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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還在走向共和 / 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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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百年:還在走向共和 / 章立凡

2011-02-18 16:00 | 閱讀(1757) | 標簽: 辛亥百年, 走向共和, 思想史, 章立凡 |

2011年將迎來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結束封建帝製走向共和,無疑是巨大的曆史貢獻。一個世紀過去,共和仍在“走向”中。中國人到底學到了什麽?解決了什麽問題?社會進步了多少?需要在紀念中反思並展望。

一 專製與憲政,改良與革命

中國封建專製製度建立在農業文明的基礎上。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自然經濟下的農業文明遭遇西方工業文明前所未有的衝擊,麵臨“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內憂外患之下,思想界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麵,改良與革命兩大社會思潮相繼應運而生。主張君主立憲的改良主義和號召排滿革命的民族主義,目標都是實現憲政。改良或革命都是手段上的選項,兩者互為表裏,都是要以自己的方式建立西方式憲政民主。

改良派主張“虛君共和”,康有為以墨西哥、法國革命的造成的長期動蕩為例,認為“我國民智未開,驟行共和,必致內爭……國已凋敝,如再割據內訌,其如民生何?當今急務,不在政體之君憲抑共和,而在救亡圖存,避免內爭,休養生息,徐致富強,以防列強之瓜分耳。”

在憲政框架下的改良(或曰改革),社會成本低於革命,對經濟的破壞較小,憲政民主中“妥協共存”的政治智慧,可令博弈各方均獲得可持續的權利。但中國曆史牌局中貫穿著“成王敗寇”的鬥爭哲學,追求一方全盤通吃的終極權利。清王朝原可通過政治妥協達成社會契約,最大限度地保持其長久利益;因其患得患失、改良滯後,導致革命思潮的勃起,最終全盤皆輸。

滿清作為少數民族政權,實行的是“族天下”(餘英時先生語)的部族集團統治,滅亡前的最後一任內閣,更是靠血緣維係的“皇族內閣”,這就使“排滿革命”的民族主義口號更便於煽情。在改良與革命的賽跑中,革命跑到了前頭,但康有為預言的割據、內爭、外患等,隨後則一一出現。改良的理念未必差,革命的後果未必好。

二、問題與主義,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

三民主義是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的官方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在1949年後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主流意識形態。兩者同為是西方政治學說的本土化產物,對近代中國影響至巨。兩種主義旗下的兩大政黨,曆史上曾是“以俄為師”的孿生兄弟,有數度的合作與紛爭。

十九世紀末,社會主義思潮已開始在國際上流行,社會主義有共產主義、社會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基爾特社會主義、費邊社會主義等多種流派。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可視為社會主義的一種中國本土化流派。孫中山觀察到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貧富懸殊,階級矛盾尖銳等諸多弊病,主張“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毛澤東也是個不斷革命論者,執政後各種政治運動與經濟結構改造交錯互動。社會革命(或曰社會變革)是社會經濟製度的根本質變,若操切為之。則不僅社會無法承受,政治革命本身也會變質。近代以來中國革命的誤區,恰恰在於將兩種革命同步進行,且以為“革命”二字能解決一切問題。

辛亥革命推翻帝製之後,有民國之名而無民國之實。“平均地權”的承諾沒有兌現(50年代才在台灣成功實現),“節製資本”變成了官僚資本吞噬民間資本。靠土地承諾建立起來的共和國,農民未能真正擁有土地,至今仍是城鄉二元結構下的“二等公民”;前30年全民“均貧”,後30年權貴“先富”;前者“以革命的名義”集中於政府,後者“以改革的名義”集中於權貴。百年兩場革命和一場改革的共同特點,是社會財富由分散走向集中。

“均貧富”的造反基因,深植於中國人的“國民性”中。當統治到達民不堪命的臨界點,就會訴諸叢林法則,從順民變為暴民,成為王朝更迭的原始動力。政治革命未建立完善的憲政體製,社會革命(改革)未確立公平的經濟體製,外來的主義不斷產生中國式的“山寨版”,內生的問題依舊層出不窮。主義無法解決所有的問題,各種新老問題仍在考問著主義。

三、“西化”與“蘇化”,一元與多元

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廢分封立郡縣,高度集權的封建專製製度由此底定。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中國特色的文化專製逐漸確立。政治上的大一統,終結了先秦以來的百家爭鳴,進入了一元意識形態下的思想國家化時代。19世紀中葉西學東漸以來,中國思想界出現的多元競爭的局麵,與先秦的百家爭鳴時代相比,後者處於東西方文明的對撞與交匯的曆史環境,有了更為廣闊的全球視野。

“全盤西化“與“中體西用”一直是鴉片戰爭以來文化論爭的焦點。西方學說教義進入中國,不是打成異端,就是奉為偶像。從太平天國到義和團運動,中西價值觀的衝突演變成兩場內亂,一場是摧毀傳統的悲劇,一場是捍衛傳統的鬧劇,主角都是中國農民。嚴複、梁啟超、陳獨秀、魯迅等思想先驅,都將“改造國民性”作為重大文化任務。

五四運動的反傳統精神,既是對封建文化的反抗,也催生了一個造反的革命黨。造反成功江山底定,意識形態再度定於一尊,“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真理”的斯大林主義模式,貫穿於共和國前30年的曆史。曆經“文化大革命”的洗劫之後,封建文明和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幾乎同時摧毀殆盡,出現了文化斷層和信仰危機。

威權時代結束後,改革開放帶來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但曆史的慣性依然存在,文化建設迄今未能與經濟發展同步。“國民性”積弊在商品經濟大潮中水漲船高,封建糟粕借助民族主義的回潮沉渣泛起,國民素質與經濟的高速增長不相匹配,社會分配不公導致民粹主義情緒泛濫。

進入21世紀以來,在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時代來臨的大背景下,信息傳播的多元化催生了網絡民主,政治上高度集權、思想上高度“一元化”的治理模式已難以為繼,多元化漸成大勢所趨,反封建和“改造國民性”的啟蒙責任依然任重道遠。

四、政府與社會,黨治與法治

中國曆來不是一個海洋文明國家。半封閉的地緣環境,決定了在航海、殖民、貿易領域不及西方,缺乏外在張力。內向細分型的農業經濟和高度集權的政治結構,沒有形成與商品交換配套的法律體係。幾千年來固有的家族主義社會細胞組織,隻是“家天下”的縮微克隆版,未能產生市民社會和地方自治,也未形成可與政府討價還價的利益團體。曆史上統治者習慣於扮演“全能政府“的角色。政府與社會的關係,一直是政府大社會小。

清末革命興起的民族主義狂潮,喚醒了蟄伏兩百多年民族壓迫記憶,明亡以來知識分子與秘密社會結合形成的反清會黨,成為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但家長製、黑箱政治等會黨特色也一並繼承下來,20年代又與暴力革命的列寧式政黨模式嫁接,長期影響中國的政治生態。

近代以來,中國有會黨政治而無現代政治學意義上的政黨。國民黨在大陸統治期間“以黨治國”,“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是會黨政治的延續。當統治集團成為“集體君主”,納稅人須同時供養黨、政係統及其衍生物的龐大支出,負擔比封建時代還重,這在現代法製國家是無法想象的事。

1949年後的社會一體化整合,打破了封建時代“皇權不下縣”的傳統,將自然經濟下的宗族社會細胞,全部置換為黨化組織,強化了政權基礎,卻未能有效地發展生產力。高度組織化形成的社會動員能力,足以令高層決策錯誤迅速演化為“大躍進”、“文革”式的巨大社會災難。

當今迷信“集中力量辦大事”的“舉國體製”,盲目追求GDP的各種“政績工程”,造成了社會資源的巨大浪費。從革命黨向執政黨的轉型,從草民社會向公民社會的演變,至今仍有待完成。

五、經濟民主與社會民主,契約精神與公民社會

將現代化解讀為工業化,有意無意地忽略現代性,是從清末洋務派到當代主流政治家的一個習慣誤區。現代性作為社會在工業化推動下發生全麵變革而形成的一種屬性,是各發達國家在技術、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麵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從清末的“中體西用”到當今的“中國模式”,對現代化的解讀仍十分粗陋,對現代性的認識則更為膚淺。

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形成,使西方人較早懂得了用社會契約的形式保護財產權利,英國的憲章運動,是大貴族和君主談判納稅問題,約定各自的權利和義務,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原則。美國獨立運動提出“不出代議士不納稅”,其理論依據也是社會契約。

在“家天下”的中國則沒有這樣的傳統,天下是打出來的,而不是選出來的。梁啟超說中國“無公法、私法之別。國家對於人民,有權利而無義務;人民對於國家,有義務而無權利。”曆代統治者從來不尊重私有財產,習慣於將國家視為戰利品,有權世世代代吮吸“血酬”。

從清末“鐵路幹線國有”到民國的“國營為中心”,再到共和國的“對資改造”,中國經濟先後經曆了三度“國進民退”的輪回。政府的急功近利,先後導致了清王朝和國民黨政權的傾覆,毛澤東在野時曾提出“經濟民主”的口號,但執政後很快棄置了《共同綱領》。在國家利益的名義下破壞社會契約,令“天下為公”、“一大二公”成為壟斷權力及資源的口實,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同出一轍。

“走向共和”是中國崛起的政治前提。百年來曆經《臨時約法》、《共同綱領》到32年前的改革開放,已多次訂立成文或不成文的社會契約,承諾者的公信力和合法性一旦自毀,政權傾覆的危機如影隨形。如果經濟上走不出“國進民退”的循環,政治上走不出“以暴易暴”的周期律,中華民族將永遠在曆史怪圈中徘徊。

六、百年後的展望

中國改革開放的思想成就之一,是人民普遍有了權利意識,開始懂得用法律的武器來維護自身權益。目前政治體製改革滯後,改革共識破裂,權力越來越不受製約。建國《共同綱領》的憲政民主及直接普選的承諾長期不兌現,憲法規定的公民自由權利得不到保障,則爆發社會危機的風險巨大。走向無序化的內亂型社會,必將使32年間的經濟建設成就毀於一旦;無論對於平民百姓或是富裕階層,都不是一種理性的選擇。

反思辛亥以來悲愴的百年史,深感中國要實現現代化,仍需接受普世價值,徹底告別東方專製主義傳統。共和即妥協,對當前利益博弈的各方而言,妥協是避免社會撕裂的最後機會,但需要遠見卓識和政治智慧。為避免再度陷入周期性動亂,中國需要訂立新的社會契約,並有長期穩定的政治、法律製度作為保障,確立憲政下的遊戲規則,徹底走向公民社會。

2010年12月16日 風雨讀書樓

《中國改革》2011年1-2期合刊(《新世紀》《中國改革》年度特刊:中國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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