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立群致中國文化教育界及青年的一封信

“闖”與“碰” 一，中國這一、兩個世紀以來被“闖”的曆史 “闖”與“碰”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中國字也是這樣結構的：闖，是一匹奔馬破門而入。馬是闖者，門是被闖者。碰，是兩個互動，所以是兩塊石頭並在了一起。 在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儒－道文化與西方的希臘－基督教文化真正的較量是從十九世紀開始的。清朝自乾隆後，已由盛世日漸轉為衰微，加之文宗鹹豐皇帝歿後，同治孱弱，其母慈禧垂簾聽政，後來又上來一個書生氣十足的光緒，朝政像是一團未織成綢的絲綿，綱紀全無。起先，西方列強還以傳教為名，後來便動了真格的，明火執仗地發動了鴉片戰爭、甲午戰爭，以及1900年那個讓中國人老臉丟盡的、八國聯侵占北京！而我們的堂堂大清的政府居然將一座千年古城丟給洋兵，自己逃躥而去，並謂之於“西幸”！簡言之，一個多世紀以前的中國，西方人文對我們的人文不啻為“闖”：是西方的列強用堅船利炮“闖”開了我們的大門 ――華夏這座陰柔的古廈幾乎被它們闖坍。雖我們有林則徐，有虎門提督龐天培的英勇陣亡，也有義和團與由稚女組成的紅燈照。中華的子孫用其血肉建築了一條長城，不過畢竟我們是凡胎，人家是槍彈！直到這個時候中華民族才覺醒：原來在一個科技使然的時代，我們的文明不堪一闖。 但是如若從數千年人類的文明史，或以我們老、莊的“道”來看，也正是這般的衰微，乃至陰氣淫淫，才會招來西方的陽剛大漢：老子有言：“穀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兮其若存，用之不勤。”〈1〉中國百多年前的陰篤形成了穀虛之勢，猶如一個倦怠乃至彌留的美女，急需盛陽來充填的道理。 此說並不是遑論，非此，我們不會有“洋務運動”，不會有李鴻章建立的北洋水師；不會有深諳儒道的張之洞引進西方的技術在漢陽開設鐵工廠；也不會有袁世凱仿效德國在天津小站訓“新建陸軍”。 非此，也就不會有最早的一批青年負笈過洋，來到歐美，較為真切地了解西方，研習西方的人文傳統。這些人當中有兩個人必須提及，一位叫王濤，王於 1871年到達英國，後來發表了著名的――中國為“道”，西方為“器”；中國為“形而上”，西方為“形而下”的東西方區別的理論〈2〉。另一位叫嚴複，於 1877年由清廷的海軍派往英國倫敦格林威治大學留學。嚴留英回國後先發表了《原強》，讚揚達爾文的進化論，後又翻譯了赫黎胥的《天演論》極力宣揚“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理論〈3〉。他的這些西方的理念對康有為為首的“君主立憲”――君主與民主法製並存的一派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他們成為了中國最早一批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而胡適的“適”字也是來自“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適”。〈4〉 從十九世紀中葉起步、曆經了幾十年的洋務運動，一場世紀末的甲午戰爭，使得中國再次品嚐失敗的苦果：大清帝國引以為榮的“帝國北洋水師”傾覆於東瀛小國日本的手裏！接下來便是賠款、割地、簽訂辱國辱民的條約；為此，康有為嘯集了一千三百餘名舉人聯名上書給皇帝，此舉曆史上稱之“公車上書”〈5〉；繼後，於1898年康有為、梁啟超借勢迫使慈禧政府接受變法。但是曆史總是不盡人意，維新改良隻維持了103天便被腰斬：譚嗣同、李光第等六君子就義在北京的菜市口，戊戌變法徹底失敗。 但是萬物的運行規則逃不脫陰陽互動，禍福相依：一方麵是清朝政府通過外患與“內亂”終於明白了一個道理，即：要想使大清帝國繼續存在下去，精勵圖強是唯一的道路，而鄰近的那個彈丸小國，中日戰爭中的戰勝國日本，是取經、習技的好地方。 另一方麵是日本：日本政府從中國的政治風雲中清楚地看到文化影響之重要，遂之於1898年正式向清廷表示願意接受中國學生到日本學習。時年即有64 名中國學生前往日本；翌年，他們又出資為200名學生安排赴日。後來，派去的學生與年俱增，從1901年的274人――包括官費生與自費生，到了1906 年的高超時期――赴日留學人數超過了8000人〈6> 此前，有一在美國夏威夷奧蘭尼中學學習，後在火奴魯魯英國公理會教會學校就讀的一個叫孫逸仙的人出現在曆史上。這個孫逸仙後來在香港完成醫學學業，看到行醫治病救不了中國，便投身政治，決心推翻清帝國，實現美國合眾式的共和國。他先於1894年上書李鴻章，後又試圖影響維新領袖康有為，但均未獲得成功；於是1895年他密謀策動廣州起義，但是起義未遂即被出賣。隨後他逃往英國倫敦。在英國期間，他的革命思想逐漸成熟，那篇《倫敦蒙難記》〈7〉是他 “三民主義”的雛形。孫中山是個基督教徒〈8〉，不過他的理想是混成式的：諸如基督教的“愛民”、達爾文進化論加上一些馬克思的社會主義與俄國的民粹主義。到了二十世紀頭十幾年，皇帝終於被孫中山與袁世凱逼退了位，屆時英美法德由於國際勢態的變化暫時放緩了“武奪”，也采取了日本政府的法子，試圖以 “文征”來控製未來的中國：他們聲明庚子賠款〈9〉之部分款項可以用於派遣留學生到歐美國家；自那個時候起，我們的國家才有了第一批真正意義上的留西洋人材。 這一留，就留了一個世紀。中國人、中國的社會與文化在這些留洋學生的影響下，產生了巨大的變化，我們的曆史上遂出現了一連串的“文化精英”的名字，這些精英個個都是喝洋墨水的（包括喝日本的“準洋墨水――亞德國模式”）。論及這些“世紀風雲人物”在中國的建樹，從民主、自由、民權、人權到政治製度，法律體製，經濟學，市場學，以及科學、技術、哲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建築等幾乎是遍及了所有的形而上、形而下的方麵。一個無可爭辯的事實是，一個世紀以來，西方列強（包括日本）在中國播下的桃李之種已經開出了花朵與結下了果實，雖說中間也經過了他們所不喜歡的“竹幕時期”，然而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中國還是開放了，她的國門向西方敞開了。 這樣的情況使得歐美某些對中國不壞好意的“西半球中心主義”、“白人是優越人種”的鼓吹者們與東洋日本的“大帝國”的夢幻者都頗為自慰，以為他們使用的這套經營了上百年的“接納留學生”――以教育的方法從根本上用西方的基督教思想來替代我們的華夏文明的韜略――得到了的勝利。中國走西方的路，就是中了他們的圈套，而且最終會成為他們的附庸，成為他們“現代性價值”的“垃圾站”（日本慣以向中國出讓過時技術就是一例）。不過，那些真正了解中國的所謂“中國通”們，他們非但不那樣沾沾自喜，反而在發出警告：因為他們已然察覺到在這開放的後麵，中國文明中那股深厚的力量在什麽地方閃光了－－中國（不如說是儒－道的文化在其作用）數年內持續不斷地（意識與非意識，包括自費的學生）送出去萬計、十萬計、幾十萬計的留學生，他們都是到最先進的國家去學習，而且進入這些國家最好的學校――以英國為例，目前2004年，進入英國最昂貴的私校的人數已達千人。如果說一個世紀前“玄牝之門”被洋文明開啟了，繼後便是一個長長的妊娠期――這個胎兒足足孕育了一個世紀。到了二十一世紀，嬰兒才出世，說是“橫空出世”也不為過，因為這樣一個迅速成長的孩子並不完全是西方列強在百多年前所期待的；從中國的角度來說，這個孩子是在她自身文明不孕症被西方強劑量的藥物治愈後臨盆的。這個孩子當然不是亞當，也不是混血，而是一個地地道道的華夏之種，不同的乃是他的母親在懷孕期間得到了西方的滋養。但是問題也出來了，這個孩子長得太快，快到幾乎能跟西方人站在一個視野線上了，而且開始用身體與西方的大個子“碰”了，當然隻是剛剛在接觸身體，即使如此，其力量已使得西方不敢忽視。 二，“碰”就需要有實力，不然還是被闖 話到深處，其實那些資深的中國通們已從全球整體上（三維度上）把中國與其他的文明、國家、民族做了一番比較，並總結出五個特點，即我們這塊東方古國 1，地大；2，有天然資源；3，有勞動力資源；4，帶著長的文明史；5，具有持續了幾千年的傳統價值觀――以儒家思想為定位的社會，還有能使國家統一的漢字係統。 這五個特點確實為我們中國所獨有。其他諸國如俄國，他們所具備的是1，2，5――東正教的理念。美國有1，2。日本有4，5――大和魂（眾神觀念）＋儒教＋佛教。加拿大有1，2。世界上僅有印度與我們相似。但是他們缺少5〈10〉。 遺憾的是在這個新世紀中，我們帶入現代的隻是1與2，加上一個教育水平不高的13億民眾――據《文匯報》2004年10月24日的報道，我們人均受教育的年限為7.85年，是美國100年以前的水準。而4與5，已被我們自己拋在了路上。 且看：因為我們已經打倒孔子百年了，所以，可以說我們在很大程度上已然否定了我們的傳統價值。而最致命的是我們非但在認知上采取了曆史虛無主義的態度，而且更從根本上改變了我們的教育思想與教育的方式。 “教育”的涵義倒底是什麽？ “教育”不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詞組，它是一個國家的未來，民族的未來；它影響到一個國家整體的政治走向、經濟的走向與文明的走向！“教育”也正是那些百年前策劃我們學子留學西洋的人們“放的長線”――不誇張地說，也正是我們的“世紀精英”們在我們的國土上作出的重要“功績”之一： 證據是：這些人在我們全國小學的授課內容中以白話文的“國語”替代了中國古代的經典。 “經典”是什麽？是指可以經曆得起時間檢驗的、帶有典型性的、真善美的東西；“時間檢驗”又是什麽？是每一個時代都能承認、接受、以至能賦予它們新的內容；它們囊括哲學、理論、文學、藝術、建築以及科學、技術等等方麵。 世界上的經典，哲學上有希臘的三位哲學家的思想〈11〉，有亞當·斯密，康德，也有尼采；宗教上有《舊約》、《新約》、《可蘭經》與《佛經》；音樂上，有莫紮特、貝多芬；歌劇上有威爾第、普契尼；戲劇上是莎士比亞；詩上有歌德、普希金；文學上是巴爾紮克、托爾斯泰。科學方麵具有經典貢獻的是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等等等等；總之，能冠之以“經典”的、就其世界範圍來說，不算很少，以上僅是舉一些人們熟悉的名字。能夠列出這些名字是因為時間對這些人的思想、作品、理論已經不存在任何意義了，它們自身已是永恒。在宗教上以《聖經》為例。幾乎每隔五年，就會有一個新的、將其增添了時代內容的《聖經》出版：其經文是一樣的，但是其解釋則非常符合當代人的需要；音樂的例子就更多：莫紮特的作品每年全世界至少上演幾千場；而莎士比亞的戲劇，光是《羅米歐與朱莉葉》就有歌劇、芭蕾、話劇、音樂劇、電影等等。我在英國還看過台灣來演的莎翁的《麥克·佩斯》的京劇。 中國的經典是什麽？我們的經典也一定是那些留傳的時間最長、流通範圍最廣並且影響最大的東西：所以無疑是孔子的《論語》與老子的《道德經》。據最近聯合國教科文的統計，世界上被翻譯成各種文字的作品中，老子的《道德經》的銷量僅次於《聖經》〈12〉；而且十八世紀歐洲的啟蒙思想家大都受到了老子哲學思想的影響。而儒學的宗師孔子被列為世界上十位最重要人物的頭一位，他的後麵有牛頓、達爾文等；在1988年在法國巴黎召開的世界第一屆諾貝爾獲獎者大會上，一位物理獎獲得者內斯·阿爾文博士提出：“我們人類要繼續生存下去，就必須回到25個世紀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13〉可見孔子是一個世界頂頂級的經典人物。軍事上則是孫子：美國的西點軍校把《孫子兵法》當作基本教材，連華爾街的股市專家與銀行家都把孫子的計謀編集成冊。 中國詩歌的經典家們是屈原、莊子（他同時與老子並列為道家思想的開山鼻祖）、李白與杜甫；2002年我還在一個在英國鄉村舉行的、德國作曲家馬勒的《第九交響曲》的音樂會上講解了李白的詩詞：這部在西方膾炙人口的音樂作品是作曲家從唐詩、特別是李白的幾首詩中得到了靈感而創作的。在中國戲劇上是關漢卿；文學上是曹雪芹。這些就是經典，經典不但要經得起時間大浪的衝刷，而且是超文化、超地域、超種族跟超語言的。 但是，我們中國人百年來是怎樣對對待自己經典的呢：二十世紀初，在西方的闖擊之下，先是梁啟超力主“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革命”三個革命〈14〉；而胡適之自美返回後，便與北大的校長蔡元培、教授錢玄同一起提倡以白話文為國語的教材。胡適博士說國文應該是“我手寫我口”；並在他的《文學改良芻議》中闡述“文言合一”的理由；還以歐洲文學為楷模，舉了意大利的但丁是第一個放棄了古拉丁文而啟用本國俚語寫作的例子。 是否使用白話文取代經典國語在當時的學界引起了一場風波，以林紓為代表的“經典派”與胡適展開了激烈地爭論。不過最後林紓、辜鴻銘等人還是寡不敵眾――於1920年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終於下令在全國的小學實施白話文教授國文；同時學校裏的《四書》、《五經》被棒殺。 然而以白話文替代“國語”的最深層的影響遠不是書寫什麽體的問題，而是使得學生無法接觸到我們的經典，因為中國的經典都是由古文寫出來的。這便造成了另一個可悲的現象：古文需要由專家翻譯成現代白話才看得懂。 新文化運動派還不甘於此，白話文派最終的目標不僅是想杜絕學子接觸經典，還要把大部分中國的經典斥為“吃人”〈15〉跟“吃人的禮教法製”〈16〉，要中國人的子孫後代永遠拋棄這些東西。 胡適這些大學者向以予人印象深刻的是治學嚴謹；胡適本人也成為“實證主義”在中國學術方麵的典範，但是衡量一下他一手發起的白話文運動，我們就會發現他在那個時候陷在了一種激烈的、猶如“文化暴力者”一般的情緒之中：既然他以但丁為例，我們也不妨用這位意大利13世紀的詩人為例――在他的詩作《神曲》中，但丁是在衝破一個不可挑戰的、神的世界，所以他的作品是“中世紀人生觀最好的表現”〈17〉，也是中世紀的教會對希臘哲學的妥協。但丁的作品的偉大是在於對人的認識。眾所周知，“古代希臘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是：它是以人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為中心的。蘇格拉底之所以受到特別的尊敬，正如西賽羅所說，是因為他把哲學從天上帶到了地上……”〈18〉。了解歐洲人文史的人都知道，歐洲文藝複興的奠基石是在13、14世紀的意大利的學者在重新學習古拉丁文、古希臘文，回到經典的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時代、發現了古希臘的經典精神才鋪下的。可以說，沒有古典的精神就沒有繼後的文藝複興。可是作為美國哲學博士的胡適先生卻在他的名著《文學改良芻議》中，引旁偏據，唯是唯所，以但丁棄用拉丁文來遮蔽同是這個但丁繼承了古典精神。 結果，接下來的這一個世紀，我們在教育上就一直在搞“新學”；什麽是新學？從理念上，西方原來也都強調經典教育，隻是在這一、兩個世紀才開始嚐試所謂的“行為科學”，加上後期出現的“實用主義”或“兒童中心本位”等理念。 我本人在西方教育界工作了近二十年，而且我自己的孩子從幼兒園到大學也都是在英國讀的，因此對他們的教育製度有一些發言權：在英國，政府的教育部門對於“如何教授孩子”這些根本的理念始終都還在實驗之中；加之黨同伐異，教育的問題又常常摻雜著政治的因素，所以很難作出一個相對滿意的答案。比如過去英國保守黨在台上的時候強調――學好國文（英文）就不可不學好英文的語法，而且在學校設置了一些經典課程。這個想法最初是由伊麗莎白一世在16世紀提出的，這樣的學校稱做“語法學校”〈19〉。“語法學校”設立的宗旨之一就是經典教育，這個情況一致延續到二十世紀。但是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工黨上台以後，新學伊始，開始強調孩子的興趣，主張給學生以最大程度的自由，即，他們想學什麽就學什麽；所以將很多“語法學校”改成“綜合學校”〈20〉。九十年代後期工黨重新上台，覺得過去的那種太放任的概念有問題，又打算修正――其中一個趣聞是工黨的布萊爾(Blair)首相將自己的兒子從其選區的綜合學校轉入了語法學校，這本來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卻鬧出了一場政治的風波，一些報紙稱他是偽君子……。總之，不管是經典教育還是行為主義教育，是強製式教育還是什麽別的教育，這一切還都在徘徊之中，還尚未得到一個定論。 可是一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包括台灣，我們卻全盤地搞上了西洋的教育法――在大陸自五十年代起采納的則是蘇俄式的教育。就是說我們的教育一直在沿著 “胡適們”的實用的、厚今薄古的路在走。其直接的後果就是使得我們的幾代人一直都攀登不上華夏五千年文明應有的高度；形成了“個子可以長高，卻患了軟骨病”的現象。 在這一點上，我相當讚同台灣學者王財貴（牟宗三的學生）的觀點，他用“文化侏儒”來比喻中國現代知識分子。2002年在他給北京師大的講座裏批評了白話文的語文教學使得我們的學生“隻能進入身邊文化環境，進不了曆史環境。” 的確，由於失掉了曆史感，百年來中國人不能站在巨人的肩上去看世界。什麽巨人？這巨人就是我們五千年文明的高度，沒有這個高度，我們就看不清別國的文化，也就無從識別“他山”之上，到底什麽是“玉”，什麽是“垃圾”。 兒童心理家指出，一個孩子在三歲到十三歲之間是記憶力最強的時候。在這一段時間，理應大量地學習、大量地記憶，而不一定非要能理解。因此，我們應該在這個階段給他們兩本東西――兩本經典，頭一本是《論語》，第二本是《道德經》。也許很多人會說這樣作有些不近人情：“即使死記硬背背下了這些東西，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實際上――這位台灣學者也說“沒有這樣的教育，這一輩子不要想成為一個所謂的‘大人才’。”。 確實如此。不說別人，就拿首先在中國提倡“白話文運動”的胡適來說，他四歲始讀古詩，其後學四書五經，八歲讀了《資治通鑒》，十一歲讀完朱熹的《小學》，十三歲讀畢了《左傳》。胡適自己說：“先生使我讀《資治通鑒》這部書，實在是大曆史家司馬光於1084年所輯編年式的中國通史。使我發生很大的興趣，我不久就從事把各朝代各帝王各年號編成有韻的歌訣，以資記憶。” 〈21〉 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文化高度，他二十歲到了美國哈佛大學學習西方哲學時，國學一經與西學相融，就寫出了他那篇著名的《先秦名家研究》的博士論文，成就了他終生的大業。可惜的是，我們如今已經無法要這位大學問家捫心自問：他取得的成就難道不是與他在十三歲之前硬吃下去的古文有著直接的關係嗎？ 新近由於讀到一本書上談到了郭沫若的兒子郭世民的遭遇，便引起了我再讀郭沫若的興趣。雖然不少人對他的學術成就與人格有微詞，但是我個人認為郭的早期創作是非常有建樹的，他的新舊體詩都寫得很真，有的也很美。書中提到他在二十幾歲時曾用六天的時間就將一篇《周易的時代與精神生產》殺青了。他在他的回憶中說那時“感受著一種迫切的衝動，想把小時候背得滾瓜爛熟的《易經》來做一番研究……，由太極而兩極，由兩極而八卦，那不和細胞的倍數分裂巧合嗎？” 〈22〉這一篇東西後來被收進了他的重要的學術著作《中國古代社會》之中。 以上兩個是東西文化“短路”時迸發出火花的例子。如若沒有很深厚的經典文化的根底，是絕難達到這般成果的。 三，再談“碰”就需要實力，實力在哪兒？ 上麵說的是上一個世紀中我們中國文化的一種“特異現象”，那麽在這個一百年之中，西方的思想情況怎麽樣呢？ 他們基本沒有改變：即――西方的宗教依然保持著隻崇尚“一個神明”的信念，繼續把發揚、光大“上帝”的理念作為義不容辭的使命。這般的決心，表現在歐洲曆史上就是為一個神而戰的“十字軍東征”；這個名聲極壞的戰爭是“上帝的軍隊”去攻打另一個“一個神明”“默罕莫德的軍隊”；當然，現在不是“黑暗的中世紀”的重演，但究其根莖，不同的隻是西方已然――當然是靜悄悄地把他們的“神明”、“上帝的選民”、“白色人種優越”裝扮成所謂的“第三種文化” 〈23〉、“現代理性”、繼而“民主製度”而已。 一言蔽之，以我們中華新生兒的成長速度與軟骨病的素質，無論是無識的西方人還是有識的、西方的中國通們都給予了極度的關注。因為“闖”的時代已經結束，“碰”的時代即將來臨：但是要想使我們的孩子健康、有力量，並具有“碰”的實力，我們必須調整他們的營養。 現在的問題是：雖然都是“留學生”，胡適之一代與我們二十一世紀的留學生畢竟有很大的不同。新的留學生，這些人的數量與過去那些派出的人的質量是一個奇特的等號－－就是說，現代的留洋派大多沒有中國文化的積澱與底蘊，他們是在一個曆史虛無主義的環境中成長的，而過去的留洋者都在他們很小的時候就受過極其嚴格的傳統與經典的訓練。 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在今年五月一個給牛津大學學子、學者的講座上提出了有關要“重詮中國古代經典”的建議〈24〉，我的提議得到了異乎尋常的反響，大家不僅與我有同感，而且還立即組織了起來，旨在為我們中華的未來做一點大事情；在會後的談話中，我還提出了“要重新評價近一個世紀以來新文化運動”的想法。一個主要的依據是現代中國依然沒有從過去那條背棄我們的經典的錯路中走出來。這樣的情況如果繼續下去，那麽可能在又一個百年之後，我們中華的文明會像其他已經在地球上消失的文明一樣，僅僅成為一個曆史的遺跡。當然，實際上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一種文明的價值當她得不到適當的環境使其延續時，她就會以另一種方式，去尋求另一個環境與載體以求自存。不過這個過程所需的時間是漫長的，而且其轉換的形式也是潛移默化式的。古代希臘文明被羅馬帝國、後羅馬帝國又被日耳曼民族衍傳就是例子。但對於本來擁有這種文明的民族依然是一個悲劇；一些證據是，當我們今人與某個普通的希臘人接觸的時候，已經從他們的身上感覺不出他們曾擁有過最偉大的哲學家；而與一位意大利的個體交談的時候，神聖羅馬帝國的輝煌亦是蕩然無存――甚至連文藝複興影子也無跡可尋；這個情況多多少少也發生在現代的中國人的身上：我們那個燦爛的儒－道文化的金沙還有多大成色閃爍在我們的舉止行為和言談話語中呢？ 我們今人並非要全麵否定那場二十世紀早期的新文化運動，但是我們也要看到那場運動所留下的“後遺症”。若站在一個曆史高度來看，可以說百年前，梁啟超、陳獨秀、胡適和魯迅等人有感於當時的時世，出於對國家的憂患，站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維度，想把中國從封建帝國的桎梏中解救出來；那麽於今，我們不但要站得比他們更高：我們將站在華夏五千年文明成果的高度；即，在接受清末的腐敗是與宋、明後的理學有密切關係的同時（並非真儒學），更要看到西方某些人的用心所在――他們從百年之前就在計劃從文化上來顛覆我們。所以我們要動手重新詮釋我們的經典，努力挖掘儒－道經學，評定我們古老的文明在現今多元化世界中的現代價值，以期在不久的將來，能真正將我們中華文明的寶庫展示給這個世界。 四，我們的武庫，世界文明之瑰寶 在當今世界文明的寶庫裏，中華文明是其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但是世界目前流行的是希臘－基督教文化；這個文化起先以歐、美為主，後來隨著西方傳教的過程逐漸向亞洲、南美洲以及非洲蔓延。與之抗衡的是伊斯蘭教。這兩大教派在本質上和組織形式上有非常雷同的地方：一，是隻信奉一個神，這是理念上的；另一個是有明確的組織形式，有教堂，更有龐大且係統的財政手段去支持教會的活動。第三個相同的地方是――都積極地發展自己的組織，以入教、宣誓（基督教是洗禮）來表示盡忠於教會與教義。 比較之下，我們的文明形式是散淡式的，是無神的，是理念性質的，也是無組織係統、甚至是無需處所的。何以我們與他們有如此大的區別，這個現象值得我們每一個中國人去研究，也是應該引起中國以外的世界的注意的。 可以說，在我們的傳統裏，儒－道思想具有很強的理想特質，這方麵與宗教的信仰相去甚微，而這個“理想”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都可以去實現的。當然，儒與道相比，儒更容易被理解與接受，這是緣於它以“入世”的方式來影響人們並作用於社會。而道家往往是在人們“不得已”或“不得意”的時候，才會較全麵地接受那種尊崇大自然、以大自然為楷模的“不爭”〈25〉的理念。基於儒、道在我們的民族中有這樣廣大的群眾基礎，權且把它們稱作“宗教”也不為過；的確，西方很多學者都把儒學與道學的思想稱作“儒教”與“道教”；並把我們有眾多的大成殿、夫子廟；觀、宇等視作儒、道的“教堂”。我認為這是某種程度上的誤解：其緣由是，如果說“道”有自己的觀、宇還可以理解――在西漢的時候，人們已經將太上老君說成是老子在天的“真身”。可是“儒”就是另一回事了：實際上儒的“廟宇”――無論夫子廟還是文廟，都是少數，而那些遍布於全國、成百萬上千萬的“家族祠堂”才是真正儒學意義上的“廟宇”。人們都知道，孔子理論中最重要的兩條裏的一條是“孝”，孝是對祖先的尊敬；而這些祠堂就是家族祭祖的地方。它們如同任何一座西方的教堂一樣神聖不可侵犯。儒學的“宗教意識”與同姓的“宗親意識”是一個性質，這就鑄成了儒學無法發展自己組織的特征，因為家庭本來就是一個完善的組織。而孔子的“仁”在思想上也是以“孝”為縱軸，這縱軸既是家族的也是曆史的。 因而，儒學的“宗教性”表現在：除了這條縱軸的“孝”以外，還有另一條“弟”（悌）的橫軸與之相輔相成；弟，是指兄弟姊妹之間的感情，是指家庭中平行血緣應有的關係；弟，是要“愛”，愛自己的兄弟姐妹；由此，一個“家庭的十字”便形成了。這個十字即是儒學的宗教性，即“仁”性。按照儒學的思路，要是每一個家庭都膠合成一個牢固的十字，千萬個家庭便可以橫縱胼連變成一個社會的大網，而提綱攜領的便是政府（過去是皇帝與他的朝廷）；如此這般的情況一經形成，社會就安定了，道德就昌明了，太平盛世也就到來了。不但如此，中國的這種非人工化的、由家庭天然血緣形成的組織還不重神明，孔子自己“不語怪、力、亂、神”〈26〉，所以他當然不要人們去信仰神明，無論是一個神或者是眾神，對他們都應該“敬而遠之”〈27〉；換言之，孔子要人們信仰的是教育，強調從學與用的過程中獲得真知，而且還要求人們不要忘記去實現理想（即或是夢想），因為他說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28〉；這也可以說是儒學在組織形式上無需去發展自己的原因，因為孔子深知發展一種的組織，推廣、推崇、推銷“一尊神”的思想都是很危險的。事實證明，孔子這樣的思路在千百年來非常有效地深入了中國的家家戶戶，也觸及了每一個社會的成員。這便是我們的儒學在內容與組織形式上與基督教、穆斯林教的區別，這般的信仰和與其相適應的形式使得我們中國幾千年的曆史上絕少有宗教的戰爭。而這些特點也是西方人認為的儒學的一個“神奇之處”。 儒學的再一個神奇之處是：鑒己而言它。我們中華的文明根植於我們將理想與信心澆鑄在“人”的本性上，建立在一個以“人”做基準的理念上。通俗些說，你也是人，我也是人，他也是人……所以，作為一個“仁”的人，就應該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很多學貫中西的學者總結說，中國的文化是“重情輕理”，西方則是 “重理輕情”。這個說法有一定的道理，不過也不能絕對，我們的文明也是有非常重“理”的方麵的――不是嗎？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是自己覺得不合理的、不講人性的事情，就不要將這樣的東西強加在別人的身上！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29〉，意思是要人們不去攻擊與自己意見不同的人，因為這樣做危害無窮。儒學中的“禮尚往來”，重視“克己複禮”〈30〉都是這一類意思。在儒家的思想寶庫中，我們特別應該強調的是孔子的“君子和而不同”跟“求同存異”〈31〉的理念，這是一個在全世界範圍內製止戰爭、實現和平的唯一的辦法。而孔子的“天人合一”〈32〉、“釣而不綱，不弋夜宿”〈33〉――隻用線去釣魚，不用綱網去網魚；不去射殺夜裏在巢裏睡覺的幼鳥――這些愛護自然，尊崇環境的思想，不也正是我們全人類都在追求的那種理性的光輝嗎？ 再回到我們――現代的中國人正在丟掉自己好的傳統：我們這一百年走的路，使得世界上文化寶庫中的“中華標記”已經名存實亡：我們明明有這般好的思想，有這般明智的理念；但是卻沒有給其他文明帶去應有的影響；反之，我們卻要將那些舶來品當做寶貝；結果，東學日沒，西學也由於我們缺乏自身文明的視角與高度而無法鑒別其良莠，結果是走了火，入了魔。所以東學不昌不完全是西方的責任，更是我們中國人自己的失職，尤其是中國學人的失職。 其實，很長時間以來，西方世界一直陷在兩種迥然不同的情緒當中，一種是帶有普遍性的、盲目的“基督教勝利主義”，以為世界終將篤信一個神――上帝；而這股勢力的推進器是高度發達的科學與技術；另一股情緒來自那些不同於群氓的有識之士，包括很多善良的中國通們，他們不但從道義上不能接受眼前西方動輒窮兵黷武的政策，並且，對那些在科技的輔助下所取得的軍事勝利倒盡了胃口，這一切使他們愈加對西方文明價值的取向充滿了懷疑。這一切便是近兩、三個世紀西方思想家求助於東方古老哲學的原因所在。 而今，我們有識的中國人，中國的新一代青年，應該與西方的有識群體聯合起來，共同開掘我們文明的寶庫，也許在某一日，我們的經典將與其他民族的文化瑰寶，尤其是西方的希臘精神陰陽互補，達到“萬物負陰而抱陽，衝氣以為和”〈34〉的境界！ 五，重新評價百年來的新文化運動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所以，現在是給我們百年的新文化運動做一個總結的時候了，闊清其影響已迫在眉睫。而且，從一個國家和民族的角度來看，這個“新文化運動”是功達極致；按《易經》【乾卦】的卦象，我們國家目前已處在“用九”的爻位――是“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 ，是“見群龍無首，吉”；這個“爻”的意思是：取得的已經夠多，要明白“喪失”，“失”是轉勢，以“失”轉入第二個“得”的層次，一個更高的層次；不轉就會危險降臨。 為此，我提出幾個需要今後著手的事情： 一，重詮中國古代經典 1.重詮中國的古代經典，尤其是《四書》，《易經》，《道德經》，《莊子》，《孫子兵法》等著作。應當把這些經典放到當今多元文化的維度中來以找尋它們在思想、哲學、社會、人文各個方麵的現代價值，為世界貢獻我們的文明成果。 這裏，有必要引用新文化運動主將胡適在他63歲時發表的一篇叫“傳記文學”的講話，他說：“《論語》這本書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最重要的地位，這部書的絕大部分是記孔子同他的弟子或其他人問答的話的，聰明的學生問他，有聰明的答複，笨的學生問他同樣一個問題，他的答複便不同。孔子說話是因人而異的；但他對學生、對平輩，以及對國君－政治領袖－那種不卑不亢的神情，在《論語》裏麵很完整地表現出來了……像這樣一部真正純粹的白話文言行錄，實在是值得宣傳，值得仿效的。很可惜，二千五百年來，沒有能繼續這個言行錄的傳統。不過單就《論語》來說，我們也可知道，好的傳記文字，就是用白話文把一言一行老老實實寫下來的。諸位如果讀經，應該把《論語》當作一部開山的傳記讀。我們若從語言文字發展的曆史看，更可以知道《論語》是一部了不得的書。它是二千五百年來，第一部用當時白話所寫的生動的言行錄。從《論語》以後，我們曆史上使人崇拜的大人物的言行，用白話文記錄也不少……”〈35〉 從這篇講話裏，我們可以看出胡適希望通過這個講話，對他自己早期那種“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捶碎，燒去！”〈36〉的過激的論點做出修正；雖然他是從傳記文學的角度來讚揚《論語》文風之樸素無華與孔子人格之高尚，但是，凡是有心人是聽得出――他在懺悔。 2.重詮的基礎是比較，應當將我們的經典與世界其他同時期的經典做比較、鑒別。 3.重詮的人員應該盡量是學貫中西的學者、專家――一定要避免文化的偏見。 二，逐漸恢複繁體字 1.對簡化字運動及其成果作出實事求是的總結。 在這方麵，很多文字專家都提出過相當多的看法。我本人是站在恢複繁體字係統一邊的。 確實，如很多文字專家所說，從中國幾千年的文字史來看，漢字一直在趨向簡化（同時漢字也存在著少數漢字繁化的情況）；其證據是從甲骨文到金文的簡化，又簡化到大篆，再簡至秦代的小篆。由小篆到漢代的隸書，不但是簡化，而且是“橫矩形化”，這段曆史被文字家稱頌為“隸書革命”；到了魏、晉、南北朝，又從“方塊化”到楷書，以至再簡化到行書、草書以及間於二者的行草體。所以以“簡化”一詞來概括我們的文字史並不為錯。但是，我要提出的問題是，是不是我們的文字要“曆史性地”沿著這條路繼續走下去？我用如此簡單明了的語氣是因為一個世紀以來，一些大學問家，大文學家，漢字學家，甚至一些偉人都明確地傾向漢字簡化的歸宿是拉丁化。 針對我的問題，很多人會說“是，既然是曆史的規律，人的意誌就不可能逆轉。”另一些人會說“我們這幾十年推行簡化漢字，使得中國的文盲減低到現在的 5％，這充分說明了這個趨勢是必然的，也是正確的”。或許還有一些熱衷於文字“繼續革命”的人會拿一些大人物來做他們的後盾。因為魯迅說過“漢字不亡，中國必亡”〈37〉，錢玄同則提出了著名的“廢漢字”〈38〉的口號，他說――漢字“改用拚音是治本的辦法，簡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是治標的辦法”〈39〉。胡適不但支持魯迅跟錢玄同，他還說：簡化――“這雖然不是徹底的改革，但確然是很需要有一樁過渡的改革”〈40〉。連毛澤東也說過：“文字必須改革，要走世界文字共同拚音的方向。”〈41〉 按照以上這些人的觀點，漢字最後的結局就是“必亡”，取而代之的是拚音化。 對以上諸公之是也、非也，我不想直接回答，在此，我先簡單地摘錄一位熱心於保護漢字的香港實業家寫的有關漢字改革的文章，然後講一點兒我的教漢字的體會，最後講一個羊與狼的故事。 安子介先生是香港有名的實業家，但是也是一位語言學家；他的語言學的知識不全在對語言學本身上，而更多的在他能熟練地講英、日、法、德跟西班牙語五種外語方麵。他對漢字簡化最後“拉丁化”的看法是截然相反的，因為他說過一句：“21世紀是漢字發揮威力的時代！”的話。 安先生在他新近出版的《解開漢字之謎》與過往關於漢字改革的文章中，強調了幾點：一，秦朝用小篆統一文字，是由於戰國時期雖然小國遍布，但是大家都使用漢字，所以才能統一得起來。而且這個傳統延續了幾千年。二，漢字有奇特的承傳功能，它將中國的古代文化承傳給後代，如我們的經典《易經》《論語》《道德經》等。三，有了漢字，能團結中國；沒有了漢字，也能分裂中國。漢字的拉丁化、用拚音來替代方塊字，其結果是你說你的方言，就用你的那套拉丁拚音；我說我的方言，就用我的那套拉丁拚音；結果是在不久的將來，我們的國家將四分五裂，將出現江蘇國，廣東國……。 安子介先生還說，日本與韓國都在近代史上有過以拚音取代漢字的情況，但是都半途而廢了。他指出，歐洲現今分裂成眾多的國家，語言不統一是原因之一。連我們的鄰邦印度都意識到了文字不同所帶來的危險；曾任印度總理尼赫魯說過一句：“語言既是團結的因素也是分裂的因素”〈42〉――印度由於語言不同，所以長期以來一直被分裂的問題所困擾。 下邊是我的一點經驗：有些人說：漢字的簡化字（甚至拚音化）會使得外國人學習漢字比原來容易許多。我覺得這樣的看法是缺乏證據的。我本人在英國教了近二十年漢字，我沒有這樣的感覺。作為外國人，中國老師教他們什麽他們就學什麽，並無簡繁之分。真正令他們困惑的是我們有兩套文字：當他們花費了九牛二虎的氣力終於學會了一種以後，突然發現看另一種時幾乎又成了文盲！他們不但很憤怒，而且覺得受了欺騙。 簡化字、繁體字我都教，實際上學生是各有所鍾。倒是當他們學會了其中的一種，再“補另一種的課”時，那麽“從繁到簡者”會為他們失去的部分而遺憾； “從簡到繁者”會為他們獲得“補充”部分而欣喜――如愛－愛；國－國；開－開；龍－龍。不過總的來說，由於有文化的間隔感，他們通常更喜歡學帶有更多文化信息的繁體字，而並不介意多寫一些筆畫。 狼與羊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澳洲是著名的生產高級羊毛的地方。但是自七十年代以來，澳洲人覺得野狼對產毛羊是個很大的威脅；於是展開了一場全國範圍的打狼運動；因此狼的數字大為減少。固然這個運動使得羊被狼咬死的數目銳減，可是到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澳洲出產的羊毛的質量明顯地下降。經過科學家的研究，原來羊毛的質量與狼的威脅有直接的關係：由於有被狼咬死的威脅，使得那些最強壯的公羊有較多的機會在羊群中建立自己的地位，從而在與母羊交配上得以占上風。因此產出的小羊體質也強壯，羊毛的質量也更好。狼沒有了，母羊的“情人”便濫觴了，出世的小羊也都成了凡種庸胎，於是羊毛的質量下降！ 2.鑒於我是“恢複繁體”派，所以繁體字不但應該恢複，我甚至希望啟動一些功力深厚的文字學家，文學家重新整理一些字與詞，並以身作則，寫出一些好的例句，做出一些好的文章，以此來鼓勵後學們使用。尤其是一些連詞、介詞，我自己是寫書的人，常常為我們的字庫裏的詞語的貧乏而苦惱；另外，有些古文裏的動詞現在很多都加了一個字成為名詞，使得我們現今的話語不如古文的生動。比如“母”，本來動、名通用，如今隻可用做名詞，而且通常還要添上一個“親”，母親。 在此，我拿出一段提倡中國文字拉丁化的梁啟超先生的文章，先將他的原文錄在下麵；然後我再將他的這一段話用拚音記錄下來，以做比較： “然則救危亡求進步之道將奈何？曰，必取數千年橫暴混濁之政體，破碎而齏粉之，使數千萬如虎如狼如蝗如蛾如蛆之官吏失其社鼠城狐之憑籍，然後能滌蕩腸胃以上於進步之途也！必取數千年腐敗柔媚之學說，闊清而辭辟之，使數百萬如蠹魚如鸚鵡如水母如畜犬之學子毋得搖筆弄舌舞文嚼字，為民賊之後援，然後能一新耳目以行進步之實也！”〈43〉 以上我僅是隨隨便便擷取梁公的幾行“漢字”，已經是“色香味”俱全了，有著超等的感染力。對現代思想史或對現代文學稍感興趣的人都會熟稔梁啟超那日月臨空，精辟貼切的文采；而他行文的氣勢也是長虹貫頂，繞柱不散的；更加之音律上的抑揚頓錯，使人朗讀起來便如金鈴綴地，玉盤落珠，妙不可言。正是這一顆顆漢字，使得當時千千萬萬中國讀書人奮然而起，響應他的“革命”。這些人中就有胡適。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曉暢之中，帶著濃摯的熱情，使讀的人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變成拚音： “Ranze qiu weiwang qiu jinbu zhi dao,jiang naihe? Yue,bi qu shu qiannian hen bao hunzhuo zhi zhengti,posui er jifen zhi,shishu qianwan ru hu ru lang ru huang ru e ru qu zhi guanli shi qishe shu cheng hu zhi pingji,ranhou neng didang changwei yishang yu jinbu zhi tu ye!Bi qu shu qiannian fubai roumei zhi xueshuo,kuoqing er ci pi zhi,shi shu baiwan ru duyu ru yingwu ru shuimu ru chuquan zhi xuezi wu dei yao bi nong she wu wen jiao zi,wei minzei zhi houyuan, ranhou neng yi xin ermu yi xing jinbu zhi shi ye!” 天地良心，真不知需何等的語言之高手或話劇的名角兒才能讀得出來以上的佳文――要是上麵那段用吳儂軟語或唐山塌腔拚念出來，就更不知是什麽樣子了。 3.果人們對韓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請“端午節”作為他們“文化遺產”記憶猶新的話，現在已經是我們有必要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中國漢字的世界遺產權的時候了。 4.必須承認，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要繁簡並行，不要強製一方，雙軌最後的結果是恢複傳統的中國漢字。 三，曆史地、站在人文主義的角度重新評價白話文運動。此項是與第二條緊密相關的。 四，對新文化運動的人物的重估，特別是那些對現代中國有重大影響的人，思想上、學術上的如梁啟超、李大釗、陳獨秀、胡適等；文學上的如魯迅，語言文字上如錢玄同、趙元任等人。 五，拋開政治的功利，以千年的史觀來客觀評定我們的十九、二十世紀的百年史，寫出一部相對可信的現代史。（雖然西方現在也流行一種“無史可信”的觀念） 六，對現行教育的思路與體製進行大膽改革： 由於這一題目十分重要，所以單另做一個章節來討論、 六，教育的思路與體製的改革 （一）教育的任務目的是“定位” 人生在基本的需求上滿足以後，要不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 人活於世，從理論上都會有一個自然的定位。從宏觀來說：按照西方對空間――大宇宙的最新的看法是： 1.宇宙大尺度結構是高度對稱和均勻的。在星係和星團尺度上存在著各種不均勻性，但是在非常大的尺度上宇宙是相當均一的。任何“一小部分”已經演化好了，並與其他部分有同樣的曆史。一小部分是指一個幾億光年的尺度。從主線的角度來考慮，宇宙是光滑的也是均勻的。 2.所觀察到的所有的宇宙區域的物理規律都是一致的。 3.20世紀60年代以後，幾乎所有的天文物理學家都相信“大爆炸”存在的理論。 4.我們的宇宙可能是由無數個小的宇宙束組成元－宇宙，每一個小的束又由許多單獨的宇宙組合起來。〈45〉 現代天體學家的研究成果告訴我們，宇宙可能極其巨大，可能是一個元－宇宙，但是她依然是有東必有西，有南必有北，而且是協調的，即其總的數量與質量，布局與變化都是對等、對稱的；總之，宇宙既大又很美麗。而這一切在宇宙大爆炸之前還沒有形成，隻是在爆炸的那一霎那，一切都就緒了，同時，90％的宇宙空間我們還不能解釋――這些都是今天，也許是永遠無法揭開的秘密。〈46〉 這些最超前的宇宙形成觀與2500年之前中國的先哲老子對宇宙的看法不謀而合。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47〉；老子的“道生一”是指的那次大爆炸。那是大宇宙的初始，就在那一刻，一切都開始了，天地有了，萬物與人後來也誕生了。《千字文》的開篇明義是“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也是在闡述“大爆炸”之時，宇宙的布局便即刻形成的情況。 所以，“道”，即“大爆炸”――這個一切的一切的原動力向我們揭示了兩個鐵定的法則：均衡、有序。這表現在大宇宙定位於道，宇宙束定位於大宇宙，單個的宇宙定位於宇宙束，太陽係定位於單個的宇宙，地球定位於太陽係――所以，地球具有其祖祖祖父母所有特征，即：對等，對稱，協調，一句話：均衡、有序。 由於“三生萬物”，生物――進化了幾十、幾百、幾千萬年（取達爾文進化論之說），雖然時間漫長，地球卻始終是均衡、有序，生物之間，生物與大自然之間，一直都是在一種和諧的狀態下。生態平衡是地球從“道”那裏沿襲下來的本能。因此從規律與邏輯上來推論，人類本身也具有這樣的均衡－－以下便是我個人的看法了：這均衡必定會蘊藏在整體人類的基因生態環境中。這均衡的秘密我們人類永遠也無法完全讀譯，就如同大爆炸何以發生以及其他的永恒的秘密一樣，這個秘密隻屬於“道”自己。 人類整體基因的均衡、有序就決定了人類本應該是一個生狀均衡的群體――即地球上每一個人都在這個無法解開的秘密之下領到了一張與別人不同的“活的方式的契約”；這契約便是這秘密所給予的、獨特無貳的“基因資源”！ 這資源便是對人類是否能建立一個合理社會的挑戰。一個合理的社會一定是一個均衡、有序的社會，這均衡、有序表現在她得以在最大的程度上使用每一個個體的基因資源。 理想的情況是，如果每一個個體的資源（基因資源，以下簡稱“資源”）、每一份“天之賦予”的能力，都得以發揮、展現，貢獻於社會，那麽由於這種均衡、有序的資源的使用反射到社會的結構上，就是一種對元宇宙的複製，對“道”的複製；換句話，這樣的社會將是宇宙與道的最小的自然單元。正緣於此，一個理想的社會隻有工種的不同，而沒有他多與我少，你大與我小，也不存在貧與富。但競爭還會存在，卻是自然的，良性的。人們之間的嫉妒減少了，甚至戰爭也失去了土壤。 以上所說就是“人生之定位”。 幾個實例：在英國。一位少年，他平時不上學的時候非常喜歡與馬為伍，而且很善於釘馬蹄鐵。但是由於他患有天生的“閱讀困難症”，所以在學校英文的成績很差，以至最後結業的成績達不到他企望進入的一個技術學校的標準。不過幸好有人具有“慧眼”，幫他的忙把事情報到英國考試委員會，經過研究，委員會予以他入學的資格。可以想象，這個青年一生的生活將充滿了陽光――能夠從事自己心愛的工作！ 另一個例子的來源是《作家文摘》（2004年10月12日第16版）的一篇文章：一個有電腦才能的中學生對自己在學校的課程越來越不感興趣，後來經他母親鼓勵於16歲那年從中學退了出來。不久，這個孩子通過自學順利地拿到了微軟公司的MCDBA，MCSD的證書。據說這個等級的證書在亞洲地區的青少年中，他是第二個。 莫紮特的例子就更說明問題，他從四歲的時候就能憑記憶與他父親的音樂家朋友一起演奏了，音樂這個資源對他來說就象緊貼在他腳下的土地那麽堅實與便當；而如今電腦大王、微軟的總裁也曾是一個沒有完成正統大學學業的青年，但是他在2000年，已經將他的微軟包圍了全世界。他的資源整整給予他一個電腦的王國！ 無獨有偶，英國王儲查爾斯最近“重複”了我的看法，他在今年11月的一次關於教育講話中，對一些學習吃力的學生應該得到幫助的說法是：“我寧可相信每個人都有某種天賦，問題是這天賦需要在恰當的時間得到恰當的輔助……成功可能有各種形式，一個卓有成就的管工或泥瓦匠與一個成功的律師、醫生是一樣的。”，“沒有完全相同的天賦或才幹；但是如果每一個人都能得到恰當的培養，要是我們做到了這個，他們就會與現在的狀況大不相同。”〈48〉 要是基於上帝是公正的；或“道”的規律是對稱與和諧；或人人都可以“成佛”；或無論貧富貴賤都“有教無類”，那麽“有遺傳便有資源”這個定律對世界上的每一個人都會“靈驗”，每一個人都可能存在著至少一方麵的強項基因――外表的，語言的，記憶的，音樂、繪畫、戲劇，甚至思維，還有某個器宇的，如手、腳、耳、鼻、聲帶、眼睛、牙齒；以至內髒，肌肉等等。以基因資源的“絕對值”來看，有某種先天缺欠者也必有其缺欠之補償（老子的理論）：如，聾啞人眼光的銳利，盲人聽覺與觸覺的敏感等；智力低下的傻子，往往胃口常常非常好，而且通常比正常人對疾病的抵抗力強，不易生病。這些資源優勢便是人類定位的“果種”；這些果種很微小，非常難發現，卻對每一個個人都十分地重要。它潛伏在你的行為、你的語言、你的睡夢、你的一切行止之中；如若不經意去觀察，不細膩地探測，不下一番功夫去培養，是尋找不到它們的。但是它們一經被發掘，就會成長出大樹，那將是真正的、有價值的、參天的生命大樹。 （二）應該用多長時間找到這個定位的位子？ 既然定位如此重要，我們怎麽才能盡早地發現自己的果種呢？ 教育。教育是唯一的答案，包括家庭的教育與學校的教育。教育是幫助人尋找定位的最理想的處所。而等孩子離開學校的時候，就應是踏入自己位置的那一天了；可以說學校的作用在於發現資源優勢，給與這個資源以優良的環境，這裏是指有形的物質環境與無形的知識環境，以備在學生畢業以前學會使用這個優勢。 學校與家庭要長期觀察孩子的成長，更要為他們創造各種條件。而任何一成不變、千篇一律的教育都會對“天真未鑿”的孩子帶來損害；更不要說現行教育製度所謂“一刀齊”的誤導――所有的學生參加統一的考試，以能否及格來衡定學生的才能；這樣的教條主義的製度不僅會毀壞遺傳的饋贈，更嚴重的是還會扭曲孩子們的心靈。 我們現存的教育體製是很陳舊的，非人性的。這方麵東方與西方沒有太大的區別。不過在開鑿孩子們的天性的方麵，一些英國最好的私校較為明智：通常，他們給孩子們設立了十幾門，有時是數十門課（有的完全是遊戲），讓孩子在稚童的階段就廣泛地接觸世界。而任課老師則在課堂上有責任去發現孩子們的誌趣所在，然後加以鑒別，選出那些可能使他們的才能得以發揮的課程，以做進一步的觀察與培養。遺憾的是這樣的學校並不多，而且進入中學以後，反而停止了，反而去完成所謂的國家統一考試。 我建議學校應該分為三個階段：這個思路是基於我們中國的大教育家孔子的兩句話：“有教無類”與“因材施教” 〈49〉。 “經典教育”與“發現興趣取向”為第一階段： 經典以《論語》與《道德經》打頭，使小學的語文經典化；不妨死記硬背――孩子是一張素白的紙，記憶力是他們最大的優勢。這種優勢隨著年齡的增長會逐漸減弱以至完全消失。經典教育應該集中在兩個方麵，道德與智慧，而《論語》、《道德經》正是最理想的教材。 發現興趣取向是：從孩子自由玩耍中發現他們的興趣。這興趣可能有不止一種；而且要估計到一些興趣會中途改變；不過不要去幹預。這便是孔子的“因材”。“因材”是設置多樣化的課程，發現學生的興趣所在，並進一步發現他們的資源優勢所在。為此，我建議從幼兒園開始，至少應該讓每一名兒童去接觸幾十、上百種事物，從興趣中發現“才能的礦苗”。有了興趣，方能開拓才智，這將是使孩子們從心理上不會對所學的東西產生厭倦跟感到壓力的關鍵――我最近看到的報道說，北京市初中學生中對學習厭倦者占70％。 “施教”是學科的設計，所以要以導引其才能作為基準－－有一個較形象的比喻：發現每一個孩子的資源優勢就如同考古隊在挖掘埋在土層裏的恐龍化石，需要小心翼翼地去用小土鏟去鏟，用小尖鎬去刨，用小針去剔，用軟刷子去刷，甚至還不時地要用嘴去吹，以清除塵埃；隻有這樣，才可能將整個恐龍的骨骼化石完整地挖掘出來。一如孩子資源優勢總是藏在他們的天性、性情、興趣、嗜好下一樣，隻有長期堅持不懈，孜孜不倦地去挖掘，方可奏效。當然，孩子的興趣可能會改變，而且有相當數量的孩子的資源“埋”得很深，有時也會出現“假象”。但是我們應該堅定不移地相信，才能就在下一層土裏。 第二階段是從“興趣取向”進入“導向資源”，並進一步實行“基礎教育”： 等興趣固定後，給予一切條件，使得孩子的“果種”或“資源優勢”得到健康的發展。這段時間可長可短，視孩子的情況而定。而教育方式則應該是近於半工半讀式的，“工”是發現興趣，繼爾探尋、導向其資源優勢。“讀”是繼續讀經典，以立人立誌，懂得道德，明了是非；同時教授認、讀、寫，以及其他基礎教育如數學、常識等。 第三階段是“定位階段”： 在確定孩子的資源優勢後，以這個優勢為中心，以相關的知識加以輔導與熏陶，要請有這方麵專長的教師給予特殊的指導。比如一個孩子在土木上有才能，小時候喜歡玩複雜的積木，稍大後喜歡自己動手做各種建築的模型。我們就應該以此優勢為主軸，除了在建築上有人引導以外，他的課程還應該有數學、幾何學，美術，雕塑，音樂，曆史，美學，電腦等。如果一個孩子喜歡接觸植物，教師就應該注意孩子的動向，觀察他的心理，也許這個孩子將來是一的出色的園藝家或農藝家。而給予他的幫助則圍繞著與植物有關的知識，如自然，生物，化學，藝術等。同時，立人立誌的教育依然十分重要。“性相近，習相遠”〈50〉是孔子對教育環境的看法。後天的習練環境將會把人們改變成很不同的族群。這個理念非常重要。試想：要是一個孩子天生有外科手術大夫般靈巧的手指，而且對殘破的肢體，對血不感畏懼。那麽在學校“道德”――經典思想的培養下，這個孩子的果種得到正常的發育，最後可能會成為一名很有成就的外科醫生。但是，如果我們不加以道德的教化，未來，他也可能變成一個殺人的天才，一個嗜血的戰爭販子。 綜上所述，要是一個人的定位不對，或者不準，就勢必會產生不穩定的情緒，甚至極度的沮喪。如果僅僅是個別人的問題尚好，要是在一個社會中有一半人是這樣，社會就處於動蕩的邊際了――這是從社會學的角度講。 從經濟的角度來看，定位不準則是一個無法用數字來統計的損失！我們這些“過來人”可以想一想，現在你從事的工作在多大的程度上用上了你十幾年、二十年從小、中、大學苦讀到的知識？個人耗費了學習的時光不說，還一生做著不是你之好、不是你之所才的工作，這才是真正的痛苦！而國家的浪費就更是驚人了，不僅在偌大教育經費上，而且在“才非盡其用”上。這個情況如果發展到極端，則無異於國家花費數年的投資，卻在培養自己的“叛逆者”――人們對自己的工作不滿，近一步則對製度不滿，對國家不滿。從人類權利的角度就更甚，一個人無法以其素質、資質生活在世界上，那麽人生的歡樂、質量、意義何在呢？ 不過一定會有人指責“這種設想是烏托邦，是不可能實現的。要是一個社會需要一百五十個會計，可是有這項資源的、被培養出來的隻有一百個，那麽這個理論不就站不住腳了嗎？〈51〉” 我還是那個既古老――老子，又現代――天文物理學家的看法，無論是我們的地球，還是我們所依存的社會，最理想的狀態都是均衡、有序。地球然也：有山有水，有不同的季節，有兩南北極，有金木水火土，有月球與行星圍繞，有太陽照射，有樹木每日製造人所需要的氧氣，有上十幾萬、幾十萬個物種保持著奇妙的生物鏈……。那麽我們人類的社會為什麽“不”呢？人類社會也需按照這個元宇宙的規律“然之”。所以我們應當從另一個角度來評估這個情況，即，要服從這個同樣奇妙的生態均衡－資源優勢去培養專門的人才，相信由這個元宇宙所產生的數目比例是最合理的，是最有序的，而不是那個“社會”需要的數字。這是真正的“自然 ――而然”，是那個“大秘密”給我們提供的社會分工的比例：是100個會計，而不是150個。 如果從這樣的理念來推論我們的社會，那麽教育的改革必將成為全世界社會改革的關鍵。好的教育製度能帶來富強，能創造和平，能使人得到真正的快樂，能使我們人類不辜負“人類”的美稱。 七，“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百年前，我們精英中的絕大部分雖然滿肚子洋墨水，可是不要忘記他們在出國之前有著深厚的中國經典的底子，儒－道的思想已經滲入了他們的血液。這些人即使是“洋到了家”，骨子裏還是中國的文化。即使在我們後人批評他們“把新文化運動搞過了頭”的時候，我們也清清楚楚地看到他們的愛國之心“曠史可鑒”。功也，過也，這一代人依然是錚錚骨氣的中國學儒。我們這一代則不同，由於我們缺乏自己祖宗的經典，骨子裏麵鐵質不多。所以，到西方經濟大潮迅猛而來的時候，尤其是當我們學子置身西方物質文明的時候，我們的軟骨病就十分突出了，以至對我們的民族、對中國的未來缺乏信心，甚至會產生類似一百年前梁啟超說的 “五色人相比較，白人最優，以白人相比較，條頓人最種優，以條頓人相比較，盎格魯撒遜人最優。”〈52〉的悲觀想法。 那麽，這骨氣從何而來呢？這骨氣隻有靠自身的文明支撐而沒有其他的辦法――除非你不想當個中國人，你的願望隻是做一個二等或三等的“異地臣民”。 重估百年來的新文化運動絕非是否定前人的成果，況且，以我個人長期生活在西方的感受是――他們之所以在諸多方麵強於我們，是由於其社會的結構、教育的製度、人文的思想以及很多方麵都有相當合理的地方――這也是我們前輩“著迷”之處。而且沒有前輩所做的一切，就沒有我們今天的現實。我們不但不怪罪他們，反而應該感激他們，因為通過百多年來的教訓，我們看清了西方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意圖”乃至“招法”。而我們現在要與他們“碰”，就要清醒地，老實而真切地認識西方這些長處；同時要重詮我們的經典，補上前缺，從21世紀起，來個“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百年的“新運”，我們經曆了多少劫難，嚐試了多少改良，變換了多少方式；苦也好，甜也好，心酸也好，心慰也好，一切都是積累，都是財富。前人已將中國的巨輪推動了一周，我們來接力，裝上一個五千年文化的引擎向前衝！隻有那時，我們的馬力才會真正地壯大；於時，不但可以與西方碰撞，而且可以戰勝他們。不是嗎？我們中華在經濟方麵。以國民生產總值之總和（中國、台灣、香港地區）已踞世界亞、季之間。並且，曆史告訴我們，中華的昌盛是一種“中庸”式〈53〉的，是自立－立人、自達－達人，我們的強大將會創造和平，消弭戰爭。中國的大同世界不會是神聖羅馬帝國，不會是拿破侖一世與二世的第一、第二帝國，不會是日不落的大英帝國，不會是德國納粹的第三帝國跟二戰後的美國！ 最後，讓我們中華民族與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一同攜起手來，共同建設一個與天善，與地善，與人善的美好未來！ 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蘇立群 2004年11月30日於英國倫敦 【作者聲明：此係公開信，無需有版權之慮】 【注釋】 1，《道德經》 第六章 2，王濤《韜園尺牘》卷4，30頁。 3，Thomas Henry Huxley 1825-1895, Evolution and Ethics 後人對其譯作多 有微詞，主要有兩個方麵，都是對他翻譯的《天演論》的“信”的懷疑，首先認為嚴複翻譯的時候受更著重於“達”與“雅”，於是他使用了許多新舊、洋古合璧的名詞。有的很貼切，有的則顯得突兀奇詭，難為讀者所懂。然而嚴複移譯完以後是頗為自得的，他在這本書的“譯例言”中說為了尋找恰當對等的中國詞匯，他“新理踵出……索之中文，渺不可得。”“物競、天擇、儲能、效實諸名，皆由我始。一名之立，旬月躑躅。我罪我知，是存名哲”。這般的口氣，又是翻譯這樣重要的著作，嚴複大有孔子修訂魯史《春秋》後說：“知我春秋，罪我春秋”的感慨。在當時，文體的優美，是得到士大夫的認可重要保證，所以嚴複之刻意，是他期待其譯作達到震撼中國的作用。另一方麵是他翻譯之時，正是中國倍受洋人、洋教欺辱之時，所以筆下常常流露出個人悲憤之情，這樣就影響、損傷了書的原意。 4，胡適《四十自述》“我的信仰”。 5，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失敗，清廷派李鴻章赴日簽署《馬關條約》；康有為 聯合舉人上書抗議。 6，日本，實藤慧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 7， Kidnapped in London, Bristol，1897 8，1883年年底，孫中山由美國公理會傳教士C.R.Hager 洗禮入教，李梵， 《西方文化與中國》275頁。 9，1900年為農曆庚子年，次年為辛醜年，這一年中國與八國簽訂了《辛醜條 約》，條約中規定中國需向各國賠款。 10，印度由一個佛教的發祥地改為後來的印度教，印度的文字也不統一。 11，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 12，摘自網上“西方流行《道德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統計，除了《聖經》外，老子的《道德經》從1816年至今各種版本已有250多種。現在，每年都有一至兩種新的譯本問世。 13，人民日報海外版“吸取孔子智慧，解決當代問題－紀念孔子誕生二千五百五十五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側記”。 14，《西方文化與中國》沈福偉（上海教育出版社） 15，魯迅《狂人日記》 16，胡適《吳虞文錄》序 17，18，The Humanist Tradition in The West Chapter 1 By Alan Bullock 19，Grammar School 20，Comprehension School 21，胡適《四十自述》“我的信仰”。 22，郭沫若《跨著東海》第四章 23，The Third Culture, By John Brockman. 24, 牛津紀要－指我於2004年5月29日在牛津大學的講座以及會後的紀要（由一位心理學博士生整理）。 25, 老子《道德經》第22章 26-33, 孔子《論語》 34，老子《道德經》 35，胡適《傳記文學》 36，胡適胡適《吳虞文錄》序 37－41，李梵《漢字的故事》 42，李梵《漢字的故事》 43，梁啟超《新民說》“進步論” 44，胡適《四十自述》 45，Martin Rees 《宇宙的和諧，暗物質，人類和人類宇宙學》 46，Martin Rees 《宇宙的和諧，暗物質，人類和人類宇宙學》 47，老子《道德經》 48，P6 News Monday, November 22, 2004 The Daily Telegraph 49，孔子《論語》 50，孔子《論語》 51, 這裏的“烏托邦”是指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亨利·聖西門（1760－1825），他是思想史上一位有趣的人物，因為，盡管他實際上並不了解科學，但他卻雄辯地論述了科學的重要意義；而且，他設想，科學家將在重新組織社會方麵發揮一種極為重要的作用。說英國的牛頓是一個裏程碑，要法國建立“牛頓委員會”，主管國家的政治事物；還要推舉100個物理學家，100個工程師於100藝術家（畫家與音樂家）組成政府，認為這是一個理性社會的最佳領導模式。到晚年，他還企盼在一個不太久遠的將來，對科學和教育體係以及教育方法進行一番改造，以保證科學成為所有勞動者的“完善工藝”。 52，梁啟超《新民說》“序論” 53，孔子《論語》 (博訊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