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ZT突破堅冰:中國經濟特區的建立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中國進入了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
1979年1月16日，廣東省派吳南生、丁勵鬆前往汕頭地區宣傳全會精神，協助市委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
汕頭是吳南生的故鄉。1936年，他年僅14歲，即成為潮汕地區重建黨組織的最早一批老戰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曆任中共海南區黨委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書長等職。吳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衝擊。十年浩劫結束後，他重新出山，擔任省委常委、省委書記。
故鄉的一切讓吳南生心裏十分震驚：那些他所熟悉的樓房殘舊不堪，搖搖欲墜；街道兩旁，到處都是用竹子搭起來的橫七豎八的竹棚，裏麵住滿了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設施道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經常停電，夜裏漆黑一片。市容環境衛生髒亂不堪，由於自來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損壞嚴重，馬路汙水橫流，有些人甚至把糞便往街上倒，臭氣熏天。
曾記否，在地圖上幾乎處於廣東省“頭”部的汕頭市，不僅是“粵東之門戶，華南之要衝”，而且十分輝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說它是“遠東惟一一座具有商業色彩的”城市。20世紀30年代，汕頭有“小上海”之稱。解放初期，汕頭商業繁榮，它的經濟條件和香港的差距並不大。然而，30年過去了，香港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而汕頭卻滿目淒涼。
“這比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還窮啊。如果有哪一個電影製片廠要拍攝國民黨黑暗統治的鏡頭，就請到汕頭來取背景。” 吳南生十分氣憤。
葉劍英元帥多次攥著吳南生的手，焦慮地對他說：南生啊，我們家鄉實在是太窮啦，你們有什麽辦法沒有？快想想辦法，把經濟搞上去!
窮則生變。但如何才能盡快變得富裕起來？吳南生心中沒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給他出了個大膽的主意：“你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一類東西？如果敢辦，那最快。”他說，“你看新加坡、香港，他們的經濟就是這樣發展的！”
吳南生恍然大悟。對呀！我們能不能也像海外辦出口加工區一樣，把汕頭市劃出來，對外開放，辦出口加工區，吸引外商投資辦企業呢？
21日夜裏，吳南生不顧正感冒發燒，迫不及待地用電話發了1300字的電報給習仲勳、楊尚昆同誌和省委，匯報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吳南生從汕頭回廣州。當天晚上，習仲勳同誌就到吳家中和他交換了意見。
3月3日，吳南生在省委常委會議上說：“現在國家的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我們應該怎麽辦？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到這塊地方來。因為：第一，在全省來說，除廣州之外，汕頭是對外貿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搞對外經濟活動比較有經驗。第二，潮汕地區海外的華僑、華人是全國最多的，約占我國海外華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許多是在海外有影響的人物，我們可以動員他們回來投資。第三，汕頭地處粵東，偏於一隅，萬一辦不成，失敗了，也不會影響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啦!” 吳南生義無反顧地向省委請纓。
在這之前，廣東省委也曾收到寶安縣關於把深圳辦成出口基地的報告，新華社記者何雲華也提過類似的建議。因此，省委在討論時一致同意這一大違“天條”的設想，並且更為激進，認為廣東不單是應在汕頭辦出口加工區，還應該在深圳、珠海辦。
“要搞，全省都搞！” 習仲勳橫下一條心，當即表態，“先起草意見，4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我帶去北京。”
4月l、2日，在楊尚昆的主持下，廣東省委常委會議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許廣東“先走一步”的意見。明確了在深圳、珠海和汕頭搞出口工業區的意見後，大家才發現差點忘了大事——這名稱叫啥呢？名不正則言不順啊。
叫“出口加工區”，會與台灣的名稱一樣；叫“自由貿易區”，又怕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叫“貿易出口區”，那又不像。眼看著一時定不下來，最後隻好勉強安了一個“貿易合作區”的名稱。
在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習仲勳和吳南生先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元帥匯報了廣東的設想，葉劍英元帥非常高興，催著他們說:“你們要快些向小平同誌匯報。”
汕頭，原本是中國經濟特區的發祥地，孰料想深圳劍走偏鋒，從一開頭就完全掩壓了汕頭的風采，以至後來極少有人會把它跟中國經濟特區的源頭聯係起來。
第一部分
特區向中央要權
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
4月8日，習仲勳在中南組發言。他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麵，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聽了一愣，問習仲勳：“你們想要什麽權？”
習仲勳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製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謂的“現在的體製”，指的就是計劃經濟體製。盡管此時已開始在私下裏悄悄對實行了近30年的計劃經濟體製進行反思，但沒有人敢從正麵對計劃經濟體製進行一絲抨擊，直到兩年後，鄧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
廣東把這個設想向鄧小平作了匯報。1979年４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各個小組會議發言後，穀牧同誌向鄧小平同誌匯報說：廣東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劃出深圳、珠海、汕頭等地區，實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經驗。但是，這些地方該叫什麽名稱才好？原來有“貿易合作區”、“出口工業區”等等，都覺得不合適，定不下來。小平同誌很讚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當天晚上，穀牧在晚餐後散步到中南海東南角，又見到小平同誌，一見麵小平同誌就問：“穀牧，今天上午我說的話你聽明白了嗎？廣東那幾個地方就叫‘特區’。”穀牧說：“明白了。”
穀牧當晚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習仲勳。第二天上午，習仲勳揣著一肚子疑惑來找穀牧，問：“叫做‘特區’了，那以後廣東還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穀牧笑著說：“不是，還是由廣東管。”
不過，北京迅即傳出另外一種聲音:“陝甘寧邊區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他不懂。”說這句話的人是站在反對設置特區的立場上的，但這從反麵啟發了吳南生，覺得這個人說的話有道理，陝甘寧邊區確實是政治特區，但是我們不妨把我們要建設的地方就叫經濟特區吧。
經濟特區這名字一提出來，反對的聲音好像少了不少。
《紐約時報》驚歎：“鐵幕拉開了！”
一位海外朋友對吳南生說：“無法可依，無規可行，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
這話促使吳南生在《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初稿)》中，強烈地“建議中央有關單位盡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吳南生還抓住穀牧到廣東的機會，大力遊說：“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區法》、《特區條例》。”
《特區條例》的起草工作在50號文件出台半個月後正式啟動。由吳南生總負責，秦文俊和原陶鑄秘書丁勵鬆具體負責。
經過一個月夜以繼日的工作，“特區條例”的初稿終於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審定外，他們還邀請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開會座談。與會人士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批評意見。大部分人認為，“條例”的起草者思想還不夠解放，對投資者懷有太多的戒備心理，深怕國門打開之後，外商來多了管不住，因此“條例”中盡是這樣的規定：不得這樣，不得那樣，應該怎樣。如果說得不客氣，這不是一個歡迎、鼓勵外商投資的“條例”，而是個怎樣限製投資者的“條例”。
這些中肯的批評意見，使“條例”起草者深受啟發。對投資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一要讓他們賺錢，二才是愛國，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愛國，第二才是賺錢。辦特區應該讓投資者賺錢，他們有錢賺，才會大批來，隻有他們賺到錢，特區也才能賺到錢，這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思路轉開來後，他們又著手重新草擬“條例”。
就在吳南生於京西會議上匯報特區條例起草情況之後的第十天，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在《特區條例》有無必要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問題上，兩派意見針鋒相對。反對者說：《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是廣東省的地方法規，要全國人大通過，無此先例。
以吳南生為代表的另一派則力主必須由人大通過，他說：“特區是中國的特區，不過是在廣東辦。”
他用從沒有過的生硬口吻對穀牧說：“社會主義搞特區是史無前例的，如果這個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通過，我們不敢辦特區。”
最後吳南生把求援電話直接打到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元帥的家裏，懇求說：“葉帥呀，辦特區這樣一件大事，不能沒有一個國家最高立法機構批準的有權威的法規呀!”
據吳南生後來回憶，葉帥聽了他的電話，隻說了三個字：“知道了。”
葉帥把吳南生的“道理”擺到了全國人大：“特區不是廣東的特區，特區是中國的特區。”
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委員長親自主持了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時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受國務院委托，在會上作了有關建立特區和製定《特區條例》的說明。
《特區條例》獲準通過。
8月26日成了中國經濟特區的成立紀念日。
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裏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紐約時報》以節製的驚歎寫道，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
第一部分
1980：“特區第一風波”（1）
1980年的6月13日，廣東省委書記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一行六人，乘火車來到了還是一張白紙的深圳。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吳南生的當務之急是在這張白紙上繪出一個壯麗如畫的現代化大都市圖。
經過兩個月的勘測規劃，設計團擬訂了深圳特區的疆域：北麵以山為界，南邊以深圳河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東部把可能辟為旅遊區的小梅沙也劃了進來，總麵積為327.5平方公裏，形成一個東西長49公裏、南北寬7公裏的狹長地帶，而實際可供開發的麵積，約為110平方公裏。
市委把新的規劃方案直呈國務院，迅速得到批準。
按照原來的設想，深圳市委決定最好是在靠近打算開辟為口岸的皇崗北部劃出一片地進行開發，並且作了詳細的規劃方案。但是開設皇崗口岸，在當時隻是作為一種構想向港英當局傳遞過信息，雙方實際上並沒有認真會談過，也沒有做任何可行性研究。
一場傾盆大雨使形勢逆轉直下。
這場大雨從7月27日上午10點開始下，不到兩個小時，羅湖一帶就變成了一片汪洋澤國。據《共產黨員舒成友》一書記載：市領導和來參加深圳城市規劃的專家租賃的新園招待所水淹到腰際，專家們嘔心瀝血得到的規劃設計圖紙也被泡在水中，來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褲腿在糞便浮起的車站中穿過，低窪地帶到處是告急、喊救聲……
卷起褲腿，在沒膝的大水中指揮救災工作的吳南生，和分管基建的副市長羅昌仁徹底明白，欲治深圳，必先治羅湖國門大水。否則，一切都是空耗！
工程師們粗略算了一下，深圳特區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資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開發4平方公裏，最少也要投資10億元以上，加上根治羅湖水患需要的巨額資金，這對於“五子登科”（經濟特區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寶安縣委的班子、小墟鎮的底子、窮得簡直不成個樣子）的特區簡直是一個不敢想象的天文數字。
在醞釀建立特區時，鄧小平就明確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
吳南生在1979年12月向中央報告時，也白紙黑字表態：“建設特區除了必要的開辦費和少量基礎工程費用之外，其它大量投資要盡量利用外資，盡力做到不用國家投資，而又能在較短時間內，在若幹平方公裏麵積上建成一個新工業區，並為國家多創外匯。”
吳南生無計可施，急得抓耳撓腮。最後，他隻好厚著臉皮向穀牧“化緣”，說:“沒有‘酵母’做不成麵包。深圳現在還沒有條件向國外貸款，能不能給點國家貸款，作為酵母？ ”
吳南生接著解釋:“深圳特區原來有先開發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這回一場大水使我們認識到深圳應該先開發羅湖。這樣，既可擴大火車站和口岸的地域，為不久的將來興建聯檢大樓和通關橋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開挖山上100多萬立方米的土石方，填高羅湖鐵路東至文錦渡路近兩平方多公裏的低窪地帶，使其不受水淹，變成可以興建高層樓宇的黃金用地。維持羅湖口岸人流東進西出的傳統習慣。況且，羅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資者，又可以節約開發的投資。”
吳南生還介紹說:“我們準備第一步在羅湖開發0.8平方公裏，按每平方米投資90元的標準搞好‘五通一平’，這至少要7000萬元。不過開發成功後，可以拿出40萬平方米土地作為商業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幣，總收入不會少於20億港元。深圳開發這一盤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龍騰虎躍了。”
穀牧是位建設行家，他認為吳南生的設想切實可行，爽快地答應:“行！我先幫你貸3000萬元。”
吳南生喜滋滋地，忙向穀牧立下軍令狀:“有了‘酵母’，特區以後的建設可以做到不用國家的投資了。”
9月中旬，3000萬元貸款打入了特區賬戶，整個深圳市像過年一樣，沉浸在大戰前夕緊張而興奮的氣氛中。10月初，市委常委和工程師們在一間用鐵皮臨時搭成的小會議室裏，召開了“群英會”，討論特區開發第一炮選址問題。
可當討論到工程師們提出的先開發羅湖小區議案時，一場大戰突然爆發。
工程師提出，羅湖毗鄰香港，是一片旺財、旺地的黃金地段，可先開發作為商業性用地，引進外資，開發房地產及商業，用來還貸付息，積累資金，並可改變國門麵貌。
但有的領導站出來表示極力反對，說:“羅湖地勢低窪，年年發大水，開發羅湖，無疑等於‘拋錢落水’，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還不如將這些錢用來搞農田基本建設。”
特別是知道穀牧給了3000萬之後，反對聲更甚。一位堅決主張開發上步和福田的常委勃然大怒，拍桌質問：“我們是要建設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特區，還是死搬國外所謂加工區的模式？是依靠廣大幹部群眾，還是隻靠少數人另搞一套？主要領導成員是集中精力抓好大事，還是整天埋頭同外商談生意？對外商是一視同仁廣泛爭取，還是隻圍繞幾個熟人兜小圈子？……”
吳南生語重心長地對持反對意見的領導說:“如果現在不堅決作出決策，耽擱了組織隊伍和做好各種準備工作的時間，很快，雨季就要到來，移羅湖山填高羅湖窪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個特區建設也同樣要拖延多一年，我們一定不能這樣做! ”
按照施工的方案，第一步是開挖羅湖山南麵的山坡，回填深圳河北邊的窪地，為日後興建新的聯檢大樓提供用地；第二步是開挖北麵山坡，回填羅湖鐵路兩旁的低窪水地，鋪築建設路、和平路。
深圳河北岸80萬平方米的挖填任務，不出60天便勝利完成。偌大的羅湖山砍去了南邊，深圳河北麵那片低窪地再也看不見了，平均墊高了一米多，有的地段墊高達1.7米。
但在工程如火如荼進行到11月，一個電報發到中共廣東省委去，內容是說：搬羅湖山填鐵路的低窪地是未經市委常委會議討論的。我們是最先來到深圳的人，最了解當地情況，深圳市開發建設的重點應該放在上步，而不應該放在羅湖。搬羅湖山是錯誤的，影響了火車通行，請求派人來處理。
第一部分
1980：“特區第一風波”（2）
不幾天，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來到深圳聽取各方對搬羅湖山的意見。
會後，省委對雙方的意見作了調查研究，認為深圳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是正確的，搬掉羅湖山，回填窪地，對開發羅湖小區是最為經濟合理的方案，應堅決執行。
12月8日至9日，穀牧和江澤民在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等的陪同下，視察了深圳特區，聽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匯報，其中“羅湖風波”是匯報的重點問題之一。
江澤民在廣東省委常委會議上說:“（建國後）30年的南大門，一下雨就泡在水裏。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裏，香港來的人，高跟鞋、絲襪子都泡在水裏，羅湖、文錦渡無論如何都要搞得最好。”
據深圳市委書記黃施民回憶，1980年8月，江澤民“下車時適逢暴雨，水淹國門，旅客攜鞋捋褲，至為狼狽。江澤民聽了爭論後說：‘老天爺給我作了一個最好的匯報，你們不用爭論了。’”
胡耀邦為“蛇口遭遇卡脖子”震怒
蛇口建設之初，外商打長途聯係業務還得跑去廣州，這著實急壞了袁庚，他隻得與香港一家通訊公司聯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打算從香港拉一條海底電纜過來，開通直撥香港的程控電話。是年7月4日，香港招商局與香港大東通信係統有限公司達成協議：由大東公司負責供應及安裝設於蛇口工業區的電話交換機以及連接蛇口與深圳兩地的微波通信係統。該電話交換機在設備上可供600戶使用，可以滿足整個蛇口工業區的通信所需；該微波係統將設有微波線路60條，蛇口、深圳、香港之間電話可以自動直撥；並附有電傳設備供蛇口與香港及我國內地電信聯係。
但是此舉犯了“大忌”——郵電通信是國家專控專管的行業，一個企業怎能自辦通信？這下可惹怒了某些部門，一時間“泄露國家機密”、“損害國家利益”等大帽子鋪天蓋地而來。蛇口工業區又是請求，又是匯報，郵電部門總算有了答複：可以自辦通信，但必須使用國產設備，建成後由郵電部門管理。後來，考慮到國產通信設備落後，郵電部門又回複：同意進口設備，但最快3年才能交付使用。
袁庚的老戰友、時任蛇口工業區指揮部副總指揮且一直為此事四處奔波、四處碰壁的許智明再也忍無可忍了，他指著有關部門哭罵：“你們他媽的還支不支持改革開放，蛇口連電話也通不了，還怎麽改革開放？”
萬般無奈之下，袁庚隻好把問題 “捅”到北京。
於是， 8月8日，江澤民奉穀牧之命帶領工作組冒雨來到深圳，在聽取工業區建設指揮部負責人許智明、郭日鳳的工作匯報後，江澤民明確表態說：“通信是個大問題，和外商合作建廠，通信不便是不行的……蛇口工業區為了適應和外商合營的需要，自己籌錢建設由蛇口經深圳通香港的微波電話，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電話建設過程中屬於要由深圳市郵電局和廣東省郵電局幫助解決的問題，請秦(文俊)書記回去跟他們談；屬於郵電部解決的問題，請秦書記打電話告訴我，我找朱部長幫助解決。”
回到北京不久，江澤民就接到胡耀邦對蛇口工業區建設的重要批示。9月3日，新華社刊出題為“蛇口工業區建設中碰到的幾個‘卡脖子’問題”的國內動態清樣，胡耀邦在清樣上批示：“穀牧同誌：中央現在決心堅決反掉各種形形式式的官僚主義，特區是否有卡脖子的官僚主義，是否有攔路打劫的官僚主義，建議你抓住這個‘麻雀’，弄個水落石出，必要時製裁一點人(最好是采取經濟製裁)，否則不但官僚主義克服不了，四化遙遙無期。”
穀牧將此事轉交江澤民處理。9月12日上午，國家進出口管委會召集會議，由江澤民主持，郵電部、外貿部、海關總署、深圳市委等單位的負責人和幹部，以及招商局駐京辦事處有關人員參加了會議。會上，江澤民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然後就反映的蛇口工業區建設中碰到的問題進行討論。
會議最後通過郵電部在8月21日的決定，即在深圳市通信設備解決前，蛇口工業區可先行安裝一台進口的專用交換機，可直撥香港等地，由招商局自行管理；技術工人和技術幹部首先由廣東省解決，省內解決不了的可在全國範圍內調配，也可以在全國招聘；施工設備在特區內使用免稅進口；關於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給鋪柏油的問題，在座人定不了，待下午劉田夫(廣東省省長)來時再定。江澤民在會上還多次講到，請大家支持工業區，開點綠燈。
在江澤民的直接過問下，蛇口工業區通信建設飛速進展。1981年8月13日，微波通信站正式建成，蛇口與海內外各地的信息開始溝通，連成一片，其他幾個“卡脖子”問題此後也順利得到解決。
第一部分
1981：吳南生幾乎被20個億壓扁
經中央批準，最初的深圳特區像一個狹長的大餅，長為49公裏，南北最寬僅7公裏，麵積為327.5平方公裏。根據專家設計的藍圖，市委、市政府決定先期開發上步地區，麵積為38.5平方公裏。但這麽大的麵積，僅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幣，總開發資金不會低於250個億。即使第一期隻開發4平方公裏，最少也得近20億元。
一文錢憋壞英雄漢。20個億對於剛剛起步的深圳來說確實是個天文數字。吳南生後來回憶起這一段焦頭爛額的日子時，歎道:“我的腦袋簡直被壓扁了。”
吳南生想出了兩個絕招。
一是五個手指攢成拳頭，集中火力，攻其一點。他的想法是，首先開發0.8平方公裏的羅湖。吳南生給大家算了另一筆賬，他說，開發這0.8平方公裏隻需要7200萬元。開發出來後，不僅可以拿出40萬平方米作為商業用地，還能收入20億港元。有了這20億港元，我們就有了下一步開發的資金，就可以一變二，二變四，開發的雪球越滾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兩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遊說外商，用嘴皮子把他們“引”進來投資辦廠，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各銀行籌款。
當時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長羅昌仁回憶說：“國家對深圳的投資，當時隻有百分之二，現在算來隻有百分之一點幾。我們是靠自己籌款。靠自己籌款搞基本建設，這在當時可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書記周鼎特別善於“攻關排雷”。
某一日。周鼎將外地的銀行行長們請到深圳來開籌款會，銀行家們的提問像連珠炮：借錢是可以的，我們也有點錢，但借錢不是不還的，你們什麽時候還？你們還得了嗎？你們連條馬路連間工廠都沒有，什麽時候建起來？什麽時候開工什麽時候生產？你請來這麽多的行長，借的越多，還的時間就越長。
周鼎說：你們別擔心，我借你們短的，三個月就還你們。
行長們叫道：三個月？我們怕你三年都還不了喲!
周鼎說：怎麽還不了，我借你的三個月，再借他的還你嘛。
行長們都笑了，說：你這是典型的拆東牆補西牆呀!
“深圳發生驚天賣國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當屬羅湖小區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駱錦星。這位為錢急瘋了的指揮官想出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賣地”，準確地說就是土地出租。
駱錦星想，羅湖小區有0.8平方公裏，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價格租出，那麽租金至少有40億元。拿這40億元，再去搞通電、通水……通什麽都有錢了。還有，辦特區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國人來投資嗎？他們租了地，自然會過來蓋大樓；他們蓋了樓，幾十年後還是我們的地。也就是說，我們不花一分錢，讓外商從口袋中掏錢出來，替我們造了一片羅湖商業區！劃算！
但要把地“租”給洋人，“租”給資本家，這可不是一件小事。
駱錦星回憶說：“說實在話，有些怕。雖然，辦這個事情並非我一人，還有許許多多的同誌。怕什麽？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時說我們‘賣國’呀。為此我借來了一大堆馬列著作。說實在話，我是第一次認認真真地啃這些原巨著。”
“我隻是希望祖師爺對租地有論述，隻要他們說可以幹，我就不怕了！”
萬幸的是，他在《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了有關於地租的理論。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曾主張“資為社用”，他說：“不怕租出格羅茲內的1/4和巴庫的1/4，我們就利用它——來使其餘的3/4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研究資料表明，蘇聯有2/3的大型工業企業是用美國的技術援助建成的，他們還聘請了一支2萬人的美、德、意專家作為“援軍”。
特區發展公司總經理司馬鹿、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與市委秘書長丁勵鬆商量了一整夜，結論是：“祖師爺說過，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傳出後，一位深諳中國官場“訣竅”的市委領導建議，“還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償使用吧——”“這樣，宣傳起來好聽，報到上麵也好通過一些，事情呢，還是一樣的。”
於是，最早的“出租”，就這樣以“偷天換日”的形式出籠了。
這個爆炸性的消息，轟動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明報》爭相在頭版頭條位置報道。
香港德興公司，搶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興大廈。
香港中國海外投資公司隨後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豐苑大廈。
…………
據統計，從1980年到1981年，僅房地產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羅湖區投資40億港元，訂租土地4.45萬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費”計2.136億港元，基本解決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開辦費用。深圳可以建工業區了！
但這種做法立刻招致了種種批評。某單位曾經公開組織討論會，主題是：怎樣看待“前線保國防，後方賣土地”？有報紙公開刊登《舊中國租界的由來》，影射特區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開吹風:“深圳發生了驚天賣國案”。一時輿論紛紛。
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從漩渦中脫身而出。這天，全國五屆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中，肯定了“國有土地有償使用”。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在京召開。中國進入了一個風雲變幻的大時代。
1979年1月16日，廣東省派吳南生、丁勵鬆前往汕頭地區宣傳全會精神，協助市委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
汕頭是吳南生的故鄉。1936年，他年僅14歲，即成為潮汕地區重建黨組織的最早一批老戰士之一。50年代至“文化大革命”前，他曆任中共海南區黨委副書記、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長、中共中央中南局副秘書長等職。吳南生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嚴重衝擊。十年浩劫結束後，他重新出山，擔任省委常委、省委書記。
故鄉的一切讓吳南生心裏十分震驚：那些他所熟悉的樓房殘舊不堪，搖搖欲墜；街道兩旁，到處都是用竹子搭起來的橫七豎八的竹棚，裏麵住滿了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城市公共設施道路不平，電燈不明，電話不靈，經常停電，夜裏漆黑一片。市容環境衛生髒亂不堪，由於自來水管年久失修，下水道損壞嚴重，馬路汙水橫流，有些人甚至把糞便往街上倒，臭氣熏天。
曾記否，在地圖上幾乎處於廣東省“頭”部的汕頭市，不僅是“粵東之門戶，華南之要衝”，而且十分輝煌。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說它是“遠東惟一一座具有商業色彩的”城市。20世紀30年代，汕頭有“小上海”之稱。解放初期，汕頭商業繁榮，它的經濟條件和香港的差距並不大。然而，30年過去了，香港成為了亞洲“四小龍”之一，而汕頭卻滿目淒涼。
“這比我們小孩子的時候還窮啊。如果有哪一個電影製片廠要拍攝國民黨黑暗統治的鏡頭，就請到汕頭來取背景。” 吳南生十分氣憤。
葉劍英元帥多次攥著吳南生的手，焦慮地對他說：南生啊，我們家鄉實在是太窮啦，你們有什麽辦法沒有？快想想辦法，把經濟搞上去!
窮則生變。但如何才能盡快變得富裕起來？吳南生心中沒底。一位新加坡的朋友給他出了個大膽的主意：“你敢不敢辦像台灣那樣的出口加工區？敢不敢辦像自由港這一類東西？如果敢辦，那最快。”他說，“你看新加坡、香港，他們的經濟就是這樣發展的！”
吳南生恍然大悟。對呀！我們能不能也像海外辦出口加工區一樣，把汕頭市劃出來，對外開放，辦出口加工區，吸引外商投資辦企業呢？
21日夜裏，吳南生不顧正感冒發燒，迫不及待地用電話發了1300字的電報給習仲勳、楊尚昆同誌和省委，匯報了自己的想法。
28日下午，吳南生從汕頭回廣州。當天晚上，習仲勳同誌就到吳家中和他交換了意見。
3月3日，吳南生在省委常委會議上說：“現在國家的經濟已到了崩潰的邊緣了，我們應該怎麽辦？我提議廣東先走一步。在汕頭劃出一塊地方搞試驗，用各種優惠的政策來吸引外資，把國外先進的東西吸引到這塊地方來。因為：第一，在全省來說，除廣州之外，汕頭是對外貿易最多的地方，每年有一億美元的外匯收入，搞對外經濟活動比較有經驗。第二，潮汕地區海外的華僑、華人是全國最多的，約占我國海外華人的三分之一。其中許多是在海外有影響的人物，我們可以動員他們回來投資。第三，汕頭地處粵東，偏於一隅，萬一辦不成，失敗了，也不會影響太大。”
“如果省委同意，我願意到汕頭搞試驗。如果要殺頭，就殺我好啦!” 吳南生義無反顧地向省委請纓。
在這之前，廣東省委也曾收到寶安縣關於把深圳辦成出口基地的報告，新華社記者何雲華也提過類似的建議。因此，省委在討論時一致同意這一大違“天條”的設想，並且更為激進，認為廣東不單是應在汕頭辦出口加工區，還應該在深圳、珠海辦。
“要搞，全省都搞！” 習仲勳橫下一條心，當即表態，“先起草意見，4月中央工作會議時，我帶去北京。”
4月l、2日，在楊尚昆的主持下，廣東省委常委會議同意向中央提出要求允許廣東“先走一步”的意見。明確了在深圳、珠海和汕頭搞出口工業區的意見後，大家才發現差點忘了大事——這名稱叫啥呢？名不正則言不順啊。
叫“出口加工區”，會與台灣的名稱一樣；叫“自由貿易區”，又怕被認為是搞資本主義；叫“貿易出口區”，那又不像。眼看著一時定不下來，最後隻好勉強安了一個“貿易合作區”的名稱。
在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習仲勳和吳南生先向正在廣州的葉劍英元帥匯報了廣東的設想，葉劍英元帥非常高興，催著他們說:“你們要快些向小平同誌匯報。”
汕頭，原本是中國經濟特區的發祥地，孰料想深圳劍走偏鋒，從一開頭就完全掩壓了汕頭的風采，以至後來極少有人會把它跟中國經濟特區的源頭聯係起來。
第一部分
特區向中央要權
４月５日至２８日，中央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及主管經濟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
4月8日，習仲勳在中南組發言。他說：現在中央權力過於集中，地方感到辦事難，沒有權，很難辦。接著他提出：“廣東鄰近港澳，華僑眾多，應充分利用這個有利條件，積極開展對外經濟技術交流。這方麵，希望中央給點權，讓廣東先走一步，放手幹。”
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聽了一愣，問習仲勳：“你們想要什麽權？”
習仲勳說：“如果廣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可能幾年就搞上去了，但是在現在的體製下，就不容易上去。”
所謂的“現在的體製”，指的就是計劃經濟體製。盡管此時已開始在私下裏悄悄對實行了近30年的計劃經濟體製進行反思，但沒有人敢從正麵對計劃經濟體製進行一絲抨擊，直到兩年後，鄧小平才第一次提出：“說市場經濟隻存在於資本主義社會，隻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這肯定是不正確的。”
廣東把這個設想向鄧小平作了匯報。1979年４月，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各個小組會議發言後，穀牧同誌向鄧小平同誌匯報說：廣東省委提出，要求在改革開放中“先行一步”，劃出深圳、珠海、汕頭等地區，實行特殊的政策措施，以取得改革開放、發展經濟的經驗。但是，這些地方該叫什麽名稱才好？原來有“貿易合作區”、“出口工業區”等等，都覺得不合適，定不下來。小平同誌很讚成“先行一步”的做法。他說：“就叫特區嘛！陝甘寧就是特區。”
當天晚上，穀牧在晚餐後散步到中南海東南角，又見到小平同誌，一見麵小平同誌就問：“穀牧，今天上午我說的話你聽明白了嗎？廣東那幾個地方就叫‘特區’。”穀牧說：“明白了。”
穀牧當晚把這一消息告訴了習仲勳。第二天上午，習仲勳揣著一肚子疑惑來找穀牧，問：“叫做‘特區’了，那以後廣東還管不管？是不是直接由中央管？”穀牧笑著說：“不是，還是由廣東管。”
不過，北京迅即傳出另外一種聲音:“陝甘寧邊區是政治特區，不是經濟特區，他不懂。”說這句話的人是站在反對設置特區的立場上的，但這從反麵啟發了吳南生，覺得這個人說的話有道理，陝甘寧邊區確實是政治特區，但是我們不妨把我們要建設的地方就叫經濟特區吧。
經濟特區這名字一提出來，反對的聲音好像少了不少。
《紐約時報》驚歎：“鐵幕拉開了！”
一位海外朋友對吳南生說：“無法可依，無規可行，要人家來投資，誰敢來？特區要同國際市場打交道，就不能開國際玩笑。”
這話促使吳南生在《關於試辦深圳、珠海、汕頭出口特區的初步設想(初稿)》中，強烈地“建議中央有關單位盡快提出一些立法和章程”。吳南生還抓住穀牧到廣東的機會，大力遊說：“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搞《特區法》、《特區條例》。”
《特區條例》的起草工作在50號文件出台半個月後正式啟動。由吳南生總負責，秦文俊和原陶鑄秘書丁勵鬆具體負責。
經過一個月夜以繼日的工作，“特區條例”的初稿終於完成，初稿除送交省委審定外，他們還邀請了一些香港知名人士開會座談。與會人士提出了許多尖銳的批評意見。大部分人認為，“條例”的起草者思想還不夠解放，對投資者懷有太多的戒備心理，深怕國門打開之後，外商來多了管不住，因此“條例”中盡是這樣的規定：不得這樣，不得那樣，應該怎樣。如果說得不客氣，這不是一個歡迎、鼓勵外商投資的“條例”，而是個怎樣限製投資者的“條例”。
這些中肯的批評意見，使“條例”起草者深受啟發。對投資者，包括港澳同胞、海外僑胞，正確的態度應該是：一要讓他們賺錢，二才是愛國，不能要求人家第一是愛國，第二才是賺錢。辦特區應該讓投資者賺錢，他們有錢賺，才會大批來，隻有他們賺到錢，特區也才能賺到錢，這是相輔相成的辯證關係。思路轉開來後，他們又著手重新草擬“條例”。
就在吳南生於京西會議上匯報特區條例起草情況之後的第十天，廣東省第五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審議並原則通過了《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
在《特區條例》有無必要提請全國人大審議通過的問題上，兩派意見針鋒相對。反對者說：《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是廣東省的地方法規，要全國人大通過，無此先例。
以吳南生為代表的另一派則力主必須由人大通過，他說：“特區是中國的特區，不過是在廣東辦。”
他用從沒有過的生硬口吻對穀牧說：“社會主義搞特區是史無前例的，如果這個條例沒有在全國人大通過，我們不敢辦特區。”
最後吳南生把求援電話直接打到全國人大委員長葉劍英元帥的家裏，懇求說：“葉帥呀，辦特區這樣一件大事，不能沒有一個國家最高立法機構批準的有權威的法規呀!”
據吳南生後來回憶，葉帥聽了他的電話，隻說了三個字：“知道了。”
葉帥把吳南生的“道理”擺到了全國人大：“特區不是廣東的特區，特區是中國的特區。”
1980年8月26日，葉劍英委員長親自主持了五屆人大第十五次會議。時任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江澤民受國務院委托，在會上作了有關建立特區和製定《特區條例》的說明。
《特區條例》獲準通過。
8月26日成了中國經濟特區的成立紀念日。
在特區條例公布後的幾天，最困擾著深圳河——其實也是最困擾著社會主義中國的偷渡外逃現象，突然消失了！那成千上萬藏在梧桐山的大石後、樹林裏準備外逃的人群完全消失了。
《紐約時報》以節製的驚歎寫道，鐵幕拉開了，中國大變革的指針正轟然鳴響。
第一部分
1980：“特區第一風波”（1）
1980年的6月13日，廣東省委書記兼深圳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一行六人，乘火車來到了還是一張白紙的深圳。根據中央和省委的指示，吳南生的當務之急是在這張白紙上繪出一個壯麗如畫的現代化大都市圖。
經過兩個月的勘測規劃，設計團擬訂了深圳特區的疆域：北麵以山為界，南邊以深圳河為隔，西部至珠江口岸，東部把可能辟為旅遊區的小梅沙也劃了進來，總麵積為327.5平方公裏，形成一個東西長49公裏、南北寬7公裏的狹長地帶，而實際可供開發的麵積，約為110平方公裏。
市委把新的規劃方案直呈國務院，迅速得到批準。
按照原來的設想，深圳市委決定最好是在靠近打算開辟為口岸的皇崗北部劃出一片地進行開發，並且作了詳細的規劃方案。但是開設皇崗口岸，在當時隻是作為一種構想向港英當局傳遞過信息，雙方實際上並沒有認真會談過，也沒有做任何可行性研究。
一場傾盆大雨使形勢逆轉直下。
這場大雨從7月27日上午10點開始下，不到兩個小時，羅湖一帶就變成了一片汪洋澤國。據《共產黨員舒成友》一書記載：市領導和來參加深圳城市規劃的專家租賃的新園招待所水淹到腰際，專家們嘔心瀝血得到的規劃設計圖紙也被泡在水中，來自香港的旅客不得不卷起褲腿在糞便浮起的車站中穿過，低窪地帶到處是告急、喊救聲……
卷起褲腿，在沒膝的大水中指揮救災工作的吳南生，和分管基建的副市長羅昌仁徹底明白，欲治深圳，必先治羅湖國門大水。否則，一切都是空耗！
工程師們粗略算了一下，深圳特區光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投資最少要90元以上，第一期開發4平方公裏，最少也要投資10億元以上，加上根治羅湖水患需要的巨額資金，這對於“五子登科”（經濟特區的帽子、深圳市委的牌子、寶安縣委的班子、小墟鎮的底子、窮得簡直不成個樣子）的特區簡直是一個不敢想象的天文數字。
在醞釀建立特區時，鄧小平就明確說：“中央沒有錢，你們自己去搞，要殺出一條血路來! ”
吳南生在1979年12月向中央報告時，也白紙黑字表態：“建設特區除了必要的開辦費和少量基礎工程費用之外，其它大量投資要盡量利用外資，盡力做到不用國家投資，而又能在較短時間內，在若幹平方公裏麵積上建成一個新工業區，並為國家多創外匯。”
吳南生無計可施，急得抓耳撓腮。最後，他隻好厚著臉皮向穀牧“化緣”，說:“沒有‘酵母’做不成麵包。深圳現在還沒有條件向國外貸款，能不能給點國家貸款，作為酵母？ ”
吳南生接著解釋:“深圳特區原來有先開發上步和福田的方案，但都是‘老虎吃天，無從下口’。這回一場大水使我們認識到深圳應該先開發羅湖。這樣，既可擴大火車站和口岸的地域，為不久的將來興建聯檢大樓和通關橋梁提供土地，又可利用開挖山上100多萬立方米的土石方，填高羅湖鐵路東至文錦渡路近兩平方多公裏的低窪地帶，使其不受水淹，變成可以興建高層樓宇的黃金用地。維持羅湖口岸人流東進西出的傳統習慣。況且，羅湖最接近香港，最能吸引投資者，又可以節約開發的投資。”
吳南生還介紹說:“我們準備第一步在羅湖開發0.8平方公裏，按每平方米投資90元的標準搞好‘五通一平’，這至少要7000萬元。不過開發成功後，可以拿出40萬平方米土地作為商業用地，就算每平方米土地收入5000元港幣，總收入不會少於20億港元。深圳開發這一盤大棋就下活了，就可以龍騰虎躍了。”
穀牧是位建設行家，他認為吳南生的設想切實可行，爽快地答應:“行！我先幫你貸3000萬元。”
吳南生喜滋滋地，忙向穀牧立下軍令狀:“有了‘酵母’，特區以後的建設可以做到不用國家的投資了。”
9月中旬，3000萬元貸款打入了特區賬戶，整個深圳市像過年一樣，沉浸在大戰前夕緊張而興奮的氣氛中。10月初，市委常委和工程師們在一間用鐵皮臨時搭成的小會議室裏，召開了“群英會”，討論特區開發第一炮選址問題。
可當討論到工程師們提出的先開發羅湖小區議案時，一場大戰突然爆發。
工程師提出，羅湖毗鄰香港，是一片旺財、旺地的黃金地段，可先開發作為商業性用地，引進外資，開發房地產及商業，用來還貸付息，積累資金，並可改變國門麵貌。
但有的領導站出來表示極力反對，說:“羅湖地勢低窪，年年發大水，開發羅湖，無疑等於‘拋錢落水’，勞民傷財，得不償失，還不如將這些錢用來搞農田基本建設。”
特別是知道穀牧給了3000萬之後，反對聲更甚。一位堅決主張開發上步和福田的常委勃然大怒，拍桌質問：“我們是要建設一個綜合性的經濟特區，還是死搬國外所謂加工區的模式？是依靠廣大幹部群眾，還是隻靠少數人另搞一套？主要領導成員是集中精力抓好大事，還是整天埋頭同外商談生意？對外商是一視同仁廣泛爭取，還是隻圍繞幾個熟人兜小圈子？……”
吳南生語重心長地對持反對意見的領導說:“如果現在不堅決作出決策，耽擱了組織隊伍和做好各種準備工作的時間，很快，雨季就要到來，移羅湖山填高羅湖窪地的工作，就要被拖延多一年，而整個特區建設也同樣要拖延多一年，我們一定不能這樣做! ”
按照施工的方案，第一步是開挖羅湖山南麵的山坡，回填深圳河北邊的窪地，為日後興建新的聯檢大樓提供用地；第二步是開挖北麵山坡，回填羅湖鐵路兩旁的低窪水地，鋪築建設路、和平路。
深圳河北岸80萬平方米的挖填任務，不出60天便勝利完成。偌大的羅湖山砍去了南邊，深圳河北麵那片低窪地再也看不見了，平均墊高了一米多，有的地段墊高達1.7米。
但在工程如火如荼進行到11月，一個電報發到中共廣東省委去，內容是說：搬羅湖山填鐵路的低窪地是未經市委常委會議討論的。我們是最先來到深圳的人，最了解當地情況，深圳市開發建設的重點應該放在上步，而不應該放在羅湖。搬羅湖山是錯誤的，影響了火車通行，請求派人來處理。
第一部分
1980：“特區第一風波”（2）
不幾天，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來到深圳聽取各方對搬羅湖山的意見。
會後，省委對雙方的意見作了調查研究，認為深圳城市建設總體規劃是正確的，搬掉羅湖山，回填窪地，對開發羅湖小區是最為經濟合理的方案，應堅決執行。
12月8日至9日，穀牧和江澤民在廣東省委第一書記任仲夷等的陪同下，視察了深圳特區，聽取了深圳市委的工作匯報，其中“羅湖風波”是匯報的重點問題之一。
江澤民在廣東省委常委會議上說:“（建國後）30年的南大門，一下雨就泡在水裏。我8月份去，就泡在水裏，香港來的人，高跟鞋、絲襪子都泡在水裏，羅湖、文錦渡無論如何都要搞得最好。”
據深圳市委書記黃施民回憶，1980年8月，江澤民“下車時適逢暴雨，水淹國門，旅客攜鞋捋褲，至為狼狽。江澤民聽了爭論後說：‘老天爺給我作了一個最好的匯報，你們不用爭論了。’”
胡耀邦為“蛇口遭遇卡脖子”震怒
蛇口建設之初，外商打長途聯係業務還得跑去廣州，這著實急壞了袁庚，他隻得與香港一家通訊公司聯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打算從香港拉一條海底電纜過來，開通直撥香港的程控電話。是年7月4日，香港招商局與香港大東通信係統有限公司達成協議：由大東公司負責供應及安裝設於蛇口工業區的電話交換機以及連接蛇口與深圳兩地的微波通信係統。該電話交換機在設備上可供600戶使用，可以滿足整個蛇口工業區的通信所需；該微波係統將設有微波線路60條，蛇口、深圳、香港之間電話可以自動直撥；並附有電傳設備供蛇口與香港及我國內地電信聯係。
但是此舉犯了“大忌”——郵電通信是國家專控專管的行業，一個企業怎能自辦通信？這下可惹怒了某些部門，一時間“泄露國家機密”、“損害國家利益”等大帽子鋪天蓋地而來。蛇口工業區又是請求，又是匯報，郵電部門總算有了答複：可以自辦通信，但必須使用國產設備，建成後由郵電部門管理。後來，考慮到國產通信設備落後，郵電部門又回複：同意進口設備，但最快3年才能交付使用。
袁庚的老戰友、時任蛇口工業區指揮部副總指揮且一直為此事四處奔波、四處碰壁的許智明再也忍無可忍了，他指著有關部門哭罵：“你們他媽的還支不支持改革開放，蛇口連電話也通不了，還怎麽改革開放？”
萬般無奈之下，袁庚隻好把問題 “捅”到北京。
於是， 8月8日，江澤民奉穀牧之命帶領工作組冒雨來到深圳，在聽取工業區建設指揮部負責人許智明、郭日鳳的工作匯報後，江澤民明確表態說：“通信是個大問題，和外商合作建廠，通信不便是不行的……蛇口工業區為了適應和外商合營的需要，自己籌錢建設由蛇口經深圳通香港的微波電話，是件好事，一定要支持。微波電話建設過程中屬於要由深圳市郵電局和廣東省郵電局幫助解決的問題，請秦(文俊)書記回去跟他們談；屬於郵電部解決的問題，請秦書記打電話告訴我，我找朱部長幫助解決。”
回到北京不久，江澤民就接到胡耀邦對蛇口工業區建設的重要批示。9月3日，新華社刊出題為“蛇口工業區建設中碰到的幾個‘卡脖子’問題”的國內動態清樣，胡耀邦在清樣上批示：“穀牧同誌：中央現在決心堅決反掉各種形形式式的官僚主義，特區是否有卡脖子的官僚主義，是否有攔路打劫的官僚主義，建議你抓住這個‘麻雀’，弄個水落石出，必要時製裁一點人(最好是采取經濟製裁)，否則不但官僚主義克服不了，四化遙遙無期。”
穀牧將此事轉交江澤民處理。9月12日上午，國家進出口管委會召集會議，由江澤民主持，郵電部、外貿部、海關總署、深圳市委等單位的負責人和幹部，以及招商局駐京辦事處有關人員參加了會議。會上，江澤民傳達了胡耀邦的批示，然後就反映的蛇口工業區建設中碰到的問題進行討論。
會議最後通過郵電部在8月21日的決定，即在深圳市通信設備解決前，蛇口工業區可先行安裝一台進口的專用交換機，可直撥香港等地，由招商局自行管理；技術工人和技術幹部首先由廣東省解決，省內解決不了的可在全國範圍內調配，也可以在全國招聘；施工設備在特區內使用免稅進口；關於200米左右一段公路不給鋪柏油的問題，在座人定不了，待下午劉田夫(廣東省省長)來時再定。江澤民在會上還多次講到，請大家支持工業區，開點綠燈。
在江澤民的直接過問下，蛇口工業區通信建設飛速進展。1981年8月13日，微波通信站正式建成，蛇口與海內外各地的信息開始溝通，連成一片，其他幾個“卡脖子”問題此後也順利得到解決。
第一部分
1981：吳南生幾乎被20個億壓扁
經中央批準，最初的深圳特區像一個狹長的大餅，長為49公裏，南北最寬僅7公裏，麵積為327.5平方公裏。根據專家設計的藍圖，市委、市政府決定先期開發上步地區，麵積為38.5平方公裏。但這麽大的麵積，僅僅搞“五通一平”，每平方米至少要90元人民幣，總開發資金不會低於250個億。即使第一期隻開發4平方公裏，最少也得近20億元。
一文錢憋壞英雄漢。20個億對於剛剛起步的深圳來說確實是個天文數字。吳南生後來回憶起這一段焦頭爛額的日子時，歎道:“我的腦袋簡直被壓扁了。”
吳南生想出了兩個絕招。
一是五個手指攢成拳頭，集中火力，攻其一點。他的想法是，首先開發0.8平方公裏的羅湖。吳南生給大家算了另一筆賬，他說，開發這0.8平方公裏隻需要7200萬元。開發出來後，不僅可以拿出40萬平方米作為商業用地，還能收入20億港元。有了這20億港元，我們就有了下一步開發的資金，就可以一變二，二變四，開發的雪球越滾越大。
另外一招是靠兩皮：嘴皮和地皮。就是去遊說外商，用嘴皮子把他們“引”進來投資辦廠，去向中央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區、各銀行籌款。
當時主管基建的深圳市副市長羅昌仁回憶說：“國家對深圳的投資，當時隻有百分之二，現在算來隻有百分之一點幾。我們是靠自己籌款。靠自己籌款搞基本建設，這在當時可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在他的印象中，市委副書記周鼎特別善於“攻關排雷”。
某一日。周鼎將外地的銀行行長們請到深圳來開籌款會，銀行家們的提問像連珠炮：借錢是可以的，我們也有點錢，但借錢不是不還的，你們什麽時候還？你們還得了嗎？你們連條馬路連間工廠都沒有，什麽時候建起來？什麽時候開工什麽時候生產？你請來這麽多的行長，借的越多，還的時間就越長。
周鼎說：你們別擔心，我借你們短的，三個月就還你們。
行長們叫道：三個月？我們怕你三年都還不了喲!
周鼎說：怎麽還不了，我借你的三個月，再借他的還你嘛。
行長們都笑了，說：你這是典型的拆東牆補西牆呀!
“深圳發生驚天賣國案”
最富有想象力的當屬羅湖小區建設指揮部副指揮駱錦星。這位為錢急瘋了的指揮官想出了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主意——“賣地”，準確地說就是土地出租。
駱錦星想，羅湖小區有0.8平方公裏，如果以每平方米5000元的價格租出，那麽租金至少有40億元。拿這40億元，再去搞通電、通水……通什麽都有錢了。還有，辦特區不就是要吸引香港人、外國人來投資嗎？他們租了地，自然會過來蓋大樓；他們蓋了樓，幾十年後還是我們的地。也就是說，我們不花一分錢，讓外商從口袋中掏錢出來，替我們造了一片羅湖商業區！劃算！
但要把地“租”給洋人，“租”給資本家，這可不是一件小事。
駱錦星回憶說：“說實在話，有些怕。雖然，辦這個事情並非我一人，還有許許多多的同誌。怕什麽？怕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時說我們‘賣國’呀。為此我借來了一大堆馬列著作。說實在話，我是第一次認認真真地啃這些原巨著。”
“我隻是希望祖師爺對租地有論述，隻要他們說可以幹，我就不怕了！”
萬幸的是，他在《資本論》和列寧的著作中找到了有關於地租的理論。
十月革命勝利初期，列寧曾主張“資為社用”，他說：“不怕租出格羅茲內的1/4和巴庫的1/4，我們就利用它——來使其餘的3/4趕上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研究資料表明，蘇聯有2/3的大型工業企業是用美國的技術援助建成的，他們還聘請了一支2萬人的美、德、意專家作為“援軍”。
特區發展公司總經理司馬鹿、市委第一書記吳南生與市委秘書長丁勵鬆商量了一整夜，結論是：“祖師爺說過，可以出租土地！”
消息傳出後，一位深諳中國官場“訣竅”的市委領導建議，“還是把土地出租改成有償使用吧——”“這樣，宣傳起來好聽，報到上麵也好通過一些，事情呢，還是一樣的。”
於是，最早的“出租”，就這樣以“偷天換日”的形式出籠了。
這個爆炸性的消息，轟動了香港。翌日，香港的《文匯報》、《大公報》、《明報》爭相在頭版頭條位置報道。
香港德興公司，搶先租地5000平方米，建起了德興大廈。
香港中國海外投資公司隨後租地3000平方米，建起了海豐苑大廈。
…………
據統計，從1980年到1981年，僅房地產公司，就吸引外商在羅湖區投資40億港元，訂租土地4.45萬平方米。我方收得“土地使用費”計2.136億港元，基本解決了深圳搞“五通一平”的開辦費用。深圳可以建工業區了！
但這種做法立刻招致了種種批評。某單位曾經公開組織討論會，主題是：怎樣看待“前線保國防，後方賣土地”？有報紙公開刊登《舊中國租界的由來》，影射特區的“土地出租”就是“租界”。有人公開吹風:“深圳發生了驚天賣國案”。一時輿論紛紛。
直到1980年8月26日，深圳才從漩渦中脫身而出。這天，全國五屆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條例》中，肯定了“國有土地有償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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