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俠記憶之（十二）金庸俠的精神與精神裏的俠

 

　　武俠武俠，有武就離不了俠。說完了武，就到了俠。
　　金庸筆下，塑造了許多膾炙人口的俠客角色，凡是喜愛金庸的，大概都能說出一堆人名來。
　　一般人的眼裏，金庸這麽喜歡寫大俠，成功塑造了那麽多大俠，應該是很推崇俠義精神的了——其實，金庸對俠義精神，一向持悲觀態度，有一種近乎本能的不信任。或者說，本來那就是他作為挽救心靈深處某些東西的救命稻草，既然是稻草，也就頂不得什麽用——也許他自己都沒意識到。但是，一個作者，無論如何懂得偽裝自己，無論如何懂得隱藏自己的想法，也不可能在作品中完全沒有泄露。金庸寫了那麽多書，想隱藏自己的真實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
　　不過這也很正常，一般來說，文人和藝術家都是悲觀主義者和一定程度上的瘋子，哲學家也一樣，除非他們已經徹底瘋了：）
　　好，不再胡亂發揮了，回到正題。

　　什麽是俠的精神？
　　中國古代文化推崇的人文精神，大致脫不了“忠孝節義”的範疇，或者換一套，“仁義禮智信”。對“俠”來說，最重要的，自然是“義”字，其他的不可或缺，但是相對來說，不如義重要。比如我們標榜千古的關二爺，其他缺點都很明顯，一個義字，就令他風光無限。到了“山東呼寶義”宋公明，靠一個義字就領袖群倫吃遍天了。
　　金庸筆下的俠，人格不一定完美，“義”的品質卻是不敢唐突的。

　　武俠到了金庸手裏，人格的層次不再那麽簡單化，要探討的內容也豐富多了，畢竟，天下已經不再是中國人的天下，中國文化也不能再縮起脖子裏稱老大，二戰已經打過，日本已經抗過，殖民地還在對付著，家國情仇，已成過去，也不再由知識分子操心，兒女情長，漸成新寵，算是新時代的新職責。此消彼長，事情已經複雜到傳統形式和流程無法承當。
　　不變是不行了。

　　傳統意義上的“俠”，缺點往往不少，比如性格簡單，粗暴唐突，崇尚武力，暴力傷及無辜等等，這些內容，都已經不適應新的時代。
　　隻做“好漢”已經不能在新時代混下去了，金庸筆下的俠，自然也就有了新時代的新內容。
　　傳統意義上的“俠”的優點和特點，大致上就是：行俠仗義，鋤強扶弱，打抱不平，舍己為人。發展到極致，就是孟子推崇的“舍生取義”。這樣的俠，到了現代，一個是容易倚仗武力仗勢欺人，個人英雄主義，也容易擾亂社會秩序。另外，太個人主義了。在一個慢慢走向規則化統治的時代，俠的概念，終歸是要漸行漸遠，隻能作為文物，或者規則的補充和附庸。

　　那麽，怎麽在新時代裏，讓這種中華文化的精髓之一，還能煥發出新的生命？
　　於是金庸給了他們出路：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以前的“替天行道”，比較渺茫，誰知道天怎麽想的啊，現在有了具體的“國”與“民”，算是目標回落到地球上了。
　　金庸把狹義的俠義精神放大，找到了現代社會裏俠義精神的出路，也定義了判斷一個人，或者一個武俠的標準。
　　為了鬥一時之氣，逞一時之強的武勇；為了自己過癮，不計較他人得失的發泄；為了個人好惡，憑一己之私的判斷；為了小集團的利益，不考慮國家民族的偏狹；甚至，為了本民族的利益，不考慮其他民族的利益。這些情況，都已經在金庸的“俠”的世界裏，進行了探討和深化。
　　金庸的“俠”的精神，已經不僅僅局限於“俠”，而是做為一種有責任的精英層，在為人民思考，為國家思考，為人類思考。他們考慮人應該怎樣處理自己的感情與集體關係的矛盾，個人與集體的矛盾，正義與邪惡的矛盾，邪惡團體裏的正義與正義團體裏的邪惡的矛盾，個人麵對自己的感情偏向和國家與民族矛盾時如何自處，等等。
　　但是，在金庸的俠世界裏，責任感，始終沒有消退過，甚至到了似乎要消解一切的“鹿鼎”，在涉及到原則問題時，小流氓韋爵爺責任心也都是高尚到象個傳說中的共產黨員。
　　這就表明，金庸的精英意識，古典知識分子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心，從來沒有消退過。而這樣“以天下為己任”，“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恰恰是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屢仆屢起卻愈挫愈奮，百洄千折卻淵源流長的原因所在。
　　金庸把自己的思考，寄托在俠的身上，在自己構造出的俠的世界，來實驗自己的想法。那麽，這個理想中的俠的世界，俠的命運如何呢？這些“為國為民俠之大者”的俠，運用俠的精神，能不能解決各種各樣人的矛盾，利益集團的矛盾，民族的矛盾以及國家的矛盾呢？

　　前麵已經說過，金庸對俠客的看法，總體來說是悲觀的，對力量和人格都具有代表性的俠客悲觀，也就是對超人的悲觀，其實也就是對人類的本性悲觀。這些悲觀思想，我們在金庸的作品裏，隨處可見。

　　早期的金庸，還是想塑造傳統意義上的俠客。
　　“書劍”裏，陳家洛出身名門，文武雙全，武功一流，儀表風采也一流，和皇帝是兄弟，又是天下第一幫派的頭兒，論起行俠仗義在責任，他是無可推脫，一個俠客該具有的能力等等成功的前提，他又都具有了。這樣的人，一般意義上來說，堪稱完美。可以說，金庸是按照自己心目中的完美俠客去塑造他的。
　　然而，陳家洛的結局如何呢？
　　感情失敗，事業失敗，遠走西域，退出曆史舞台。

　　“碧血劍”裏的袁承誌也差不多。名門之後，國仇家恨集於一身，天生的要靠他領袖群倫完成複國大計。基本上他是按照國內培養幹部的模式鍛造出來的，一步步的完善經曆和履曆，文武的學習，江湖經驗和對事情的處理水平，也是慢慢提升。最後他終於人脈武功雙到頂，完成了自身的塑造。下一步，按道理，他應該去做該做的事情並且成功才是。就算是反清複明的大計因為曆史或者機緣做不到，偏安一偶，搞一小塊兒總是可以的吧？
　　結果呢？遠赴海外。
　　還是失敗。還好，這次金庸仁慈了一點，讓他佳人入懷餘生可托。

　　“雪山飛狐”裏，大俠被小人玩兒的死的很難看。
　　
　　然後到了金庸的轉折點，“射雕”，他終於推出了自己的第一個平民英雄，而且還是“俠之大者”。
　　無疑，這是篇成功的小說，也有很多成功的人物。
　　就是這篇小說，金庸確立了理想中的大俠標準：“為國為民，俠之大者。”
　　他也通過幾個人的描寫，從各個方麵，公義，私生活等等，都對一個俠客應該具有的品質，作了一定的探討，甚至下了定義。
　　然而，就是這樣一位他理想中的儒家之俠，“正心誠意修身齊家”都無可挑剔的人，集儒家文化優點之大成的俠客，結果如何呢？
　　隻是在個人武功和修養上達到了一定水平。
　　有心殺賊，無力回天。襄陽城破之日，舉家報國而死。

　　“神雕”，楊過，少了胳膊，練成了絕世武功，做了些驚天動地的大事，最後還是隱退古墓。
　　殺了大汗，蒙古退兵又如何？靠俠客，解決不了問題，可以辦小事，不能成大業，天下人還是生活於水火。

　　下麵就到了“飛狐外傳”。
　　這一篇就更慘了，隻是一個江湖豪傑逞強使氣行俠仗義的故事。除了一個天下掌門人大會，是為了“國”“民”努了一把力，基本上對社會沒有什麽影響力。
　　其實，金庸本來是想把胡斐塑造成一個標準而單純的俠客。然而很可惜，概念先行的結果，是這個角色的空前失敗。一個角色，應該是隨著情節發展，自然而然的逐步豐滿。金庸在飛狐裏的刻意而為，筆力外露，目的性過於鮮明，反落下乘。反之，蕭峰慕容複郭靖等角色，隱性塑造，效果就要好的多。

　　然後是“倚天”。
　　已經是明教教主天下歸心的張無忌，結果居然敵不過一個小小的陰謀，把天下拱手相讓——難道他真的以為，一個連教主都可以出賣的人，會在國家治理上溫柔敦厚？固然是因為金庸不願意過分篡改曆史——他已經篡改的夠厲害了，反正是小說，改了也就改了——還是金庸自己很明白，有些東西，在曆史舞台上，終究是注定失敗的命運？

　　連城決。
　　俠義道裏的虛偽，正義的虛偽，人性的虛偽。都揭示的夠厲害。

　　天龍八部。
　　金庸第一次正視民族問題，跳出自己的大漢族主義視角。
　　作為正義一方的屢屢失敗，在正義名義下的行為，往往造成罪惡的結果。
　　俠義除了被出賣和被利用，基本上解決不了什麽問題。

　　笑傲。
　　架空的曆史模型。
　　象金庸自己說的，其實是政治小說。
　　也象那句話：多少罪惡，假正義之名而行。

　　最後的鹿鼎記。
　　俠義到了最悲慘的境地。
　　一個小流氓的俠義和一個俠義的小流氓。
　　俠義終歸無用，俠義世界觀的破滅。

　　金庸筆下的俠，結果基本上就兩種，一種是死，一種是隱。

　　他寫俠客之死，多半是別有用心。
　　蕭峰死於國仇家恨民族矛盾，郭靖死國，陳近南死國卻因內扛。說到底，為國為民的俠之大者，基本上都是死於非命。
　　不過，為俠義而死於俠義，也算是求仁得仁，死得其所了。

　　隱士是中國文化的一大特色，與俠客一般。金庸筆下的俠客，有隱於野者，有隱於市者，卻斷無隱於朝者，可見，在金庸的思想裏，俠之一字，任性而為，道義而趨，與官方之潛規則格格不入，就算是有蜜月階段，終究會反目成仇，甚至勢不兩立。
　　這一點，金庸比梁古溫黃，都要清醒而現實，而不是把武俠寫成神話。金庸的心裏，還是希望寫成對現實生活有作用有幹預的寓言小說，而不是僅僅過過嘴癮玩玩文字，在一個幻想世界裏意淫。

　　由此可見，金庸對俠的看法，是消極的，並沒有寄托真正的希望，尤其是晚期，雖然他很推崇俠義的精神。
　　金庸筆下，從來就沒有過成功的俠客，所有的俠客都逃不掉悲劇命運。隻是在前期，他還略微有些造夢的想法，自己也大約稍微有些寄托，直到最後的鹿鼎，他既打破了自己的夢幻，也打破了別人的夢幻，正式宣告俠客救世思想的破產。既然到了這步田地，武也看破，俠也看破，再想繼續武俠小說，怎麽也都難了。所以，他封筆退出，十分的明智。不是這麽高明的人，自然也寫不出那麽多高明的小說。
　　從金庸寫作的情況來看，他內心深知，在現代，俠的精神隻能藏在心底，不能再用來明目張膽的標榜了，俠客，也隻能存在於想象的世界，世俗生活裏，已經不再有俠客存在的空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