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勇:閱讀八十年代
(2008-02-02 11:1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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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勇:閱讀八十年代
作者:劉勇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 點擊數:637 更新時間:2/20/2006
編者按:
有一篇文章曾經說,現在有這樣的討論——那就是你最希望生活在哪個時代,列舉的選項有遊俠縱橫的先秦、李白生活的盛唐、文藝複興時的意大利、大革命時期的法國等等,答案莫衷一是,作者說出他的答案,那就是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上大學。
我想,能夠在八十年代上大學,能夠求知於這個開放的時代並且學有所長,能夠擔任社會代言者的身份在若幹年中獨領風騷,大概也是很多人心裏所想的。
正文:
未來的曆史學家在回顧80年代的時候完全有可能認為,閱讀是那個時代最為色彩斑斕的底色。毫無疑問,曆史學者在為那個時代總結一些簡明的特點時,可以把其稱為開放的時代、改革的時代、思想衝突的時代,同樣,也可以稱其為閱讀的時代。
一
對於許多在80年代有過閱讀經曆的中年人來說,最難以忘懷的恐怕就是那些難得的自由閱讀的宏大場景。那時他們正處於所謂思想上的“斷乳-反叛期”,即精神饑渴而青春的能量卻急需釋放的時期。一方麵他們麵臨著一個破碎的思想世界,另一方麵思想解放運動也為他們騰出了思考的空間。伴隨著開放潮,一批數量極其巨大的外國作品如洪水一般洶湧而入,一下子讓他們看到了如海一般遼闊的書的世界。
對那時的人而言,許多閱讀的選擇似乎都深受此時期中國出版界大規模地翻譯出版國外學術著作的影響,可以說,就出版業而言,這是自“五四”以後最大規模的一次翻譯出版西方學術著作的行動,牽涉到近現代20世紀西方的主要思潮。其中最為著名的首推商務印書館的“漢譯世界學術名著”300種,還有北京、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翻譯介紹20世紀西方人文學術的“學術文庫”與“新知文庫”係列。
在這次出版業大規模翻譯行動中,從難度極高的大部頭“天書”——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薩特的《存在與虛無》,到直接引發了80年代“新權威主義”爭論的亨廷頓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女權主義理論家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統統涉及。以致有人說,正是這一時期的出版,構成了80年代整個社會變革的重要精神資源。至今,我還能夠隨口叫出許多在80年代的閱讀時尚中一再成為被熱烈追捧閱讀之書的書名:匯編的《薩特研究》、新“發現”的馬克思《1844年哲學經濟學手稿》、《第三次浪潮》、《大趨勢》、《外國現代派作品選》、“外國古典名著從書”、“20世紀外國文學叢書”……所有這些,構成了80年代的那種如饑似渴、大快朵頤的閱讀場景。
事實上,由於這種以“拿來主義”為主旨的“翻譯出版運動”,亦使得此一時期的青年在閱讀趣味上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歸納起來,不外乎西方哲學政治學(從黑格爾、康德等人的西方古典哲學一直到卡西爾的“人學”)、西方現當代文學作品。正是這批代表著當代世界精神潮流的西方資本主義文化,構成了新時期青年世界觀形成期最主要的精神營養。
二
不過,要論及80年代人的思想裂變,還不可不提前蘇東國家作家的影響。因為,對80年代改革剛剛起步的中國來說,改革的最初思路仍然受到前東歐模式的影響。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思想家們的理論,成為此時中國改革思想者的重要借鑒和啟發。比如說,80年代中期,由國內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叢書中,東歐理論家的著作就占據著格外突出的位置。正是這套叢書,使國內讀者對歐洲社會主義理論家力圖調和計劃與市場,走“第三條道路”的思想淵源有所了解,對曆史上的“布拉格之春”、對波蘭的“團結工會”,有了全新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那時候許多熱衷於政治體製研究的國內學人,對波蘭團結工會領袖瓦文薩、對匈牙利經濟學者科爾奈的了解,就如同今天的青年人對“F4”的了解一樣。換句話說,那時候,誰要是能夠多談幾句波蘭團結工會瓦文薩就會被大家所“另眼相看”,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掌握了“話語霸權”。
那時候還有一本令許多學人感動的讀本,是前南斯拉夫人德拉熱斯所著的《不完美的社會》。我還記得我曾經熱淚捧讀德拉熱斯《不完美的社會》的場景。在這本書裏,作者討論了宗教、帝國主義、現代科技、所有權多樣化、暴力革命、民主、中產階級等等問題,作者對這個世界具有的現實感,拒絕相信和許諾任何“完美”的社會模式,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實,《不完美的社會》這本書的書名本身,就非常契合那個年代被稱之為“憤怒青年”的人們的心態。
不過,此時關於蘇東國家的更大量的閱讀還是圍繞著前蘇聯解凍時期的文學作品進行的。事實上,發端於50年代後期的前蘇聯解凍文學作品,非常適合80年代那個“文藝的春天”的閱讀口味。許多人都在讀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讀《日瓦格醫生》、讀《方尖碑》。這種閱讀,使得80年代讀書界裏始終存在著一種“要講真話”的呼聲。這是因為,許多人從這批前蘇聯解凍文學作家中,看到了一種不管多麽困難也要堅持對曆史講真話的精神。我至今還記得,作為“講真話”的前蘇聯作家索爾仁尼琴說過的一句名言——擁有一個“講真話”作家的國家是擁有另一個政府的國家。我還記得有一個冬夜的晚上,我讀完索爾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島》,從大學圖書館內部閱覽室裏出來,走進星光閃爍的黑夜,地上覆蓋著新雪,我覺得我好像剛剛離開了俄國的心髒,那溫暖的、跳動著的俄國心髒!此時我仍然沉浸在剛才的閱讀興奮之中,覺得自己隻要沿著這些索爾仁尼琴所指引的羊腸小道走下去,就可以一直走到俄國的盡頭,可以到達我願意選擇的任何一個世紀。我不僅可以造訪索爾仁尼琴的俄國,也可以訪問列夫·托爾斯泰作品中《安娜·卡列尼娜》生活過的俄國;可以走進契柯夫的《套中人》生活過的城鎮;也可能走進屠格涅夫作品中的《白淨草原》,可能遇上普希金坐在蘆葦叢生的河邊的涼亭裏……
是的,如果說對德拉熱斯的閱讀改變了我的曆史時空觀念,那麽對前蘇聯解凍文學的閱讀則帶給了我新的曆史道德評判,其對於一個民族靈魂的結構,其易腐,其高貴,其不可捉摸,開拓了新的尺度。
當然在那個年代,我們還有著一些“另類閱讀”,例如讀斯諾的《西行漫記》,專門去窺見“偉大領袖”的風流情史;讀《杜魯門回憶錄》,知道了朝鮮戰爭的另一種說法;《尼克鬆其人其事》、《選擇的必要》等諸多的西方領袖的傳記與理論著作又使我們感到“美帝國主義”的頭頭們並不那麽麵目猙獰,相反頗具事業心、靈活性和人情味。還有閱讀《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時的思考與感受——“宛如閃電劃過夜空”,“人民竟然如癡如醉地擁護走向毀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