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79：100萬人四次大逃港
1979年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凶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這場驚天驟變是被一則謠言引爆的。不過，事發前並沒有任何颶風來臨的征兆。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 “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
時光流逝了30年，我們現在無法描述那場劫難，無法想象三座人煙繁華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間幾乎等同於被6000米寬的海浪抹去的駭人情景，無法猜度那無數堅守安土重遷的農漁民拖兒帶女踉蹌越過邊界時回頭一瞬的心情和淚光。
一位72歲的深圳土著，說起這一幕時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裏海麵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眼前，天空闊遠，萬籟俱寂。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屍費——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2005年8月7日，深圳建市25周年紀念日。大霧當道，我的目光越過浩淼的煙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樓上。我恍然如夢，心底無數的懸念冰結為一個追問：在這條荒涼的海岸線上，曆史是怎樣錯步向前，演繹了一個100萬人蹈海求生的夢呢？
“5·6”事件徹底戳破了因在20世紀60年代拍攝反特片《秘密圖紙》和《跟蹤追擊》而名揚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寧靜”麵具，也再次喚醒了人們對二十年來100萬村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往香港的駭人記憶。
1949年10月19日，深圳獲得解放。但由於中英交惡，雙方從1951年便封鎖了邊界。隨後的二十年裏，深圳共出現了4次大規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後，實行公社化運動期間，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經濟困難時期，一次外逃1.9萬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萬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縣建市初期，有7萬多人沿著幾條公路成群結隊地擁向邊境線，伺機越境。最後外逃3萬人。對於隻有11萬勞動力的寶安縣來說，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寶安縣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們沒有準確的數據可以查證，但可以從人口數據對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當時的寶安縣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總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長0.26％。寶安縣誌有記載，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長是負數。1962年年末總人口下降到26.7萬人，比1960年少4.7萬人。解放30年，寶安縣人口增加3.8萬，年平均增長率為0.48％，與全國同期增長率1.93％比，僅四分之一。一些老寶安說：寶安縣人三十年沒有生小孩。沙頭角鎮的人說：這個有l,000餘戶5,000多人的鄉鎮，解放後向香港流動了累計有兩個鎮的人。
官方數據說，曆年來參加外逃的計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劉寶樹的本地老人卻對上述數字表示懷疑，據他估計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萬人，參與逃港者不下100萬人。
“中國改革實踐第一人”袁庚回憶說，那時，港英當局每天從文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員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地公安的主要任務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劃著一隻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這在當時也算是尋常事，相比之下，生產隊幹部更心疼的是那隻不再劃回來的小船。
製止村民外逃，不僅是當地政府的顏麵所在，更攸關珠江三角洲的穩定和發展。盡管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對這個問題嚴防死守，保持著高壓狀態，但是偷渡之風卻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純的報告文學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兒》中描述了70年代末發生在深圳南嶺村的一幕：該村黨支部書記張偉基開著手扶拖拉機，急吼吼地趕到深圳與香港的界河邊，停在國防公路上，向著黑壓壓的逃港人群扯開嗓門喊:“南嶺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邊的人群中，就有張偉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後，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這一夜，南嶺村有400多名青壯年從張偉基淚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據深圳地方史記載，從1978年3月開始，萬豐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夥一夥地泡在萬豐魚塘、石岩水庫、求雨壇水庫裏苦練遊泳技術，以備偷渡。當時，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接連發出了四道“全麵禁止偷渡”的指示，並調派上千公安、民兵沿著海岸晝夜巡邏，在廣深公路設卡，攔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兩年的時間，萬豐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風之機從陸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達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勞力的50%以上。由於勞力大量流失，有9萬畝土地被拋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燦燦的水稻爛在田裏無人收割，附近的村莊裏幾乎難以見到15至35歲的青壯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書記張勳甫，發現在上任的頭一個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發蛇口工業區時，一次就發現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體。
1979年5月6日，來自惠陽、東莞、寶安80多個鄉鎮的7萬群眾，像數十條凶猛的洪流，黑壓壓地撲向深圳，兩個海防前哨不到半個小時就被人山人海吞噬了。
這場驚天驟變是被一則謠言引爆的。不過，事發前並沒有任何颶風來臨的征兆。謠言說，在伊麗莎白女王登基當天，香港實行大赦——凡滯港人士可於三天內向政府申報香港永久居民。深圳還在當日 “大放河口”，允許群眾自由進出香港。
…………
時光流逝了30年，我們現在無法描述那場劫難，無法想象三座人煙繁華的千年古城一日之間幾乎等同於被6000米寬的海浪抹去的駭人情景，無法猜度那無數堅守安土重遷的農漁民拖兒帶女踉蹌越過邊界時回頭一瞬的心情和淚光。
一位72歲的深圳土著，說起這一幕時不勝唏噓：1979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鄰香港的20公裏海麵上，漂浮著數百具屍體，腥臊的海風抹去了這塊土地上的任何一絲生氣。眼前，天空闊遠，萬籟俱寂。似乎一切都沒有發生過。東起沙頭角，中至下步廟，南到紅樹林、蛇口，連一個人影也難以找到。
“誰也無法統計，有多少人將生命作了這海灣的祭獻。”當天，老人從派出所領到了750元葬屍費——在他埋葬的50具屍體中，有4具是他的親人。
2005年8月7日，深圳建市25周年紀念日。大霧當道，我的目光越過浩淼的煙波，落在隔岸香港的摩天大樓上。我恍然如夢，心底無數的懸念冰結為一個追問：在這條荒涼的海岸線上，曆史是怎樣錯步向前，演繹了一個100萬人蹈海求生的夢呢？
“5·6”事件徹底戳破了因在20世紀60年代拍攝反特片《秘密圖紙》和《跟蹤追擊》而名揚天下的“反帝前哨” 的“寧靜”麵具，也再次喚醒了人們對二十年來100萬村民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逃往香港的駭人記憶。
1949年10月19日，深圳獲得解放。但由於中英交惡，雙方從1951年便封鎖了邊界。隨後的二十年裏，深圳共出現了4次大規模偷渡。
第一次是1957年前後，實行公社化運動期間，一次外逃了5000多人。
第二次是1961年，經濟困難時期，一次外逃1.9萬人。
第三次是1972年，外逃2萬人。
第四次是1979年，撤縣建市初期，有7萬多人沿著幾條公路成群結隊地擁向邊境線，伺機越境。最後外逃3萬人。對於隻有11萬勞動力的寶安縣來說，這是一次空前的大失血。
解放三十年，深圳市的前身——寶安縣的逃港者有多少人呢？我們沒有準確的數據可以查證，但可以從人口數據對比中得到答案。1970年，當時的寶安縣人口是304,629人，到1979年，總人口才312,610人，十年增加了8,08 1人，增長0.26％。寶安縣誌有記載，1956、1958年、1962年人口增長是負數。1962年年末總人口下降到26.7萬人，比1960年少4.7萬人。解放30年，寶安縣人口增加3.8萬，年平均增長率為0.48％，與全國同期增長率1.93％比，僅四分之一。一些老寶安說：寶安縣人三十年沒有生小孩。沙頭角鎮的人說：這個有l,000餘戶5,000多人的鄉鎮，解放後向香港流動了累計有兩個鎮的人。
官方數據說，曆年來參加外逃的計有119,274人次，其中已逃出港的有60,157人。一名叫劉寶樹的本地老人卻對上述數字表示懷疑，據他估計外逃成功者至少有30萬人，參與逃港者不下100萬人。
“中國改革實踐第一人”袁庚回憶說，那時，港英當局每天從文錦渡押回的非法越境外流人員就有400－500人。
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當地公安的主要任務是監視“三偷”：偷聽敵台；偷竊集體財產；偷渡出境。有的農民就是借口去割草，劃著一隻小船偷偷溜到香港去了。這在當時也算是尋常事，相比之下，生產隊幹部更心疼的是那隻不再劃回來的小船。
製止村民外逃，不僅是當地政府的顏麵所在，更攸關珠江三角洲的穩定和發展。盡管從中央到地方一直對這個問題嚴防死守，保持著高壓狀態，但是偷渡之風卻愈演愈烈。
一名叫林雨純的報告文學作家，在他的《天地男兒》中描述了70年代末發生在深圳南嶺村的一幕：該村黨支部書記張偉基開著手扶拖拉機，急吼吼地趕到深圳與香港的界河邊，停在國防公路上，向著黑壓壓的逃港人群扯開嗓門喊:“南嶺村的跟我回去！”
在奔向界河那邊的人群中，就有張偉基的妻子。
但是，偷渡者回答他的是：“死了以後，骨灰都不要吹回這邊來！”這一夜，南嶺村有400多名青壯年從張偉基淚花吧嗒吧嗒的眼中，逃往了一河之隔的香港。
據深圳地方史記載，從1978年3月開始，萬豐村的男女青年每晚一夥一夥地泡在萬豐魚塘、石岩水庫、求雨壇水庫裏苦練遊泳技術，以備偷渡。當時，寶安縣委書記方苞接連發出了四道“全麵禁止偷渡”的指示，並調派上千公安、民兵沿著海岸晝夜巡邏，在廣深公路設卡，攔截偷渡人群。可是不到兩年的時間，萬豐村民采用乘船、泅海或利用大雨、台風之機從陸上逃至香港的村民就達到了1200人，其中1979年逃港的有320多人，占全村勞力的50%以上。由於勞力大量流失，有9萬畝土地被拋荒了。金秋八月，沉甸甸、金燦燦的水稻爛在田裏無人收割，附近的村莊裏幾乎難以見到15至35歲的青壯年。
1979年，深圳市第一任市委書記張勳甫，發現在上任的頭一個月就有3054人次外逃香港，逃出1855人。
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發蛇口工業區時，一次就發現了400多具偷渡者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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