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出人意料，去年哈佛最受歡迎的選修課是“幸福課”，聽課人數超過了王牌課《經濟學導論》。教這門課的是一位名不見經傳的年輕講師，名叫泰勒•本－沙哈爾。
在一周兩次的“幸福課”上，本－沙哈爾沒有大講特講怎麽成功，而是深入淺出地教他的學生，如何更快樂、更充實、更幸福。
本－沙哈爾自稱是一個害羞、內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積極心理學課時，隻有8個學生報名，其中，還有2人中途退課。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學生。到了第三次，當學生數目達到850人時，上課更多的是讓我感到緊張和不安。特別是當學生的家長、爺爺奶奶和那些媒體的朋友們，開始出現在我課堂上的時侯。”
本－沙哈爾成了“哈佛紅人”。校刊和《波士頓環球報》等多家媒體，報道了積極心理學課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課”為何會在哈佛大受歡迎？
我們越來越富有，可為什麽還是不開心呢
“我曾不快樂了30年。”本－沙哈爾這樣說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畢業生，從本科讀到博士。在哈佛，作為三名優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劍橋進行交換學習。他還是個一流的運動員，在社團活動方麵也很活躍。但這些並沒有讓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內心並不快樂。
“最初，引起我對積極心理學興趣的是我的經曆。我開始意識到，內在的東西比外在的東西，對幸福感更重要。通過研究這門學科，我受益匪淺。我想把我所學的東西和別人一起分享，於是，我決定做一名教師。”
在本－沙哈爾第二次開設“幸福課”的2004年，哈佛校報上有一篇報道：《學校麵臨心理健康危機》，標題下的導語說：在過去的一年，絕大多數學生感到過沮喪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學校舍區輔導員寫給舍區主管的信。
“我快覆沒了。”這位輔導員寫道。在他分管的舍區內，有20個學生出現了心理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嚴重焦慮而無法完成學期作業；另一個學生因為精神崩潰而錯過三門考試……舍區主管把這封信轉給了哈佛校長，並強調該舍區的問題並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嚴重焦慮和情緒紊亂的哈佛畢業生說：大多數哈佛學生還沒意識到，即使那些表麵看來很積極、很棒的學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著，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識到他有心理問題。
“在內心深處，我經常覺得自己會窒息或者死去。”這名學生說。她時常不明原由地哭泣，總要把自己關起來才能睡覺。她看過幾個心理醫生，試過6種藥物，休學兩個月，來應付自己的心理問題。“我是一個成績優異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這樣描述自己。
有個名叫瑪麗亞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內自殺，年僅19歲。她的室友回憶說：就在自殺前一晚，瑪麗亞和班裏同學談論天氣時，還表現得十分開心的樣子。“她看起來很好。她在聽音樂，調子好像還很歡快。”
哈佛一項持續6個月的調查發現，學生正麵臨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機。調查稱：過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學生，至少有過一次感到非常沮喪、消沉。47％的學生，至少有過一次因為太沮喪而無法正常做事，10％的學生稱他們曾經考慮過自殺……
“我們越來越富有，可為什麽還是不開心呢？”這是令許多美國人深感困惑的問題。據統計，在美國，抑鬱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紀60年代高出10倍，抑鬱症的發病年齡，也從上世紀60年代的29.5歲下降到今天的14.5歲。而許多國家，也正在步美國後塵。1957年，英國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隻剩下36％。但在這段時間裏，英國國民的平均收入卻提高了3倍。
我們來到這個世上，到底追求什麽才是最重要的？
本－沙哈爾堅定地認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是所有目標的最終目標。
“人們衡量商業成就時，標準是錢。用錢去評估資產和債務、利潤和虧損，所有與錢無關的都不會被考慮進去，金錢是最高的財富。但是我認為，人生與商業一樣，也有盈利和虧損。
“具體地說，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時，可以把負麵情緒當作支出，把正麵情緒當作收入。當正麵情緒多於負麵情緒時，我們在幸福這一‘至高財富’上就盈利了。
長期的抑鬱，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情感破產’。整個社會，也有可能麵臨這種問題，如果個體的問題不斷增長，焦慮和壓力的問題越來越多，社會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蕭條’。”
一項有關“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決3個因素：“遺傳基因、與幸福有關的環境因素以及能夠幫助我們獲得幸福的行動。而積極心理學，可以幫助人們活得更快樂、更充實。幸福，是可以通過學習和練習獲得的。”
本－沙哈爾說：“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為，它已深深地幫助了我。”
我們的很多課，都在教學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閱讀、更好地寫作，可是為什麽就不該有人教學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艱深的積極心理學學術成果簡約化、實用化，教學生懂得自我幫助，這是本－沙哈爾開設“幸福課”的初衷。
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
讓本－沙哈爾對幸福的理解，發生根本轉變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經曆。
16歲那年，在以色列長大的本－沙哈爾，獲得了全國壁球賽的冠軍。在長達5年的訓練中，空虛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覺得生命中缺少了什麽。雖為此悶悶不樂，但他仍堅信：無論身體或心理都要堅強，才能最終取勝；而勝利，一定會帶來充實感，也能讓自己最終幸福。
終於，本－沙哈爾如願以償，奪冠後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舉行了隆重的慶賀。那時，他對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帶來快樂，過去所受的種種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試著再回味一下無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間，那種勝利的感覺，那種夢想成真的喜悅，所有的快樂，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的內心，忽然又變得很空虛，隻有迷惘和恐懼。淚水湧出，不再是喜極而泣，而是傷心難過。在如此順意的情況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話，那我將到何處，去尋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極力讓自己鎮定，並告訴自己這隻是暫時的神經過敏。但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他仍沒有找回快樂；相反，內心的空虛感越來越重。慢慢地他發現：勝利，並沒為他帶來任何幸福，他所依賴的邏輯徹底被打破。“從那時起，我開始對一個問題非常著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本－沙哈爾注意觀察周圍的人，誰看起來幸福，他就向誰請教。他讀有關幸福的書，從亞裏士多德到孔子，從古代哲學到現代心理學，從學術研究到自助書籍等等。最後他決定去大學主修哲學和心理學。
他的幸福觀，逐漸清晰起來：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
“一個幸福的人，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可以帶來快樂和意義的目標，然後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樂的人，會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裏，享受它的點點滴滴。”
本－沙哈爾竟然從漢堡裏，總結出了4種人生模式。
當年，為了準備重要賽事，除了苦練外，他須嚴格節製飲食。開賽前一個月，隻能吃最瘦的肉類，全麥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新鮮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發誓，一旦賽事完了，一定要大吃兩天“垃圾食品”。比賽一結束，他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愛的漢堡店，一口氣買下4隻漢堡。當他急不可待地撕開紙包，把漢堡放在嘴邊的刹那，卻停住了。因為他意識到，上個月，因為健康的飲食，自己體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漢堡的美味，很可能會後悔，並影響自己的健康。望著眼前的漢堡，他突然發現，它們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的風味，可以說，代表著4種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種漢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隻，口味誘人，但卻是標準的“垃圾食品”。吃它等於是享受眼前的快樂，但同時也埋下未來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時享樂，出賣未來幸福的人生，即“享樂主義型”；第二種漢堡，口味很差，裏邊全是蔬菜和有機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後更健康，但會吃得很痛苦。犧牲眼前的幸福，為的是追求未來的目標，他稱之為“忙碌奔波型”；第三種漢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還會影響日後的健康。與此相似的人，對生活喪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對未來抱期許，是“虛無主義型”；會不會還有一種漢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種“幸福型”漢堡。一個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當下所做的事，又可以獲得更美滿的未來。
不幸的是，據本－沙哈爾觀察，現實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屬於“忙碌奔波型”。
人們習慣性地去關注下一個目標，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爾經常講“蒂姆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裏，晃動著許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時候，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學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開始了。父母和老師總告誡他，上學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績，這樣長大後，才能找到好工作。沒人告訴他，學校，可以是個獲得快樂的地方，學習，可以是件令人開心的事。因為害怕考試考不好，擔心作文寫錯字，蒂姆背負著焦慮和壓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課和放學。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漸漸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價值觀。雖然他不喜歡學校，但還是努力學習。成績好時，父母和老師都誇他，同學們也羨慕他。到高中時，蒂姆已對此深信不疑：犧牲現在，是為了換取未來的幸福；沒有痛苦，就不會有收獲。當壓力大到無法承受時，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學，一切就會變好。
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蒂姆激動得落淚。他長長舒了一口氣：現在，可以開心地生活了。但沒過幾天，那熟悉的焦慮又卷土重來。他擔心在和大學同學的競爭中，自己不能取勝。如果不能打敗他們，自己將來就找不到好工作。
大學4年，蒂姆依舊奔忙著，極力為自己的履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學生社團、做義工，參加多種運動項目，小心翼翼地選修課程，但這一切完全不是出於興趣，而是這些科目，可以保證他獲得好成績。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錄用了。他又一次興奮地告訴自己，這回終於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覺到，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時的高薪工作，充滿壓力。他又說服自己：沒關係，這樣幹，今後的職位才會更穩固，才能更快地升職。當然，他也有開心的時刻，在加薪、拿到獎金或升職時。但這些滿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經過多年的打拚，蒂姆成了公司合夥人。他曾多麽渴望這一天。可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他卻沒覺得多快樂。蒂姆擁有了豪宅、名牌跑車。他的存款一輩子都用不完。
他被身邊的人認定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當偶像，來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於無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他幹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來麻醉自己。他盡可能延長假期，在陽光下的海灘一呆就是幾個鍾頭，享受著毫無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擔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極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厭倦。
做“忙碌奔波型”並不快樂，做“享樂主義型”也不開心，因為找不到出路，蒂姆決定向命運投降，聽天由命。但他的孩子們怎麽辦呢？他該引導他們過怎樣的一種人生呢？蒂姆為此深感痛苦。
為什麽當今社會有那麽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爾這樣解釋：因為人們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是這樣的：假如孩子成績全優，家長就會給獎勵；如果員工工作出色，老板就會發給獎金。人們習慣性地去關注下一個目標，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後，導致終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標達成後，人們常把放鬆的心情，解釋為幸福。好像事情越難做，成功後的幸福感就越強。不可否認，這種解脫，讓我們感到真實的快樂，但它絕不等同於“幸福”。它隻是“幸福的假象”。
這就好比一個人頭痛好了之後，他會為頭不痛而高興，這是由於這種喜悅，來自於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錯誤地認為成功就是幸福，堅信目標實現後的放鬆和解脫，就是幸福。因此，他們不停地從一個目標奔向另一個目標。
在本－沙哈爾看來，尋找真正能讓自己快樂而有意義的目標，才是獲得幸福的關鍵。
他們把物質與財富，放在了快樂和意義之上
在課堂上，本－沙哈爾不斷地向聽講者發問：
我們可以不停地追問“為什麽”，來反思自己所追求的東西：可以是大房子、升職或任何其他的目標。看看要問多少個“為什麽”，才能落到“幸福”的追求上？問問自己，我做的事情，對我有意義嗎？它們給我帶來了樂趣嗎？我的內心，是否鼓勵我去做不同的嚐試？是不是在提醒我，需要徹底改變目前的生活？
本－沙哈爾的哲學老師在他畢業時，給了他一點忠告：“生命很短暫，在選擇道路前，先確定自己能做的事。其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後再細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後，對於那些真正、真正想做的事，付諸行動。”
本－沙哈爾也這樣教他的學生，如何尋找能發揮自己優勢和熱情的工作。
用以下3個關鍵問題，先來問問自己：一，什麽帶給我意義？二，什麽帶給我快樂？三，我的優勢是什麽？並且要注意順序。然後看一下答案，找出這其中的交集點，那個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10多年前，本－沙哈爾遇到過一個年輕人。他是一名律師，在紐約一家知名公司上班，並即將成為合夥人。坐在他的高級公寓裏，中央公園的美景一覽無餘。年輕人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周至少幹60個小時。早上，他掙紮著起床，把自己拖到辦公室，與客戶和同事的會議、法律報告與合約事項，占據了他的每一天。當本－沙哈爾問他，在一個理想世界裏還想做什麽時，這名律師說，最想去一家畫廊工作。
“難道說，現實世界裏找不到畫廊的工作嗎？”年輕人說不是的。但如果在畫廊工作，收入會少許多，生活水平也會下降。他雖對律師樓很反感，但覺得沒其他選擇。
因為被一個不喜歡的工作所捆綁，所以他每天並不開心。在美國，有50％的人對自己的工作不甚滿意。但本－沙哈爾認為，這些人之所以不開心，並不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而是他們的決定，讓他們不開心。因為他們把物質與財富，放在了快樂和意義之上。
“金錢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並非互相排斥。”他說。
他進一步說，通常在越感興趣的事情裏，人就越能發揮自己的天賦，越能做得持久。人一旦有了熱情，不但動機堅定，連做事效率也會提高。舉例講，一個熱愛學習的學生，可以在學習中享受創造的愉悅，而這快樂的成果，還可以幫他取得好成績，助其獲得未來的幸福。在親密關係中也一樣，兩個人共享著愛情的美好，並促進彼此的成長和發展。
許多研究表明，一個幸福的人，在生活的各個層麵上都會很成功，包括婚姻、友誼、收入、工作表現以及健康。幸福與成功，存在強烈的相互作用，無論是工作上還是感情上的成功，可以帶來幸福；而幸福本身，也能帶來更多的成功。
本－沙哈爾總結出這樣3種工作境界：賺錢謀生、事業、使命感。
如果隻把工作當成任務和賺錢的手段，就沒有任何的個人實現。這樣每天去上班，隻是必須而不是想去，他所期盼的，除了薪水，就是節假日了；把工作當事業的人，除了注重財富的積累外，還會關注事業的發展，如權力和聲望等。他們會關心下一個升職的機會，期望從副教授到終身教授、從教師到校長、從職員到主管、從編輯到總編輯；假如，把工作當成使命，那工作本身就是目標了。薪水、職位固然重要，但他們工作，是因為他們想要做這份工作，動力源自內心。工作是一種恩典，而不是為人打工。他們對工作充滿熱情，在工作中自我實現，獲得充實感。他們的目標，正是自我和諧的目標。
有一項研究，是針對醫院清潔工的。一組人覺得自己的清潔工作很無聊，沒啥意義；但另一組人，覺得很有意義，做得很投入。他們與護士、病人以及家屬交談，想辦法讓醫院員工、病人舒適。他們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並在其中找到了意義：我不僅僅是個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讓醫院正常運轉，幫助病人更快地康複。
就像第二組人，由於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因而從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意義和快樂，他們與服務對象的關係，也不再是簡單的金錢關係。有時候，人們並沒有換工作，或改變工作環境，他們所做的，隻是賦予了工作本身更多的意義，從中發現樂趣，因而也提升了幸福感。
可以想像，一個因為家長的壓力而學法律的人，是無法在其中找到長久快樂的；相反，如果是基於對法律的熱愛而成為律師的話，那他在維護公義的同時，也會覺得很幸福。
“一個在工作中找到意義與快樂的投資家，一個出於正確動機的商人，絕對要比一個心不在焉的和尚，高尚和有意義得多。”本－沙哈爾篤定地說。
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事裏找到意義。如創業、當義工、撫養子女、行醫、甚至是打家具。重要的是，選擇目標時，必須確定它符合自己的價值觀、愛好，符合自己內心的願望，而不是為了滿足社會標準，或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真我的呼喚”，就是使命感。
“那真是神奇的時刻。”本－沙哈爾用一段話，描述這種美妙的體驗：我甚至形成了一種迷信，世上確實有看不見的力量在幫我。隻要你追隨自己的天賦和內心，你就會發現，生命的軌跡原已存在，正期待你的光臨，你所經曆的，正是你應擁有的生活。當你能夠感覺到自己正行走在命運的軌道上，你會發現，周圍的人，開始源源不斷地帶給你新的機會。
“在追求有意義而又快樂的目標時，我們不再是消磨光陰，而是在讓時間，閃閃發光。”
我也有不快樂的時刻，因為我們是人
一天，在哈佛的食堂，有個學生走到本－沙哈爾麵前，問他：你就是那個教人如何快活的老師吧。學生接著又說：你要小心，我的室友選了你的課，如果哪天我發現你並不快樂，我就要告訴他，別再上你的課。本－沙哈爾看著這個學生，笑著道：沒關係，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我也有不快樂的時刻，因為我們是人。
“總有人問我，你能幫我消除痛苦嗎？可是為什麽要用這種態度來對待痛苦。痛苦，是我們的人生經驗，會讓我們從中學到很多。人生的成長和飛躍，經常發生在你覺得非常痛苦的時刻。”
漫漫人生，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會麵臨悲傷的時刻，比如經曆失敗或失去，但我們依然可以活得幸福。事實上，期盼無時無刻的快樂，隻會帶來失望和不滿，並最終導致負麵情緒的產生。
在一周兩次的“幸福課”上，本－沙哈爾沒有大講特講怎麽成功，而是深入淺出地教他的學生，如何更快樂、更充實、更幸福。
本－沙哈爾自稱是一個害羞、內向的人。“在哈佛，我第一次教授積極心理學課時，隻有8個學生報名，其中，還有2人中途退課。第二次，我有近400名學生。到了第三次，當學生數目達到850人時，上課更多的是讓我感到緊張和不安。特別是當學生的家長、爺爺奶奶和那些媒體的朋友們，開始出現在我課堂上的時侯。”
本－沙哈爾成了“哈佛紅人”。校刊和《波士頓環球報》等多家媒體，報道了積極心理學課在哈佛火爆的情景。
“幸福課”為何會在哈佛大受歡迎？
我們越來越富有，可為什麽還是不開心呢
“我曾不快樂了30年。”本－沙哈爾這樣說自己。
他也是哈佛的畢業生，從本科讀到博士。在哈佛，作為三名優秀生之一，他曾被派往劍橋進行交換學習。他還是個一流的運動員，在社團活動方麵也很活躍。但這些並沒有讓他感到持久的幸福。他坦言，自己的內心並不快樂。
“最初，引起我對積極心理學興趣的是我的經曆。我開始意識到，內在的東西比外在的東西，對幸福感更重要。通過研究這門學科，我受益匪淺。我想把我所學的東西和別人一起分享，於是，我決定做一名教師。”
在本－沙哈爾第二次開設“幸福課”的2004年，哈佛校報上有一篇報道：《學校麵臨心理健康危機》，標題下的導語說：在過去的一年，絕大多數學生感到過沮喪和消沉。文章引述了一位學校舍區輔導員寫給舍區主管的信。
“我快覆沒了。”這位輔導員寫道。在他分管的舍區內，有20個學生出現了心理問題。一個學生因為嚴重焦慮而無法完成學期作業；另一個學生因為精神崩潰而錯過三門考試……舍區主管把這封信轉給了哈佛校長，並強調該舍區的問題並不是特例。
一位曾患嚴重焦慮和情緒紊亂的哈佛畢業生說：大多數哈佛學生還沒意識到，即使那些表麵看來很積極、很棒的學生，也很有可能正在被心理疾病折磨著，即使你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也未必意識到他有心理問題。
“在內心深處，我經常覺得自己會窒息或者死去。”這名學生說。她時常不明原由地哭泣，總要把自己關起來才能睡覺。她看過幾個心理醫生，試過6種藥物，休學兩個月，來應付自己的心理問題。“我是一個成績優異的哈佛精神病患者。”她這樣描述自己。
有個名叫瑪麗亞的哈佛女生，在宿舍內自殺，年僅19歲。她的室友回憶說：就在自殺前一晚，瑪麗亞和班裏同學談論天氣時，還表現得十分開心的樣子。“她看起來很好。她在聽音樂，調子好像還很歡快。”
哈佛一項持續6個月的調查發現，學生正麵臨普遍的心理健康危機。調查稱：過去的一年中，有80％的哈佛學生，至少有過一次感到非常沮喪、消沉。47％的學生，至少有過一次因為太沮喪而無法正常做事，10％的學生稱他們曾經考慮過自殺……
“我們越來越富有，可為什麽還是不開心呢？”這是令許多美國人深感困惑的問題。據統計，在美國，抑鬱症的患病率，比起20世紀60年代高出10倍，抑鬱症的發病年齡，也從上世紀60年代的29.5歲下降到今天的14.5歲。而許多國家，也正在步美國後塵。1957年，英國有52％的人，表示自己感到非常幸福，而到了2005年，隻剩下36％。但在這段時間裏，英國國民的平均收入卻提高了3倍。
我們來到這個世上，到底追求什麽才是最重要的？
本－沙哈爾堅定地認為：幸福感是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是所有目標的最終目標。
“人們衡量商業成就時，標準是錢。用錢去評估資產和債務、利潤和虧損，所有與錢無關的都不會被考慮進去，金錢是最高的財富。但是我認為，人生與商業一樣，也有盈利和虧損。
“具體地說，在看待自己的生命時，可以把負麵情緒當作支出，把正麵情緒當作收入。當正麵情緒多於負麵情緒時，我們在幸福這一‘至高財富’上就盈利了。
長期的抑鬱，可以被看成是一種‘情感破產’。整個社會，也有可能麵臨這種問題，如果個體的問題不斷增長，焦慮和壓力的問題越來越多，社會就正在走向幸福的‘大蕭條’。”
一項有關“幸福”的研究表明，人的幸福感主要取決3個因素：“遺傳基因、與幸福有關的環境因素以及能夠幫助我們獲得幸福的行動。而積極心理學，可以幫助人們活得更快樂、更充實。幸福，是可以通過學習和練習獲得的。”
本－沙哈爾說：“我知道它是可行的，因為，它已深深地幫助了我。”
我們的很多課，都在教學生如何更好地思考、更好地閱讀、更好地寫作，可是為什麽就不該有人教學生更好地生活呢？把艱深的積極心理學學術成果簡約化、實用化，教學生懂得自我幫助，這是本－沙哈爾開設“幸福課”的初衷。
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
讓本－沙哈爾對幸福的理解，發生根本轉變的起因，是他早年的一次重要經曆。
16歲那年，在以色列長大的本－沙哈爾，獲得了全國壁球賽的冠軍。在長達5年的訓練中，空虛感如影相伴，他一直覺得生命中缺少了什麽。雖為此悶悶不樂，但他仍堅信：無論身體或心理都要堅強，才能最終取勝；而勝利，一定會帶來充實感，也能讓自己最終幸福。
終於，本－沙哈爾如願以償，奪冠後的他欣喜若狂，和家人、朋友舉行了隆重的慶賀。那時，他對自己的理念更加深信不疑：成功可以帶來快樂，過去所受的種種苦痛，都是值得的。
“可就在那天晚上，睡前我坐在床上，試著再回味一下無限的快感。可是突然間，那種勝利的感覺，那種夢想成真的喜悅，所有的快樂，都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的內心，忽然又變得很空虛，隻有迷惘和恐懼。淚水湧出，不再是喜極而泣，而是傷心難過。在如此順意的情況下，尚不能感到幸福的話，那我將到何處，去尋找我人生的幸福？”
他極力讓自己鎮定，並告訴自己這隻是暫時的神經過敏。但在接下來的日子裏，他仍沒有找回快樂；相反，內心的空虛感越來越重。慢慢地他發現：勝利，並沒為他帶來任何幸福，他所依賴的邏輯徹底被打破。“從那時起，我開始對一個問題非常著迷：如何才能得到真正的幸福？”
本－沙哈爾注意觀察周圍的人，誰看起來幸福，他就向誰請教。他讀有關幸福的書，從亞裏士多德到孔子，從古代哲學到現代心理學，從學術研究到自助書籍等等。最後他決定去大學主修哲學和心理學。
他的幸福觀，逐漸清晰起來：幸福，應該是快樂與意義的結合。
“一個幸福的人，必須有一個明確的、可以帶來快樂和意義的目標，然後努力地去追求。真正快樂的人，會在自己覺得有意義的生活方式裏，享受它的點點滴滴。”
本－沙哈爾竟然從漢堡裏，總結出了4種人生模式。
當年，為了準備重要賽事，除了苦練外，他須嚴格節製飲食。開賽前一個月，隻能吃最瘦的肉類，全麥的碳水化合物，以及新鮮蔬菜和水果。他曾暗中發誓，一旦賽事完了，一定要大吃兩天“垃圾食品”。比賽一結束，他幹的第一件事，就是奔到自己喜愛的漢堡店，一口氣買下4隻漢堡。當他急不可待地撕開紙包，把漢堡放在嘴邊的刹那，卻停住了。因為他意識到，上個月，因為健康的飲食，自己體能充沛。如果享受了眼前漢堡的美味，很可能會後悔，並影響自己的健康。望著眼前的漢堡，他突然發現，它們每一種都有自己獨特的風味，可以說，代表著4種不同的人生模式。
第一種漢堡，就是他最先抓起的那隻，口味誘人，但卻是標準的“垃圾食品”。吃它等於是享受眼前的快樂，但同時也埋下未來的痛苦。用它比喻人生，就是及時享樂，出賣未來幸福的人生，即“享樂主義型”；第二種漢堡，口味很差，裏邊全是蔬菜和有機食物，吃了可以使人日後更健康，但會吃得很痛苦。犧牲眼前的幸福，為的是追求未來的目標，他稱之為“忙碌奔波型”；第三種漢堡，是最糟糕的，既不美味，吃了還會影響日後的健康。與此相似的人，對生活喪失了希望和追求，既不享受眼前的事物，也不對未來抱期許，是“虛無主義型”；會不會還有一種漢堡，又好吃，又健康呢？那就是第四種“幸福型”漢堡。一個幸福的人，是即能享受當下所做的事，又可以獲得更美滿的未來。
不幸的是，據本－沙哈爾觀察，現實生活中的大部分人，都屬於“忙碌奔波型”。
人們習慣性地去關注下一個目標，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
本－沙哈爾經常講“蒂姆的故事”。在這個故事裏，晃動著許多人熟悉的影子。
蒂姆小時候，是個無憂無慮的孩子。但自打上小學那天起，他忙碌奔波的人生就開始了。父母和老師總告誡他，上學的目的，就是取得好成績，這樣長大後，才能找到好工作。沒人告訴他，學校，可以是個獲得快樂的地方，學習，可以是件令人開心的事。因為害怕考試考不好，擔心作文寫錯字，蒂姆背負著焦慮和壓力。他天天盼望的，就是下課和放學。他的精神寄托就是每年的假期。
漸漸地，蒂姆接受了大人的價值觀。雖然他不喜歡學校，但還是努力學習。成績好時，父母和老師都誇他，同學們也羨慕他。到高中時，蒂姆已對此深信不疑：犧牲現在，是為了換取未來的幸福；沒有痛苦，就不會有收獲。當壓力大到無法承受時，他安慰自己：一旦上了大學，一切就會變好。
收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蒂姆激動得落淚。他長長舒了一口氣：現在，可以開心地生活了。但沒過幾天，那熟悉的焦慮又卷土重來。他擔心在和大學同學的競爭中，自己不能取勝。如果不能打敗他們，自己將來就找不到好工作。
大學4年，蒂姆依舊奔忙著，極力為自己的履曆表增光添彩。他成立學生社團、做義工，參加多種運動項目，小心翼翼地選修課程，但這一切完全不是出於興趣，而是這些科目，可以保證他獲得好成績。
大四那年，蒂姆被一家著名的公司錄用了。他又一次興奮地告訴自己，這回終於可以享受生活了。可他很快就感覺到，這份每周需要工作84小時的高薪工作，充滿壓力。他又說服自己：沒關係，這樣幹，今後的職位才會更穩固，才能更快地升職。當然，他也有開心的時刻，在加薪、拿到獎金或升職時。但這些滿足感，很快就消退了。
經過多年的打拚，蒂姆成了公司合夥人。他曾多麽渴望這一天。可是，當這一天真的到來時，他卻沒覺得多快樂。蒂姆擁有了豪宅、名牌跑車。他的存款一輩子都用不完。
他被身邊的人認定為成功的典型。朋友拿他當偶像，來教育自己的小孩。可是蒂姆呢，由於無法在盲目的追求中找到幸福，他幹脆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下，用酗酒、吸毒來麻醉自己。他盡可能延長假期，在陽光下的海灘一呆就是幾個鍾頭，享受著毫無目的的人生，再也不去擔心明天的事。起初，他快活極了，但很快，他又感到了厭倦。
做“忙碌奔波型”並不快樂，做“享樂主義型”也不開心，因為找不到出路，蒂姆決定向命運投降，聽天由命。但他的孩子們怎麽辦呢？他該引導他們過怎樣的一種人生呢？蒂姆為此深感痛苦。
為什麽當今社會有那麽多“忙碌奔波型”的人呢？本－沙哈爾這樣解釋：因為人們常常被“幸福的假象”所蒙蔽。
我們所處的社會環境和文化背景是這樣的：假如孩子成績全優，家長就會給獎勵；如果員工工作出色，老板就會發給獎金。人們習慣性地去關注下一個目標，而常常忽略了眼前的事情，最後，導致終生的盲目追求。
然而一旦目標達成後，人們常把放鬆的心情，解釋為幸福。好像事情越難做，成功後的幸福感就越強。不可否認，這種解脫，讓我們感到真實的快樂，但它絕不等同於“幸福”。它隻是“幸福的假象”。
這就好比一個人頭痛好了之後，他會為頭不痛而高興，這是由於這種喜悅，來自於痛苦的前因。“忙碌奔波型”的人，錯誤地認為成功就是幸福，堅信目標實現後的放鬆和解脫，就是幸福。因此，他們不停地從一個目標奔向另一個目標。
在本－沙哈爾看來，尋找真正能讓自己快樂而有意義的目標，才是獲得幸福的關鍵。
他們把物質與財富，放在了快樂和意義之上
在課堂上，本－沙哈爾不斷地向聽講者發問：
我們可以不停地追問“為什麽”，來反思自己所追求的東西：可以是大房子、升職或任何其他的目標。看看要問多少個“為什麽”，才能落到“幸福”的追求上？問問自己，我做的事情，對我有意義嗎？它們給我帶來了樂趣嗎？我的內心，是否鼓勵我去做不同的嚐試？是不是在提醒我，需要徹底改變目前的生活？
本－沙哈爾的哲學老師在他畢業時，給了他一點忠告：“生命很短暫，在選擇道路前，先確定自己能做的事。其中，做那些你想做的。然後再細化，找出你真正想做的。最後，對於那些真正、真正想做的事，付諸行動。”
本－沙哈爾也這樣教他的學生，如何尋找能發揮自己優勢和熱情的工作。
用以下3個關鍵問題，先來問問自己：一，什麽帶給我意義？二，什麽帶給我快樂？三，我的優勢是什麽？並且要注意順序。然後看一下答案，找出這其中的交集點，那個工作，就是最能使你感到幸福的工作了。
10多年前，本－沙哈爾遇到過一個年輕人。他是一名律師，在紐約一家知名公司上班，並即將成為合夥人。坐在他的高級公寓裏，中央公園的美景一覽無餘。年輕人非常努力地工作，一周至少幹60個小時。早上，他掙紮著起床，把自己拖到辦公室，與客戶和同事的會議、法律報告與合約事項，占據了他的每一天。當本－沙哈爾問他，在一個理想世界裏還想做什麽時，這名律師說，最想去一家畫廊工作。
“難道說，現實世界裏找不到畫廊的工作嗎？”年輕人說不是的。但如果在畫廊工作，收入會少許多，生活水平也會下降。他雖對律師樓很反感，但覺得沒其他選擇。
因為被一個不喜歡的工作所捆綁，所以他每天並不開心。在美國，有50％的人對自己的工作不甚滿意。但本－沙哈爾認為，這些人之所以不開心，並不是因為他們別無選擇，而是他們的決定，讓他們不開心。因為他們把物質與財富，放在了快樂和意義之上。
“金錢和幸福，都是生存的必需品，並非互相排斥。”他說。
他進一步說，通常在越感興趣的事情裏，人就越能發揮自己的天賦，越能做得持久。人一旦有了熱情，不但動機堅定，連做事效率也會提高。舉例講，一個熱愛學習的學生，可以在學習中享受創造的愉悅，而這快樂的成果，還可以幫他取得好成績，助其獲得未來的幸福。在親密關係中也一樣，兩個人共享著愛情的美好，並促進彼此的成長和發展。
許多研究表明，一個幸福的人，在生活的各個層麵上都會很成功，包括婚姻、友誼、收入、工作表現以及健康。幸福與成功，存在強烈的相互作用，無論是工作上還是感情上的成功，可以帶來幸福；而幸福本身，也能帶來更多的成功。
本－沙哈爾總結出這樣3種工作境界：賺錢謀生、事業、使命感。
如果隻把工作當成任務和賺錢的手段，就沒有任何的個人實現。這樣每天去上班，隻是必須而不是想去，他所期盼的，除了薪水，就是節假日了；把工作當事業的人，除了注重財富的積累外，還會關注事業的發展，如權力和聲望等。他們會關心下一個升職的機會，期望從副教授到終身教授、從教師到校長、從職員到主管、從編輯到總編輯；假如，把工作當成使命，那工作本身就是目標了。薪水、職位固然重要，但他們工作，是因為他們想要做這份工作，動力源自內心。工作是一種恩典，而不是為人打工。他們對工作充滿熱情，在工作中自我實現，獲得充實感。他們的目標，正是自我和諧的目標。
有一項研究，是針對醫院清潔工的。一組人覺得自己的清潔工作很無聊，沒啥意義；但另一組人，覺得很有意義，做得很投入。他們與護士、病人以及家屬交談，想辦法讓醫院員工、病人舒適。他們看待工作的角度更高，並在其中找到了意義：我不僅僅是個倒垃圾和洗衣服的人，正是我的工作，讓醫院正常運轉，幫助病人更快地康複。
就像第二組人，由於在日常工作中找到了使命感，因而從中也得到了更多的意義和快樂，他們與服務對象的關係，也不再是簡單的金錢關係。有時候，人們並沒有換工作，或改變工作環境，他們所做的，隻是賦予了工作本身更多的意義，從中發現樂趣，因而也提升了幸福感。
可以想像，一個因為家長的壓力而學法律的人，是無法在其中找到長久快樂的；相反，如果是基於對法律的熱愛而成為律師的話，那他在維護公義的同時，也會覺得很幸福。
“一個在工作中找到意義與快樂的投資家，一個出於正確動機的商人，絕對要比一個心不在焉的和尚，高尚和有意義得多。”本－沙哈爾篤定地說。
不同的人，會在不同的事裏找到意義。如創業、當義工、撫養子女、行醫、甚至是打家具。重要的是，選擇目標時，必須確定它符合自己的價值觀、愛好，符合自己內心的願望，而不是為了滿足社會標準，或是迎合他人的期待。“真我的呼喚”，就是使命感。
“那真是神奇的時刻。”本－沙哈爾用一段話，描述這種美妙的體驗：我甚至形成了一種迷信，世上確實有看不見的力量在幫我。隻要你追隨自己的天賦和內心，你就會發現，生命的軌跡原已存在，正期待你的光臨，你所經曆的，正是你應擁有的生活。當你能夠感覺到自己正行走在命運的軌道上，你會發現，周圍的人，開始源源不斷地帶給你新的機會。
“在追求有意義而又快樂的目標時，我們不再是消磨光陰，而是在讓時間，閃閃發光。”
我也有不快樂的時刻，因為我們是人
一天，在哈佛的食堂，有個學生走到本－沙哈爾麵前，問他：你就是那個教人如何快活的老師吧。學生接著又說：你要小心，我的室友選了你的課，如果哪天我發現你並不快樂，我就要告訴他，別再上你的課。本－沙哈爾看著這個學生，笑著道：沒關係，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我也有不快樂的時刻，因為我們是人。
“總有人問我，你能幫我消除痛苦嗎？可是為什麽要用這種態度來對待痛苦。痛苦，是我們的人生經驗，會讓我們從中學到很多。人生的成長和飛躍，經常發生在你覺得非常痛苦的時刻。”
漫漫人生，每個人都不可避免地會麵臨悲傷的時刻，比如經曆失敗或失去，但我們依然可以活得幸福。事實上，期盼無時無刻的快樂，隻會帶來失望和不滿，並最終導致負麵情緒的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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