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在北京大學生活學習的一些片段

五十年前在北京大學生活學習的一些片段 何鍾林（大連輕工業學院教授） 我第一次在報紙上有名，是在上甘嶺戰役黃繼光烈士犧牲後，安徽日報組織的一次學生座談會上。我說：“我為英雄的業績，感到無比的驕傲和自豪”。在那個英雄輩出的年代裏，我完成了中學學業，於1954年考取了北京大學。這是我第二次在報紙上有名。當時，高等學校全國統一招生，在報紙公開發榜。自然，考取北京大學是一件非常榮耀的事情。1954 年8月25日，我由合肥經蚌埠轉車北上，夜色蒼茫中，我們與南下的同學分手了。經過一天一夜的旅行，火車到了天津。那時的交通不象現在這樣方便。我們必須由天津轉車，才能到北京。在天津車站廣場，我第一次看到有軌電車與電線摩擦跳動的火花。真有點大城市的氣氛了。終於，在8 月27日黎明到了北京，由北京大學迎接新生的接站汽車，把我們送到了西郊的燕園。進入北京大學化學係學習。我在中學，對化學比較感興趣，主要是受到合肥一中化學老師謝維瀚先生的影響。我這個人比較容易接受快速的聯想，用現在的話說，叫做知識遷移的能力比較強。例如，謝維瀚老師在中學化學課上講了金屬腐蝕的電子轉移機理，我就想到能不能用通過電流的原理來抑製金屬的腐蝕。後來在北京大學的課堂上，果然學到了這種方法。1961年，在遼寧大學工作時，我看到美國化學會誌上Tobolsky發表的一篇文章，是關於在引發劑存在下聚合物平衡的理論，我就考慮到在引發劑存在下，聚合物的各級平衡和金屬離子與配位體之間的逐級平衡有某些類似之處，因而嚐試用在北京大學學習時，學會的推導絡合物各級平衡常數的方法，推導了引發劑存在下達到平衡態時，聚合物間的各級平衡常數，得到的結果比Tobolsky的普遍。後來，我把這篇文章寄給我國著名的理論化學家、也是北京大學校友、前輩，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唐敖慶教授，請他看一看。唐敖慶教授給我寫了下麵的一封回信：鍾林同誌：從成都開會回來，接到你上月28日寄給我的信，屈指算來，已經二十多天了，遲遲作複，深以為歉。恰巧科學通報寄給我另一篇稿子審查，我寫了一封對你們的文章的推薦信，連同另一篇稿子的審查意見，一並寄給了編委會，想不久就會收到，請勿懸念。在我們的國家，有黨和毛主席正確領導，祗要我們兢兢業業，戒驕戒躁，不怕艱難困苦，努力向科學高峰邁進，終會有所成就。以往由於你們自己的努力，已經取得一定成就，今後再接再厲，一定會取得更大成就。祝進步，此致敬禮 唐敖慶 11．20雖然有唐敖慶教授的推薦，這篇文章的發表，仍然有一個艱難的過程。直到1973 年我從大連輕工業學院寬甸農場回來，再到明陽農場勞動的途中，又給科學通報編輯部寄去了這篇文章的修訂稿，1975年12 月終於發表。從唐敖慶教授給我複信，到這篇文章的發表，曆經了13年。雖然，這是我的知識的遷移能力的一個例子。但是，知識的遷移得到最終社會承認的時間，卻不是靈感產生的一瞬間，知識的遷移的速度不是時間能夠衡量的。這中間也包括中國社會、政治的複雜因素。 我的大學學習生活是在一種艱難的條件下開始的。特別是大學一年級，經曆了一個痛苦的“脫皮”過程。這不僅是因為我第一次離開父母親獨立生活，年紀又比較小。更是由於我來自內陸的省城，所受教育的水準，是無法與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競爭的。我基本上記不全筆記，有時也聽不懂講課。在迷茫中，我苦苦掙紮。我的悟性來自我對大學無機化學實驗的體驗。雖然，上大學之前，我從來沒有在實驗室裏親自做過任何化學試驗，隻是看過中學老師在課堂上做試驗。但是，我非常喜歡做化學試驗。我非常珍惜建國初期由於禁運，當時越來越少的PYREX試管和非常寶貴的藥品。我的無機化學實驗課老師劉美德先生對我也一視同人。我們每一個人都獨立完成自己的試驗，寫作試驗報告。通過無機化學實驗課，我也更好地學習了由尹敬執教授講授的無機化學。到第一學期結束時，由尹敬執教授親自主考，抽簽口試“無機化學”，我得到了“良好”的成績。“高等數學”也得到了“良好”。我對尹敬執教授始終有一種親切的感覺，他當時在山東大學化學係當主任，到北京大學化學係進修，北京大學請他臨時擔任一次主講。於是，我有機會聽到尹敬執教授的講課。三十年後，我有一次到北京出差，順便到高教出版社聯係我的一本書的出版事誼，我去看望當時在高教出版社工作的尹敬執教授。見麵後，他還能記起我，非常熱情的為我寫了一張便條，給化學編輯室的主任，讓我去找他。可惜，去時化學編輯室的主任出差在外，未能找到。但是，尹敬執教授對30 年前一個學生的熱情關懷，我是永遠銘記在心的。北京大學的學習生活中，有許多有興趣的情景。首先，還是說說在學習困難中的奮鬥，大學一年級時，學習高等數學，每周課時11 學時，不僅學時重，而且難度大。曾記得，為了解答一道高等數學的難題，我曾經耗費了整整8個小時。現在看來是有點傻。有關學習方法的得失，可以留待教育家去評價。但是，在解完這道難題後，當時我的心情卻有說不出的愉快。因為，在進入北京大學後，在學習方法等問題上，我曾不斷聽到有關“大學生要獨立思考”的經驗介紹。解這道數學難題，我完全可以請教別的同學。或者，幹脆借一份答案“參考”一下、“啟發”一下。但是，我覺得這是一個鍛煉自己獨立思考能力的機會。我已經認定，如果要取得某種成功，一定要經過一個痛苦磨練的過程。北京大學的學習生活，有時也充滿著一些浪漫，我們大多數人都幻想著要為祖國建立功勳，做一個受人尊重的人。我們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每年5月4日北京大學都要開一次科學報告會，學校裏有專家、學者做報告，大學生科協也有科學報告會，我們宿舍六位同學也組織自己的科學報告會。我記得我第一次報告的題目是：“關於誤差理論和有效數字的若幹問題”。這是我學習分析化學後的一點收獲。從這些活動中，我嚐試到一種創造性勞動的樂趣，也培養我獨立思考的能力。學完無機化學後，我深入鑽研了“離子極化”的問題 ，學習普通物理時，我探討了“表麵張力”的問題。雖然，這些工作都沒有取得什麽成果，但對我以後的科學生涯卻有著不可估量的意義。我的第一個科學成果，是在1957年秋天取得的。那時，我還不到19周歲。我聽譚曾振先生講授“絡合物化學”，譚先生說：“Yatsimirskii 在最近的蘇聯無機化學雜誌上發表了一篇論文，可能存在著一些錯誤。”課後我就找來這篇論文，認真閱讀，反複推導Yatsimirskii得到的每一個公式，終於發現了Yatsimirskii推導的錯誤所在。並且，推導出正確的遞推公式。1957年底我就寫成一篇論文，投寄化學學報。不久，我就收到化學學報編輯部的退稿函。編輯部的信函稱：“對待蘇聯科學家Yatsimirskii的態度是不禮貌的”。我可能忽視了中國幾千年文明古國的謙虛、禮讓的傳統，也可能在當時社會、政治氣氛下編輯部對年輕作者的愛護。總之，在當時的行文中，根據化學學報編輯部的意見，不能說Yatsimirskii 論文中有錯誤或疏忽。但是，在北京大學的學術氛圍中，我卻養成了一種堅持真理的執著的習慣。能不能既堅持了真理，又能作出某種形式上的妥協？終於，在五年以後，我修改了以前寄給化學學報的論文，不直接提Yatsimirsii論文中有錯誤或疏忽，隻是在英文摘要中說，對Yatsimirskyii的方法進行了“Modification”。修改後的論文終於以研究簡報的形式，在化學學報上發表。可是不久，我卻又收到化學學報編輯部的一封來函，稱：“收到讀者來信，讀者認為作者發表在化學學報上的論文全文抄襲Yatsimirskii的結果”。事關重大，我不得不把1957 年的那篇原稿和當時編輯部的來信，加上我的申辯信，一同郵寄給化學學報編輯部。終於平息了這件事。真是難哪。直截了當指出別人的錯誤，似乎是不禮貌，而含糊一點，又容易引起別人誤會。我的一生總是在艱難中前進。按我的個性來講，我喜歡快速前進，單刀直入。十分圓滑、老到的處理，總是十分困難。我在不到十九歲時取得的第一個成果，終於得到了中國化學界最高學術刊物的承認。雖然時間晚了五年，但卻是一件我人生中的一個裏程碑。以後我的所有的成績的取得，大多與此有類似的“好事多磨”。可能是我不善人事的弱點吧。在北京大學的學習生活中，有一件值得提及的事，或者說是很有特色的事，那就是聽各種學術講演和報告。我聽的第一個學術報告，是英國皇家學會會員伍斯德博士關於晶體學方麵的報告。專業性很強的學術報告對非專業的大學生，是很難聽懂的。北京大學學生中有一個術語，叫“坐飛機”，是很形象的比喻。我不過是感受一下學術氛圍，接受一些熏陶罷了。但是，無論是純正英語的學術報告，還是教授們的外語討論，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當然，也有一些聽得懂的學術報告。例如，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的胡日恒博士，剛從美國回來，北京大學化學係請他做了一個他的研究專長的報告。胡日恒博士是研究熱化學的，他的報告涉及到一些化學熱力學的基本理論，我們當時正在學習“物理化學”，聽了很是過癮。我覺得北京大學的學術氛圍，她造就人才的特殊方式，是有一定借鑒意義的。北京大學的科學和民主氣氛，環境的熏陶，對人才的成長，也是有不可估量的作用。1956年6月，我還在大學二年級讀書。當時參加了北京大學化學係徐光憲教授的研究生蔣洪圻同誌指導的一個大學生課外科學研究小組。研究的題目是“極譜法測定硫氰酸鉈絡合物的穩定常數”。這個題目在當時絡合物化學領域還是一個前沿課題。這個研究小組僅有我和胡澤春兩位同學，我們閱讀了發表在1950 年美國化學會誌(J.Am.Chem.Soc.)上關於方法理論的原始論文，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時間到蔣洪圻的實驗室去做實驗。自然，北京大學化學係有關絡合物化學領域的研究論文報告會、研究生和大學生畢業論文答辯會，我們幾乎每場不拉地去參加。這使我較早地進入絡合物化學研究領域，並且一生都對絡合物化學保持了濃厚的興趣。後來，我和胡澤春在大學四年級都進入了徐光憲教授領導的絡合物物理化學專門化學習。我較比胡幸運，我終於沿著學術的道路走了下去，成為一名大學教授。但是，這絕不是說明我比胡澤春聰明，或者說我有什麽特殊的才幹。這不過是一種時代的選擇和機遇罷了。大學畢業四十年後，1998年我們又在北京大學的校園裏重逢。我們住在北京西郊郵電療養院的房間裏，徹夜長談。年過花甲的胡澤春同學不無感歎地說：“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胡澤春同學和我與鹿篤仁都是從安徽省考入北京大學化學係。我和胡澤春又同分在一個小班。胡澤春在學習上認真刻苦，並且愛動腦筋，我是十分敬佩的。大學一年級我們就一同參加了學生課外科學研究小組，在“景泰藍的研究”這個課題中，我們一同到北京市的景泰藍生產廠家參觀、調研，在蔣家俊老師的指導下，在實驗室裏進行電鍍鍍金的試驗，結果發現由於廠家所用的金純度不夠，含有一定量的銀，造成景泰藍的金鍍層表麵花紋顏色灰暗。在深入研究含金的各種電鍍液的過程中，由於當時的電鍍液配方多含有氰化鉀等劇毒物質，胡澤春同學總是奮勇當先。他在大學時代,終於加入了共青團，也由於這個緣分吧，他和當時我們班的共青團支部女支部委員，我們班的女同學盧瑤章，結成了秦晉之好。後來，他當了一名團小組長。這雖然是一個很小的差事，但是，在那個極權年代裏，小組長也是班級領導層麵的人物之一。例如，畢業生的小組鑒定，就是出自小組長的手筆。由於出身好，政治曆史清白，胡澤春同學畢業後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工作，盧瑤章同學分配到清華大學工作，雙雙能夠留在北京工作,也是那個時代他們自己努力的造化。在北京大學的學習和生活中，還有一件很有趣的事，就是組織同學去旅遊。我記得總有四、五次之多。我們徒步跋涉在北京西郊的群峰之中，盡情地享受大自然的陽光雨露，集合在永定河之濱，瞻仰蘆溝橋的烽火古跡。1956 年暑假，我們化二的七名同學響應當時北京團市委的號召，組織徒步旅行200公裏。為了籌集旅行的經費，我們得到化學係和學校的支持。安排我們到校辦公室做臨時的文秘工作。也算是勤工儉學吧。當時，北京大學在全國範圍內招考副博士研究生，這是全國解放後第一次大規模招收研究生。也是中國近代曆史上研究生教育大規模公開招生的創舉。全國各地精英，報考北京大學真是成千上萬，有來信詢問情況的，有介紹自己條件的，有------，接讀回信是忙不過來了，學校組織我們幾個人在校辦公室主任的領導下拆讀來信。我們的任務是認真地閱讀來信，把對方的要求和情況用紅筆劃出來，最後供領導處理。每一封給北大的來信，都是一顆跳動的心，有理想，有希望，有激情，------。我們當然不敢怠慢。我永遠都會莊嚴鄭重地說，在我們徒步旅行之前，這是一次借鑒他人經驗的人生的旅行。感謝母校給我們提供了這樣一個極好的機會，在我們沒有走出校門之前，我們通過來信，閱曆了從抗日戰爭勝利到1955年肅反運動差不多十年時間，中國一部分優秀青年求學經曆的一個層麵。而這段時間，也正是中國社會曆史發生劇烈動蕩和變革的年代，我們的兄長也真是太不容易了。現在這代人已經進入老年（也包括我們），這段文字也算是對他們年輕時代求學艱辛曆程的一個紀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