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盧麒元: 明亡的教訓(兼論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問題)

(2015-05-25 20:18:37) 下一個
明亡的教訓
              ——兼論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問題
 
                         盧麒元
 
事實上,從改革開放開始的那一天,中國的政治體製改革就已經開始了。台麵上貌似一切如故,台麵下早就悄然蛻變。中國自改革開放的那天起,政治權力就在悄然轉移。毛澤東曾經試圖阻止這種政治權力的逆向轉移(由人民群眾向官僚買辦轉移),毛澤東甚至采用了文革這樣激烈的對抗方式。所謂“無產階級轉政下繼續革命”,與其說是奪取資產階級(官僚買辦)的政治權力,不如說是捍衛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政治權力。然而,曆史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文革的直接後果就是改革,政治權力仍然逆向轉移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正在悄然轉向官僚買辦主導的財閥專治。確實不再是“老路”了,當然也不是“邪路”,倒是很像拉美式的官僚買辦資本主義道路。現在,隨著最後的逆向土改(所謂的城市化),在城市生產數據公有製基本粉碎之後,農村土地集體所有製也即將基本瓦解,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即將轉移完成了。雖然,中國的憲法仍然是一部規定人民民主專政的憲法,但是,國體和政體大體上已經麵目皆非了。公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就是中國人民的經濟主權(財產主權),這原本是中國人民最核心的民主權利,也是中國人民政治民主的基礎,這也是憲法賦予中國人民的最基本的人權。可惜,這個根本權力和根本利益,正在以深化改革的名義,變成利益集團的“最大的紅利”。不經意間,中國的政治體製已經發生了巨變。現在,就剩下國體和政體在名義上的最後改變了(所謂的改革最後攻堅)。
改革開放以來,國人對民主的理解被嚴重誤導了。民主,首先是經濟民主。放棄了經濟主權(財產主權),空談政治主權(民主選舉),實在是荒誕不經的政治騙術。西方民主的本質,是經濟民主。西方的經濟民主,表現為以中產階級為主體的廣大勞動者,仍然占據社會財富的主體,仍然具備全民共享財產和收入的本質特征。同時,西方的二次分配非常公正,既保障了老百姓的基本人權,也有效調節了一次分配的扭曲。反觀中國的改革,一次分配極度扭曲,二次分配仍然是極度扭曲。我們總體上是在吃公有製和集體所以製的老本,一旦這個“改革的最大紅利”吃光了,再次革命恐怕也就在所難免了。我們改革的目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手持選票而腳無立錐之地。如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剝奪國民固有資產(瓦解公有製和集體所有製),那改革的終極結果恐怕是比文革更恐怖的武革。中國是一個曆史悠久的國家,曆經無數次革命均田到土地兼並,上一次慘烈的革命其實並不久遠。
曆史經驗值得記取。中國古代,在宋朝和明朝,有兩次經濟體製改革,分別是王安石變法和張居正變法。這兩次變法,實際上是中國兩次進入現代化的嚐試。結果,因為政治體製改革無法與經濟體製改革配套,均以失敗而告終。今天,中國改革又一次走到了十字路口。國運盛衰存乎一念之間。
為了便於集中闡述問題,本文僅以明朝曆史為例證,討論當代中國政治體製改革的相關問題。
 
一、     明亡於稅政。
 
明亡,亡於財政。具體地說,明亡主要是亡於稅政。
張居正曾經試圖挽狂瀾於既倒。所謂萬曆中興,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
《明神宗(朱翊鈞)實錄》說張居正:“受顧命於主少國疑之際,遂居首輔,手攬大政,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上亦悉心聽納。十年內海寓(內)肅清,四夷服,太倉粟可支數年,寺積金至四百餘萬,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核)名實,清郵傳,核地畝,詢經濟之才也”。梳理張居正改革,雖然內容十分繁雜,焦點卻始終不離稅政。萬曆六年(1578年),張居正下令清丈土地,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三年後在全國內推行了一條鞭法,改變賦稅製度,把條項稅役合並,按畝征銀,雖然沒有徹底貫徹,但納稅土地從四百多萬頃回升到七百萬頃以上,使政府的財政情況大為改善。《明神宗實錄》上說,“太倉粟可支數年,寺積金至四百餘萬”,那就是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成果。張居正稅政改革獲得成功,神宗得以平息內憂外患,出現中興氣象。
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就內容而言,是調整明朝社會的二次分配結構。其現實的目的,是要強化中央集權(皇權),以處理日益深重的內憂外患。張居正很清楚,他的稅政改革遏製了土地兼並(緩解了一次分配問題),也間接維護了百姓利益(民權)。張居正變法,將針對勞動者的“丁稅”,過渡到針對資產持有的“畝稅”,不僅僅可以增加財政收入,而且可以起到均貧富的作用。尤為重要的是,可以抑製惡性發展的土地兼並,可以阻止佃農的農奴化。但是,非常遺憾,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沒有能夠深化為國家財政的製度建設,更加無法進化為國家政治製度改良的成果(建立憲政)。不能製度化,就失去了可持續性。最後,隨著張居正過世,人亡政息了。有明一代,張居正的稅政改革竟被曲解為“勸上力守(行)祖宗法度”,而沒有延伸為神宗本人的製度創新。令人驚訝的是,神宗完全不理解張居正改革對皇族及國家的重大意義,神宗本人並不認為張居正的稅政改革是帝王的成就。暗昧的神宗為宵小裹挾,遠近不分是非顛倒,不僅否定了老誠謀國的張居正,竟然連為明朝續命的稅政改革一同廢棄了。張居正留下的那一點點製度紅利,哪裏經得起皇子皇孫們的瞎折騰。張居正死後六十二年(1644年),明朝最後一個皇上崇禎(朱由檢)在煤山(景山)自縊身亡。
神宗的經濟政策複辟,明確阻絕了晚明政改的可能性,這毋庸置疑是一次曆史性的大倒退。神宗親自滅絕了自己子孫的未來,也根除了中國開始現代化的曆史契機。神宗們鞭屍張居正的影響十分惡劣,以致於張居正身後四百年,中國稅政幾乎了無寸進。甚至,時至今日,中國都無法建立基於資產和資本課稅的正規的賦稅製度。如果,在資本主義已經開始萌芽的明代,因應攤丁入畝而延伸出產權觀念,因應產權而產生一部公正高效的稅法,因應現代稅法的產權確認而形成商業信用,因應稅政而建立完整的憲政,那麽,中國提前四百年進入現代化也未嚐不可。然而,曆史無法假設。每讀明史,都讓人扼腕痛惜。
 
二、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
 
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在於變法局限於經濟政策變通,而未能升級為係統的政治體製改革。自王安石到張居正,中國古代曾經經曆兩次解決社會分配問題的偉大實踐。可惜,這兩次實踐,都因為政治權力結構性失衡,而最終導致了失敗的結局。在中國古代,社會財產的主體是土地,土地私有製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一次分配問題大體上沒有多少討論的餘地。這樣,二次分配是否公平和高效就變得十分重要。所以,二次分配考驗曆朝曆代的財政製度水平。其中,財政製度的核心就是稅政。所謂清明政治,無非是能否建立一套可以確保公平高效的稅政。古代如此,今天何嚐不是如此。問題是,稅政稅政,“稅”後麵之所以要加一個“政”字,意味著征“稅”必須解決“政治”配套問題,也就是稅政必須用製度建設用以固化。
明朝時期,中國社會結構大體上一分為二,官僚與地主兩位一體,皇權與百姓兩位一體,兩個權力主體互相博弈。筆者一直對明朝的士大夫階層(特殊利益集團)深惡痛絕,他們把持輿論、操縱行政、兼並土地、控製工商業,為維護貴族和大地主利益(利益集團私利),不惜犧牲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明朝百姓的唯一希望,就是皇權足夠強大,可以平衡官僚地主專治,有效捍衛普通民眾利益。很遺憾,明末皇權多因為皇帝孱弱而衰微。皇權衰微,則民權就更衰微。民權衰微,則官權橫行霸道,以至於最後官逼民反。顯而易見,晚明的政治結構嚴重失衡,無法維持一個公平高效的“稅政”。很諷刺,四百年過去了,明末社會的政治現實,再一次生動地在當代中國輪回了。
張居正變法,很接近“攤丁入目”,就是由向勞動者課稅,轉向向資產持有者課稅,這與今天中國的稅政改革方向非常相似。這當然極大地觸動了官僚地主階級的既得利益,他們必然會堅決反對,並進行瘋狂反撲。這一點與現在的中國國情也完全相同。張居正善用專政,卻未能超越專政。當他大權在握的時候,通過專政手段厲行稅政變革,大體上是可以行得通的。但是,一旦大權旁落,失去專政手段,立刻就人亡政息了。張居正犯了與王安石相同的錯誤,未能及時開啟政治體製改革,未能用政治製度固化稅政改革成果,未能確保製度的有效行和連續性。張居正未能完成政治體製改革,是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當然,張居正變法失敗的原因不在乎張居正本人。
神宗實在不懂經濟。萬曆年間的一切政治問題,皆源於社會分配的極度扭曲。顯然,這是經典的“分蛋糕”問題。然而,神宗因自卑而剛愎自用,他未能參透張居正稅政改革是為明朝續命,他不明白張居正稅政改革的最大受益人是神宗自己以及黎民百姓。所以,神宗在張居正去世後,聽信了貴族利益集團的蠱惑,又開始搞政府機會主義了,他放縱官僚地主做大他們自己的“蛋糕”,惡性的土地兼並一發而不可收了。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改革,實際上是削弱了自己的皇權,也同時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施政能力。這樣,就使得地方豪強迅速坐大;同時,也極大地侵害了平民百姓的利益。當然,神宗也著實不懂政治,他未參透那些損公肥私的權貴們才是大明王朝的掘墓人,權貴利益集團才是大明王朝最危險的敵對勢力。所以,當張居正新法被廢止之後,權貴門重新蠶食皇權(率土之濱皆歸權貴),明朝的政治經濟狀況迅速惡化。等到了天啟年間,崇禎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終於恢複了張居正的名譽。但是,此刻為時已晚了,權貴們已經尾大不掉了,稅政改革根本無法恢複了,崇禎隻能向權貴妥協,不斷增加農民負擔,導致全國爆發農民起義,大明王朝終於滅亡了。
就本質而言,征稅權的丟失,導致了皇權(既中央集權)旁落。皇權的核心當然是財政權,財政權的核心就是征稅權。張居正的改革意在維護皇權(既中央集權),也間接維護了百姓的民權。一般而言,皇權、官權、民權三者關係,是封建社會政治鬥爭的永恒主題。皇權是構造社會平衡的穩定機製,皇權可以調和官、民兩權,官、民兩權平衡則天下太平;皇權旁落,官權獨大,則官逼民反,天下大亂。曆史的秘密是,皇權這個社會平衡機製往往不以帝王形式出現,而常常是以閹黨的形式出現的(畢竟英明天縱的皇帝可遇而不可求)。於是,中央集權屢屢被士大夫階級描繪成為一團狗屎,必欲除之而後快。然而,曆史並無絕對好惡,皇權衰落,民權不保,則必然亡國。從某種意義上講,皇權與民權具有一體化特征;同時,皇權和民權均具體化為稅政權。在中國古代,官僚與大地主是一體兩麵,他們是皇權與民權的對立者。皇權、民權與官權的爭鬥,集中表現於稅政問題上。古今中外,所謂的變法,根子就在稅政上麵。很遺憾,中國古代知識分子(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恰好出自於士大夫階層,他們大體是要維護官權的(這一點至今未變)。所以,中國所有關於變法的敘述都故意被扭曲為黨錮之爭。所以,當舉國上下痛恨魏忠賢的時候,卻無人注意魏忠賢存在的財政意義,魏忠賢不死尚可為晚明續命。很無奈,曆史上,魏公公被描繪為十惡不赦,權貴們卻被美化為忠肝義膽,老百姓還要為亂臣賊子唱頌歌。細讀明史,讓人不禁想到“文革餘孽”,誰能說曆史已經成為曆史。
曆史地看,張居正變法可能都不能算是變法。畢竟,張居正絲毫也沒有改革明朝政治的“體”和“製”。比較英國的光榮革命,實在是相去甚遠了。張居正既然沒能變法,變法失敗也就自然而然了。
 
三、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
 
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的,不是單純地發展經濟(GDP或小康),而是要構建均衡穩定的政治結構(生產關係),以使經濟(生產力)可以維持長期穩定的增長。不要將手段和目的搞反了。套用鄧小平的語言範式:製度才是硬道理。
曆史往往驚人的相似。今日中國的改革再次遇到當年張居正當年麵臨的問題。中國的稅政改革千呼萬喚就是無法出台。稅政改革都不能出台,談什麽與之配套的政治改革?明朝的張居正很了不起了,竟然可以重新清查土地,竟然可以以資產為課稅依據。今天中國的管理層太可悲了,竟然不敢公開個人收入和個人財產,竟然無法以資產和資本作為課稅依據。千萬不要吃驚,在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中國,幾乎一切稅負仍然針對勞動和勞動者(大體還是丁稅),而稅負竟然全部回避食利者和資本利得,這在本質上是在鼓勵財產歸邊(土地兼並)。一次分配不合理,二次分配不到位,社會分配已經極度扭曲,國家財政日益被削弱。今日中國的士大夫和公知們,比四百年前更無恥,他們不僅僅要維護既得利益者,而且公然削弱國家經濟主權(皇權)和人民經濟主權(民權)。很有趣吧,他們與明朝官僚的手段何其相似!他們堅決反對任何稅政變革,卻積極推動私有化和市場化;他們堅決反對公平稅負,卻積極推動所謂的“民主”。他們用“文革餘孽”來鞭屍社會主義原則(很像當年鞭屍張居正),阻止一切稅政改革的進行。更為險惡的是,他們意圖通過“頂層設計”徹底削弱執政黨的中央集權和一黨專政(削弱皇權),他們樂見國際金融資本與官僚買辦完成行政奪權(財閥專政),這與滅亡大明王朝的模式何其相似!順便說一句,這與美國顛覆前蘇聯中央集權的方式何其相似!
筆者一向認為,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一向主張:治國先治稅:稅政既憲政。統而言之,中國經濟改革的終極目標,就是在建立現代稅政之後,建立與稅政相匹配的憲政體製,進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長治久安。
世界曆史的經驗值得國人借鑒。
英國從大憲章運動一直到光榮革命,建立憲政的全部曆史進程,無非是一次次地進行稅政革命。英國貴族不滿國王的苛捐雜稅,一次次奮起抗爭;國王為了抵禦外辱,一次次爭取國家征稅權。最後,終於在談判和妥協中,建立了合理的稅政製度。甚至,英國的議會製度就是直接脫胎於英國的預算會議製度,憲政的整體架構也是脫胎於稅政結構。英國的稅賦公正和資本效率逐漸引申出其它領域的公正和效率,從而極大地激發了全社會創造價值的積極性。光榮革命最終引發了工業革命,開啟了英國的現代化進程。至此,英國終於擺脫了,從土地革命到土地兼並的惡性循環。其它歐洲國家,借鑒英國的經驗,紛紛進行了稅政革命,接連走上了現代化之路。
美國是一個幸運的國家,美國從建國起就以完善稅政為國家穩定的基石。1899年,美國最高法院宣布:“征稅權是最大的權力,是整個國家建築之根基。它對一個國家的存在和繁榮的重要性,就象我們蒙昧人呼吸的空氣一樣。它不僅僅是毀滅的力量,也是保持活力的力量。”(Nicol v.Ames,173US509,515<1899>)。美國正是因為稅政的先進性,保證了憲政的有效性,進而保證了美國在極短的時間完成了大國崛起的偉大曆史進程。
反觀中國,從王安石變法到張居正變法,兩次稅政革命均以失敗而告終。這兩次稅政革命,可以看作是兩次失敗的中國現代化運動。宋明王朝,多數皇帝無意代表平民,也無意與權貴抗衡,更無意建立平民與權貴的利益平衡。相反,多數時候,皇上為權貴挾持,無限度壓榨平民,形成一次次革命輪回。明朝之後,改革(變法)變成了禁區,無人再敢發動稅政革命。中國因稅政僵化,終於無緣於工業革命。即便是一百年前終結了封建統治,稅政革命依然無法展開。甚至到了公元二十一世紀,中國仍然連公民財產公開透明都無法實現,更遑論依此建立現代賦稅製度,當然也無從論及現代稅政。無稅政何談憲政,共和之路曆盡滄桑。
有些淺薄的學者搞不清楚雞與蛋的關係,一次一次妄言憲政。殊不知,憲政是稅政的政治樣式,是稅政的製度結果。沒有腳的人如何做鞋?照著洋人的鞋做鞋,而且是做一雙童話般的玻璃鞋,然後讓共和國削足適履,如何能不摔跟頭!
 
四、經濟改革的政治配套問題。
 
顯而易見,張居正未能為經濟改革進行政治配套。那麽,什麽是政治配套呢?或者,如何進行政治體製改革呢?
筆者認為:首先,必須係統建立為實現稅政而工作的“體”,也就是獨立於官僚地主階級控製的組織體係。其次,必須建立為實現稅政而設立的“製”,也就是完整的、剛性的、穩固的法律體係。最後,將“體”和“製”上升到立憲的高度,形成穩定的政治製度。
張居正有他自己的曆史局限性。他意圖依賴專政來實現稅政,稅政就變成了短期有效的經濟政策,而無法形成長期穩定的社會製度。
毋庸置疑,晚明的皇帝比張居正更缺乏政治眼光。晚明的皇帝,沒有一個能搞清楚專政和稅政的關係。在現代稅政未能成型的時候,欲行稅政,必須專政。當然,稅政建立完成,憲政配套完成,應該免除專政。神宗否定了張居正的稅政,意圖通過強化皇權專政,用暴力解決財政問題,由巧取變成了豪奪(強搶和強占)。結果,皇家非但不能解決財政問題,還製造出魏忠賢這樣的專政怪物。所以,東廠不夠用,就搞西廠;西廠不夠用,就搞錦衣衛。皇權專政可以代替稅政嗎?結論是非常簡單的,暴力隻能帶來短暫的暴利,而暴利注定引發更大的暴力(農民起義),無稅政而專政的財政模式當然不可持續。顯然,必須建立一種互惠共利的稅政製度,才能達致持久的社會平衡,進而實現長治久安。
後世的中國政治家比神宗聰明嗎?未必!中國的政治家們就是不長記性,他們仍然迷信專政,就是不相信稅政,更不相信憲政,他們一次次用專政代替稅政,他們一次次被碰得頭破血流。曆史總是讓人唏噓,四百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在重複老套的廠衛製度,我們建立了中紀委、監察部、反貪局,我們就是不允許稅政改革。沒有現代稅政能夠反腐嗎?沒有現代稅政能夠“維穩”嗎?既想成就一己之私,而又能平衡天下的好事情(所謂做大蛋糕),古今中外未曾有過!四百年來,中國人就是無法完成決定中華民族命運的曆史性跨越。
世界經濟史的殘酷教訓告訴我們,一切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都是建立利益平衡的製度安排(與主義沒有必然聯係)。權貴與平民的紛爭將是永恒的,執政者存在的最大意義在於,在權貴與平民之間建立起穩固的利益平衡機製。現實地看,權貴消滅平民(極端右翼),平民消滅權貴(極端左翼),都是虛妄的選擇,隻能導致悲劇。我們應該牢牢記住,執政者的使命,是構建平衡,而絕對不是強化集權於一端的專政。無論是皇權專政,還是財閥專政,都是專政,都不是建立政權的終極目的。國家存在的根本意義是利益平衡的工具,而絕對不是專政的工具。如果,這種平衡是穩固的製度性安排,就可以確保執政者自身的穩定。所以,稅政昌明,必然政治昌明;稅政穩定,必然政治穩定;稅政先進,必然國家先進。反之,無論多好的統治者,無論多好的主義,一旦失去稅政支撐,都必然會走向反動。
不通經濟的史學家們,躑躅徘徊於表麵的社會現象。他們總是將曆史的悲劇歸結於官僚的腐敗,他們習慣於將希望寄托於統治者(皇上)的良知。那麽,用良知就可以治理腐敗嗎?崇禎的良知很差嗎?崇禎打掉了九千歲魏忠賢,反腐鬥爭不可謂不徹底了,有用嗎?顯然,這不是良知問題,甚至不是人的問題,這是經典的製度建設問題。其中。最核心的就是稅政問題。能夠建立現代稅政就足以反腐敗了。顯然,崇禎由於缺乏對經濟的深刻理解,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不成熟的。設若崇禎明了經濟,他就會先用魏忠賢,以專政手段重建稅政,然後再懲治魏忠賢的專治問題。可惜,崇禎未能建立稅政,意氣用事滅了魏忠賢,反而率先削弱了皇權專政(中央集權),使得稅政加速惡化。皇權(中央集權)被嚴重削弱,而官權卻極度膨脹,搞得民怨沸騰狼煙四起。崇禎的教訓,值得今天的執政者深思啊,現在有人就是要削弱一黨專政啊!用專政代替稅政是錯誤的,放棄專政而無法建立稅政更是錯誤的。丟掉了東廠、西廠和錦衣衛,稅政靠什麽建立?就靠溫體仁的道德說教嗎?沒有了稅政的支撐,權貴隻會放手壓榨李自成。溫體仁之流統統都是大地主,他們隻知道維穩(強化專政),也就是維護利益集團權利的穩定。他們無意於通過製度建設實現社會的再平衡。所以,他們玩弄各種花哨的“經濟政策”糊弄崇禎。抽風似地“經濟政策”,能不搞到民怨沸騰嗎?國庫日漸空虛,能不搞到狼煙四起嗎?就這樣稀裏胡塗又混了四百年,能有進步嗎?說到溫體仁,不能不順便提一下袁崇煥。正是那位溫文爾雅的溫先生,鬼使神差地配合了後金的反間計,上密奏參劾了袁崇煥,最終導致崇禎誤殺袁崇煥。溫體仁很清楚,袁崇煥如果滅掉了後金,平複了各地的農民起義,以軍功出將入相是早晚的事。況且,以袁崇煥的正直與剛烈,再行張居正變法也未可知。所以,利益集團必欲先除之而後快,溫體仁羅織罪名殺害了袁崇煥,也滅絕了明朝最後一絲希望。溫體仁栽贓陷害袁崇煥,收到了一石二鳥之功,支持過袁崇煥的宰輔錢龍錫被流放,兵部尚書王洽等官員被殺。至此,大明皇權被溫體仁肢解殆盡,崇禎想要不上煤山上吊,反倒是奇跡了。
筆者再強調一遍:萬法皆稅,治國先治稅,稅政即憲政,完善稅政就是最大的政治。筆者曾經反複著文說明,國家主權的核心是征稅權(領土主權說到底是征稅權)。舊殖民者通過占領土地獲得征稅權,新殖民者通過金融控製變相獲得征稅權。筆者反複解釋,國內外利益集團就是通過肢解政府的征稅權,從而截獲國家和人民利益的。執政者,何必空言民主?執政者,務必牢牢掌握征稅權,務必通過製度化來規範征稅權。誠如此,一切政治改革盡在其中了。明亡的教訓,揭示出了我國政治改革的正確方向。甚至,連政治改革的路徑和方法都說得清清楚楚了。國人不必在意政客的千言萬語(溫體仁的奏折美妙至極了)。中國政治改革的檢測標準非常簡單:稅政改革。從民國到共和國,整整百餘年了,連一部象樣的稅法都沒有,連起碼的稅政製度都無法建立,還談什麽現代化?還談什麽大國崛起?如果,管理層又搞彎彎繞,時髦屁話一大堆,就是不搞稅政改革,曆史的輪回將是不可避免的。
 
五、     中國當前的政治改革。
 
近年來,“普世”的謊言遮天蔽日,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受到嚴重挑戰。在未能通過專政實現稅政變革的前提下,在未能匹配稅政而完成憲政製度的前提下,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一旦瓦解,意味的中國中央集權瓦解,意味著國內外財閥全麵奪權。
中國當下的社會結構與明朝並無本質區別。中國現在的社會結構是,官商兩位一體,黨民兩位一體。削弱中國共產黨的一元化領導,就是徹底削弱人民當家作主的權力。古今中外,不存在稅政民主(憲政製度)之外的選票民主,那不過是財閥專治的劣質表演而已。脫離了現代稅政改革的“頂層設計”和“憲政民主”,將必然導致共和國滑向財閥專政的深淵。那樣的後果,隻會成全努爾哈赤之類的外夷。
在沒有稅政改革的前提下,土地變相私有化意味著什麽?這是赤裸裸的逆向土改,是推進大規模土地兼並,是將1949年人民獲得的經濟主權退還給官僚買辦資產階級。這會建立穩定的社會經濟關係嗎?這能夠建立穩定的社會政治關係嗎?這可以實現經濟穩定增長嗎?絕無可能!為了解決各級政府的財政困難(也不排除是為了解決洋人的經濟危機),不惜犧牲本國農民最根本的利益,將土地作為最後的融資手段,短期獲得極大的資產升值效應(賣地增加收入),長期則成為執政黨的曆史性負債(社會保障負擔)。這是經典的政府機會主義,政府機會主義是當代中國最危險的敵人,它將葬送中華民族的未來。神宗已經提供了慘痛的曆史教訓,拉美和南亞的現代實踐也為我們提供了鮮活的案例。
我國必須建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製。
為了建立我國穩定的均衡博弈的政治體製,我國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一黨專政,並通過專政的手段完成現代稅政改革(甚至是稅政革命),在稅政改革完成的基礎上,建立與之配套的政治體製,最終升級固化為憲政製度。在完成上述任務之後,我國可以考慮結束一黨專政,建立多元政治博弈的新型政治模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反腐敗的唯一有效的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建立國民信用的唯一有效方式。
再次重複說明,稅政改革是中國融入世界政治經濟體係的必由之路。
結論是,今後的改革開放,必須以稅政改革為契機,開啟中國政治體製改革,建立具有世界先進性的政治經濟製度模式,全麵完成中國現代化的偉大曆史進程。
 
本文的最後,筆者想談一點哲學問題。
政治並無絕對好惡,平衡而已。一般而言,財產分配的平衡,勞動所得分配的平衡,均需要政治權力平衡作為基本保障。所以,政治權力失衡,一切說教皆為浮雲。筆者並不反對私有製,好的私有製也可以達成財產分配的平衡,並可以極大的促進生產力發展。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私有製,恰恰需要落實政治權力的公有製,以實現政治權力的社會平衡。否則,私有製就必然淪為一小部分權力擁有者的極端私有製,而遠非人人權利平等的公平正義的私有製。筆者也並不反對公有製,好的公有製可以達成收入分配的平均(未必可以平衡),可以確保弱勢群體的基本人權。但是,筆者必須指出,好的公有製,恰恰需要私人權利的法律保障(特別是私人財產的保障)。否則,普通私人(人民群眾)仍然會淪為公有製下人民代表們的奴隸。筆者並不反對進行一次分配的變革,但那必須在二次分配能夠再平衡的條件下進行。否則,改革就變成了產權轉逆向移外加勞動收入剝削的雙重剝奪,這與明末的土地兼並無本質區別,結局不問可知。就此而言,所謂的政治體製改革,無非是政治權力的再平衡。筆者本無政治色彩,就是為了實現這種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筆者與許多的知識分子隻能自覺地成為左翼,我們需要左翼強大到可以平衡官僚買辦政治專治的程度。筆者相信,很多的覺醒的中國知識分子都將成為左翼,直到中國實現艱難的政治再平衡,直到中國的政治再平衡固化為憲政體製。在哲學上,左右是對立統一的,是建立平衡必不可少的兩個方麵。精通哲學的卓越政治家,一定會駕馭左右的矛盾、衝突和鬥爭,在劇烈的能量交換中控製耗散結構的演進方向,在建立更穩定的、新的耗散結構中實現更高水平的社會平衡。
 
一部明史,萬法皆備,何必去聽洋人忽悠;回眸煤山,並不久遠,不能允許悲劇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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