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閱讀即存在

編者按：

如同作者所說，一個時代的閱讀史同時也是這個時代的思想史、成長史。迭蕩起伏的三十年過去了，幾乎每隔幾年，圈子裏展開的文化討論或者閱讀的語境都發生了變化。在出版流通越來越方便可讀之書越來越豐富的現在，過去的那種如饑似渴、大快朵頤的閱讀變得十分難得。對於那個時候剛從文革災難中走出的人來說，文學成為了生活的重心，禁錮思想的閘門已經放開，那才是真正屬於他們的閱讀時代。



正文：



一位因愛讀書而終以出書為業的朋友總說“閱讀即存在”，這或許是他出於職業熱愛的一己之見，但一個時代的“閱讀史”確實見證了一個時代知識、心靈和思想的“存在”。擺脫“文革”那種幾可說“閱讀即犯罪”的年代已近三十年，這是一代人的時光。三十年閱讀史，即一代人的精神發育、成長史。

　　從1978秋到整個80年代，雖有重重阻力，但“時代最強音”確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對改革剛剛起步的中國來說，不同於蘇聯模式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啟發作用，卡德爾等南共理論家的著作成為熱門讀物，無論是“文革”前為“批修”翻譯的內部讀物還是新譯之作，都炙手可熱，引起激烈的爭論。現在看來，南共的實踐並不成功，但他們對蘇聯模式的批判，還是使人深受啟發。稍後，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叢書格外值得一提。這套叢書使人對歐洲共產主義、力圖調合計劃與市場走“第三條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期大林時代、布哈林理論……有了係統的了解，功莫大焉。其中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影響整個80年代中國經濟學的當屬匈牙利經濟學科爾內，他的“短缺經濟學”幾乎成為中國經濟學的口頭禪。經過市場導向改革的短暫質疑後，中國在1992年重新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隨著對海外經濟學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國經濟學家科思為代表的“製度經濟學”、以諾斯為代表的“製度變遷理論”、以奧爾森教授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從90年代中後期則取代科爾內成為“顯學”。他們的影響甚至超越經濟學範圍，對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都有相當影響。因此，他們的譯著及相關研究著作一直“長銷”不衰。

　　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有關社會思想著作開始愛到重視。80年代的“韋伯熱”使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成為閱讀熱點。“法蘭克福”學派也於此時在中國大規模“登陸”，《單向度的人》、《愛欲與文明》、《逃避自由》等等都暢銷一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自90年代末開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秩序自由主義》、《道德的市場》、《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15種。而在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鮮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後期開始受到關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與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譯出版。無論讚同還是反對，亨廷頓的《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衝突》、《第三波：20世紀後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爭論卻也十分難得。

　　對西方文學藝術中“現代派”，我國長期以來是隻有批判而鮮有譯介，時至80年代初仍屬批判對像，幾乎沒有完整的作品譯介。但現在想來頗難以理解的是，當時大學生卻偏偏對自己無緣多讀的“現代派”分外著迷，想法設法從零星的批評、譯介文章中略窺一二，以至誰能談幾句“現代派”就被同學“另眼相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掌握了“話語霸權”。要說對一代人起過重要啟蒙作用的，則首推1981年出版的陳焜著《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此書當時市麵上很難買到（不知是否“限製印數”），一些大學圖書館規定因教學需要，甚至規定隻有外文係、中文係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能借閱，當然還要提前很久預約。

　　外國現代哲學也是如此，80年代初完整的譯介並不多，但大家就是著迷，尤其是薩特，在一夜之間風靡校園，對青年的影響之大曾令有關部門擔心不已。他對“人”是“存在先於本質”的闡發，把人的個性張揚到極致，引起了曾經個性完全泯滅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鳴。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曆程中，薩特抹下了最為濃重的一筆。（薩特與“現代派”都是1983年“清汙”的內容之一。）在薩特之後，佛洛伊德、尼采迅速聯袂登場，由於幾十年來對這二位實在沒有研究，所以倉促間一些出版社或將港台出版的佛氏著作拿來印行（好在當時對“版權”並不重視）、或將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應急需。不久，沒有多少人讀得懂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又成為讀書人的案上必備。雖然真懂海德格爾的委實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詩意地棲居”這句名言到現在已成為“小資”的符號，足見其“經久不衰”與影響廣大。而與海氏完全不同的維特根斯坦卻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學研究》在不長的時間內居然出現多個譯本。賓克萊談倫理學的《理想的衝突》不知擺在多少人的案邊床頭，至今仍不斷再版。社會轉型期也是利益調整期，社會公正必然成為社會焦點，有關書籍也成為閱讀熱點，羅爾斯的《正義論》在90年代引起廣泛討論，使學術界關於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從90年代到現在，福柯橫跨幾個學科的《知識考古》、《性史》、《規訓與懲戒》贏得不同學科的大量讀者。而中國學者，在整個80年代影響最大者莫過李澤厚，確可用“獨領風騷”形容，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曆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對一代人的影響之深，後

人恐難以想象。

　　在80年代引進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走向未來”、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這三套叢書厥功至偉，同時標誌中國新一代學人開始登上學術舞台。在求新求變的氛圍中，以控製論、係統論和信息論為主要內容的“新方法論”紅極一時，一時竟有“開口不談新三論，縱讀詩書亦枉然”之勢。托夫勒的未來學著作《第三次浪潮》發行竟達數百萬冊。

　　在近三十年閱讀中，海外華人學者占據了重要位置。餘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黃仁宇的《萬曆十五年》、唐德剛的中國近代史係列都名重一時。牟宗三、徐複觀、唐君毅等海外“新儒學”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陸“新儒學”，漸已蔚為一時之盛。

　　80年代幾乎是“一邊倒”地呼喚“輸入新知”，經過一場巨大“風波”後，愛國主義成為“主旋律”。傳統文化成為愛國主義重要資源，從90年代起，“傳統文化”的熱潮持續不斷，各種傳統典籍一直熱銷。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道“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後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其他各媒體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道和文章，中央電視台專門作了題為“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道。“國學”被納入愛國主義話語後，有關圖書越來越多。

　　如果說傳統文化本位論者從“傳統”“前現代”角度對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現代性”觀念進行批判的話，從90年代起，隨著西方後現代、後殖民理論的引入，其論者則從“學術前沿”、“後現代”角度對“現代性”進行批判，對啟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質疑。利奧塔的《後現代知識狀況》、薩伊德的《東方學》殊為中國的“後學家”看重。

　　在80年代的“文化熱”中，許多人發現此時爭論不休的問題，大都在數十年前引起過當時知識界激烈爭論，由此開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在90年代漸成熱點之一。有關胡適、徐誌摩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及他們本人的舊作“層出不窮”，尤應一提的是陸鍵東的《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陳氏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最後二十年”竟引起廣泛“社會關注”，恐為外人難以理解。顧準在文革中去逝，他留下的一些遺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卻反響甚微。但跨入“新世紀”，思想界卻突然“重新發現”顧準，甚至興起一股“顧準熱”，顧準遺著和有關顧準作品隨之暢銷。

　　“改革也是革命”，是利益調整，必然會有矛盾、衝突，會有不同觀念的“交鋒”，記錄這一過程的《交鋒》也引起了激烈爭論。社會變革不能使道德隨之有所變化，緊貼現實的《中國人的道德前景》自然引起讀者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