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對抗戰初期魯東形勢的影響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對抗戰初期魯東形勢的影響 何鍾林 陳 娟 蔡 啟 台灣大學曆史係教授鄭梓先生在2005年提交給“孫中山與中華民族崛起國際學術研討會”的一篇論文中，從一個側麵論述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對日據台灣“抗日風潮”之激蕩。閱讀以後很受啟發。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是我們民族的財富。其偉大影響在現代中國各個曆史時期，或在整體或在局部片段上，都發揮著巨大的影響。本文試圖從抗日戰爭初期山東半島的抗戰形勢，通過史料的整理與發掘，緬懷這一段曆史,以足夠的史料證明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的影響力。 一、史料發掘的經過 2005年國親兩黨主席先後訪問大陸後，海峽兩岸關係轉暖，特別是在獲悉新黨主席鬱慕明先生的“民族之旅”即將訪問大連，我的朋友旅順水師營農民之家“孔子文化書苑”院長孫同喜先生，特到我的家中訪問。把他在大連香爐礁舊貨市場收購的“七七二周年紀念刊”帶到我的家中請予鑒定。希望通過我的關係，把這冊收藏轉呈給有關方麵。這冊“七七二周年紀念刊”係原國民黨山東省第十三區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出版社，於公曆1939年（民國二十八年）七月七日出版。打開“七七二周年紀念刊”的首頁，呈現在眼前的就是孫中山先生的遺像，不禁肅然起敬。中山先生遺像兩邊的條幅分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誌仍需努力”。下麵是總理遺囑。“七七二周年紀念刊”收集了李先良、劉振東等二十三人的題詞及誌識，還有李先良先生在魯東軍事會議上的開會詞等文獻，最後頁是一幅“魯東抗戰形勢圖”。後麵有二八、七七、良製。我們先後查證了李先良、劉振東等二十三人的相關曆史資料，走訪了山東省有關縣市的新聞媒體、政協、文史部門，以期進一步獲得相關人物的信息和他們家鄉、後代的有關資料。但是，終因為年代久遠，文化大革命以來又近四十年，時下我們又比較忽視曆史，注重功利，特別是對“草根回憶錄”的重視程度又非常不夠。我們對“七七二周年紀念刊”的研究資料收集工作非常困難，所獲不多。在某種程度上，我們的研究工作往往不得不借助“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工作方法。例如，“魯東抗戰形勢圖”的繪製作者，很可能是山東省第十三區保安司令部政治部的一位軍官，而非李先良先生本人。雖然李先良先生排在二十三位題詞及誌識的作者中的首位，並且在題詞的二十三位作者中，祗有李先良和鄧學良兩位的名字中帶有“良”字。但是，經過我們仔細比較題詞和形勢圖中作者的筆跡，二者的筆跡均與形勢圖原作相去甚遠。又根據當時編輯紀念刊，請名人題詞的習慣做法，李先良先生當時是國民黨魯東行署專員，地盤覆蓋山東省第七區、第九區、第十三區以及青島特別行政區，無需地區最高首腦親手繪製第十三區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出版社編輯的“魯東抗戰形勢圖”並撰寫說明文字。總之，根據字跡習慣省略書寫方法及相關材料，基本上可以肯定形勢圖的作者不是李先良先生。鄧學良的職務是第十三區保安第一團團長，排在二十七位題詞的作者中第九位，似乎不掌握戰區全麵情況，另外，鄧的提詞筆法也比較工整，與形勢圖作者筆法差別較大。因此，也排除在“魯東抗戰形勢圖”的作者之外。這位“魯東抗戰形勢圖”的作者，似乎更有文武韜略，體現了山東省第十三區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出版社同人在“七七二周年紀念刊”中對孫中山先生的敬仰，可惜這些無名英雄的姓氏名誰已經很難考證了。二、 “七七二周年紀念刊”所反映出來的抗戰初期山東半島的抗戰形勢及其觀點。 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日戰爭，特別是其初期階段，應該定位於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結果。一九二四年孫中山先生在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確立的“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在抗日戰爭的動蕩與洗禮中，仍然有其生命力。在“魯東抗戰形勢圖”中有一段文字說明，全文轉錄如下： “試看今日的魯東，有多少縣城被敵偽踐侮了?尚有多少縣城未被敵偽踐侮?要知道、這幾個未被敵偽踐侮的縣城、是聯軍給我們打出來的、是聯軍用鮮血給我們洗刷出來的。我們要擁護聯軍、要幫助聯軍、雪恥淨土。到了不久的將來、希望魯東各縣所有的侮點、完全除掉。使全魯東的同胞、都有了抗戰的自由，我們整個團結起來、各友軍切實聯係起來、我大山東的幾個鬼子、實不難消滅無餘。同胞們、要積極奮鬥，艱苦抗戰！！二八、七七、良製”。 這一段文字中，沒有多少華麗詞藻的堆砌，也沒有更多顯赫個人功名的字眼。文中所說的聯軍，係由八路軍山東縱隊第五支隊、國民黨膠東遊擊隊和地方武裝十三區保安司令部，1938年4月共同成立魯東抗日聯軍指揮部。抗戰初期，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全國出現生氣勃勃全民族抗戰的大好局麵。在魯東，至1939年7 月，聯軍克複了榮城、文登、棲霞、萊陽等縣城。形勢的確不錯。原任國民黨青島市市長兼第三艦隊司令沈鴻烈繼韓複渠主政山東後，根據國民黨全國特別代表大會通過的“抗戰救國綱領”，製定了八條施政方針，當時稱“八大政策”，其中有建設廉潔政府、聯合各黨派共同抗日、動員民眾等內容，受到各方歡迎。團結抗日，是當時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執行孫中山先生愛國、革命思想的體現。李先良先生在抗日戰爭初期，作為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鴻烈先生的主要助手之一，繼蘆斌之後任山東省魯東行署軍政首腦，宣傳孫中山先生的理想和主義，並且努力去實踐，其曆史作用是應該肯定的。李先良先生在“七七二周年紀念刊”的題詞中寫道： “要繼續更堅（艱）苦，更紮實，更團結，更勇往邁進的精神，堅持長期抗戰，造成最後之勝利！” 這一段題詞是很得體的。其中堅持長期抗戰的思想，有別於“亡國論”，也有別於“速勝論”。是符合當時中國國情的。李先良先生在“七七二周年紀念刊”中“如何爭取魯東軍事上的勝利”的論文中認為：“要精誠團結，竭智盡忠，信行三民主義，盡最大之努力，為建國偉業立不拔之基礎”。作為在魯東軍事會議上的講話，李先良先生十分重視思想組織和宣傳政治工作，他說：“這次會議我們應當檢討過去的得失。來補救過去的缺陷，如何秉承主席的意旨（根據上下文意，這裏主席是指國民黨山東省主席沈鴻烈先生）來增強聯軍的組織，充實內容，這是第一個重要任務，我們在長期與艱苦的抗戰中，如何應付敵人未來的進攻，爭取戰略上的主動，這是第二個重要任務。如何使軍隊戰鬥力量提高，與政治訓練加強，以改造部隊；同時如何力求做到軍民合作，得到廣大民眾的擁護與幫助，這是第三個重要任務”。應該說李先良先生的講話內容是十分精彩的，深得孫中山先生“喚起民眾”之精神要義。李先良先生關於在魯東團結抗戰的思想，在他的論文中也有進一步的表述，他說：“魯東全局暫時賴以粗安，這是聯軍成立以後的戰績，也是我們軍事上團結進步後，發揮的力量，值得我們慶幸的”。“在我們麵前擺著的，不是什麽權利，不是什麽榮位，而是艱難的一付千鈞擔子，要我們擔當起來，複巢之下無完卵，個人不能離開民族總的勝利而能單獨存在的”。可惜，由於聯軍總指揮趙保原在敵偽軍事壓力下日趨反動，魯東戰場形勢進一步惡化。1942年春，國民黨魯東行署撤消後，李先良先生任青島市代理市長，率青島市流亡政府自萊陽縣南部的濯村，遷至嶗山華嚴寺，仍堅持長期抗戰。根據比較可靠的史料記載：在1941年10月-1945年8月，李先良先生領導的嶗山抗日隊伍，對日偽作戰近80次，繳獲各類槍支834支。嶗山的抗戰業績，是值得後人銘記的。李先良先生到台灣後，於1957年被聘為台灣國立政治大學教授，主講市政學、都市計劃、政治學等課程，到1974年退休後，更專心從事著作。計有“都市計劃學”、“市政學”及“抗戰回憶錄”等著作出版。“七七二周年紀念刊”的第二位作者劉振東先生,似乎是一位職業軍人,他在題詞中簡潔地寫道: “七七抗戰二周年紀念殺敵致果” 查詢在互聯網上“穀歌”、“百度”等有關 “劉振東 抗戰 山東”的條目，2005年8月5日“鳳凰論壇”版主“魏武揮鞭”的欄目中“值此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向為爭取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抗日英烈們致以崇高敬意”！有兩個“劉振東 ”的名字，到底哪個是“七七二周年紀念刊”的作者劉振東先生，或者兩個都不是，尚需進一步的史料發掘。三、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的繼承 中國共產黨人與中國國民黨人都認為自己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理想和事業的繼承人。但是，曆史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又有不同的表現形式。在抗日戰爭的中後期，在山東戰場，共產黨與國民黨的摩擦時有發生。共產黨一直奉行著一個主義與理想，依靠基層民眾，有著嚴格的組織與紀律。而國民黨方麵,當時在山東的曆史的包袱還沒有完全消化。例如，國民黨原山東省主席韓複渠不戰而逃，最終被蔣介石處絕。韓複渠的親兵手槍旅，在開封被部分繳械後，其餘部分部隊仍由吳化文指揮，新任山東省主席兼保安司令沈鴻烈收編手槍旅為二十八旅後，吳化文仍任旅長。此外，沈鴻烈在山東沒有更多的軍事力量。從韓複渠時代腐敗滋生，過渡到濟南失守後無政府時期，山東各路諸侯崛起，山頭林立，派係紛爭。沈鴻烈在全民抗戰的旗幟下雖努力治理，但難免號令不齊，通訊不暢，人心不古，魚龍混雜。抗日戰爭時期，就魯東地區而論，情況也是十分複雜的。先有以複興社為背景的第八區專員厲文禮，公然派部下夜襲了魯東行署，殺害了CC係的魯東行署主任蘆斌，後有蘇魯戰區總司令於學忠整編了山東各路抗日雜牌軍。任命部分原國民黨山東行署專員或縣長出任第一遊擊縱隊司令至第四遊擊縱隊司令，自偽軍反正的趙保原也被任命為暫編十二師師長。後來趙保原又聯合魯東地區各土匪武裝、地方武裝，組織“抗八聯軍”與八路軍搞摩擦。於學忠部原東北軍五十一軍、五十七軍又有不少中下級官兵投奔了八路軍。國民黨山東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埋怨於學忠“抗戰不力”，八路軍“遊而不擊”。曆史簡直亂成了一鍋粥。其實，這些變化也都是可以解釋的。自1940年以後，抗日戰爭進入了艱苦的相持階段。侵華日軍在山東戰場上的主要壓力對準了在魯南堅持抗戰的沈鴻烈和於學忠，在魯東的八路軍伺機有了更大的發展和壯大。但是，艱苦的戰爭考驗，並不是每一支隊伍、每一個人都可以堅持的。曆史公正地昭示了：凡是真正的堅守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的個人與隊伍，最終會贏獲得戰爭的勝利，而背離了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的個人與隊伍，最終會被曆史所拋棄。我們並不完全是以成敗來論英雄。就魯東戰場的形勢演變的個案而論，雖然當時身為第十三區保安司令的趙保原在“七七二周年紀念刊”中是第三個題詞人： “抗戰建國，民族之光，不屈不撓，至大至剛。” 但是，趙保原的投機性和動搖性，最終使得他走上反共、反人民的道路。1940年夏天，趙保原即與青島日偽軍秘密勾結，在青島、萊陽互設辦事處，互通情報。 1942年趙保原部三次配合日偽軍大舉進犯膠東抗日根據地，燒、殺、搶、掠。國共兩黨內戰全麵爆發後，1946年6月，趙保原被膠東軍區主力部隊擊斃於山東膠縣。而在“七七二周年紀念刊”中沒有署名題詞的第十三區保安副司令韓炳宸，1939年11月在抗日反掃蕩的戰鬥中，以身殉國，被追認為國民黨陸軍少將，是一位我們不應該忘記的抗日英雄。在魯東嶗山地區長期堅持抗戰的國民黨青島市市長李先良先生，到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他的隊伍也發展到四、五千人，這是堅持正確路線的結果。雖然，青島保安師的曆史功過，在解放戰爭時期有些曲折。但是，曆史也不應該過分的追究個人的責任。李先良先生在抗戰時期的表現，已經得到人民的承認。2005年9月有幾位旅遊者，在攀登嶗山白雲洞時，在草叢中發現了“白雲為家”的石刻，把李先良先生撰寫的碑文：“餘在嶗山抗戰時，移政府於華嚴寺，以白雲洞為迎賓館，------”發布在網上，引起熱烈的讚揚和評論，就是最好的證明。 孫中山先生離我們而去已經八十一周年了，九九歸一。今天，我們海峽兩岸的同胞又聚集在一起，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四0周年。回顧曆史，緬懷先烈，令我們感慨萬分，唏噓不已。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人格與風格的感召下，我們應該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共同完成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