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中共版《色戒》：關露 (圖)

李安電影《色戒》讓人認識了中統女間諜鄭蘋如，很多人也對鄭蘋如表示欽佩。其實，在同一時期，還有一位打入日偽政權的女間諜，這名女間諜名叫關露，不同的是，關露是中共的女間諜。關露本名胡壽楣，1907年7月25日生於山西右玉縣。“關露”是她的筆名。1938年春天，她在上海加入共產黨。

三十年代，關露加入了左聯，擔任過中共的地下交通員，參與發起了中華婦女解放促進會，還參加了中國詩歌會、中國文藝家協會等組織。同時創作了大量的小說、散文、評論、雜文以及譯作，數量最多的是詩歌。1936年11月，上海生活書店出版了她的詩集《太平洋的歌聲》。

不僅如此，關露還是《十字街頭》插曲《春天裏》的詞作者。由著名電影演員白楊和趙丹主演的影片《十字街頭》，是三十年代非常出名的電影，這部影片裏有一首插曲《春天裏》：“春天裏來百花香，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和暖的太陽在天空照，照到了我的破衣裳，朗裏格朗裏格朗裏格朗，穿過了大街走小巷，為了吃為了穿，朝夕都要忙……”《十字街頭》一經上映，影片裏這首插曲《春天裏》，立刻風靡上海，大街小巷，人人傳唱。

這首《春天裏》的曲作者，是著名作曲家賀綠汀。而《春天裏》的詞作者，就是關露。在1937年“8．13”事變後，上海的文化人士紛紛撤離上海，關露則根據中共的安排留了下來。1939年秋後的一天，上海地下黨負責情報工作的劉少文秘密約見關露。他給關露看了一份從大後方打來的由中共南方局負責人葉劍英署名的密電，密電上寫著“速去港找小廖接受任務。”小廖指廖承誌。


資料：作家關露


關露立即赴香港見到了廖承誌和潘漢年。潘漢年說：“聽說你和李士群夫婦熟識，組織上決定利用你和他們的特殊關係，收集情報。”李士群何許人也？李士群是浙江遂昌人，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先後就讀於美術專科學校及上海大學，後曾赴蘇留學。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大革命失敗後，李士群以“蜀聞通訊社”記者的身份，在上海從事中共地下工作。

不久為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為避免巡捕房將他移交給國民黨政府，他托人走通了青幫“通”字輩大流氓季雲卿的門路，投了“門生”弟子，由季將他保釋出來。從此，李士群與上海青幫搭上了關係。1932年，李士群被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的特務機構逮捕，旋即投降，被任命為“調查科”上海區直屬情報員，成了一名C．C係的特務。

1933年春，當潘漢年在中央特科派遣“紅槍隊”製裁調查科特工總部上海區區長馬紹武時，因涉嫌此案，李被逮捕，解押到南京道署街調查科總部受審。後經他的老婆、C．C係上海區情報員葉吉卿帶了大量珠寶首飾趕到南京營救，上下使錢，左右賄賂，才使李獲釋。抗日戰爭爆發後，李士群又投靠了日本人，成為汪偽政權特工總部頭目。

李士群投敵之後，表麵上雖然與國民黨軍統、中統形同水火，但暗中仍然有著一定的聯係；對中共方麵，他也設法尋找關係，他的目的是想為自己留條後路。有鑒於此，潘漢年在1939年春離開延安之前，就曾與康生等人一起討論過李的問題，認為有條件地與他建立某種聯係，爭取和利用他有其必要也有可能。

果然不出所料，1939年秋，當潘漢年到達香港後不久，李士群正通過關係向上海地下黨組織表示：他願意和中共聯係，並提供必要的情報。但他提出一個要求，就是希望中共方麵能夠將他的朋友胡繡楓安排到他那裏工作，由胡來擔任他和中共方麵的聯絡人員。

胡繡楓與他丈夫李劍華都是潘漢年係統的中共情報人員，李士群對胡的情況也很熟識。不過此時胡夫婦倆正在大後方做國民黨上層工作，一時難以抽身。中共情報機關便決定調胡繡鳳的姐姐、和李士群也有過來往的關露代替胡繡鳳去擔任和李的聯絡工作。

據中華網刊文，廖承誌向關露轉達南方局的指示後，潘漢年就對關露的具體任務作了布置。潘漢年說：“你回上海後，要到汪偽特務機關去做策反工作，找李士群秘密聯係，爭取他為我們做一些事情。”關露就“欣然同意”了。

接著，潘漢年又叮囑她：“千萬要注意，你在那裏隻能用耳朵和眼睛，不要用嘴巴。”並反複強調：“今後要有人說你是了，你可不要辯護。要是辯護就糟了。”關露連連點頭說：“我不辯護。”

接受任務之後，關露迅速離港返回上海，並赴“76號”汪偽特工總部去見李士群。李將她留在那裏，擔任與潘漢年聯絡的任務。不久，潘又委托上海的中共情報人員吳成方具體與關露聯係。關露利用和李士群夫婦的接觸，從他們那裏了解到不少敵偽方麵的情況。李士群既知道關露和他往來的使命，出於自身利害的考慮，有時就故意透露一些敵偽的軍政動態信息。

關露最出色的成績是安排潘漢年與李士群會見。在潘漢年的勸說之下，李士群表示願意為共產黨效勞。後來他果然往蘇北紅區運送了一些藥品物資。爾後，李士群曾幾次派人過江給新四軍送情報，並且派人護送江蘇省委領導劉曉等一大批中共領導幹部越過層層封鎖進入解放區，都是潘漢年、關露對他進行策反的結果。李士群於1943年9月被日本人毒死。死因說法之一是，日本人得知李士群與共產黨發生了聯係，認為李士群有投共意圖。

1942年春的一天，吳成方通知關露：她以後可以不再去和李士群進行聯絡搜集情報了。李士群那邊已另外安排了人。關露向吳成方表示，希望組織上能讓她到延安或是到蘇北新四軍根據地去直接參加抗戰工作。吳成方說，組織上還將派她去擔負新的可能是更艱钜的任務，一定要安下心來。

幾天之後，吳成方又通知關露：組織上已決定派她到一家日本人辦的刊物去工作。他解釋說，這個刊物是由日本大使館和海軍報導部合辦的，刊名叫《女聲》。中共派遣關露打入《女聲》月刊任編輯，是試圖通過這一渠道與日本共產黨聯絡上，但是最終未果。關露於這一時期在《女聲》月刊發表長篇小說《黎明》，並受命代表汪精衛政權出席在日本舉辦的“大東亞文學代表大會”，從此徹底背上之名。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開展懲治運動。在周恩來、鄧穎超的指示下，夏衍出麵將關露轉移至新四軍控製區。但是在解放區，她依舊遭到審查。不久，關露因為在淮陽被不明真相的青年當眾辱罵而患上精神分裂症。此時，相戀多年的男友王炳南也被迫與關露分手，關露的精神徹底崩潰，被迫轉去大連療養。

關露曾戀愛過兩次，都不成功，後來為了革命又一個人單身十幾年。她第三個戀人是中共建國後的外交高幹王炳南。兩人相識於抗戰前夕，一九四六年兩人再度相逢後，王炳南已與其德籍妻子王安娜離異。三十九歲的關露與王炳南感情發展迅速，很快就到談婚論嫁的程度。當時王炳南為國共談判中共代表團成員（周恩來為團長），可常乘軍調處飛機來往南京與蘇北中共根據地。

一次王炳南欲乘飛機去看關露之前，按中共的黨組織原則向周恩來夫婦匯報了與關露的戀情。周氏夫婦認為兩人結合會對黨不利而表示反對，鄧穎超還趕到機場將王炳南留了下來。鄧說，「恩來和我反複研究，認為關露是個好同誌，但由於她的這段特殊經曆，在社會上已經造成不好的名聲，群眾以為關露是文化，而你又是長期搞外事工作的，群眾都知道你是共產黨。如果你們兩個人結合，將會在社會上產生不好的影響。」

為了黨的利益，王炳南向關露寫了絕交信，並說明了原因，這對關露是致命的一擊。從此這位曾相當浪漫的女詩人封閉了她的感情世界，再不談感情事，心如死灰，形單影隻地苦度下半生。而且從她抵達解放區後，因為這段經曆而不斷地受到政治審查、拘押和監禁。從解放區的整風運動、反胡風運動、潘漢年案、五七年反右直到文革，每次她都是「運動員」，一共關押被捕四次，前後坐牢十餘年，多次精神陷於崩潰的境地。

據中國經濟網刊載的《“文化”關露之死》，1949年中共建政後，關露在北京恢複了工作，在文化部電影局負責人陳波兒手下負責電影劇本創作。1955年，關露在胡風反黨集團一案中受到牽連，再次被審查。6月，因受潘漢年一案牽連而被逮捕入功德林監獄，精神分裂症複發。1957年被釋放，但不久在反右運動中因為受到丁玲的牽連，被迫退職，失去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她又被抓入秦城監獄，1975年方才得到釋放。

文革結束後的一九八二年三月，關露長達幾乎半世紀的冤案終獲平反，中共中央組織部發出了一份題為「關露同誌的平反決定」，首次澄清關露是由黨派往上海作情報工作，「不存在問題」。但此時這一遲來的恢複名譽對關露己毫無意義，她已走到人生盡頭，滿頭白發，周身病痛，孑然一身，住在一間隻有十平方公尺的陋室中，孤苦無依。對人生她己毫無留戀。

就在這年的12月5日，關露自殺了，就在獲得平反的該年12月5日，，在一個寒風凜冽的日子，絕望的關露吞安眠藥自殺了。她平靜地躺在一張破舊的單人木板床上告別了苦難的一生，枕邊唯一陪伴她的是一個大塑料娃娃。是年關露75歲。死後，她在左聯時的好友丁玲悲憤地說道：「我們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充滿陽光，但是陽光照不到她身上。」

丁玲說：“她是一個善良的人，甚至有點傻，總是犧牲自己。她的心靈負了傷，孑然一身，沒有親人，她是很寂寞的。”另一位女作家楊沫說關露「把一生貢獻給了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