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和派穆斯林”最終會“發聲”反對他們那些激進的教友嗎？自從法國諷刺報紙《查理周報》(Charlie Hebdo)和巴黎的一家猶太潔食超市上周遭受殘暴的襲擊以來，全世界的人都在問這個問題。不過像過去一樣，並不是所有人都嚴肅地審視過這個問題。
事實上，穆斯林政治人物、神職人員以及知識分子，已經在和世界各國領導人一道譴責恐怖行徑了。但他們必須承擔起另外一項重要的任務：用自己的聲音，重新闡釋伊斯蘭教對於“褻瀆”或者說侮辱神聖的傳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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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at Sariaslan穆斯塔法·阿克約爾
顯然，巴黎的那些恐怖分子滿懷狂熱情緒，想要懲罰褻瀆者。對同一使命的狂熱，也催生了其他許多事件中，以伊斯蘭教的名義做出的激進行為——從阿亞圖拉魯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在1989年對作家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發出追殺令，到丹麥報紙《日德蘭郵報》(Jyllands-Posten)因為刊發諷刺先知穆罕默德(Prophet Muhammad)的漫畫，而在2005年受到威脅和抗議。
所有這些因褻瀆而起的爭端，核心問題都是嘲弄穆罕默德——無論這種嘲弄確有其事還是主觀感受。
乍看上去或許無關緊要，但這事兒真的有些奇怪，因為先知穆罕默德並非伊斯蘭教唯一的聖人。《古蘭經》也頌揚了其他先知——比如亞伯拉罕（易卜拉欣）、摩西（穆薩）和耶穌（爾薩）——甚至告訴穆斯林，要把神的這些使者“一視同仁”。但出於某種原因，讓伊斯蘭極端主義者念念不忘的似乎隻有穆罕默德。
更為奇怪的是，人們可能會以為嘲弄神是最惡劣的褻瀆，然而這似乎並不在他們的關注範圍之內。《查理周報》之類的諷刺性報刊都用漫畫揶揄過神（猶太教和基督教語境的上帝，穆斯林語境的真主都揶揄過），但唯有在揶揄先知穆罕默德時才會成為暴力襲擊的目標。
當然了，這並不是說極端主義者應該出於更多樣化的神學理由對漫畫家做出威脅和傷害；顯然他們完全不應該把矛頭對準漫畫家。但隻有先知穆罕默德受到關注的現象，是值得思考的。一個顯而易見的解釋是，盡管神和其他先知在猶太教和基督教也是神聖的，但先知穆罕默德卻隻對穆斯林有神聖的意義。換句話說，這種狂熱不單源自對神的尊敬，還源自對於我們（即穆斯林社群）視為神聖的東西，懷有的激進傾向。因此，對穆罕默德格外敏感，似乎有宗教民族主義之嫌，因為注意力被放在了俗世的社群，而非真正的信仰之上——而信仰的關注點本該是神。
不過，這種宗教民族主義是以伊斯蘭教法(Shariah)為指引的——根據其中一些法條，要把褻瀆當成死罪加以懲罰。因此，至關重要的是，今天的穆斯林學者要鼓起勇氣，甚至以大無畏的精神來解決這一問題。他們可以首先承認，伊斯蘭教法的根基盡管是神聖的，但大部分禁令都是人為製定的，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從7世紀到12世紀的價值觀和需求——當時，全世界都無自由可言；在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中，褻瀆也被視為死罪。
《古蘭經》是唯一一個無可爭議地由全體穆斯林接受的伊斯蘭教法的來源。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古蘭經》並未規定，要針對褻瀆或與之相關的叛教（背棄信仰）舉動，施加俗世的懲罰。它也沒有規定可以對人施以石刑、沒有要求對女性實行割禮、沒有作出關於藝術的禁令。所有這些教義上的創新之所以被納入伊斯蘭文獻，是因為中世紀的學者根據他們那個時代的規範和社會環境，對《古蘭經》進行了闡釋。
針對褻瀆和叛教的嚴厲懲罰，是在越來越專製的穆斯林帝國需要為鏟除政敵尋找宗教正當性時出現的，這很說明問題。
在伊斯蘭世界裏，最先被貼上“褻瀆者”標簽的人之一，是公元8世紀被倭馬亞帝國(Umayyad Empire)處決的虔誠學者蓋蘭·迪馬士基(Ghaylan al-Dimashqi)。他所秉承的“異端邪說”是，統治者無權把自己的權力視為“神的恩賜”，他們必須意識到自己對人民負有責任。
但在所有這些政治動機讓伊斯蘭教法變得更加繁複和嚴厲之前，《古蘭經》曾告訴早期的穆斯林：“神確已在這經典中啟示你們說：當你們聽見真主的跡象被人否認而加以嘲笑的時候，你們不要與他們同座，直到他們談論別的話；否則，你們必與他們同罪。”當時的穆斯林常常因為信仰，而被異教徒嘲弄。
“不要與他們同座”——《古蘭經》建議麵對嘲弄時隻要這樣做就可以了。沒讓人使用暴力，甚至沒提言論審查。
全世界開明的穆斯林宗教領袖如果都能宣講和重申，要以這種非暴力、非壓迫性的姿態麵對侮辱伊斯蘭教的行為，對伊斯蘭教會很有幫助。這類指引還有助於讓他們較為偏執的一些教友認識到，憤怒隻不過是不成熟的表現。任何一種信仰的影響力都並非來自對批評者和異議人士的脅迫，而是來自其信徒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強大的智識力。
穆斯塔法·阿克約爾是《沒了極端的伊斯蘭：一個追求自由的穆斯林案例》(Islam Without Extremes: A Muslim Case for Liberty)一書的作者。
翻譯：李瓊
翻譯：李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