岡田都是原屬自民黨田中派的。

談到日本的外交，加藤先生說日本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如何與美國、亞洲維持平衡關係。鳩山首相在安保、自由主義的運營方法、金融危機方麵與美國的看法是有差異的，美國的媒體對鳩山的發言炒了一番，但在他訪美與奧巴馬會談時，雙方並沒特別觸及這些問題，可見美國的日本關係專家們在會談前是做了一些工作的。美國的日本關係專家們主要集中在東海岸，大約20人左右，他們時而在政府部門任職，時而又回到大學教書，如此替換，在政府部門與大學之間進進出出。

當鳩山對北京提亞洲共同體時，中國隻是聽，並沒有明確表態，而且談到與美國的合作也很重要，但鳩山卻把撇開美國的想法說了出來……

談到日中兩國關係，加藤先生說根結在於問題多多的曆史觀，他認為對華21條是錯的，外交政策的錯誤從此開始。對那場戰爭，他說，中國從沒有說過要求日本出兵，日本派兵過去，就是錯的。日本國內對南京大屠殺30萬這個數字有爭議，但即便是5、6萬也是個極大的數字，殺人就是殺人，這與雙方在戰場上的互相殘殺而導致的死亡是不一樣的。另外，他還告訴我們一個關於靖國神社的事實，即靖國神社裏麵對戰爭的介紹上並沒有寫中國的壞話，而是寫那場戰爭是由美國人引誘日本人幹的，美國大使去靖國神社時，看到此話，很不愉快，可以說，靖國神社並不是反中，而是反美神社。

加藤先生說，日本人的對中觀，從某種意義上來說，現在正處於一個挺難的時候。每當有家鄉山形縣的學生來國會參觀，無論是隻有5個學生，還是150個學生，他都會親自領著他們參觀國會，並且會問他們哪個是你們最喜歡的國家，哪個是你們最討厭的國家，他們回答:最喜歡的國家是美國，最討厭的國家是朝鮮，喜歡中國的寥寥可數。這就是現在的日本人對中國的印象吧，毒餃子事件對日本民眾的中國形象影響很大。日本也有至今都沒有破案的事件，比如グリコ（Guliko）事件，承認事件發生，尚未抓住犯人，還需要時間去解決都是可以被接受的。

中國GNP的增長、建造航空母艦等，在普通的日本人看來就是中國比自己大好多的感覺，會產生恐怖感，就會認為中國對日本有威脅，其實還是相互信賴的問題。還有，對中友好的人在日本國內並不是很有人氣。

談到民族主義（Nationalism），加藤先生認為有三種，即、鬥爭性民族主義、競爭性民族主義和有自豪感的民族主義。鬥爭性民族主義就是用領土問題、天然氣開發問題等來激起民族主義，競爭性民族主義則諸如奧運會上的不願輸給對手等，也是好的民族主義，而有自豪感的民族主義，就是對自己民族有自信與自豪感，是民眾對自己國家形象的認識。如美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自由有自豪感，中國人則認為中國是世界中心之國，那麽，日本是什麽呢？有議論，但沒有結論。加藤先生認為日本可以定位為：最尊重自然的國家，在自然麵前人們平和地生活，自然之和與人之和。總之，如果世界上的人們各自有各自的自豪，能以自己的個性而存在著時，就可以不需要相互爭鬥了吧，那麽夢想就都能實現了。

 

加藤先生在演講結束後，留了一些時間給人們提問，他的回答對剛才的演講內容又起到了很好的補充作用。

一位日本老人問加藤先生最早是在什麽時候去中國的，他答道，首次去中國是在當了國會議員之後，第一次訪華給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句話是人們對解放後生活的評價“我們現在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

一位大學老師問加藤先生對教育的看法，他答道，日中兩國的教育在曆史教育方麵存在著太多的差異。

一位女生問加藤先生中國需要向日本學什麽，他答道，日中兩國是互相學習，日本的苦惱在於最早擠入了發達國家之列，現在中國正在走向富裕之路，正處於上升期，15年後中國也會麵臨日本現在的苦惱。在趕超歐美的目標下，日本成為第一個與歐美並列的國家，富裕程度比有的歐美國家還要高，但經濟上的超越並沒有讓日本一個成為真正富裕的國家，這就是日本的苦惱。中國也在趕超發達國家，他希望中國的廁所能變得更幹淨一些，中國農村的廁所可以說落後日本100年。他的實話實說，讓聽的人們笑出了聲。

加藤先生提到，現在是自民黨和民主黨的蜜月期，人家在歡度蜜月的時候，你說三道四的話，是很不合適的，所以自民黨現在不怎麽多談民主黨的政策之類的，是在有意回避。

對日中兩國的交流，加藤先生認為年輕人之間展開的交流已經很多，重要是日中兩國的媒體要互相承認對方。

一位先生提到當年的加藤之亂，問加藤先生還有沒有當總理大臣的想法，他答道，

有機會，當然會當，作為政治家，都會有想當總理大臣的想法，也會思考自己當了，會如何治理這個國家，但這些都要看客觀的現實了。自民黨現在變成了反主流的政黨，自己會進入團隊之圈展開活動。

一位明年將在日本就職的學生問加藤先生對將在日本工作的年輕人有什麽希望，他說，要有自信，世界60多億人口的一半集中在亞洲，亞洲人個體都是非常聰明的，也定能再造輝煌的，日本和中國會成為很重要的角色，但如果中日之間吵架反目，那麽夢想就會破裂。

 

是啊，信心，對自己的信心，對中日之間能友好相處的信心，才會讓中日朝著真正友好的局麵邁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