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輪回：一樣的產能過剩和供給側改革，溫故1998年紡織業下崗潮
1998年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紡織第九廠的工人們把機器上凡能拆的機配件、錠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個生鐵的主機架，然後開始敲。機架很結實、很厚，他們得用力地砸，還得輪流幹，直至機器成為一堆廢鐵。緊接著，一位工人跟著裝廢鐵的車去了上海鋼鐵三廠，看著吸鐵盤把廢鐵吸起來，放進熔爐。隨後，上海申新九廠3000多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
曆史無從假設。否則，若幹年後回望現在，是否正如我們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國兩代決策者們的思考和行動已然殊途同歸？
中國經濟 溫故1998
一
2016年的第一個工作日，北風起，霾漸散，天轉晴。
生活在北京的人們習慣了從擁堵中開始平淡的一天，路永遠是稀缺品，以至於“用時間換空間”的戲碼在這座城市反複上演。而幾天前，同樣急於尋路的中國經濟，剛剛從紀年上告別了這個異常凜冽的寒冬，繼續在冰轍上艱難蛇行。沒人能精確斷言，下一個春天何時降臨。
這一天是1月4日，熱衷於新聞的人們發現，惜字如金的《人民日報》頭版、二版上，再次出現了冠以“權威人士”的解讀文章，而上次人們見到這些字眼，還是在去年春天。那時第一季度剛剛過完，中國經濟正在回落到一個讓人“不難受”的速度上——7%，創2009年金融危機以來同期最低，但並未滑出當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的合理區間。權威人士及時現身，並五問中國經濟，在他看來，7%是個既有“麵子”又有“裏子”的增長數字。
而在數字之外，微觀中國的經濟圖景炎涼不均。
最顯著的是尚未感受到資本寒意的新經濟。互聯網交易正以每秒數億筆的比特量級，不停撞擊實體商業破舊的城牆，阿裏研究院院長高紅冰說，這隻是整個經濟版圖“二維化”的開始。新能源則在小心翼翼地尋找連接用戶的新入口——汽車，見證過光伏泡沫後，它們不再幻想獨自挑戰強大的壟斷對手；機器人率先落地並異軍突起，迅速成為企業界和政府的寵兒，全然忘了早年富士康的郭台銘對“機器替代人”的冰冷預言……這是現實的A麵。
現實的B麵——圍城之內，被稱為舊動能的傳統勢力正在喘息。產能過剩如幽靈般揮之不去，鋼鐵、煤炭、有色、石化無一幸免，幾乎全行業掙紮在虧損邊緣。房地產庫存一再刷新峰值，二三線城市的市長們開始為遍布郊區的空房子發愁，並默默承受土地無法繼續變現的後果。看似風光的銀行業被互聯網撬開了一個口子，已然身體虛弱的它們正在快速逼近風險警戒線；而資本市場即將享受短暫牛市的最後一次狂歡。
2015年，中國經濟的焦點在新舊之間反複切換，躁動不安。
“五問中國經濟”的8個月後，已是新的一年。觀察者發現，再度現身時，權威人士的視線已然收窄聚焦。
在這篇名為“七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解讀文章中，權威人士直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拖不得、等不起，否則“病情”會越來越嚴重，窗口期不是無休止的，問題不會等我們，機遇更不會等我們。
而細心的人們留意到，在眾多口語化的表述中，一個似乎早已為人忘卻的年份被多次提及，那是在上世紀90年代末，確切地說，是1998年。
權威人士說，1998年我們也麵臨外需低迷、內需不足、產能過剩的困境，當時頂住壓力，紡織業實行大規模限產壓錠，才有了後來經濟的強勁增長，才有了今天綜合國力的持續增強；“相比上世紀90年代，現在我國的實力相當雄厚，經濟發展基本麵好，新動力正在強化，新業態不斷出現，前景是光明的，經濟不會出現斷崖式下跌”。
曆史無從假設。否則，若幹年後回望現在，是否正如我們回望1998年所看到的，中國兩代決策者們的思考和行動已然殊途同歸？
二
1998年是另一個躁動不安之年。
經濟數據的異樣首先出現在統計局官員的視野。剛剛過去的1997年第四季度，中國經濟突然下滑，不僅致使全年增長8.8%，明顯低於上一年的9.7%，最顯著的是，通貨膨脹率從8.3%驟降至0.8%。“軟著陸”不到一年，中國經濟剛從兩位數的高通脹中走出，眼看要轉入平穩軌道，卻又要麵對通縮“脫軌”的風險。
決策者很快找到了問題的來源。中國的外貿管理部門沒有預見到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糟糕程度，樂觀情緒在出口外貿領域過度蔓延，他們甚至把 1998年的外需增長預期定為10%。在接下來的三年間，負增長成為常態，這份樂觀明顯徹底地失敗了。
2016年1月6日，已旅居海外的原中國社科院經濟所研究員袁鋼明對經濟觀察報說，這是當年必須麵對的新問題，經濟從高熱變成了平穩後，馬上進入了急劇的下滑。從外部因素來看，東南亞金融危機衝擊很大，外貿由高增長變成了負增長，而且資本外流，這個情況和中國近些年一樣，或許比現在厲害得多。
外貿乏力，內需的啟動同樣生不逢時。那些年，決策者一直在推動住房貨幣化、社會保障市場化和教育有償化政策，企業家和商場也忙於價格戰，期望從消費者手中掏出真金白銀。然而，對於當時人均收入不過700多美元的中國國民來說，即便按照世行標準，也僅僅處於中下收入水平的最低限。
而且，中國的城市化率當時隻達到30%，農村收入和消費水平隻相當於城市的1/3，居民儲蓄率連續數年在30％上下浮動，且呈逐年遞減趨勢。鼓勵消費、啟動內需的政策落至民間時，似乎已有心而無力。
經濟則隨時可能進一步惡化。根據宏觀監測預警係統，到1997年底，經濟運行已處在“正常”與“偏冷”區間交界處，客觀上存在繼續減緩的慣性。
經濟學家們紛紛開出藥方。以吳敬璉、劉國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繼續從緊，以厲以寧、董輔為代表的另一批經濟學家則認為經濟已經偏冷，主張放鬆銀根，還有人提出要擴大基建投資刺激需求。因《交鋒》一書名噪一時的財經作家淩誌軍曾在一篇文章裏寫到，“當物價下降和企業流動資金緊張、投資下滑的情況同時出現時，經濟學界的分歧開始明顯。”
這是中國成功實現“軟著陸”的第三年。
1998年3月的北京，乍暖還寒。但在決策者看來，比氣候更難把握的是中國經濟的體溫。究竟應該防過冷還是防過熱？經濟增速需不需要保住下限？繼續前行的路經何在？一係列選擇擺在了剛剛履新的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麵前。“保8”作為一個經濟時代開始的標誌，正是在那種特殊境況下被提出來的。盡管如此，決策層仍對1993年以來的經濟過熱心有餘悸。
在擔任總理後召開的國務院第一次全體會議上，朱鎔基明確表態，初步估計，8%經過努力可以達到，但是有兩件事情是千萬不能做的：第一是銀行放鬆銀根，生產積壓產品，那等於“自殺”，再一個是搞大幹快上，搞重複建設。
那麽，除此之外，中國經濟還有其他的選項嗎？
三
邱曉華對1998年這段經濟史記憶猶新。
從1993年就開始擔任國家統計局總經濟師，後來又赴安徽省掛職省長助理的經曆，讓他深刻體察到了中國經濟的沉重病體和微觀痛處。
他在當年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全國範圍內有96%左右的工業消費品處於供過於求或供需平衡狀態；六成以上的企業反映生產資料供過於求；加工工業中生產能力利用不足50%的企業在三分之一以上。38萬戶獨立核算工業企業的產成品資金占用超過6000億，其中非正常占用近2000億。
1993年以來的“大幹快上”和投資風潮，在經濟“踩刹車”後病灶盡顯，產能過剩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問題是：藥方在哪裏？
邱曉華在次年出版的《九十年代的中國經濟》一書中回憶到，對帶動今後經濟增長的新成長點問題，各方麵曾進行了廣泛的討論。綜合來看，大致存在三種觀點：一是繼續擴大貸款規模、增加投資，以總量擴張求得經濟發展；二是以開拓市場為中心，以市場啟動帶動經濟增長；三是進行資產重組，以結構調整獲得經濟增長。
在他看來，第一種思路，雖然在具體政策操作上相對比較容易，短期內也可以刺激經濟較快發展，但長期必然導致金融體係難以承受、財政狀況入不敷出，由此，通脹風險勢必卷土重來。第二種思路則受製於居民購買力和外貿環境的變化，短期內難有明顯進展。而第三種思路是國際經濟發展的大趨勢，也是順應經濟結構調整和國際產業轉移的可取之路。
因此，在公開發言時，邱曉華不遺餘力地推崇後兩者，特別是第三條。
巧合的是，這種觀點在當時的國際社會頗為流行。
1998年6月26日，美國前財政部長魯賓在當地會見朱鎔基時，就曾談到經濟增長率的問題。他說，中國的信譽現在很好，即使發展速度隻有5％～6%，也不會對你們有多大影響，關鍵是看你們采取什麽措施，如何處理好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關係，“國際社會最為關注的是你們能不能繼續堅持改革路線”。
魯賓所說的“改革”，中國的決策者們很早就意識到了。
這項名為“國企改革”的浩大工程，實際上從1978年開始，已經持續了數十年。但正如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袁東明所說，“改革都是逼出來的，隻有當不改革的風險大於改革風險的時候，改革才會成為必然的選擇。”
當中國的決策者不去主動選擇時，市場就會代替決策者們去選擇。顯然，隨之而來的懲罰也是殘酷的。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截至1997年年底，全國31個省（區、市）的國有及國有控股工業企業盈虧相抵之後，有12個省（區、市）為淨虧損。從行業狀況細分看，多個行業部門虧損嚴重，其中紡織、煤炭、有色、軍工、建材為全行業虧損。
以煤炭行業為例，1997年這個行業有國有大中型企業170戶，總計實現利潤不過4億元。其中，盈利企業108戶，虧損企業62戶，虧損麵為36.5%。
親曆者的觀察更為觸目驚心。原國資委副主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邵寧在《國有企業改革實錄》一書中寫到，由於其他所有製企業快速發展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國有企業已在競爭中處於明顯下風。1997年，國有獨立核算工業企業中虧損企業的虧損額達到831億元，比1987年上升了12倍；盈虧相抵後實現的利潤隻有428億元，比1987年下降了42%。
虧損的源頭不僅來自市場。據國務院減負辦1997年的調查，國有工業企業各種不合理負擔在500-600億元左右，占實現利稅的20%，超過調查企業當年實現的利潤額。政企不分的遺禍顯而易見。邵寧認為，按當時的趨勢發展下去，中國的國有企業將是一個全麵瓦解和潰敗的形勢。
多米諾骨牌的下一站將是銀行。當時國企的虧損已經通過貸款，逐漸蔓延到剛剛建立企業製度的商業銀行群體，風險開始滲透進整個金融體係。官方認可的數據稱，1998年國有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高達33%，已接近破產邊緣；其中，四大國有銀行在1997年年底的不良貸款，比例為28.66%，到了1998年9月就驟然上升到31.38％。
一些海外媒體和機構甚至宣稱，中國銀行業從技術層麵實際上早已破產。
退途已絕，剩下的隻是一條光榮的荊棘路。
四
1998年1月，上海的《解放日報》記載了一件現在看來匪夷所思的事。
1月13日上午，上海申新紡織第九廠的工人們把機器上凡能拆的機配件、錠子、梭子，都一一卸下，剩了一個生鐵的主機架，然後開始敲。機架很結實、很厚，他們得用力地砸，還得輪流幹，直至機器成為一堆廢鐵。緊接著，一位工人跟著裝廢鐵的車去了上海鋼鐵三廠，看著吸鐵盤把廢鐵吸起來，放進熔爐。隨後，上海申新九廠3000多工人離開了工作崗位。
這就是當年聞名全國的壓產改革第一錘。
在這一錘敲響的兩個月前，朱鎔基把上海多個棉紡廠的廠長、紡織集團的副總，一一請到所住賓館，目的是聽對方算賬：如果關掉1萬紗錠，要減掉多少人，這些人如果回到社會上去再就業，要用掉多少錢；1萬紗錠上麵借了多少銀行的錢，如果要還掉銀行的錢，又要如何操作……
這是人們對於1998年那場驚心動魄的改革，留存下來的最初印象。溫故而知新。對於當年那些事，周放生是格外留心的一群人中的一員。
盡管早已退休，他對自己曾親身參與的改革曆程仍記憶猶新。2016年1月7日，周放生對經濟觀察報說，“從寬泛的意義上理解，1998年中國經濟經曆的，正是一場徹徹底底的供給側改革。”當時周的身份，是原國家經貿委企業脫困辦公室副主任。
國有企業三年脫困，是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1998年提出的目標。作為親曆者，周放生至今還記得，總理當年在人民大會堂講話時說，“國企三年脫困中央下決心了，如果到第三年不能完成脫困的目標要求，辭職以謝天下”。
“作為一個總理，他把自己的後路斷了。以‘壯士斷腕’的大無畏的精神推進改革。”周放生說。
軍令狀已立，不容不進。接下來的一幕幕一定會讓今人感到震撼。決策者們一次性把本溪、撫順的煤礦全關了，遼寧的全部有色金屬礦，除了一個銅礦外，也全部關閉。
三年時間，煤炭行業總計壓產4億噸，鋼鐵、有色、軍工也相繼成為壓產改革的重點行業，這一長串名單裏還包括建材、製糖、石化、電力……
如果1998年的記憶隻停留於此，它在中國經濟改革史上的位置不會那麽重要。
1998年，朱鎔基宣布費改稅，在費負高於稅負的年代，這相當於一次大規模的減稅。與此同時，他宣布啟動政府機構改革，15個部委被精兵簡政，這項冒險之舉被很多人認為是一下子闖進了兩個“地雷陣”。用今天的眼光看，這正是不折不扣的供給側改革的一部分。
就在決策者為國企甩掉包袱時，“抓大放小”策略中被放掉的那些資源，卻呈現出了別樣的活潑色彩，以至於改變了中國經濟未來的格局。
從數據上來看，改革讓當年國有企業的產值大幅度縮小，三年後比例直至不到20%。相比之下，民營企業則獲得了極快的發展，從最初的機電製造迅速切入到裝備製造，再進軍重工業製造，乃至後來的基礎設施領域，最終為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的“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描述了一副生動圖景。
這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一方麵，一年前的十五大，已經為民營經濟正名，稱之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麵，一如2016年1月，權威人士在《人民日報》所描述的那樣，“有心栽花花不發，無意插柳柳成蔭”。
邵寧在書裏統計，全國6659家國有及國有控股大中型企業三年時間共計下崗分流2100多萬人。當然，由於再就業工程謀劃在先，財政補償和社保體係建設成事於後，以服務業為主的中小企業承納了一部分就業人口，整個社會經曆的動蕩並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麽嚴重。
但中國經濟承受的壓力，並不輕鬆。啟動改革的當年上半年，經濟增速迅速下探至7%，到了前三季度，也僅比上年同期增長7.2%。要完成全年“保八”，下半年的增幅應該是9%以上。
財政開始加足馬力保駕護航。1998年，項懷誠接替劉仲藜擔任財政部部長，樓繼偉被任命為副部長。隨即，財政部發行特別國債以補充商業銀行資本金，六個月後再次增發1000億元長期國債，分兩年列入預算，此後追加到2000多億，加上配套資金高達6000億，以支持基礎建設投資。
然而，當年經濟增速回升至7.8%就止步了，“保八”承諾失之交臂。於是，第二年，朱鎔基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順勢將中國的經濟增速預期調減為7%。
2000年11月，國家經貿委宣布，中國國企三年脫困目標順利完成。此前的1999年，中國剝離了1.4萬億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貸款。此後的2001年，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而從1998年到2001年，中國經濟增長率一直徘徊於“七上八下”間，通縮陰影揮之不去。
從開始去產能到現在，這是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
2003年，一個久違的詞匯，“過熱”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中，這一年的中國經濟同比增長了9.1%。官方確認，中國進入了一個新增長周期的上升階段。
曆史翻開了新的一頁。
針對98年產能過剩的問題，國務院總理朱鎔基領導的政府采取了幾項措施，其中就有“使用行政手段，供給端改革”：終止重複建設、清理過剩產能、兼並破產落後企業、下崗分流勞工。企業兼並、破產加快，96-98年，國有企業從11.38萬家下降至6.5萬家，減少幅度達到42%。同時減員增效、下崗分流，98年至99年間，國有企業就業人數下降約2200萬。
上一輩的下崗分流，換來了中國今日的繁榮；如今又麵臨經濟困境，我們又將何去何從……
98年紡織業改革8大措施
紡織業改革
國務院給出的紡織行業目標是從98年開始的3年國家舉力，以行政手段直接下達任務來完成去產能、國企三年扭虧脫困。
98年初，國務院於年初發布了《國務院關於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裏麵具體提到了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的主要目標：從1998年起，用3年左右時間壓縮淘汰落後棉紡錠1000萬錠，分流安置下崗職工120萬人，到2000年實現全行業扭虧為盈，為實現紡織工業的產業升級和振興奠定基礎。
根據國務院要求，“九五”期間各地區、各部門及所有企業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新增棉紡錠，不得以任何理由轉移落後棉紡錠。
國家在紡織業產能出清的過程中，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事實上，在紡織行業改革之際，98年2月已經出台了《國務院關於紡織工業深化改革調整結構解困扭虧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其中以財政手段為主提供了大量支持。以下幾項改革措施的力度較大：
1、直接的財政補貼和貸款補貼。每壓縮淘汰落後棉紡錠1萬錠給予財政補貼300萬元，由中央、地方財政各承擔150萬元；同時安排銀行貼息貸款200萬元，貸款的貼息資金由地方財政承擔，貸款還本期限為5年至7年。壓縮淘汰的落後棉紡錠設備，由紡織總會負責監督回爐銷毀。
2、兼並破產政策重點向紡織行業傾斜。安排兼並破產和減員增效紡織企業537戶，計劃核銷規模126億元，占全國總規模400億元的31.5%。
3、分流安置下崗職工政策。98年壓錠企業辦理退休3.5萬人，紡織工業企業下崗職工要進入本企業再就業服務中心，保證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和養老、醫療保險費用的支付。
4、土地支持政策。棉紡織工業企業在“壓錠、減員、調整、增效”工作中，利用原劃撥土地使用權進行經營的，應先對劃撥土地使用權進行處置。在資產重組中被置換出的土地，其使用權在處置後所得收益可全額用於企業分流安置下崗職工和減債。
5、出口配額分配向紡織自營出口生產企業傾斜。
6、提高出口退稅率。為提高紡織品出口競爭能力，鼓勵紡織品出口，退稅率統一提高到11％；對紡織機械出口實行出口信貸和全額退稅優惠政策；對經批準的從事進料加工的紡織企業，使用新疆棉頂替進口棉生產的出口產品繼續實行零稅率的政策。
7、棉花流通體製改革。對經批準的從事進料加工的紡織企業,使用新疆棉抵頂進口生產出口產品實行零稅率政策。
8、以行政約束的方式，堅決控製新增棉紡生產能力。
紡織行業去產能效果
經受住98年的衝擊。98年係統內國有企業完成產值1653億元，比上年下降0.31 % ;增加值380億元，比上年增長5.53 % ;銷售收入1650億元,比上年下降5 .85 %；利潤總額虧損19億元.比97年減虧2 6億元,基本實現了減虧30億元的目標。
02年之後紡織行業去產能效果明顯提升。1、新增產能得以上馬；就業人數從99年的510萬下降到456萬；2、負債率下降、利潤率提升；紗、布產量02年起穩步提升；3、勞動生產率由98年的1.75萬/人提升到02年的3.24萬/人，增長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