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建立21世紀的新國格ZT

轉個舊貼,論一下現實:對中國人來說，民族心智和良知的代表不僅有知識分子，而且還包括了構建了我們近代文明基礎的億萬中國勞動者。

全球化陰影下的中國之路
作者：房　寧　王小東　宋　強　等著

建立21世紀的新國格

宋強

　　★　我們的有些知識分子，他們的思路好像也是總在跟著西方的趣味走的。
　　★　我們對自己民族曆史實行的總檢討，是否出現了可怕的偏頗？
　　★　批評我們的曆史錯誤應該避免重蹈我們鄰國發生的記憶性悲劇。
　　★　“說不”本身是一種弱者的姿態，想以理想主義的勇氣來感召世人。

一個寫作者通常不能扮演一名好的演講人，這一點，在本人身上體現得特別明顯。假如說我今天講的不如我當年寫“說不”那麽帶勁，敬請同學們原諒。

也許我可以做個好騙子

看著同學們一張張明朗而純真的臉，我實在不忍心欺騙你們。什麽意思呢？其實，人活在世上需要維護的東西很多，有時候，一個人對自己觀點和立場維護的程度可以同捍衛家庭財產的程度相媲美。即使在市場經濟的今天，這一點也沒有任何改變。我和我的朋友們當年“說不”，究我本意而言，我是想跟我太大說“不”的。我太大是個出國迷，她有一幫好朋友出國了，我尋思你們出去就出去唄，還一天到晚打電話回來影響別人！什麽美國比我們小時憧憬的共產主義還好（這叫什麽話？）。於是我太大去考托福，考得還可以。我氣壞了，因為如果她出去肯定沒我的戲，留美學生（特別是男的）社交環境很慘，但凡長得稍微順眼一點的中國女孩子在那兒都是俏貨，何況我那位長得還行，後果不堪設想啊。有道是，悲憤出詩人，我痛不欲生，於是我說“不”，挽救了我的婚姻。前因後果是這樣子的。

那麽，既然我有了不太純正的動因，是否就要否認掉我的真誠呢？當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時候，他把世上的人分成兩種，一種是好騙子，一種是壞騙子。我想，也許我可以做好騙子。就是說：當我的出發點沒有那麽高尚的時候，我會去檢視我的基本判斷正確還是離譜，我會不會因維護自己的觀點而到不顧事實的程度？謝天謝地，如今這並非和平的世事並沒有辜負我們當初的基本判斷。（掌聲）如果說要檢討，就是當時因為五個作者是自由組合（“美國之音”罵我們是“烏合之眾”），所以觀點不盡統一。同學們知道，《日本可以說不》的石原慎太郎當了東京的知事，這事大家很關心。石原是個壞得流膿的家夥，這一點我們大部分作者從來沒有糊塗過，但我本人在書中對日本表示了一定的好感，如果讓我檢討，我就檢討這一點吧。（熱烈的掌聲）

去年年底見到幾個韓國朋友，他們說你看吧，日本向我們韓國正式道了歉，卻沒有對你們中國這麽做。我說你們也別太得意，你們還不是拿慰安婦做讓步為交換條件做到達一點的。後來我說到日本和德國對二戰截然不同的態度，一個韓國作家對我瞪眼拍桌說你怎麽可以把日本人和德國人相比較呢？那樣做是對德國的侮辱！
子，
可是如果讓我們平心而論，我們就日本某些人（注意：絕不是少數人）頑固地否認曆史的態度中，能否汲取一些對我們有參考意義的東西。我認為做這件工作不僅是有趣的。而且是有著重大意義的。不僅某些日本人在頑強地維護著自己本國的所謂體麵，連美國人也是這麽做的。你們知道麥卡錫這個人嗎？麥卡錫那是美國的康生，冷戰時期的打手，一個不折不扣的政治流氓。可是有這麽一件事，當中國有人想把有關麥卡錫的書介紹給中國讀者的時候，美國人就說，我們找不到這樣的著作。後來催急了，幹脆就說：算了！那已經是過去老早的事了，沒什麽意思，你們中國人老糾纏這個幹嗎？你們看，連美國這樣一個我們看來如此開放和民主的國家，他們對曆史的態度都是這樣的。

那麽我們從這兩件事上來想一想，我們對國情、國史方麵風行若幹年的總檢討是否出現偏差，我知道會有知識分子打著偽善的“民生主義”包裝和自由主義的幌子來批駁我，但我說的是事實。這個問題並不是我們一開始就認識到的，而是發表《中國可以說不》後，某些知識分子過於激烈的反彈（其中不乏我所長期景仰的大知識分子，一段時期他們的批評讓我感到苦惱）讓我思索出的結論。

20世紀形成了許多錯誤的知識

當帝國主義在世界範圍內的種族滅絕、橫征暴斂、破壞文化的罪惡被當做資本主義早期發展的必要過失，可以忽略不計的時候，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對第三世界政治（所謂壓製人權、奴役人民和恐怖主義）的普遍譴責。請注意，這種譴責發生在帝國主義罪惡還在普遍發生的當代，在日本人還沒有清算他們二戰罪行的今天。

我們的有些知識分子，且不談他們對本土曆史的態度。對國際性話題，他們的思路好像也是總在跟著西方的趣味走的。國際新聞界的時髦話題總會讓他們激動得抽搐，唯恐不這樣做，就跟不上世界潮流。當全世界都在號叫著在亞洲某小國又挖出了萬人坑的時候，他們也會熱淚盈眶地捶胸頓足，跟著西方的調子起勁地曆數極左路線與種族滅絕的罪行。可是，新聞的規律就是如此，當一個充滿著人道主義情懷的瑞典記者走到一座寺廟邊上，麵對一座有十幾具骨骸的坑穴，導遊告訴他，這個國家到處都是這樣的屠場時，這個國家的形象就會在記者的筆下逆轉，什麽“本世紀繼亞美尼亞人、猶太人大屠殺之後第三次種族屠殺”的故事就這樣出籠了。煽情新聞的規律就是這樣的。我們對這樣的神話應持什麽樣的態度呢？至少我認為，以獵奇性的心態來炒作這樣的知識是無益的。這種故事至少有幾個缺陷：它忽略了這個國家遭受了嚴重侵略的曆史，抵抗戰士會殺人，但侵略者更會殺人；其二，它忽略了人口資料的旁證性；其三，這個事件本身的“政治正確性”也會侵害事實本身。

我舉一個例子，在國際輿論界關注這個亞洲小國的大屠殺時，幾乎在同一時代，同一地區，印度尼西亞軍隊吞並了東帝汶。據揭露，印尼軍隊在當地鎮壓和屠殺的程度也是非常嚴重的（據當地人士講有十幾萬人被殺）。但是，當時的蘇哈托政權是被美國人所欣賞的，是符合美國利益的，因此國際傳媒界的蘇哈托政權形象，也根本不是現在這個樣子的。你們現在看到了吧？蘇哈托像一塊用過的衛生紙一樣被拋棄了，貪汙腐化侵犯人權馬上成為國際新聞界的熱點，東帝汶的獨立運動人士馬上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金。還有一個皮諾切特問題，很多年以前，皮諾切特是美國人眼裏的反共英雄嗬，偉大的權威主義者。今天怎麽樣？根本不容他在地球上立足！此一時，彼一時，什麽是曆史的主要因素，什麽是次要的和可以被忽略的，國際新聞界的春秋筆法，就是這樣幫助我們認識曆史的。不要相信某些現成的知識，我覺得，20世紀形成的許多錯誤知識將來還要修訂。

非西方國家的“邪惡性”和“反文明性”，總是國際新聞界提供給消費者的一道道好菜，供西方公眾憐憫和憎惡，點燃他們幹預世界事務的道義熱情。自詡要伸張世界正義的寡頭們，不是正以非西方國家的邪惡性和反文明性為全部經驗起點來對這個世界做出基本判斷的嗎？科索沃這個事大家不要以為是小事，以為又是一場地區衝突的過眼煙雲。寡頭們的戰爭依據沒有什麽，在他們眼裏，南斯拉夫的赤色分子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罪過：“波黑戰爭的時候就把我們弄得不疼不癢的，想打又沒打了，這回舊帳新帳一塊算，打給全世界那些壞孩子們看一看。”他的基本邏輯就是這樣的，別以為寡頭的思維跟我們小老百姓有什麽不同，他照樣家裏長屋裏短，北約發言人的公開的語言就是這樣的嘛。你有什麽說的，你生什麽氣呢？生氣畢竟是一種天真的表現，替南斯拉夫當局申訴，說其實沒有鎮壓那麽多阿族分子，說北約的道德判斷是錯的，也是一種天真的表現。我對這件事有不同的看法，科索沃阿族鬧事，從我記事時就開始了，那陣中國就站在南斯拉夫一邊。將近20年了，科索沃已經形成了那樣成熟的反叛武裝，鎮壓了又怎樣呢？美國政府90年代中期曾經有個報告：科索沃解放軍其實是歐洲最大的武裝毒品販子，信奉的教義也是非常左傾的。科索沃的萬人坑，其實就是這個組織搞的。這樣一個組織和美國的價值觀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侵犯了美國國家利益的。美國利用這個來打（南斯拉夫），它要講什麽是非呢？它就是借此幫我們人類總結20世紀：20世紀的鐵律就是這樣的，除了美國和它的仆從之外，其餘的，夾起尾巴做人吧，乖乖的接受美國價值吧。

但是，那些為所謂新價值觀的勝利而高唱凱歌的人們不要高興得太早，那些急於向中國老百姓普及“人權高於主權”新知識的“啟蒙者”們也別跳踉得太早，我的意思是說，不要匆匆忙忙地對20世紀下結論。20世紀形成的許多觀念，已經被當做知識的一部分被人們欣然接受。國際新聞界和憤世嫉俗的本國知識界普及給大家的知識，有許多是需要澄明而在信息革命的塵埃中被忽略了的。什麽自由主義戰勝極權主義的凱歌，什麽地球村的牧歌，還有什麽“人權高於主權”，好像中國人都是可憐蟲，以前從來不知道居然還有這樣一個好玩意。這回科索沃一炸，還有人跟我爭，說美國人固然不把南斯拉夫當回事，但中國這個民族在他們的眼裏還是神秘而且有魅力的，是能夠贏得尊敬的。跟我爭論的朋友是個很率真的人，我深信他是個愛國分子，他不希望我們過度地同米洛舍維奇同呼吸共命運。我相信很多純潔的中國人不願意匆忙地把科索沃戰爭同中國的國際安全環境聯係起來看，因為這樣辦非常不吉利，科索沃畢竟那麽遠。我相信許多寄希望於美國給我們民族一次機會的中國人都是真誠的愛國分子，但是，這種愛國情懷不是全麵的。我也相信，許多當年激烈反對“說不”及反對所謂“中國民族主義”的先生都是擁有一定智慧的國策派，他們有春秋時代智囊型知識分子沿襲下來的優良傳統，希望中國在這個險惡的世界環境中有著充裕的發展空間，交足夠的朋友，做賺錢的生意，然後步入西方行列。一句話，希望中國能夠傍上西方的大款。這些想法其實都是不壞的。關鍵是，美國人比你精，換句話說，美國人不比你更傻。更重要的是，廣大的美國人民對中國的印象很難改變，廣大美國人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集體性的厭憎是真實的，是美國社會思潮的主流，這個觀念，很多作家和新聞記者已經向人們充分介紹過了。所以我覺得認識中美關係和中國與西方的關係首先必須直麵文化觀念的差別，隻有這種差別和衝突才是西方對華政策的感情基礎。我是不是在煽動仇恨？不，沒有。我隻是坦言事實，我主要想告訴同學們，當我們被西方公眾視為一個渺小的民族的時候，我們對中國國際安全環境的認識應該多一些現實主義的眼光，甚至多一些悲觀主義也比我那位朋友迷幻的樂觀主義（什麽美國人對中國很入迷，很尊敬，那是幻覺）強得多。至少，以悲觀主義的眼光看待一定階段的世界安全環境，比以一廂情願的世界主義作為認識上的起點，我們會少碰一些壁，少遭受一些羞辱。

當我們被西方公眾視為一個渺小的民族的時候，我們應該做什麽呢？我覺得，我們應該首先做到的，就是告訴我們自己說：我們沒有那麽渺小。

我們時代的曆史性悲劇

去年上映了一部美國電影叫《拯救大兵瑞恩》，我看了這部電影，覺得沒有吹捧的
那樣好，表現戰爭的嚴酷和人性的戰栗的作品以前很多，蘇聯和美國都有此類的傑出作品（僅指電影而言）。我就納悶這部電影怎麽就格外新穎了？這部影片有一個主題，令不少評論界人士很為之激動，就是一隊美國大兵去拯救一個因戰爭而成為獨子的大兵瑞恩。我不想評論這個故事的本身，我覺得全世界每個國家都曾發生過萬古流芳的有關戰爭與人的故事。當年中越戰爭的時候，江蘇的詩人曹劍寫過一首歌頌英雄主義的長詩，裏頭好像有這麽一句，說當中國士兵走過壕溝的時候，為一具越南士兵的屍體發出歎息，因為“也許有一位姑娘愛慕著他的勇敢”。我今天突然想到這個例子是想說明，咱們中國人對戰爭的態度並不比西方青年更邪惡。但某些影評的搞法，好像《拯救大兵》引進之前，國人的慈悲意識需要斯皮爾伯格用美國精神來為我們這些愚昧的小民來普世。當龍應台女士對這部影片提出質疑的時候（龍應台說她光看到美國士兵的死可歌可泣，而德國士兵似乎都是蟻民），首先跳出來反對她的果然是大陸本土的知識分子（我猜就是這樣！）。同樣我猜到的，有人在為《拯救大兵》幫腔的同時，又把我們“暗無天日”的曆史痛罵一頓。好像東方人就是混帳王八蛋，不把人命當回事。我們中國人有沒有仁愛精神和仁愛的曆史？你喜歡《拯救大兵》是你的自由，但幹嗎又陡增那麽多的牢騷和對我們同胞的那麽強烈厭惡呢？裝什麽幸存者，好像隻有你是民族的良心、聖人蛋，啊呸！

想到當年把蘇聯形象畜牲化（我不說妖魔化）的總是一幫詩人和曆史學家，我就不能不談這個問題：我們對自己民族曆史實行的總檢討，是否出現了可怕的偏頗，是否正在發生著大顛倒和大錯訛。不然的話，為什麽在否認我們原先形成的基本的曆史美感的思潮中出現了那麽多不顧廉恥甚至是理直氣壯跟著別人起哄的奴才？問題就在這兒——某些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代表的書生，披著偽善的“民生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包裝，在這種合法性的外衣後麵，拋出他們對現代中國曆史的基本估計：不講道理，不修仁愛，對人類文明基本上沒有什麽貢獻，一句話，百年慘無人道的中國曆史罪孽深重，叫別人滅了去也沒有什麽可惜。

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中國人為做一個20世紀的中國人而感到特別慶幸，在這個世紀裏的很長時間，我們走了許多彎路、歧路。由這種沉重的曆史而生出的憤懣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求索。然而，我看到的這種全民族式的總檢討讓我看到了希望麽？如果為了追求一種學理上的新穎，把整個民族的曆史和美感抹煞得一文不值，把我們民族刻畫得卑鄙而渺小；包括我們的革命曆史，都被反彈琵琶，成為一部麵目可憎的曆史；我們的民族現實被描繪得如此卑鄙而渺小，並以此為出發點判斷我們的國情，形成一部分人最基本的世界觀，成為部分中國人永久性記憶和常識的一部分，那麽，新一代的知識青年應該對這種危險的現狀做出反彈。這種現狀是不是我在危言聳聽？不，這是一種比較普遍的深蘊於我們心理中的幾乎約定俗成化的心理現實，幾乎成為我們基本知識的一部分。這裏麵有一個聲音在說話：我們民族的曆史是一部晦氣重重的曆史，在改革開放之前我們幾代人都像傻×似的活著，我們多冤哪，所以我們有理由不愛這個國，我們有選擇離棄她的自由。這個心理現實正在俄羅斯演化成一場全民的曆史性悲劇。現在俄羅斯的青少年一代人，已經不知道曆史上還有蘇聯，不知道還存在過偉大的紅軍和偉大的宇航計劃，曾經有過的大國式的榮耀已經從教科書和各種主流敘述中消失了。蘇聯的幾十年在他們心目中還剩下什麽呢？暗無天日，比法西斯還法西斯的萬惡曆史，像畜牲般活著的人民。蘇聯並不是看不見摸不著的事物，它的美感曾被記載在書本上和音樂作品之中，但是這些事物不存在了。

記憶已經被修改，列寧格勒變成了聖彼得堡，一切有關榮耀的印記煙消雲散，這難道不是一種全民族的曆史悲劇嗎？蘇聯的曆史存在被描述成一個陰謀，一部充滿了穢亂和血腥的宮廷秘聞錄，這是獵奇文學的搞法，而不是正確對待人類文明曆史的做法。

以一個愛國分子的立場，我沒有太多的義務為蘇聯的曆史辯護。但是，至少從蘇聯的土崩瓦解我們親眼目睹了一種統治性敘述取代另一種統治性敘述的神奇過程。封殺曆史、篡改記憶、修正常識，統治性敘述的妙用就是這樣的。不是此就是彼，曆史哪有那樣淺薄？我談一下個人觀點，我就不相信。尼采說過的，國家本身是一種“惡”，傳統的蘇聯社會主義一言堂的東西很嚴重甚至很惡劣，斯大林的統治性敘述壓滅了許許多多的民主的客觀的敘述，老百姓和官方之間確實存在著思想上的信仰冷戰，這種信仰冷戰導致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嚴重挫折。然而，當西方的主流性敘述取代傳統的敘述方式時，我們何嚐不是體會到了一種新的暴力呢？莫非蘇聯時代許多了不起的事物，都是克格勃工廠一手導演出來的幻象？

提出這個問題，我認為是非常有意思的。

這個時候，我想起韓毓海先生的一句話：能不能把社會主義的□□看成現代性的問
題？

你們沒有看到？某些時髦人物對建國以來相當長的曆史階段的發掘和批判，他們的興奮點不正是那些負麵的東西嗎？如果按照他們的樣子去解釋曆史，新中國的曆史難道不是一部“萬古如長夜”的曆史，隻有幾個非主流的作家，或者太平湖上一聲抗議的水聲；才是這曆史夜幕可憐的一點亮點？現在某些人引以為符合政治正確性的，並且好像要成為知識分子主流精神的曆史觀，不正是給人們造成了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中國的存在不具備合法性的印象麽？

就這個問題，我要接著剛才的從日本人的曆史觀得出的啟發來談。

最近的東史郎事件、澳洲老兵在日本敗訴的事件，大家一定會由這些事自然地產生出義憤，覺得日本人太邪性太卑汙！但是，我們比較一下國內一度流行的“逆向民族主義”（這是王小東先生在香港《明報》月刊首倡的一個精辟的詞，揭露我們有些人視中國人為畜牲的心態，非常透底），難道不覺得我們的悲情泛濫的做法本身就有些可悲嗎？講中國現代史不能繞開文革講，但是，一定要把文革拿來建國恥館，天哪，那帝國主義殺滅我們的曆史算什麽“恥”呢？那曆史上湧現出的層出不窮的又算什麽“恥”呢？在東南亞某小國，觀光的人們可以看到它的曆史博物館裏有一幅用骷髏組成的該國地圖，以展示過去曾發生過的苦難。為了獲得國際同情和國際支援，對自己的不幸曆史做血淋淋的袒露，這種做法即使有機會主義之嫌，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在我們這樣一個國家搞政治上的浪漫主義和文化上的機會主義，我們豈不是天真得太可愛了嗎？

當某些外國人士將屠殺和奴役作為認識中國現代曆史的基本線索（順便說一句，我認識的外國人中不止一個人頑強地認定毛澤東時代殺害了幾千萬人，這個極端錯誤的認識我們自然會加以反對，然而在某些外國人那裏這成了一個曆史常識！），我們的有些人士對這種偏見熟視無睹，沉浸在自虐式的悲情之中，豈不是太缺乏克製、太不諳世情了嗎？

連某些中國人的不講衛生作為電影的特色性表現手法，都能在西方引起震驚和嘩然，甚至產生災難性影響，那麽作為一個中國的國民，多一些民族主義式的敏感和莊敬豈不是更加符合國際慣例？

國家利益與自由主義

請原諒，我不能在這裏複述撥亂反正時期以來已經成為基本曆史結論的知識，我一點不掩飾我對中國人純潔的曆史反省精神的讚許態度。但是，當我們領教了日本人和我們認為很開明的美國人同樣不加掩飾的“政治正確性”時，我認為，我們應該用一種更積極的態度看待我們走過的曆史，尤其是一度被描繪成“萬古如長夜”般“晦暗”的建國若幹年後的基本曆史。

中國某些知識分子愛談左拉辯護詞《我抗議》的不朽意義，也就是說，他們格外關心曆史事件中自由主義和國家利益的衝突，並且把這個東西拿來濫用和亂用。可是我並不同意這一點，我不同意受奴役和壓製是我國人民若幹年生存狀態的基本特點（這個結論）。即使在最嚴峻和最困難的時期，中國的文明也在進步著，生活中不乏生機勃勃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創造，像鐵人王進喜、紅旗渠的美學價值照亮著歲月，更不要說衛星上天、核爆這樣的史績了。代表我們文明成就和社會良知的不是幾個殉難者、幾個邊緣化的作家和古文學家，不能否認建國以後中國實現了最偉大的工業革命。我這樣說，是不是在強調國家利益的同時漠視了民生和自由？不，我們從來沒有將國族利益和個人自由截然對立起來，我三年來一直在想這個問題。後來我想：為什麽愛國主義在這裏成了問題？比起那些跳踉著譴責中國曆史與文明的批評家們，誰更愛人民，誰更有同情心？不，既然連國和族都不愛，都要這樣去作踐的人，你要說他是天底下最大的人道主義者，這話誰信？那些像祥林嫂一樣嘮嘮叨叨絮叨著自己的放逐史的老人們，時至今天，他們的痛苦還能引起我們的尊敬麽？難道他們不是在企圖用他們受虐的曆程來取代我們民族最基本的曆史經驗？有道是：聖母像一個無底的杯子，裝載著人間苦難的淚水，當曆史經驗被濃縮成一座太平湖、幾間牛棚的時候，我有理由懷疑，怨恨和背棄的風氣是否起源於此，虛無主義的道德驅動也是起源於此。而且這種控訴已經到了一種偏狹的程度，連《陽光燦爛的日子》那種敘寫曆史的方式也招致他們的反感。那些莊嚴的殉難者們有沒有捫心自問，在他們呼天搶地地控訴曆史的時候，他們給我們留下了什麽寶貴的遺產嗎？他們有沒有人像帕斯捷爾納克那樣作出過不朽的文學貢獻，給我們提供堪稱典範的精神產品？就那點臭事說來說去，聖人、告密者和變節者互相咬來咬去，就這個，還想做我們的精神導師和啟蒙人，不覺得自己太菲薄了一點嗎？

所以我認為唬人是不對的，批判我們的曆史錯誤應該避免重蹈我們鄰國發生的記憶性悲劇。毛主席當年說：我們這個民族是大有希望的。而今天我們不要在心靈中滅掉這個希望。不要上那些自以為清醒的評論家的當。好像隻有肆意輕賤我們這個民族，才能在外國人那裏討個好價錢：你看，我沒有被洗腦，我是億萬人民中的先知先覺者；請讓我從中國這個沉重的包袱中拔腿出來，讓我擁抱世界吧。有這種可鄙的心理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對本土曆史與政治的妖魔化，我覺得功臣還不是西方，而是那些熱衷於把中國曆史形象描繪得跟中世紀差不多的本土知識分子。

妖魔化這個詞是一個非常科學的詞，中國和西方存在這麽多的不理解和難溝通，主要原因就是信息時代的致命的缺陷，由情感需要和商業需要來主宰信息的取舍。西方消費者的趣味主導了媒體對中國形象的報道取向。所以，嚴重的問題是教育洋人，而不是教會我們的同胞如何去親近西方——這個工作我們做得夠多的了。當有人叫囂著改革開放的危險來自“中國的民族主義”的時候，我覺得有必要澄清這一點。這裏有一張紙條，問怎麽看待已故作家王小波對我們的批評，我在97年的時候曾寫了一篇文章，本來收在《第四代人的精神》裏邊，王小波病逝後，似乎出於一種傳統文人道德（或者叫行規）的考慮，把這篇回敬王小波的文字刪了。既然今天有一種說法：王小波既出，“說不”者噤聲，如過街老鼠（這不是有點一廂情願嗎？），那麽我願意介紹一下我對王小波文章的意見。我讀到《三聯生活周刊》登了王小波一篇文章，叫“蠱惑與快感”，還配了幅漫畫：“說不”的人掄起錘子製造閉關鎖國的空氣。現在國內有些人，動不動把中國的社會空氣同二戰前的德國和日本來比，這不是蠱惑又是什麽？對於中國人來說，這才是最壞的蠱惑！讀到那些近乎饒舌的雜文，我隻想起我們四川的一句俚語：自以為是千年的老果果，說起話來玄又玄。我還是那句話，唬人是不對的。強調中國的國家利益是必要的，自由和國家利益的關係，沒有他講的那麽邪乎。舉一個例子，他無限沉痛於人類曆史上對知識分子的壓滅，講到了拉瓦錫。拉瓦錫是個化學家是事實，但法國大革命鎮壓了拉瓦錫，是作為反革命而不是作為一個化學家來鎮壓的。一個政權鎮壓他的敵人對不對呢？知識分子生活在某個不幸的時代，這固然是不幸，但扮演守望者的畢竟是極少數人。同樣的道理：對中國人來說，民族心智和良知的代表不僅有知識分子，而且還包括了構建了我們近代文明基礎的億萬中國勞動者。視書生為俊秀視百姓為賤民的心態要不得，要改正。你說我是鼓吹廉價的平民主義，你說我是義和團，那隨便你。因為我看得太多太濫的是偽學盛行，裝先知，裝甘地，裝作知識的結晶體。明明是每天隻能飛十幾裏的小鳥，非要裝成凱撒、漢尼拔，或者特洛伊的希臘人？扯淡。更有甚者，把“我驕傲，我是中國人”拿來諷刺，以為把住了誰的命門。我驕傲，我是中國人，這句朗誦詩沒有過時，我會覺得“中國”這個音節很美。假如你聽到別國人也說（比如）“我驕傲，我是韓國人”的時候，不要去發笑，人家的心目中他的祖國從形態到音節都是最美的。你憑什麽用鄉村知識分子的心態去笑話這個現象呢？對現階段的中國人來說，高超的世界主義少一點為妙。當初我們幾位對國際局勢的描繪不僅沒有過時，其險惡和寡義在今天反而更加突出，這說明，“說不”是站住了腳的。（掌聲）

BEYOND樂隊有一首《海闊天空》，那裏麵唱：“背棄了理想，誰人都可以……”我每次聽到這支歌，就想：這個充滿了現實主義的世界，除了威權和物質之外，莫非我們就沒有別的勇氣源泉？“說不”本身是一種弱者的姿態，想以一種理想主義的勇氣來感召世人的。這回南斯拉夫的抗戰再次讓我看到了民族精神的力量。所謂弱國無外交，其實是一種臣服於物質的怯懦的說法。很多報道都在強調南斯拉夫人的民族性，正如同學們所看到的，南斯拉夫人具有一種迷人的自尊。這是我從不少同胞充滿自艾和卑賤的臉上很少看到的。有時候，精神的能量迸發出來，是同樣可以改變人生改變世界的，商業貴族精神的信奉者對這個嗤之以鼻，反對“說不”的人把現實主義變成了一種甜俗的東西。但我們安身立命，必須講尊嚴，必要的時候還要講“殺身成仁”，這是符合東方人的哲學原則的。如果按照甜俗的世界主義的邏輯，中國國力可能永遠也趕不上美國，那麽是否我們就永遠畏縮和中庸下去？人安身立命，一為賺錢，二為感情，三為體麵，如果感情和尊嚴可以讓位給物質，那麽世人將把我們看成什麽東西？一百多年的民族獨立自由解放史可以永遠抹煞去了！因此，講到國格的重要性，並不是我們喊一聲“我驕傲我是中國人”就完了，愛國主義絕不是一個簡單的知識，自發自動的愛國主義有時是脆弱的，愛國主義是一種氣節，在這個時代，它可能貫徹在你的生活觀和你的性格之中。

是“學習的革命”，還是後殖民主義的悲哀？

我看到同學們充滿青春氣息的臉，覺得有必要談談這個問題。從感情上講，你們就像我的大侄子和大侄女。（笑聲和抗議聲）好吧，從感情上講，你們就像我的弟弟和妹妹。但是我們的心理年齡還是相差比較遠的，因為我們是有代溝的。同學們歡迎我，我很感激大家，我知道大家都有著純潔的愛國主義的。我剛才跟你們搞社團的同學講，你們現在搞社團，條件不如我們當年那麽好，我們當年在大學裏搞文學社團，學校每年給好幾千塊錢的經費，除了辦刊物搞活動之外，作為社團頭頭，我偶爾還假公濟私搞搞小腐敗什麽的，這就是我在《中國可以說不》裏麵談到的80年代活躍的氣氛。如果有人要寫一部校園史的話，那個年代真的可以專門寫寫。那陣我們念書是不要錢的，我們有造反精神，不像你們今天這樣務實和規矩。不要以為我們比你們有福，那不一定，我們中很多人走過彎路。坦率地說：我們當年不太愛國，喝佛罵祖，蔑視傳統。相對同學們這種純潔的愛國主義，我們可能多了一個內省的複雜的東西。海外不是有人罵這本書是90年代的《大義覺迷錄》嗎？大概就是諷刺我們苦著臉現身說法檢討“親美情結”的。同學們，你們可能沒有這樣的心理過程，但未必是好事。你們的讀書負擔很重，父母親為你們的學費支出操心，你們還有就業的壓力，你們大概考慮問題比我們當初更現實，這也未必是壞事。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各有長處也有局限。如果我去跟現在的中文係畢業生去競崗，我多半會輸，因為我不會擺弄電腦。愛國又不能當飯吃，對不對？我隻想說一點，你們的純潔和熱情也許會被人利用。因為你們現在的愛國主義是一種純樸的知識，將來要是有人給你們灌輸一種精妙複雜的知識，比如複雜到你們認為愛國主義是小兒科的程度，你們會不會也欣然接受呢？別說你們了，這兩年國內有人試圖普及一種“人權高於主權”的新鮮知識，連我本人都為此遲疑和困頓過，科索沃一炸才解開這個套，更別說你們了。所以求知的路很長，人人都會如此，各種各樣的觀點都去聽一點有好處，學習學習再學習。理工科的學生不太關心時事，這個毛病你們也承認，我想，應該關心一下，別以為世界上的事情跟你們無關，其實關係大著呢，真的。（掌聲）

作為比你們早十幾年進入江湖的一位老兄，我為你們這樣健康和這樣旺盛的求知欲感到高興。我首先寄希望於同學們的，是你們要關心政治。不要認為這是一個與你們的前途與未來關聯不大的知識。將來你們的生活中勞資關係的重要性也許會取代傳統的忠誠原則，但我願意誠懇地告訴你們：在我們這個不發達的國家和我們所處的這個初級階段，任何一種標榜疏遠政治的說法，要麽就是糊塗，要麽就是虛偽，要麽就是油滑。我鄙視一種說法，就是我們沒有資格說“不”，這不等於說誰有錢誰是老大嗎？人際中的勞資關係都不一定是這樣，國際中的事情怎麽會是這樣呢？既然知識分子是一個國家的良心，那麽，我們麵對這個有錢就是老大的強權世界，我們總該多一點嫉惡如仇的精神吧？假如知識分子比一般民眾還要機會主義，假如知識分子的眼光比一般階層還要勢利，那麽我們民族的精神麵貌將是什麽樣子呢？

你們將來可以有多樣化的選擇，你們有了機會，我讚成你們出去，我也不反對你們拿綠卡。如果你們對我有這種印象，那是誤會。但是你們絕不能去下賤，奴顏婢膝，輕賤到認為中國是你們卸掉的一個包袱。

因此我還希望同學們做到的，是你們多以莊敬之心去了解我們的曆史與文化。當我們和上幾代人的基本常識，在你們和你們弟弟妹妹這一代人中成為一種“醜陋不堪”的古跡的時候，我不知道這是一種“學習的革命”還是後殖民主義的悲哀！也許我的心態有些老化，我僅舉一個例子，我從年輕的大學生們的畢業留言上了解到，許多人心目中最崇拜的“文學經典”是《飄》和《廊橋遺夢》等一類東西，難道這種“知識更新”應該被鼓勵嗎？麵對這個，我就不能不說出我的擔憂！他們所推崇的這一類讀本，我頭一回聽說是“文學經典”。——《飄》本來是一部通俗小說，怎麽成為經典了呢？這樣一種自以為是沾沾自喜的心態是不是很普遍呢？有多少中文係的學生以不讀四大名著為榮，或者不以為恥呢？是我的知識過時了，還是他們過於自以為是？年輕一代人的記憶是容易被改造的，從少男少女時代的麥當勞給他們的溫馨感受，就足以改變他們對幸福的最基本感受（這個事實），我們就完全可以了解到文化侵略的深刻性。順便說一句，我不反對人們進“麥當勞”，但現在的情況是：這種“石油農業”低成本、大規模集約化飼養對味覺赤裸裸的煽情的粗簡食品居然成為中國人文明進步和優雅生活模式的象征！起碼作為一個美食愛好者，我不得不對這種時尚提出質疑。

我寄希望於同學們的，不是要你們做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不要成為現成的流行的知識卑微的受眾。盡管我和我的許多同齡人走過許多彎路，今天也不一定說十分正確。但我覺得可足取的一點是我們還有一股子反潮流的精神，我不希望你們成為沒有個性的一代人。破除偽命題的更多的工作還要靠你們去做，我這個話兩頭說，包括我今天所講的，歡迎你們去深思，如果不對，歡迎你們去破除。但我想提倡愛國這一點，總可以經得起檢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