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曆史是連續的，但有時候也呈現出斷裂和離散。我們用到的“八十年代”一詞，絕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它意味著一個曆史階段，意味著一種社會、文化情態（就像我們不斷回望的五四時期一樣）。“八十年代”相對於之前的文革十年，堪稱橫空出世，也迥異於接踵而至的“九十年代”以及今日，它象征的一切，已成曆史。然而，那個時代叱吒風雲的人物在今天仍有莫大的影響力，而在“八十年代”氛圍滋養下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已成為當代中國很多領域的中堅力量，正因此，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受到廣泛關注是可以想見的。在書中（“寫在前麵”），查建英對比了美國的“六十年代”，“美國有關六十年代的回憶研究汗牛充棟”，我們的“八十年代”會成為一個常談常新的重大話題嗎？讓我們拭目以待。
——編者
對於1980年代，人們常常念及。那是一個令知識分子無限興奮、充滿快感的時代，多少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獲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們一度成為時代的寵兒或者英雄，那種處於聚光燈下、一呼百應萬眾皆聽的情狀成為知識分子最美好的記憶。回到曆史的現場，我們重新梳理那個時代，才會發現曆史原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許多。經曆過八十年代文化洗禮的作家查建英采訪了曾經在八十年代作為文化界弄潮兒的阿成、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劉奮鬥等12位知識分子，輯成《八十年代》一書（劉奮鬥的訪談沒有收入本書）。閱讀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我們仿佛回到了曆史的現場，體味著那份已經屬於曆史的多彩與滄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人們期待之中的新時代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來臨，猶如春風撲麵，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神州大地彌漫開來。知識分子登上了這個時代的舞台，一些事件也如幻燈片一樣在那個時代的大幕上激情放映——《今天》雜誌、朦朧詩歌、星星畫展、傷痕文學、先鋒文學、探索電影、薩特的存在主義、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美學熱、沙龍聚會、老三屆熱，等等——這些曾經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的曆史事件已經成為了一種屬於這個時代的標誌甚至符號象征，正所謂“亂花漸欲迷人眼”，所有這一切接踵而至，使得知識分子始終處於一種迷狂的狀態，猶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的演繹。
北島在訪談中講到，“無論如何，八十年代的確讓我懷念，盡管有種種危機。每個國家都有值得驕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國二十世紀初的白銀時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高潮，此後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會再出現這樣的高潮，我們這代人恐怕趕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於‘文化革命’。‘地震開辟了新的源泉’，沒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沒有十年文革，何來八十年代
北島的言說中有一個極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這場文化的高潮起始於“文化革命”。如果沒有十年文化的空白和壓抑，也許就無法產生八十年代的高蹈與浪漫，詩意與宏闊。曾經作為引起西學的主力的甘陽在八十年代主編了“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引起了轟動，並成為知識界的一個標誌性的文化事件，而這之前，西學在翻譯和出版之中常被視為一種禁忌。沒有什麽比在空白上描繪圖畫更自由，也沒有比在廢墟上建立一座大廈更能顯示出成績來。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先鋒文學”很難說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水平，但由於十年來文學的沉寂，新時期文學受到熱烈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實際上，八十年代的文學已成為人們解讀曆史和進行隱約地會意的一種途徑，它自身的審美功能更多處於第二位，社會曆史的批判才是最關鍵的。當我們朗誦“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島），“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顧城），“中國，我的鑰匙丟了”（徐小斌）等詩句的時候，在一代經曆過文化革命的人的心中激蕩起的那種心靈會意的認同是難以想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詩歌形式其實留有文革中的語錄式的文化的痕跡。
如果八十年代的前麵不是一場讓人精神受到嚴重壓抑的十年文革，我們很難想像會產生這樣一個讓整個知識界陷於狂歡的年代。學者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文中論述五四文學與晚清文學的關係時，曾經反問，“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同樣，我們思考八十年代的話，也需要想到：如果沒有文革，是否會產生八十年代？回歸五四，反思八十年代
在幾乎所有的反思文字中，八十年代常常被賦予與五四相同的曆史意義，這兩個在中國一個世紀的曆史上具有類似特征的時代成為所有知識分子常常並行懷念的特殊時間段落。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曆史中，五四與八十年代具有很相似的曆史特征——它們同樣是風雷激蕩，同樣是知識分子作為英雄的時代，同樣是開啟了一個啟蒙的新時代……
另外需要我們指出的是，八十年代畢竟出現在五四之後，那麽，八十年代是否從五四的精神遺產中汲取了什麽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學者陳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訪談時就強調這種“隔代遺傳”的精神思想傳承，“理解八十年代學術，應該把它與三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掛鉤。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傳身教有關。……我所說的這批老先生，大都沒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學術思潮。這才可能在‘撥亂反正’後，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續民國年間已經形成的學術傳統。”在八十時代裏，一邊是成長在文革之中的青年弄潮兒，他們激情洋溢以英銳豪邁的姿態走在時代的前端；而另一邊則是曾經在五四文化浸染中文化老人成為這個時代掌舵人，他們以其深厚資深的文化威望為這個時代的走向把握住了曆史的文化命脈。
八十年代所追尋和延續的精神使命與追求也都還是五四期間所尋找的精神理念，無論是反對極左的思潮，反對異化，倡導思想解放，弘揚人道主義，鼓吹民主、科學與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內容，陳平原對此有透徹的解釋：“伴隨著整個風雲激蕩的八十年代的是，對於‘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隨、反省和超越。關鍵是，一麵追隨，一麵反省。”也因此，在許多學者的回顧與反思之中，我們都可以在八十年代絢爛輝煌的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跡。
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還有這樣的特征，過分地追求激情與宏大的敘事，知識分子過多地承擔了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實的實際操練。批評家李陀在訪談中很苛刻地針對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熱潮作出這樣的判斷：“一個思想大活躍的時代，不一定是思想大豐收的時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個思想豐收的年代。”也許這恰恰是啟蒙時代的特征，啟蒙之後怎樣並不是知識分子所考慮的。
八十年代留下的，一方麵是我們懷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擔、激情、淳樸、使命、信仰，另一方麵則可能是空泛、貧乏、無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脹等缺憾。所以，當我們回首八十年代的時候，會發現所留下的精神遺產遠沒有想象中的豐厚。而八十年代最終還是遽然落下了帷幕，所有人被毫不留情的趕入到了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一個完全區別於八十年代的新時代，一個充滿欲望刺激的年代。（朱航滿）
（來源：人民網）
——編者
對於1980年代，人們常常念及。那是一個令知識分子無限興奮、充滿快感的時代，多少知識分子在那個時代獲得了“翻身解放”的感受，甚至，他們一度成為時代的寵兒或者英雄，那種處於聚光燈下、一呼百應萬眾皆聽的情狀成為知識分子最美好的記憶。回到曆史的現場，我們重新梳理那個時代，才會發現曆史原比我們想像的要複雜許多。經曆過八十年代文化洗禮的作家查建英采訪了曾經在八十年代作為文化界弄潮兒的阿成、北島、陳丹青、陳平原、崔健、甘陽、李陀、栗憲庭、林旭東、劉索拉、田壯壯、劉奮鬥等12位知識分子，輯成《八十年代》一書（劉奮鬥的訪談沒有收入本書）。閱讀這些具有史料性的文字，我們仿佛回到了曆史的現場，體味著那份已經屬於曆史的多彩與滄桑。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人們期待之中的新時代在1978年年底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來臨，猶如春風撲麵，一場迅雷不及掩耳的思想解放迅速在神州大地彌漫開來。知識分子登上了這個時代的舞台，一些事件也如幻燈片一樣在那個時代的大幕上激情放映——《今天》雜誌、朦朧詩歌、星星畫展、傷痕文學、先鋒文學、探索電影、薩特的存在主義、尼采的“上帝已死”的宣告、美學熱、沙龍聚會、老三屆熱，等等——這些曾經在社會上引起巨大反響的曆史事件已經成為了一種屬於這個時代的標誌甚至符號象征，正所謂“亂花漸欲迷人眼”，所有這一切接踵而至，使得知識分子始終處於一種迷狂的狀態，猶如尼采所言的酒神精神的演繹。
北島在訪談中講到，“無論如何，八十年代的確讓我懷念，盡管有種種危機。每個國家都有值得驕傲的文化高潮，比如俄國二十世紀初的白銀時代。八十年代就是中國二十世紀的文化高潮，此後可能要等很多年才會再出現這樣的高潮，我們這代人恐怕趕不上了。八十年代的高潮始於‘文化革命’。‘地震開辟了新的源泉’，沒有‘文化革命’，就不可能有八十年代。”沒有十年文革，何來八十年代
北島的言說中有一個極容易被忽視的問題，那就是這場文化的高潮起始於“文化革命”。如果沒有十年文化的空白和壓抑，也許就無法產生八十年代的高蹈與浪漫，詩意與宏闊。曾經作為引起西學的主力的甘陽在八十年代主編了“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引起了轟動，並成為知識界的一個標誌性的文化事件，而這之前，西學在翻譯和出版之中常被視為一種禁忌。沒有什麽比在空白上描繪圖畫更自由，也沒有比在廢墟上建立一座大廈更能顯示出成績來。而“傷痕文學”“反思文學”“改革文學”“先鋒文學”很難說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文學水平，但由於十年來文學的沉寂，新時期文學受到熱烈追捧是很容易理解的。實際上，八十年代的文學已成為人們解讀曆史和進行隱約地會意的一種途徑，它自身的審美功能更多處於第二位，社會曆史的批判才是最關鍵的。當我們朗誦“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告訴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北島），“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顧城），“中國，我的鑰匙丟了”（徐小斌）等詩句的時候，在一代經曆過文化革命的人的心中激蕩起的那種心靈會意的認同是難以想像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詩歌形式其實留有文革中的語錄式的文化的痕跡。
如果八十年代的前麵不是一場讓人精神受到嚴重壓抑的十年文革，我們很難想像會產生這樣一個讓整個知識界陷於狂歡的年代。學者王德威在《被壓抑的現代性》一文中論述五四文學與晚清文學的關係時，曾經反問，“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同樣，我們思考八十年代的話，也需要想到：如果沒有文革，是否會產生八十年代？回歸五四，反思八十年代
在幾乎所有的反思文字中，八十年代常常被賦予與五四相同的曆史意義，這兩個在中國一個世紀的曆史上具有類似特征的時代成為所有知識分子常常並行懷念的特殊時間段落。在整個二十世紀的曆史中，五四與八十年代具有很相似的曆史特征——它們同樣是風雷激蕩，同樣是知識分子作為英雄的時代，同樣是開啟了一個啟蒙的新時代……
另外需要我們指出的是，八十年代畢竟出現在五四之後，那麽，八十年代是否從五四的精神遺產中汲取了什麽呢？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學者陳平原在接受查建英訪談時就強調這種“隔代遺傳”的精神思想傳承，“理解八十年代學術，應該把它與三十年代的大學教育掛鉤。這跟一批老先生的言傳身教有關。……我所說的這批老先生，大都沒有真正融入五六十年代的學術思潮。這才可能在‘撥亂反正’後，很自然地，一下子就回到了三十年代，接續民國年間已經形成的學術傳統。”在八十時代裏，一邊是成長在文革之中的青年弄潮兒，他們激情洋溢以英銳豪邁的姿態走在時代的前端；而另一邊則是曾經在五四文化浸染中文化老人成為這個時代掌舵人，他們以其深厚資深的文化威望為這個時代的走向把握住了曆史的文化命脈。
八十年代所追尋和延續的精神使命與追求也都還是五四期間所尋找的精神理念，無論是反對極左的思潮，反對異化，倡導思想解放，弘揚人道主義，鼓吹民主、科學與自由的理念，均是五四精神的主要內容，陳平原對此有透徹的解釋：“伴隨著整個風雲激蕩的八十年代的是，對於‘五四’新文化的思考、追隨、反省和超越。關鍵是，一麵追隨，一麵反省。”也因此，在許多學者的回顧與反思之中，我們都可以在八十年代絢爛輝煌的曆史事件中找到五四的痕跡。
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潮中還有這樣的特征，過分地追求激情與宏大的敘事，知識分子過多地承擔了曆史救世主的角色，缺乏踏實的實際操練。批評家李陀在訪談中很苛刻地針對八十年代的文化思想熱潮作出這樣的判斷：“一個思想大活躍的時代，不一定是思想大豐收的時代——八十年代就不是一個思想豐收的年代。”也許這恰恰是啟蒙時代的特征，啟蒙之後怎樣並不是知識分子所考慮的。
八十年代留下的，一方麵是我們懷念的理想、追求、拯救、承擔、激情、淳樸、使命、信仰，另一方麵則可能是空泛、貧乏、無能、天真、宏大、浪漫、膨脹等缺憾。所以，當我們回首八十年代的時候，會發現所留下的精神遺產遠沒有想象中的豐厚。而八十年代最終還是遽然落下了帷幕，所有人被毫不留情的趕入到了二十世紀的九十年代，一個完全區別於八十年代的新時代，一個充滿欲望刺激的年代。（朱航滿）
（來源：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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