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奧巴馬的走鋼絲表演
譯自：“The High-Wire Act of Barack Obama”By Shelby Steele
謝爾比·斯蒂爾 著 吳萬偉 譯 漢廣 校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謝爾比·斯蒂爾接受《多倫多環球郵報》（Toronto Globe & Mail）專欄作家瑪格麗特·溫特（Margaret Wente）的采訪，暢談他的新書《被困住手腳的人：奧巴馬為何讓我們興奮以及他為何不會贏？》。
瑪格麗特·溫特： 加拿大人喜愛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他甚至比希拉裏·克林頓還受人歡迎。在候選人提名的選舉活動中，白人民眾將他團團圍住，但你說這是因為感激。你的意思是什麽？
謝爾比·斯蒂爾: 當一位有名望的黑人走過來，不揭曆史傷疤，不讓人感到種族主義的愧疚，白人就會感到興奮。在白人看來，黑人分成兩類，一類是挑戰者，這類黑人認為除非白人能夠證明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否則他們就是種族主義者，這類人攻擊白人對曆史感到愧疚這一弱點，就像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和奧爾·夏普頓牧師（Al Sharpton）做的那樣；另一類是協商者，這類黑人不會當著白人的麵揭開種族主義的傷疤，如果白人不拿種族主義曆史對付黑人的話。
著名主持人奧普拉（Oprah）是當今出色的協商者。白人知道他們觀看奧普拉的節目時不必為種族主義曆史感到愧疚。這種感激非常強烈，可以轉變為熱烈的愛，協商者對此非常清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溫情已經持續數年，像奧普拉和歌手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這樣的黑人，已經成為標誌性的人物。
溫特： 我猜想奧巴馬是個協商者。
斯蒂爾: 奧巴馬是個天生的協商者。這是他巨大魅力的源泉。支持他能讓人感覺到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哪怕是在共和黨人中，他的民調支持率甚至都高於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即使人們不會投他的票，但仍然忍不住喜歡並祝福他。
這當然與北美洲種族關係的整個曆史有關，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麽一個來自伊利諾依州的參議員，兩年後竟然能不可思議地競選美國總統。
溫特： 你說白人看不清真正的奧巴馬。那麽，你對他的看法如何？
斯蒂爾: 就個人而言，他是個很好的人，非常好，不過沒什麽特色，不是很幽默。他很聰明，是非常有才華的政治人物，了解各個方麵的立場，並能找到折衷方案。但他不怎麽談論自己信念一類的東西
他的第一本書是水平一流的自傳，在總統參選人裏，沒有一個人能像他寫得那麽好。
溫特： 到現在為止，聽起來很好啊。那麽，他的缺點在哪裏呢？
斯蒂爾: 他既要做到討好白人的時候不得罪黑人，又要做到討好黑人的時候不得罪白人。但在那些黑人領袖看來，挑戰才是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不要協商，他們就是要在白人麵前挑起種族主義。當他們質問奧巴馬“你到底是不是黑人”時，他們其實是在問“你到底是不是一個挑戰者”。然而如果奧巴馬成為挑戰者，他必然會失去白人的支持。
他受困於這兩股力量，一方要挑戰，一方要協商，就像走鋼絲表演一樣危險。上帝啊，他怎麽能做到既要挑戰白人又要讓他們舒服呢？這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不僅在種族問題上，在其他問題上他都難以形成強硬鮮明的政策立場，他的信念因此無法確定。沒有人真正了解奧巴馬到底相信什麽，連他自己都不了解。
他需要說：我就是我，我有自己的信念。但是一旦他確立了自己的信念，他就會失去白人對他的好感。這是所有黑人都會遭受的心理折磨。因為競選總統的緣故，奧巴馬成了一個明擺著的例子。
我的感覺是奧巴馬還沒有發出真正的聲音。人們隻是把一些東西強加於他，他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空虛得多。
溫特： 你好像對他贏得勝利非常懷疑。那麽，你覺得誰能贏？
斯蒂爾: 希拉裏。她看起來不可戰勝。她的支持率達到53%，在和奧巴馬的辯論中她也贏得勝利。我不認為共和黨一邊有任何人擁有像她那樣運轉良好的競選機器。她現在看起來就像下屆總統了。
溫特： 共和黨人中誰的可能性最大？
斯蒂爾: 魯道夫·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他奮力打拚，而且知道自己相信什麽。他有強烈的信念，並充滿激情地表達出來。他將給希拉裏帶來嚴峻的挑戰。
溫特： 有沒有既不是挑戰者又不是協商者的黑人呢？
斯蒂爾：有，保守主義者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就是。他根本不戴麵具，既不是挑戰者也不是協商者。他是他自己。他有強烈和深刻的信念。你要麽接受，要麽反對，但他是不可動搖的英雄般的人物，是美國最自由的黑人。
在自己的社區中特立獨行的個人是要受到冷遇的，他們往往被稱為自我憎惡者。黑人厭惡他，因為他不願意扮演挑戰者的角色，稱他為湯姆叔叔。所以如果你是白人，你喜歡他，那就意味著你是種族主義者。布什總統就不願意單獨和他一起照相。這就是他這個人作為獨行俠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溫特： 在你的書《白人罪惡》（White Guilt）中，你認為困於受害者情結的種族身份政治比種族主義本身對黑人進步的阻力更大。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斯蒂爾: 二十世紀最驚人的事件之一是美國白人的道德發展。在免於懲罰的時候，種族主義曾在美國大行其道。如今，整個西方世界充分認識到種族主義的罪惡，白人生活在這個恥辱的標記下。因為沒有了道德優勢，白人已經失掉了太多的力量。他們害怕被人看作種族主義者。
與此同時，黑人被確定為受害族群。在種族問題上有不成文的法規，那就是任何與黑人有關的問題如高犯罪率、高私生子出生率、學業成績差等，都不能確定為黑人的責任，因為讓受害者為他們自己的問題負責是不公平的。“種族主義已經成為曆史”，事實可能並非如此，盡管這樣，作為黑人，也不能這樣認為，否則黑人就會失去力量。白人的曆史愧疚感是黑人力量的源泉。
溫特： 為什麽反而是白人更加強烈地支持平權政策呢？
斯蒂爾: 白人需要掩飾。他們會想，“如果我支持平權，就能說明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我相信，這些政策存在的目的完全是為了使白人需要掩飾的心態製度化。當今如果沒有多樣性方案，在任何領域都無法開展工作。這些多樣性方案能不能幫助少數群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使得製度更加完整，更具道德合法性。
沒有任何白人能對黑人或者加拿大土著人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因為他們沒有道德優勢。如果說了，馬上就會喚起曆史上的恥辱罪名。看看像電視主持人唐·伊姆斯（Don Imus）這樣犯了三字錯誤（Nappy-headed hos, hos是“妓女”的俚語，“nappy-headed”是用來形容黑人卷發的貶義詞。）的人吧，沒有救贖的可能，必須消失，這種罪名比戀童癖更讓人憎惡，這樣的人將遭到社會的遺棄。
唐·伊姆斯不是種族主義者。他不過是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如果在工作場合發表種族主義言論，這個人就徹底完蛋了。在白人居多的場合，黑人現在經常講的一個笑話是，“小心哦，我可以迅速聯係到奧爾·夏普頓牧師。”
溫特： 黑人擁有的權力對黑人的影響是什麽呢？
斯蒂爾: 是毀滅性的。奴隸製之後，沒有比這個更具毀滅性了。這種權力讓黑人感覺到他們的未來要靠不斷揭曆史傷疤刺激白人，而不是靠他們自己富於想象力的創造力和辛勤工作。對於黑人族群來說，沒有什麽比要靠利用、刺激白人以獲取他們的未來，更讓他們覺得糟糕了。這種權力抽走了黑人文化的生命，讓人感到悲哀和痛心。對這種權力的追求是黑人最糟糕的選擇，是在親吻死亡。70%的黑人兒童出生於非婚家庭。這種權力能為此做些什麽呢？
溫特：你找到擺脫這種自我挫敗陷阱的出路了麽？
斯蒂爾: 擺脫這個陷阱的唯一方法是自救成材，讓黑人在智識方麵變得有競爭力。如果不這樣做，再過一百年，黑人將墮入社會底層。
黑人小孩功課不好、輟學，因為他們的父母根本不在乎。小的時候，父母不念故事給孩子聽，從不用完整的句子跟孩子說話，不教他們語言。所以美國的黑人孩子比白人孩子晚兩年上幼兒園。沒有哪種學校教育能夠彌補這些。
能夠起作用的社會項目是那種對接受救濟者提出要求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這麽做。因為這些社會項目都源自白人的愧疚感，白人認為自己沒有道德優勢，沒有資格向黑人要求什麽，當然也不能評價黑人。但是非婚生子女率達到70%的群體，肯定是有問題的。
這是一個迷失的群體。但是白人拒絕告訴黑人真相。對白人而言，這個製度運轉良好，用平權政策洗刷曆史上的汙名，代價很小。但是對黑人來說，尤其是處於底層的黑人，這隻能引向失敗。
溫特： 談談你自己吧。我聽說種族隔離的最後十年，你是在芝加哥長大的。
斯蒂爾: 是的，當時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我的父母在四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相識，我在民權運動中長大。開始的時候我在被隔離的黑人學校上學，那個學校很差。我的父母就動員大家抵製它。當時鬥爭很艱苦。六十年代，父母送我到白人中學讀書。
我上大學的時候，黑人權力運動開始興起，我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但即使在我最充滿激情的時候，我也對其保持著懷疑。那些談論黑人權力的人根本就不上學，他們以此作為逃學的理由，沉浸在泛非洲主義的幻想之中。但常識是，不管如何看待白人，黑人仍然得在地球上競爭最激烈的社會中生存。放縱自己沒有出路。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讀了研究生，結婚生子，要養家糊口。真實的世界出現在我麵前。我看到機會到處都有，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隻要我肯努力並全身心投入。我越來越意識到正是所謂的黑人權力愚弄了我們，對黑人而言，發展才是最重要的。
溫特： 你如何定義黑人保守主義？
斯蒂爾:任何認為黑人的第一問題不是種族主義的人，就是保守主義者。
溫特：你曾經說過黑人保守主義者肯定會遭遇大量的醜化、誤解和侮蔑。你是怎麽對付這些的？
斯蒂爾: 有其他黑人保守主義者跟我在一起。第一個真正的黑人保守派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說，我們可以在電話亭見麵。
我承認，這並不容易。如果你致力於反對什麽，就必須做好遭遇衝擊的準備，尤其是當你致力於反對的事會引來很大恐懼的時候。私下裏，黑人總是對我說他們讚成我的想法，他們也很有頭腦，真的想談論和思考這些事情，隻是不願意在白人麵前這麽做。他們說，不能讓白人覺得黑人是因為將失去權力才這樣做。他們說的沒錯。
當今種族意識比以前更強烈，這讓人覺得悲哀。“個人”在今天的美國黑人中是個貶義詞。人們忘記了馬丁·路德·金在談論黑人時，也是把他們作為個人看待的。他說，“我們渴望自由，因為我們也是個體的人。”如果馬丁·路德·金還活著，他肯定是個保守主義者。
本次采訪發表在2007年10月20日的《多倫多環球郵報》。
譯自：“The High-Wire Act of Barack Obama”By Shelby Steele
謝爾比·斯蒂爾 著 吳萬偉 譯 漢廣 校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研究員謝爾比·斯蒂爾接受《多倫多環球郵報》（Toronto Globe & Mail）專欄作家瑪格麗特·溫特（Margaret Wente）的采訪，暢談他的新書《被困住手腳的人：奧巴馬為何讓我們興奮以及他為何不會贏？》。
瑪格麗特·溫特： 加拿大人喜愛巴拉克·奧巴馬（Barack Obama）。他甚至比希拉裏·克林頓還受人歡迎。在候選人提名的選舉活動中，白人民眾將他團團圍住，但你說這是因為感激。你的意思是什麽？
謝爾比·斯蒂爾: 當一位有名望的黑人走過來，不揭曆史傷疤，不讓人感到種族主義的愧疚，白人就會感到興奮。在白人看來，黑人分成兩類，一類是挑戰者，這類黑人認為除非白人能夠證明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否則他們就是種族主義者，這類人攻擊白人對曆史感到愧疚這一弱點，就像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和奧爾·夏普頓牧師（Al Sharpton）做的那樣；另一類是協商者，這類黑人不會當著白人的麵揭開種族主義的傷疤，如果白人不拿種族主義曆史對付黑人的話。
著名主持人奧普拉（Oprah）是當今出色的協商者。白人知道他們觀看奧普拉的節目時不必為種族主義曆史感到愧疚。這種感激非常強烈，可以轉變為熱烈的愛，協商者對此非常清楚。白人與黑人之間的溫情已經持續數年，像奧普拉和歌手比爾·考斯比（Bill Cosby）這樣的黑人，已經成為標誌性的人物。
溫特： 我猜想奧巴馬是個協商者。
斯蒂爾: 奧巴馬是個天生的協商者。這是他巨大魅力的源泉。支持他能讓人感覺到自己不是種族主義者。哪怕是在共和黨人中，他的民調支持率甚至都高於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即使人們不會投他的票，但仍然忍不住喜歡並祝福他。
這當然與北美洲種族關係的整個曆史有關，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這一點。這也是為什麽一個來自伊利諾依州的參議員，兩年後竟然能不可思議地競選美國總統。
溫特： 你說白人看不清真正的奧巴馬。那麽，你對他的看法如何？
斯蒂爾: 就個人而言，他是個很好的人，非常好，不過沒什麽特色，不是很幽默。他很聰明，是非常有才華的政治人物，了解各個方麵的立場，並能找到折衷方案。但他不怎麽談論自己信念一類的東西
他的第一本書是水平一流的自傳，在總統參選人裏，沒有一個人能像他寫得那麽好。
溫特： 到現在為止，聽起來很好啊。那麽，他的缺點在哪裏呢？
斯蒂爾: 他既要做到討好白人的時候不得罪黑人，又要做到討好黑人的時候不得罪白人。但在那些黑人領袖看來，挑戰才是他們生存的基礎，他們不要協商，他們就是要在白人麵前挑起種族主義。當他們質問奧巴馬“你到底是不是黑人”時，他們其實是在問“你到底是不是一個挑戰者”。然而如果奧巴馬成為挑戰者，他必然會失去白人的支持。
他受困於這兩股力量，一方要挑戰，一方要協商，就像走鋼絲表演一樣危險。上帝啊，他怎麽能做到既要挑戰白人又要讓他們舒服呢？這是一個異常艱巨的任務，不僅在種族問題上，在其他問題上他都難以形成強硬鮮明的政策立場，他的信念因此無法確定。沒有人真正了解奧巴馬到底相信什麽，連他自己都不了解。
他需要說：我就是我，我有自己的信念。但是一旦他確立了自己的信念，他就會失去白人對他的好感。這是所有黑人都會遭受的心理折磨。因為競選總統的緣故，奧巴馬成了一個明擺著的例子。
我的感覺是奧巴馬還沒有發出真正的聲音。人們隻是把一些東西強加於他，他其實比我們想象的要空虛得多。
溫特： 你好像對他贏得勝利非常懷疑。那麽，你覺得誰能贏？
斯蒂爾: 希拉裏。她看起來不可戰勝。她的支持率達到53%，在和奧巴馬的辯論中她也贏得勝利。我不認為共和黨一邊有任何人擁有像她那樣運轉良好的競選機器。她現在看起來就像下屆總統了。
溫特： 共和黨人中誰的可能性最大？
斯蒂爾: 魯道夫·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他奮力打拚，而且知道自己相信什麽。他有強烈的信念，並充滿激情地表達出來。他將給希拉裏帶來嚴峻的挑戰。
溫特： 有沒有既不是挑戰者又不是協商者的黑人呢？
斯蒂爾：有，保守主義者克拉倫斯·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就是。他根本不戴麵具，既不是挑戰者也不是協商者。他是他自己。他有強烈和深刻的信念。你要麽接受，要麽反對，但他是不可動搖的英雄般的人物，是美國最自由的黑人。
在自己的社區中特立獨行的個人是要受到冷遇的，他們往往被稱為自我憎惡者。黑人厭惡他，因為他不願意扮演挑戰者的角色，稱他為湯姆叔叔。所以如果你是白人，你喜歡他，那就意味著你是種族主義者。布什總統就不願意單獨和他一起照相。這就是他這個人作為獨行俠所付出的高昂代價。
溫特： 在你的書《白人罪惡》（White Guilt）中，你認為困於受害者情結的種族身份政治比種族主義本身對黑人進步的阻力更大。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斯蒂爾: 二十世紀最驚人的事件之一是美國白人的道德發展。在免於懲罰的時候，種族主義曾在美國大行其道。如今，整個西方世界充分認識到種族主義的罪惡，白人生活在這個恥辱的標記下。因為沒有了道德優勢，白人已經失掉了太多的力量。他們害怕被人看作種族主義者。
與此同時，黑人被確定為受害族群。在種族問題上有不成文的法規，那就是任何與黑人有關的問題如高犯罪率、高私生子出生率、學業成績差等，都不能確定為黑人的責任，因為讓受害者為他們自己的問題負責是不公平的。“種族主義已經成為曆史”，事實可能並非如此，盡管這樣，作為黑人，也不能這樣認為，否則黑人就會失去力量。白人的曆史愧疚感是黑人力量的源泉。
溫特： 為什麽反而是白人更加強烈地支持平權政策呢？
斯蒂爾: 白人需要掩飾。他們會想，“如果我支持平權，就能說明我不是種族主義者。”我相信，這些政策存在的目的完全是為了使白人需要掩飾的心態製度化。當今如果沒有多樣性方案，在任何領域都無法開展工作。這些多樣性方案能不能幫助少數群體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使得製度更加完整，更具道德合法性。
沒有任何白人能對黑人或者加拿大土著人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因為他們沒有道德優勢。如果說了，馬上就會喚起曆史上的恥辱罪名。看看像電視主持人唐·伊姆斯（Don Imus）這樣犯了三字錯誤（Nappy-headed hos, hos是“妓女”的俚語，“nappy-headed”是用來形容黑人卷發的貶義詞。）的人吧，沒有救贖的可能，必須消失，這種罪名比戀童癖更讓人憎惡，這樣的人將遭到社會的遺棄。
唐·伊姆斯不是種族主義者。他不過是犯了一個愚蠢的錯誤。如果在工作場合發表種族主義言論，這個人就徹底完蛋了。在白人居多的場合，黑人現在經常講的一個笑話是，“小心哦，我可以迅速聯係到奧爾·夏普頓牧師。”
溫特： 黑人擁有的權力對黑人的影響是什麽呢？
斯蒂爾: 是毀滅性的。奴隸製之後，沒有比這個更具毀滅性了。這種權力讓黑人感覺到他們的未來要靠不斷揭曆史傷疤刺激白人，而不是靠他們自己富於想象力的創造力和辛勤工作。對於黑人族群來說，沒有什麽比要靠利用、刺激白人以獲取他們的未來，更讓他們覺得糟糕了。這種權力抽走了黑人文化的生命，讓人感到悲哀和痛心。對這種權力的追求是黑人最糟糕的選擇，是在親吻死亡。70%的黑人兒童出生於非婚家庭。這種權力能為此做些什麽呢？
溫特：你找到擺脫這種自我挫敗陷阱的出路了麽？
斯蒂爾: 擺脫這個陷阱的唯一方法是自救成材，讓黑人在智識方麵變得有競爭力。如果不這樣做，再過一百年，黑人將墮入社會底層。
黑人小孩功課不好、輟學，因為他們的父母根本不在乎。小的時候，父母不念故事給孩子聽，從不用完整的句子跟孩子說話，不教他們語言。所以美國的黑人孩子比白人孩子晚兩年上幼兒園。沒有哪種學校教育能夠彌補這些。
能夠起作用的社會項目是那種對接受救濟者提出要求的，但是我們從來沒有這麽做。因為這些社會項目都源自白人的愧疚感，白人認為自己沒有道德優勢，沒有資格向黑人要求什麽，當然也不能評價黑人。但是非婚生子女率達到70%的群體，肯定是有問題的。
這是一個迷失的群體。但是白人拒絕告訴黑人真相。對白人而言，這個製度運轉良好，用平權政策洗刷曆史上的汙名，代價很小。但是對黑人來說，尤其是處於底層的黑人，這隻能引向失敗。
溫特： 談談你自己吧。我聽說種族隔離的最後十年，你是在芝加哥長大的。
斯蒂爾: 是的，當時種族主義仍然存在。我的父母在四十年代民權運動時期相識，我在民權運動中長大。開始的時候我在被隔離的黑人學校上學，那個學校很差。我的父母就動員大家抵製它。當時鬥爭很艱苦。六十年代，父母送我到白人中學讀書。
我上大學的時候，黑人權力運動開始興起，我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但即使在我最充滿激情的時候，我也對其保持著懷疑。那些談論黑人權力的人根本就不上學，他們以此作為逃學的理由，沉浸在泛非洲主義的幻想之中。但常識是，不管如何看待白人，黑人仍然得在地球上競爭最激烈的社會中生存。放縱自己沒有出路。
到了七十年代中期，我讀了研究生，結婚生子，要養家糊口。真實的世界出現在我麵前。我看到機會到處都有，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任何事情，隻要我肯努力並全身心投入。我越來越意識到正是所謂的黑人權力愚弄了我們，對黑人而言，發展才是最重要的。
溫特： 你如何定義黑人保守主義？
斯蒂爾:任何認為黑人的第一問題不是種族主義的人，就是保守主義者。
溫特：你曾經說過黑人保守主義者肯定會遭遇大量的醜化、誤解和侮蔑。你是怎麽對付這些的？
斯蒂爾: 有其他黑人保守主義者跟我在一起。第一個真正的黑人保守派托馬斯·索維爾（Thomas Sowell）說，我們可以在電話亭見麵。
我承認，這並不容易。如果你致力於反對什麽，就必須做好遭遇衝擊的準備，尤其是當你致力於反對的事會引來很大恐懼的時候。私下裏，黑人總是對我說他們讚成我的想法，他們也很有頭腦，真的想談論和思考這些事情，隻是不願意在白人麵前這麽做。他們說，不能讓白人覺得黑人是因為將失去權力才這樣做。他們說的沒錯。
當今種族意識比以前更強烈，這讓人覺得悲哀。“個人”在今天的美國黑人中是個貶義詞。人們忘記了馬丁·路德·金在談論黑人時，也是把他們作為個人看待的。他說，“我們渴望自由，因為我們也是個體的人。”如果馬丁·路德·金還活著，他肯定是個保守主義者。
本次采訪發表在2007年10月20日的《多倫多環球郵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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