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光如水
清霧涼風. 你並不快樂，但心不再是一片黑暗，你能夠看到一些東西，仔細去想一些東西，看到其中的美醜，明白其中的悲喜, think it ove....
一、中世紀文學（約5世紀—1485）
英國最初的文學同其他國家最初的文學一樣，不是書麵的，而是口頭的。故事與傳說口頭流傳，並在講述中不斷得到加工、擴展，最後才有寫本。公元5世紀中葉，盎格魯、撒克遜、朱特三個日耳曼部落開始從丹麥以及現在的荷蘭一帶地區遷入不列顛。
盎格魯—撒克遜時代給我們留下的古英語文學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是《貝奧武甫》（Beowulf），它被認為是英國的民族史詩。《貝奧武甫》講述主人公貝爾武甫斬妖除魔、與火龍搏鬥的故事，具有神話傳奇色彩。這部作品取材於日耳曼民間傳說，隨盎格魯-撒克遜人入侵傳入今天的英國，現在我們所看到的詩是8世紀初由英格蘭詩人寫定的，當時，不列顛正處於從中世紀異教社會向以基督教文化為主導的新型社會過渡的時期。因此，《貝奧武甫》也反映了7、8世紀不列顛的生活風貌，呈現出新舊生活方式的混合，兼有氏族時期的英雄主義和封建時期的理想，體現了非基督教日耳曼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兩種不同的傳統。
公元1066年，居住在法國北部的諾曼底人在威廉公爵率領下越過英吉利海峽，征服英格蘭。諾曼底人占領英格蘭後，封建等級製度得以加強和完備，法國文化占據主導地位，法語成為宮廷和上層貴族社會的語言。這一時期風行一時的文學形式是浪漫傳奇，流傳最廣的是關於亞瑟王和圓桌騎士的故事。《高文爵士和綠衣騎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 1375-1400）以亞瑟王和他的騎士為題材，歌頌勇敢、忠貞、美德，是中古英語傳奇最精美的作品之一。傳奇文學專門描寫高貴的騎士所經曆的冒險生活和浪漫愛情，是英國封建社會發展到成熟階段一種社會理想的體現。
14世紀以後，英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發展較快，市民階級興起，英語逐漸恢複了它的聲譽，社會各階層普遍使用英語，為優秀英語文學作品的產生提供了條件。傑弗利·喬叟（Geoffrey Chaucer, 1343-1400）的出現標誌著以本土文學為主流的英國書麵文學曆史的開始。《坎特伯雷故事》（The Canterbury Tales）以一群香客從倫敦出發去坎特伯雷朝聖為線索，通過對香客的生動描繪和他們沿途講述的故事，勾勒出一幅中世紀英國社會千姿百態生活風貌的圖畫。喬叟首創英雄詩行，即五步抑揚格雙韻體，對英詩韻律作出了很大貢獻，被譽為“英國詩歌之父”。喬叟的文筆精練優美，流暢自然，他的創作實踐將英語提升到一個較高的文學水平，推動了英語作為英國統一的民族語言的進程。
二、文藝複興時期文學（15世紀後期—17世紀初）
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來說，英國的文藝複興起始較晚，通常認為是在15世紀末。
文藝複興時期形成的思想體係被稱為人文主義，它主張以人為本，反對中世紀以神為中心的世界觀，提倡積極進取、享受現世歡樂的生活理想。
托馬斯·莫爾（Thomas More, 1478-1535）是英國最主要的早期人文主義者，他的《烏托邦》（Utopia）批評了當時的英國和歐洲社會，設計了一個社會平等、財產公有、人們和諧相處的理想國。Utopia現已成為空想主義的代名詞，但烏托邦是作者對當時社會狀況進行嚴肅思考的結果。
《烏托邦》開創了英國哲理幻想小說傳統的先河，這一傳統從培根的《新大西島》（The New Atlantis）、斯威夫特的《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勃特勒的《埃瑞璜》（Erewhon）一直延續到20世紀的科幻小說。
文藝複興時期詩歌創作繁榮，埃德蒙·斯賓塞（Edmund Spenser, 1552-1599）的長詩《仙後》（The Faerie Queene）歌頌女王，宣揚人文主義思想。他創造的“斯賓塞詩體”每節詩有九行，韻律複雜，具有柔和動聽、縈繞耳際的音樂性。弗蘭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是這一時期最重要的散文家，他對文學的主要貢獻是《論說文集》（Essays），共58篇。這些文章題材廣泛，內容涉及哲學、宗教、政治製度以及婚姻、愛情、友誼、園藝、讀書等，文筆典雅，略帶古風而又明白暢達。
英國戲劇起源於中世紀教堂的宗教儀式，取材於聖經故事的神秘劇和奇跡劇在14、15世紀英國舞台上占有主導地位，隨後出現了以抽象概念作為劇中人物的道德劇。到了16世紀末，戲劇進入全盛時期。克裏斯托弗·馬洛（Christopher Marlowe, 1564-1593）衝破舊的戲劇形式的束縛，創作了一種新戲劇。《帖木兒大帝》（Tamburlaine）、《浮士德博士的悲劇》（The Tragical History of the Life and Death of Dr. Faustus）、《馬耳他島的猶太人》（The Jew of Malta）等劇作反映了文藝複興時期那種永無止境的探索精神和極端的個人主義精神。馬洛將戲劇情節集中於一個主要角色的做法、他對人物性格的分析以及他的素體詩戲劇對白，對英國戲劇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英國文藝複興時期最傑出的作家是威廉·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 1564-1616），他的全部作品包括兩首長詩，154首十四行詩和38部（一說39部）戲劇。莎士比亞的主要劇作有喜劇《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悲劇《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哈姆萊特》（Hamlet）、《奧賽羅》（Othello）、《李爾王》（King Lear）、《麥克白》（Macbeth），曆史劇《亨利四世》（Henry IV），傳奇劇《暴風雨》（The Tempest）等。莎士比亞塑造了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展現了封建製度和資本主義製度交替時期波瀾壯闊的曆史畫麵，宣揚了人文主義和個性解放。他的劇作思想內容深刻，藝術表現手法精湛，曆經幾個世紀，長演不衰。莎士比亞是語言大師，他嫻熟地運用英語，將英語的豐富表現力推向極致。與莎士比亞同時或稍後還有一批劇作家在進行創作，本·瓊森（Ben Johnson, 1572-1637）是其中最主要的作家，莎士比亞曾在他的喜劇《人人高興》（Every Man in His Humor）中扮演角色。瓊森的諷刺喜劇《狐狸》（Volpone）、《練金術士》（The Alchemist）揭露了當時社會人們追逐金錢的風氣，喜劇性很強。
三、17世紀文學
1603年伊麗莎白女王去世後，英國國王與議會矛盾日趨激烈，政局動蕩。1649年1月國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斷頭台，同年5月，英國宣布為共和國。約翰·彌爾頓（John Milton, 1608-1674）積極投入資產階級革命，曾任共和國政府拉丁秘書，寫了不少文章捍衛共和國。1660年，查理二世回國複辟，彌爾頓一度被捕入獄，在朋友幫助下才得免一死，獲釋回家。在雙目失明的狀態下，他完成了長詩《失樂園》（Paradise Lost）和《複樂園》（Paradise Regained）、詩劇《力士參孫》（Samson Agonistes）。這些作品反映了王政複辟後彌爾頓內心的痛苦以及對資產階級革命始終不渝的態度，文體雄偉莊嚴。
17世紀英國詩歌另外的一支是玄學派詩歌，代表詩人有約翰·鄧恩（John Donne, 1572-1631）和安德魯·馬韋爾（Andrew Marvell, 1621-1678）。玄學派詩歌的特點是采用奇特的意象和別具匠心的比喻，揉細膩的感情與深邃的思辯於一體。玄學派詩歌在18和19世紀一直為世人所忽視，直到20世紀初，才從曆史的塵封中重見天日，對現代主義詩風產生很大影響。
王政複辟時期最受人歡迎的作家是約翰·班揚（John Bunyan, 1628-1688），他的《天路曆程》（The Pilgrim's Progress）采用夢幻的形式講述宗教寓言，但揭開夢幻的麵紗，展現在讀者麵前的是17世紀英國社會的一幅現實主義圖景。查理二世複辟後，被清教徒關閉的劇院重新開放，英國戲劇獲得新生。這一時期出現的風俗喜劇是當時戲劇的最高成就，威廉·康格裏夫（William Congreve, 1670-1729）的《以愛還愛》（Love for Love）、《如此世道》（The Way of the World）等劇作是風俗喜劇的代表作品。17世紀下半葉，約翰·德萊頓（John Dryden, 1631-1700）馳騁文壇，集桂冠詩人、散文家、劇作家於一身。德萊頓關於戲劇創作和舞台藝術的論述構成英國戲劇史上第一組有分量的戲劇評論，他那簡潔明朗的散文文體影響了18世紀許多作家的文風。
四、啟蒙時期文學（17世紀後期—18世紀中期）
1688年的“光榮革命”推翻複辟王朝，確定了君主立憲製，建立起資產階級和新貴族領導的政權，英國從此進入一個相對安定的發展時期。
18世紀初，新古典主義成為時尚。新古典主義推崇理性，強調明晰、對稱、節製、優雅，追求藝術形式的完美與和諧。亞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 1688-1744）是新古典主義詩歌的代表，他模仿羅馬詩人，詩風精巧雋俏，內容以說教與諷刺為主，形式多用英雄雙韻體，但缺乏深厚感情。
18世紀英國散文出現繁榮，散文風格基本建立在新古典主義美學原則之上。理查德·斯梯爾（Richard Steele, 1672-1729）與約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 1672-1719）創辦《閑談者》（Tatler）與《觀察者》（Spectator）刊物，發表了許多以當時社會風俗、日常生活、文學趣味等為題材的文章，他們清新秀雅、輕捷流暢的文體成為後人模仿的典範。喬納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 1667-1745）是英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諷刺散文作家，他的文風純樸平易而有力。斯威夫特的傑作《格列佛遊記》（Gulliver's Travels）是一部極具魅力的兒童故事，同時包含著深刻的思想內容。作者通過對小人國、大人國、飛島國、慧馬國等虛構國度的描寫，以理性為尺度，極其尖銳地諷刺和抨擊了英國社會各領域的黑暗和罪惡。
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 1709-1784）是18世紀英國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的巨擘，《莎士比亞戲劇集序言》（The Preface to Shakespeare）和《詩人傳》（Lives of the Poets）是他對文學批評作出的突出貢獻。他從常識出發，在某些方麵突破了新古典主義的框框，不乏真知灼見。約翰遜的散文風格自成一家，集拉丁散文的典雅、氣勢與英語散文的雄健、樸素於一體。約翰遜在英語詞典編纂史上占有獨特地位，他克服重重困難，一人獨自編纂《英語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曆時七年得以完成，這是英語史上第一部也是隨後一百年間英國唯一的標準辭書。約翰遜青史留名，也得益於詹姆斯·鮑斯韋爾（James Boswell, 1740-1795）為他寫的傳記《約翰遜傳》（The Life of Samuel Johson），該書逼真地再現了約翰遜的神態容貌及人格力量，標誌著現代傳記的開端。
18世紀被稱為“散文世紀”的另一個原因是小說的興起。
丹尼爾·笛福（Daniel Defoe, 1660-1731）的《魯濱遜漂流記》（Robinson Crusoe）采用寫實的手法，描寫主人公在孤島上的生活，塑造了一個資產階級開拓者和殖民主義者形象，具有時代精神。這部小說被認為是現實主義小說的創始之作，為笛福贏得“英國小說之父”的稱號。笛福的另一部長篇小說《摩爾·弗蘭德斯》（Moll Flanders）敘述女主人公摩爾在英國因生活所迫淪為娼妓和小偷的經曆。
現實主義小說在亨利·菲爾丁（Henry Fielding, 1707-1754）的筆下得到進一步發展。他的《湯姆·瓊斯》（Tom Jones）故事在鄉村、路途及倫敦三個不同背景下展開，向讀者展現了當時英國社會風貌的全景圖。小說以代表自然本性的湯姆與代表理智、智慧的索菲婭終成眷屬結尾，表達了感情要受理性節製的思想。全書共十八卷，每卷都以作者對小說藝術的討論開始，表現出菲爾丁對小說創作的一種理論上的自覺意識。
與菲爾丁同時代的塞繆爾·理查遜（Samuel Richardson, 1689-1761）采用書信體創作了《帕米拉》（Pamela）、《克拉麗莎》（Clarissa Harlowe）。他將視角投入年輕女主人公的內心深處，心理刻畫淋漓盡致，令讀者潸然淚下。
托比亞斯·斯摩萊特（Tobias Smollett, 1721-1771）是18世紀中葉頗具特色的小說家。他的《藍登傳》（The Adventures of Roderick Random）繼承歐洲流浪漢小說傳統，布局鬆散，是一連串發展迅速、好惡交替、變化急劇的冒險經曆的組合。
勞倫斯·斯特恩（Lawrence Sterne, 1713-1768）的《項狄傳》（The Life and Opinions of Tristram Shandy）打破傳統小說敘述模式，寫法奇特。小說各章長短不一，有的甚至是空白。書中充滿長篇議論和插話，並出現樂譜、星號、省略號等。斯特恩對小說形式的實驗引起20世紀俄國形式主義批評家的注意，《項狄傳》被認為是“世界文學中最典型的小說”。評論家指出20世紀小說中的意識流手法可以追溯到這部奇異的小說。
18世紀中葉，英國發生了工業革命。許多作家對資本主義工業化發展給大自然和農村傳統生活方式帶來的破壞發出悲哀的感歎，以大自然和情感為主題的感傷主義作品一度流行。奧利弗·哥爾德斯密斯（Oliver Goldsmith, 1730-1774）的長詩《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是感傷主義詩歌的傑作。他的《世界公民》（The Citizen of the World）原名為《中國人信劄》（Chinese Letters），虛構了一個在倫敦遊曆的中國河南人李安濟（Lien Chi Altangi），把他在倫敦的所見所聞寫成書信寄回北京禮部官員，以中國人的眼光對英國的政治、司法、宗教、道德、社會風尚進行批評。
詹姆斯·湯姆遜（James Thomson, 1700-1748）的《四季歌》（The Seasons）、威廉·柯林斯（William Collins, 1721-1759）的《黃昏頌》（Ode to Evening）、托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6-1771）的《墓園哀歌》（Elegy Written in a Country Churchyard）表達詩人對時代紛亂狀態的厭惡和對“自然簡樸安排”的向往，吐露了他們的內心感受。英國詩歌開始逐漸擺脫新古典主義的束縛，理性的優勢地位為感情或感受所代替。
五、浪漫主義時期文學（1798—1832）
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國詩風大變。蘇格蘭農民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 Burns, 1759-1796）給英國詩壇帶來一股新鮮的氣息。他的抒情詩自然生動、感情真摯，諷刺詩尖銳鋒利、妙趣橫生。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 1757-1827）是版畫家兼詩人，想象奇特，極富個性。他的短詩意象鮮明，語言清新，後期的長詩內容比較晦澀。他在詩歌中建立起自己一套獨特的神話體係，具有神秘主義色彩。布萊克的革命性、獨創性和複雜性使他成為浪漫主義詩歌的先驅。
1798年，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與塞繆爾·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1772-1834）合作出版了一本小詩集《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其中大部分詩歌出自華茲華斯之手，用簡樸的語言描寫簡樸的生活。《抒情歌謠集》的問世標誌著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的真正崛起。華茲華斯在1802年詩集再版時寫的序中對詩歌作出了著名定義：“好詩是強烈感情的自然流溢”。
浪漫主義是對新古典主義的反撥：詩歌內容不再是對現實的反映或道德說教，而是詩人內心湧出的真實感情；詩歌語言不是模仿經典作家去追求高雅精致，而是要貼近普通人的日常用語。浪漫主義詩人崇尚自然，主張返樸歸真。浪漫主義是一個比較籠統的概念，每個詩人各有其特征。同樣是“湖畔派”詩人，華茲華斯將大自然視為靈感的源泉，自然美景能給人力量和愉悅，具有療效作用，使人的心靈淨化和升華，柯勒律治則賦予自然神奇色彩，擅長描繪瑰麗的超自然幻景。喬治·戈登·拜倫（George Gordon Byron, 1788-1824）和波西·比希·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 1792-1822）屬於革命詩人，但拜倫自我表現意識強烈，而雪萊深受柏拉圖哲學影響，憧憬美麗的理想和理念。約翰·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一生追求美，是創造藝術美的天才詩人。19世紀20年代初，濟慈、雪萊和拜倫相繼英年早逝，英國浪漫主義詩歌由強轉弱，風勢漸衰。
六、現實主義時期文學（19世紀30年代-1918）
1837年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1819-1901）登基。在她統治時期，英國一度取得世界貿易和工業的壟斷地位，科學、文化、藝術出現繁榮的局麵。維多利亞時代英國詩歌表現出與浪漫主義截然不同的詩風，詩人們不再沉湎於主觀感情的發泄，而是注重形式的典雅，對詩藝精益求精。
羅伯特·布朗寧（Robert Browning, 1812-1889）早年從事過戲劇創作，後來專門寫戲劇獨白。戲劇獨白是一種通過主人公的自白或議論來抒發情感的無韻體詩。在《皮帕走過了》（Pippa Passes）、《指環與書》（The Ring and the Book）等作品中，詩人帶上“麵具”，進入戲劇人物內心世界，以其口吻娓娓而談，語言極為生動，說話者躍然紙上。阿爾弗雷德·丁尼生（Alfred Tennyson, 1809-1892）在他漫長的藝術生涯中創作了大量的抒情詩、哲理詩和敘事詩，詩風凝重、典雅。丁尼生的劍橋摯友哈勒姆溺水而死，對他詩歌創作產生深遠影響。詩人在挽詩《悼念》（In Memoriam A. H. H）中表達了真切的傷感和悲痛，同時反映了對生活本質和人類命運的思索和憂慮，成為時代的心聲。19世紀中葉，英國經濟發展迅速，物質豐富，國力昌盛。但是資本主義製度所引起的各種社會矛盾十分尖銳，社會主義思潮開始流行，作為西方文明基石的基督教受到科學思想的挑戰，日益衰微，在繁榮景象的背後潛伏著焦慮不安的暗流。馬修·阿諾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敏銳地捕捉到時代的脈搏，在《寫於雄偉的卡爾特寺院的詩章》（Stanzas from the Grande Chartreuse）中揭示了人們的處境：“彷徨在兩個世界之間，一個已經死去，另一個無力誕生。”阿諾德是19世紀英國人文主義文學批評的傑出代表，他有關文學與文化的論述對後世影響很大。
與詩歌相比，19世紀英國小說成就更為輝煌。沃爾特·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的浪漫主義曆史小說為他贏得“西歐曆史小說之父”的聲譽。《密得洛西恩監獄》（The Heart of Midlothian）、《艾凡赫》（Ivanhoe）等小說的特點是講述卷入重大曆史事件的普通人物的故事，並展示導致書中人物所作所為的那些社會力量和曆史力量。與此相對照，簡·奧斯丁（Jane Austen,1775-1817）則以女性作家特有的敏銳和細膩刻畫英國鄉村中產階級的生活和思想。她認為：“一個鄉村中的三四戶人家是合適的寫作對象。”《傲慢與偏見》（Pride and Prejudice）、《愛瑪》（Emma）等作品涉及婚姻、愛情、門第和財產，小說結構精巧，人物對話機智，語言幽默含蓄，耐人尋味。勃朗特三姐妹在19世紀英國文學史上占有獨特地位。夏洛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e, 1816-1855）的《簡·愛》（Jane Eyre）是一部關於女主人公克服男性統治社會對女性的種種壓製最後取得自主獨立的成長小說，浪漫愛情故事的背後包含著嚴肅的思想內容，受到20世紀女性主義批評家的青睞。艾米麗·勃朗特（Emily Bronte, 1818-1848）想象奇特，《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采用間接敘述手法講述一段刻骨銘心的戀情，小說中野性與文明、浪漫與現實反差強烈，具有神秘恐怖色彩。安妮·勃朗特（Anne Bronte, 1820-1849）在《簡·愛》和《呼嘯山莊》問世的1847年也發表了小說《阿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19-1880）是瑪麗·安·伊萬斯（Mary Ann Evans）的筆名，這位才女是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的真正代表。《弗羅斯河上的磨房》（The Mill on the Floss）、《織工馬南》（Silas Marner）和《米德爾馬契》（Middlemarch）等作品以寫實手法展現英國的社會人生圖畫，對人物內心活動和行為動機的刻畫十分生動細致，艾略特因此被譽為心理小說的先驅。查爾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12-1870）是19世紀英國最偉大的小說家，其作品的深度和廣度超過了同時代的任何作家。狄更斯的著名小說《霧都孤兒》（Oliver Twist）、《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等均以孤兒為主人公，這與作家的不幸童年經曆有關。《荒涼山莊》（Bleak House）揭露了英國司法製度的腐敗與黑暗。《雙城記》（A Tale of Two Cities）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生動再現了當時倫敦和巴黎的局勢，情節跌宕起伏。狄更斯在他的小說中展示了一幅幅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社會生活的畫卷，但他是一位具有浪漫、幽默氣質的作家，筆下經常出現性格怪異的人物。威廉·麥克皮斯·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ray, 1811-1863）是19世紀另一位出色的小說家，曾一度與狄更斯在文壇上平起平坐。《名利場》（Vanity Fair）通過女主人公麗貝卡·夏普不擇手段躋身上流社會的故事，對勢利者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嘲諷。薩克雷的《亨利·埃斯蒙德》（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是英國文學史上一部傑出的曆史小說。19世紀中下葉其他重要的小說家還有安東尼·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 1815-1882），他是一位多產作家，發表小說達47部之多，主要作品是“巴塞特郡係列小說”（Barchester Series）。塞繆爾·勃特勒（Samuel Butler, 1835-1902）的《埃瑞璜》是一部諷刺小說，“埃瑞璜”是英文nowhere的倒寫，通過一個遊客在埃瑞璜的所見所聞，記述了這個烏托邦國家的生活，以此抨擊和諷刺英國社會。他去世後出版的《眾生之路》（The Way of All Life）批評英國中產階級的價值觀，矛頭直指維多利亞時代的家庭、宗教、道德。
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不少小說家創作出以“幻滅”為主題的小說，最為典型的是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 1840-1928）。哈代的小說一直以故鄉多塞特郡和該郡附近的農村地區作為背景，早期作品描寫的是英國農村的恬靜景象和明朗的田園生活，後期作品明顯變得陰鬱低沉，其主題思想是無法控製的外部力量和內心衝動決定著個人命運，並造成悲劇。他的《德伯家的苔絲》（Tess of the D'Urbervilles）和《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講述了英格蘭南部農村青年男女走投無路、陷於絕望的悲劇故事。與此相對照，以海外為題材的小說作為英國當時海外擴張的折射，基調並不那樣灰暗，如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 1865-1936）的《吉姆》（Jim）宣揚了英雄主義的可能性，帶有帝國主義色彩。約瑟夫·康拉德的小說展示了西方擴張主義轉型的曆史過程，並對此進行反思。《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表現出他對西方特別是比利時帝國主義的擴張、對民族剝削和壓迫的不滿。《吉姆老爺》（Lord Jim）的故事發生在東南亞馬來地區，主人公執著於道德理念，因自己的過失常常遭受良心的譴責，為了贖罪，最後導致悲劇性結局，作品包含著對具有殖民主義色彩的英雄主義的批判。康拉德在小說布局、敘述角度及象征手法等方麵有意識地進行一係列革新，他的小說成為英國現代主義文學的先聲。題材範圍進一步擴大，是這個時期小說創作的特點。阿諾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 1867-1931）的《老婦譚》（Old Wives' Tale）等自然主義小說描繪了英格蘭北部生產陶瓷的工業城鎮生活。威廉·薩默塞特·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874-1965）的創作也深受法國自然主義影響，他的長篇小說《人性的枷鎖》（Of Human Bondage）展現了主人公擺脫精神枷鎖的過程。赫伯特·喬治·威爾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創作的《時間機器》（The Time Machine）等一批科幻小說，將科學幻想與社會批評結合起來。約翰·高爾斯華綏（John Galsworthy, 1867-1933）在《福爾賽世家》（The Forsyte Saga）中以批判的眼光揭示了資產階級的家庭、社會關係。E. M. 福斯特（E. M. Forster, 1879-1970）的《霍華茲別墅》（Howards End）針對英國社會經濟與文化、富人與窮人、男性與女性之間愈益尖銳的矛盾衝突，探索建立“聯結”關係的途徑。在《印度之行》（A Passage to India）中，他將“聯結”的思想運用於英帝國與殖民地關係這一更大的國際範圍。柯南道爾（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塑造了智力超凡、邏輯嚴密、個性鮮明的福爾摩斯這一著名偵探形象。在柯南道爾的偵探小說中，犯罪威脅了社會秩序的穩定，偵探的作用是通過破案來恢複平衡和穩定。
19世紀末迎來英國戲劇的複興。英國戲劇在18世紀除了哥爾德斯密斯的《屈身求愛》（She Stoops to Conquer）與理查德·布林斯利·謝裏登（Richard Brinsley Sheridan, 1751-1816）的諷刺喜劇《造謠學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之外，沒有太多的建樹。在隨後的一百年間，英國戲劇一直處於低迷狀態。到了19世紀90年代，在易卜生等歐洲大陸劇作家的影響下，英國發生了新戲運動，戲劇才擺脫了衰退、委頓的狀況，呈現欣欣向榮的景象。喜劇天才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 1854-1900）的風俗喜劇對上層社會進行揶揄諷刺，妙語連珠，充滿似非而是的怪論、機智詼諧的俏皮話。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 1856-1950）以易卜生為榜樣，倡導一種有思想的“問題劇”，將社會問題引入劇壇，使戲劇走向現實。蕭伯納一生寫了許多優秀的劇本，如《皮格馬利翁》（Pygmalion）、《聖女貞德》（Saint Joan）等。他擅長表現舞台對話，人物語言銳利、簡潔、風趣。王爾德和蕭伯納是戲劇複興的裏程碑，他們的戲劇創作活動使英國劇壇發生根本的變化，一改英國戲劇百年不振的局麵。
七、現代主義文學時期（1918-1945）
20世紀初，本涅特、威爾斯、高爾斯華綏堅持維多利亞時代的現實主義傳統進行創作，用寫實的方法記載社會轉型時期資產階級社會和家庭發生的變化。但他們很快就受到來自現代主義文學的挑戰。按照弗吉妮亞·伍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說法，1910年是英國小說從傳統現實主義到現代主義變化的重要年份。第一次世界大戰無疑加速了這一變化。戰爭中，大批無辜青年充當炮灰，白白喪生。一戰之後，不少英國人對文藝複興以來人文主義有關人性、人類前途的基本觀念乃至基督教文化傳統的信念發生了動搖。社會思想觀念的深刻變革，促使現代主義文學蓬勃發展，英國小說也麵目一新。D.H.勞倫斯（D. H. Lawrence）是煤礦工人的兒子，他將視線投向兩性關係，對西方文明的缺陷進行反思。《查特萊夫人的情人》（Lady Chatterley’s Lover）曾因為大膽的性愛描寫而在英美兩國被查禁。他的《兒子與情人》（Sons and Lovers）、《虹》（The Rainbow）、《戀愛中的女人》（Women in Love）等小說將社會批評與性心理探索巧妙結合起來，猛烈抨擊資本主義工業文明。作為對現實主義文學的反撥，現代主義文學追求心理真實，注重直接觀察人物的心理活動，直接體驗人物的內心感受，在內心世界這麵鏡子上折射出豐富多彩的外部現實。出生於書香世家的伍爾芙的突出成就是意識流小說。她的《達羅衛夫人》（Mrs. Dalloway）和《到燈塔去》（To the Lighthouse）等作品突破傳統的時空觀，將意識流手法運用得出神入化，還體現出女作家對於女性存在的曆史及現狀的獨特反思。來自愛爾蘭的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 1882-1941）被認為是繼莎士比亞後英語文學史上最偉大的作家，他的曠世之作《尤利西斯》（Ulysses）給英國傳統小說帶來一場革命。《尤利西斯》情節簡單，主要記載迪達勒斯、布盧姆和布盧姆的妻子莫莉三個人物的日常瑣事。小說實際上隻寫了愛爾蘭首府都柏林一天裏的事情。這一天是1904年6月16日，喬伊斯與他未來的妻子娜拉曾在這一天首次幽會，除此以外，它是都柏林曆史上最普通不過的一個日子。喬伊斯在小說中力圖展現的是生活的本質和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索，《尤利西斯》因此被有的評論家譽為表現了西方“現代社會的全部生活和全部曆史”。《尤利西斯》的成功在於意識流描寫表麵上紛紛揚揚，漫無邊際，實際上結構齊整，周密嚴謹。
20世紀20年代是英國文學史上又一個輝煌的黃金時代，文壇群星璀璨，佳作迭出。在詩歌領域，T. S. 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1922年發表《荒原》（The Waste Land），運用大量的神話描繪戰後西方世界精神失落的景象，表達人的再生的希望。他的詩作代表了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突出成就。愛爾蘭詩人威廉·勃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努力建立自己的神秘主義象征體係，深入探討人生哲學問題。葉芝的創作道路由傳統走向現代，折射出英語詩壇的過渡與變遷，代表了現代詩人擺脫舊時代的影響，創立現代詩風的曆程。
英國現代主義文學在思想內容和藝術形式上都力圖擺脫傳統的束縛，具有前衛色彩。從本質上講，現代主義文學是精英文學，《尤利西斯》出版後，一般市井百姓很少有人問津。在以危機和戰爭為時代特征的三四十年代，嚴峻的社會現實，尖銳的社會矛盾，緊迫的社會問題，為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的回歸創造了條件，采用寫實手法的小說再度受到人們的歡迎。30年代的英國小說在主題上從內傾變為外向，表現社會對個人命運的主導影響，在形式上則從前衛轉向保守，采用傳統敘述手法。這一時期英國文壇出現了幾種走向：一是關注當代政治和社會問題，創作具有左翼傾向的文學。二是抨擊資產階級中上層社會的腐敗墮落，創作社會諷刺小說。伊夫林·沃（Evelyn Waugh, 1903-1966）在《罪惡的軀體》（Vile Bodies）、《一捧塵土》（A Handful of Dust）等作品中描繪英國社會婚姻、家庭、學校、宗教、政治生活中的荒唐、邪惡與墮落。三是消遣性文學的流行。J. B. 普裏斯特利（J. B. Priestley, 1894-1984）以具有喜劇意味的形式講述社會各階層的人生故事，展現英國廣大地區的生活百態。“偵探小說女皇”阿加莎·克裏斯蒂（Agatha Christie, 1891-1976）在《東方快車上的謀殺案》（Murder on the Orient Express）、《尼羅河上的慘案》（Death on the Nile）等偵探小說裏精心編織跌宕起伏、撲朔迷離的故事情節，為讀者逃避嚴峻的社會現實提供一個想象世界。
30年代還湧現出兩位風格獨特的作家：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1904-1991）和羅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 1895-1985）。格林作為一名信仰天主教的作家，致力於探究現代社會中人類的精神危機，記錄個人靈魂在善惡之間的煎熬，並將探索人的內心世界與反映當代政治和社會問題結合起來。30年代末問世的《布賴頓硬糖》（Brighton Rock）與《權力與光榮》（The Power and the Glory）奠定了他作為20世紀英國重要小說家的地位。格雷夫斯是詩人兼小說家，他的古羅馬帝國三部曲《我，克勞迪斯》（I, Claudius）、《克勞迪斯神和他的妻子梅薩利納》（Claudius the God and His Wife Messalina）、《貝利薩裏烏斯伯爵》（Count Belisarius）是現代曆史小說經典之作，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法使生活在古代的人物具有親近感，同時又保持了曆史性。
八、當代文學（1945— ）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從多年的戰時狀態轉入和平時期，但國力已嚴重削弱，對現實的憂慮和不滿浮現在戰後初期的英國小說中。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 1903-1950）的政治寓言小說《動物農場》（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年》（Nineteen Eighty Four）表現出強烈的社會責任心和對極權主義威脅的憂慮，獨樹一幟。戈爾丁（William Golding, 1911-1993）於1954年發表《蠅王》（Lord of the Flies），深入探討人性的善惡，使他一舉成名。在曆經兩次世界大戰之後，戈爾丁對人性惡的描寫無疑具有強烈的時代感和深刻性。
50年代還湧現出一批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新作家。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 1922- ）和約翰·韋恩（John Wain, 1925-1994）等人被稱為“憤怒的青年”，因為他們在小說中抒發了對英國社會等級森嚴、貧富不均現狀的憤怒和不滿。金斯利·艾米斯在《幸運兒吉姆》（Lucky Jim）中編織的“不幸者意想不到地得到幸運”的情節深受讀者的喜愛，是“憤怒的青年”一派的代表作。
“憤怒的青年”的特點在於表現新的內容，而不是創造新的文學形式，他們在藝術上並沒有突破。英國文壇直到60年代實驗主義小說的出現，才讓人們看到藝術創新的方向。與歐洲大陸和美國相比，英國實驗主義小說姍姍來遲，並且和現實主義傳統交相融合。約翰·福爾斯（John Fowles, 1926- ）是實驗主義作家的傑出代表，他的長篇小說《法國中尉的女人》（The French Lieutenant’s Woman）於1969年問世。這是他在技巧革新和觀念表達方麵最成功的小說。福爾斯為故事提供了三種不同的結局，並運用了許多實驗性因素，包括戲仿、元小說和小說敘述角度的變換及其對讀者的開放性。
戰後英國文壇一個令人矚目的現象是婦女作家的崛起，她們的創作不僅有從女性視角去表現當代婦女在男權社會所受的壓抑以及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一麵，還有回避女性自我意識，以非性別化的作家身份去觀察世界、表現生活一麵。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 1919- ）是戰後英國最傑出的婦女作家，她的小說帶有強烈的現實主義傾向和鮮明的時代特色，立足於人和社會，反思當代政治和文化思潮，並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人和社會的真實狀況。穆麗爾·斯帕克（Muriel Spark, 1918- ）是一個信奉天主教的作家，她以獨特的方式表達她對現代罪人的關切。另一位女作家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1919-1999）曾在牛津大學講授哲學，是一位在哲學上有很深造詣的小說家。她的小說以各種方式探討自由、責任、愛的意義，帶有很強的哲理性。《在網下》（Under the Net）、《沙堡》（The Sandcastle）、《鍾》（The Bell）等小說將深邃的哲學理念、冷靜的道德探索和獨特的敘述方法結合起來，作者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思索，給人以啟迪。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初期，英國戲劇創作除了艾略特的詩劇以外，總體來說，呈現一種不景氣狀態。50年代中葉，出現了一批頗具特色的新戲，給英國戲劇發展帶來活力。1955年8月3日，塞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 1906- ）的《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got）首次用英語在倫敦公演。1956年5月8日約翰·奧斯本（John Osborne, 1929- ）的《憤怒的回顧》（Look Back in Anger）在皇家宮廷劇院首場演出。貝克特和奧斯本兩位劇作家的創作分別代表五六十年代英國戲劇發展的兩個主要方向，即荒誕派戲劇和寫實主義戲劇。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 1930- ）的“威脅喜劇”明顯帶有荒誕色彩，而阿諾德·韋斯克（Arnold Wesker, 1932- ）的《大麥雞湯》（Chicken Soup with Barley）等劇作則以寫實的手法表現倫敦東區下層人民的生活，他與奧斯本等人的作品被冠以“廚房洗碗池戲”的稱號。荒誕派戲劇和寫實主義戲劇的表現內容、創作風格各不相同，但它們都打破了傳統的戲劇體裁的束縛。60年代末，英國舞台又掀起了新戲的第二次浪潮，湯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 1937- ）富有想象力的“模仿作品”《羅森格蘭茲和吉爾登斯吞死了》（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從莎士比亞的《哈姆萊特》中取出兩個次要人物，讓他們占據舞台的中心，劇情具有荒誕的特點。彼得·沙弗（Peter Shaffer, 1926- ）是英國當代劇壇一位才華出眾的劇作家，他的《上帝的寵兒》（Amadeus）講述莫紮特和他同時代的宮廷作曲家沙裏日的故事，場麵宏大，具有音樂劇般磅礴的氣勢，深受觀眾的歡迎。
20世紀上半葉，艾略特雄踞英美詩壇，他的詩歌創作和文學批評思想對同時代和隨後的詩人產生深遠影響。30年代，迪倫·托馬斯（Dylan Thomas, 1914-1953）以他獨特的方式繼續推進現代主義詩歌的實驗和創新。50年代，以菲力普·拉金（Philip Larkin, 1922-1985）為代表的“運動派”詩人反對托馬斯的浪漫主義風格，力圖恢複18世紀以前英國詩歌傳統，他們的詩作具有濃鬱的英國本土風情和機智、冷峻的特色。特德·休斯（Ted Hughes, 1930-1998）的許多詩都是寫動物的，但傾注於其間的是人類的感情。詩人通過動物來展露自然及人類的殘暴性。70年代以來英國詩歌從整體上看呈多極發展，地域性的傾向明顯。愛爾蘭詩人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 1939- ）的詩歌題材是農村的傳統生活，他對田園景象的描寫使人想起華茲華斯。1995年希尼獲諾貝爾文學獎。
八九十年代，英國文壇一批新秀嶄露頭角，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 1949- ）是同代人當中的佼佼者。小說《鈔票：絕命書》（Money: A Suicide Note）批判了英美資本主義社會對金錢的瘋狂崇拜。《時光之箭》（Time's Arrow）的敘述手法獨特，把“時光之箭”的走向反撥過來，使得時光倒流。小說像倒放錄像帶一樣，把主人公成為奧茨維辛集中營裏納粹醫生這一過程的順序顛倒了過來。艾米斯的創作受到卡夫卡、羅布格裏耶、博爾赫斯等人影響，作品中現實主義的敘述伴隨著意識流、黑色幽默、魔幻現實主義等現代手法。這一時期不少小說家對曆史題材很感興趣，創作了一批優秀作品，如格雷厄姆·斯威夫特（Grahm Swift, 1949- ）描寫東英吉利地方史的《窪地》（Waterland）、彼得·艾克羅伊德（Peter Ackroyd, 1949- ）的《王爾德的最後證詞》（The Last Testament of Oscar Wilde）、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 1946- ）的《福樓拜的鸚鵡》（Flaubert's Parrot）等。這些作品受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被評論家稱為“新型曆史小說”，其特點是在講述曆史的過程當中，質疑“真實”觀念，敘述者獲得一種自我認識。新一代婦女作家的傑出代表是A.S.拜厄特（A. S. Byatt, 1936- ）和瑪格麗特·德拉布爾（Margaret Drabble, 1939- ）姐妹倆。她們是英國文學研究專家，屬於知識型婦女作家。拜厄特曾在大學任教，德拉布爾是《牛津英國文學指南》的主編。拜厄特的《占有》（Possession）把維多利亞時代詩人的精神境界與現代學者的精神狀態作比較，故事情節在曆史與現代的兩段感情經曆中平行展開，過去與現在相互交融，前者對後者產生影響。
與此同時，英國少數裔作家也在小說創作上取得令人矚目的成績。V. S. 奈保爾（V. S. Naipaul, 1932— ）出生於特立尼達一個印度裔家庭，1950年獲政府獎學金進入英國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1954年獲學士學位後，在英國定居。《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A House for Mr Biswas）通過追述比斯瓦斯先生一生的經曆，生動描繪了特立尼達的印度裔居民的生活方式和風俗習慣。《河灣》（A Bend in the River）揭露了非洲新獨立國家獨裁統治的暴政和腐敗。奈保爾在作品中將虛構的故事、真實的敘述、自傳性文字相融合，出色地表現了現代人缺乏歸屬感的生存狀態。2001年奈保爾獲諾貝爾文學獎。出生於印度孟買穆斯林富商之家的薩爾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 1947- ）是傳奇式人物，他的爭議小說《撒旦詩篇》（Satanic Verses）因為不恰當地影射先知和《古蘭經》，引起穆斯林世界廣泛抗議。拉什迪的《子夜誕生的孩子》（Midnight's Children）是部傑作，1981年獲布克獎，1993年又獲為紀念布克獎設立25周年而頒發的“25年來最佳小說布克獎。”小說將印度次大陸半個多世紀的風風雨雨、光怪陸離的社會現象、不同的宗教、文化和信仰摻和在一起，神話、寓言、傳說、雙關妙語和市井俚語混雜在一起，栩栩如生地傳達了民間傳統、宗教衝突和都市生活的圖景。石黑一雄（Kazuo Ishguro, 1954- ）是日本裔作家，5歲時跟隨父親來到英國，《盛事遺蹤》（The Remains of the Day）榮獲1989年布克獎時他才35歲。主人公史蒂文斯是一位英國貴族莊園管家，他在六天的回憶中，重新構建、反思消失的過去。《盛事遺蹤》視角獨特，從一個管家的眼睛來看30年代的歐洲，作者不直接寫曆史重大事件，而是通過家事來寫國事、天下事。石黑一雄90年代中期發表的《未能安慰的人》（The Unconsoled）一改自己的創作風格，是一部卡夫卡式作品，展現了一個夢幻般超現實世界。
世紀末英國文壇異彩紛呈，現實主義與實驗主義交錯重疊，婦女作家和少數裔作家異軍突起，英國文學呈多元化發展趨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