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八十年代

我原來以為八十年代是上個世紀的故事,很古了,誰還有興趣?可是,出乎我意料,不但這一兩年不斷有關於上世紀八十年代的回憶文章在報刊上出現,這些往事竟然還引起不少人的興趣,報紙上,網上,還有很多議論,這就更想不到了。
自己是從八十年代過來的人,看到有那麽多文字回頭說八十年代,自然覺得親切,甚至有點高興,不過,高興裏還隱隱約約有點不安,到底不安什麽?也說不大清。也許,這和我自己這樣一個經驗有關:無論什麽事,隻要過於“熱火”,準出毛病。前幾天,我在天涯網站(我在這個網站上還當過一年多的斑竹,所以很有感情,借這機會,我也向天涯網的朋友們問個好)的“閑閑書話”上看到了一位網友對新出版的《八十年代訪談錄》的一段評論,我的不安一下子明朗起來,原本隱約的不安差不多變成了一種忐忑。正好這時候《新京報》編輯劉晉鋒給我來信,問我願不願意給他們報紙編輯的八十年代口述史寫篇序,我想了想,同意了。《新京報》的“八十年代專題訪談”可以說是這類記憶寫作中開始最早的,自二○○三年開設至今,已經堅持了差不多三年,現在集結出書,對八十年代的回顧和檢討,肯定又是一個很好的推動,我當然應該支持,另外,這也是個機會,想把自己的忐忑向讀者們說說。
我想先引述一下我看到的帖子,這位網友名字叫閻廣英,帖子題目是《我的八十年代,我自己的神話:關於〈八十年代訪談錄〉》,其中有這樣一段話:
在我的記憶裏中,八十年代就是饑餓和貧困。我們兄妹幾個無數次在一個個狂風暴雨的晚上不得不都跑到父母的被窩裏互相溫暖著因為房屋漏雨而被凍僵的身體的時候,我自己的八十年代的記憶已經形成了。我想,在《訪談錄》中沒有我的八十年代,因為我來自那個遙遠貧困的被遺忘的農村;《訪談錄》沒有我的八十年代,因為我們是一群沉默的大多數;《訪談錄》中沒有我的八十年代,因為我們是一群邊緣人,沒有我們的話語方式,也沒有我們自己的話語空間。是的,《訪談錄》中沒有我們的八十年代。我們的八十年代的記憶是應該被公眾所遺忘的,我們是一群基本被遺忘的、卑微的、下賤的、看似毫無生命的失語者。我們在生活邊緣處的掙紮,注定被一個國度所謂的現代化、全球化、西方化所犧牲或者遺忘。從這個角度講,我對《訪談錄》中的精英主義的話語方式感到無比的厭惡。
這帖子裏還有閻廣英對自己貧困的童年生活的具體描述,我想任何人讀了它都會同意,和現在見到的有關八十年代的文字相比,那的確是另一個八十年代。可是,這另一個八十年代沒機會,也沒辦法表達自己,過去被人漠視,現在又被人遺忘。
閻廣英的“無比厭惡”讓我想了很多。這樣的反應是偶然和個別的嗎?我想不是。雖然具體原因可能不太一樣,但是麵對一些八十年代的記憶文字,有厭惡情緒的人,或者雖然到不了厭惡的程度可是不以為然的人,一定還有,而且不少,人家不說就是了,或者,人家根本就沒時間也沒機會說。這引發了我另一個想法:作為一個八十年代的參與者,能不能從他們的立場看問題?我於是試著換了個眼光,重新去讀這些記憶文字,結果和初讀時候的感覺很不一樣,多少體會了一些那種“厭惡”感覺是怎麽產生的,那感覺大概是一種什麽感覺。我想起當年在車間一起幹活的工友們,還有我的徒弟們——記得一九九四年,我剛回國不久,就聽到這樣一個消息:我在那兒幹過二十幾年活兒的廠房裏已經長滿了荒草(那是一個擁有八千多工人的重型機器製造廠),不但和我一起幹活的哥們兒,連我的幾個徒弟也都已經“下崗”。從那以後,我一直沒有回工廠去看過,也不大敢和舊日一起摸爬滾打的兄弟們見麵,我不知道和他們再見麵的時候,該說什麽,又能說什麽。現在,如果他們看見我那些關於八十年代的回憶,會怎麽想?會說什麽?恐怕,即使不“無比的厭惡”,大概也會在心裏想:那是你的八十年代,和我們沒關係。
還有“另一個八十年代”。這給當前回憶八十年代的熱鬧,投下了一道濃濃的陰影,讓所有參與回憶,以及對這回憶有濃厚興趣的人都不能不冷一冷,想一想。可是,冷下來又如何?想了又如何?怎麽辦?我們能做什麽?有什麽辦法讓這另一個八十年代進入記憶?有什麽辦法讓這另一個八十年代的記憶變成文字並且進入曆史?想想這些,我不禁黯然,變得十分悲觀。我想,這本口述史的讀者此刻(有耐心把這篇文字讀到以上幾行的人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和我感覺也差不多,怕也想不出什麽好辦法,多半也會有些黯然。
不過,總不能什麽也不幹。
至少,大家(這大家都包括誰?說實話,我也不大清楚,可總得有一個“大家”吧?)再往下做八十年代回憶的時候,有些事情可以多注意一點。比如,編輯部、出版社在找人寫八十年代回憶文字的時候,不一定全找那些“成功人士”(這是從王曉明的研究裏生發出的一個批評概念,有它特定的含義,這裏是“挪用”一下),也不一定要找今天在媒體上總有機會拋頭露臉的成名人士(這是我受王曉明啟發,自己新杜撰的一個概念。如果讀者覺得這概念的意思不夠清楚,我可以舉一個這種“成名人士”的例子:餘秋雨)。我明白,這麽做有一定困難,因為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找成功人士做訪談、采訪、口述,成了一時風氣,廣受歡迎,不但有賣點,有市場,而且形成一種以成功人士的自述和懷舊為主題的寫作形式,形成一種很特殊的文類。這文類在很多發達國家,已經成為所謂“非虛構作品”的主要成分,其影響可以說已經大大超過了傳統文學。看樣子,中國的圖書市場難免也得走上這條路。但是,我認為對八十年代的回憶有點特殊,它應該是一次深刻的反思和檢討,而不是傷感,或是光榮的懷舊,所以,如果也被納入“成功人士自述”模式,就太可惜了。怎麽辦?我覺得一個現實的辦法就是有意擴大回憶人的範圍,特別注意找一些在頭上沒有成功光圈的人,也許這些人的記憶更有意思。
舉個例子。我認識一位作家,名字叫譚甫成,大概在一九八○年或一九八一年前後,他和石濤——倆人是哥們兒——就已經寫出了相當成熟的後來被批評界叫做“先鋒小說”的作品,那比後來的馬原、餘華、格非們要早得多。要認真追尋八十年代先鋒小說的興起,他們的寫作試驗絕對是不應該被忽略的,他們是先行者。我和馮驥才在一九八三年前後編了一本小說選集《當代短篇小說四十三篇》(這書到一九八五年才被四川文藝出版社出版,出晚了,可惜),裏麵就收了譚甫成和石濤的兩篇小說《高原》和《河穀地》,可是,一直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倆人中的石濤,近年還有人時時提起,因為石濤後來改行做書,編了那本熱了好一陣子的書《格調》;可是譚甫成,不要說普通讀者,連很多專門研究中國當代小說發展的著述,都很少提到他的名字,大約是根本不知道罷。研究八十年代文學的人常常提到那十年的一個重要變革,是“語言的自覺”,在我印象裏,譚甫成在寫作上是最早的語言自覺者之一,八十年代初那時候我還寫小說,是他一點不客氣地批評我的小說語言“沒有張力”,給我很大的震動,讓我第一次知道了寫作還有“語言張力”這回事,也讓我從此加入了語言的自覺者的行列,以致後來還專門做“毛文體”的研究。為這個,我至今感謝譚甫成,他的一席批評,讓我終生受益。這麽一個人,值得不值得找到他,請他口述當年,寫些記憶文字?他的回憶會不會對八十年代文學發展,特別是所謂先鋒文學的發展的曆史做重要的補充?何況,當年譚甫成還有這樣的經曆:獨身一人,徒步漫遊黃河,也就是邁著兩條腿沿著黃河到處走,到處看;兜裏本來沒幾塊錢,很快花完了,沒飯吃,隻好要飯,提著一根棍子(防狗),站在老鄉家的門口大聲喊:“給口饃吃吧!”——這樣的經曆如果寫成回憶文字,會不會比很多成功或成名人士的“痛說革命家史”更有意思?我還想,如果譚甫成能把在八十年代在黃河沿岸所見所聞仔細寫下來,這記憶就不限於個人生活的升遷沉浮,記憶的微光就多少照向了社會——比如,照向黃河兩岸的農村——或許,可以算做是“另一個八十年代”的某種記憶寫作吧?一本曹錦清寫的《黃河邊上的中國》曾引起無數人的關注和思考,其實,八十年代人大多數都經曆豐富,據我所知,那時候沿著黃河走過、流浪過的人還有不少,如果他們能夠把自己的經曆寫下來,我們對黃河邊上的中國的了解和認識,不就又延伸到八十年代了嗎?



這裏說譚甫成,不過是個例子,沒有意思說他是怎麽了不得的人物,可是被埋沒了,更沒有意思說現在應如何對他實行“搶救”,再經過媒體的打磨,讓他重新閃閃發光。實際上,這樣被有目的地炮製、包裝出來的故事已經太多了,恰恰是今天對八十年代進行回顧、反思的時候應盡量避免的。我這裏不過是想強調,對八十年代的回憶有很多可能,這回憶應該盡量開放,不應該事先被任何一種框子框住。我熟悉文學,以文學方麵來說,我認為應該進入這記憶寫作的人是太多太多了,絕不是占有了“社會知名度”的那些作家才有話說。比如,活躍在八十年代的許許多多的期刊,對那一時期的思想和文化發展的貢獻,是沒辦法估量的,依我看,那作用遠遠比那時候任何一個個人都大得多。而編輯這些刊物的編輯們,都是為他人作嫁衣裳的無名英雄,無論當年,還是現在,這批人都很少站在聚光燈底下表演,他們中很多人也根本無意於此,或是壓根就沒想過聚光燈這回事。可是,我認為恰恰是他們,不但最清楚八十年代的潮起潮落,而且是那時期的風雲變幻的幕後設計者和組織者。我個人在八十年代的經曆很有限,全國那麽多編輯部,打過交道的,更有限,可我還是敢說,對八十年代思想界、學術界和文學界所經過的大變革來說,有太多的編輯都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往大裏說,他們那時候通觀全局,對變革的來龍去脈,比學者、作家、藝術家們更清楚,有更冷靜的觀察,往小裏說,他們知道太多的“內幕”和“秘密”——有時候,這些細節正是解釋某個特定曆史的金鑰匙。這些人現在都在哪裏?有些人可能退休了,有些人還在崗位上,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找他們並不難,為什麽不找他們去問問八十年代是怎麽回事?為什麽不找他們去回顧和檢討八十年代?這兩年,我曾經和好幾位文學刊物的老編輯建議,他們應該多說話,對八十年代的往事發表意見,甚至專門編寫《八十年代文學編輯史》(我覺得這就是文學史寫作,寫出來,一定比現在那些幹巴巴的高校教材好看多了,也實在得多了),可惜至今還沒有人動手。
我不知道《新京報》這個八十年代口述史專欄還會不會繼續辦下去?如果還會繼續,那我有個建議:以後能不能多找些老編輯來做口述?比如李小林(《收獲》)、章仲鍔(《當代》、《文學四季》)、傅曉紅(《鍾山》)、崔道怡、朱偉(《人民文學》)、林建法(《當代作家評論》)、謝昌餘(《當代文藝探索》)、高莽(《世界文學》)——這個名單可以開列很長很長,我敢保證他們每個人的故事都是一部活的文學史。如果把眼光轉到文學界之外,那有話可說的人就更多了,先不說別的,單《讀書》編輯部的編輯們,記憶裏就有多少涉及政治史、思想史和學術史的寶貴曆史資料?無論是動口還是動手,要是把它們記錄成文,那該為八十年代的回顧和反思提供多少新材料、新話題?
我在網上還看到一篇發在《深圳商報》的文章《掀開門簾,走進八十年代後院》的文章,作者狐皮猴看了對八十年代人的訪談文章之後說:“就是他們攪動了八十年代的文化熱潮,而且有的影響力到現在還沒有減弱。”他這話也讓我不安,因為這裏有誤解,我希望《新京報》出版這本口述史不要再引起這樣的誤解。說某些人,某群人掀動了八十年代什麽什麽潮,這類說法近來好像多了起來,也許有些人聽了很高興,甚至很得意,可這是神話,是在大部分八十年代人還活得好好的時候,在他們眼皮底下編造神話。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所以被攪動,還被攪動得那麽熱火,形成一個生氣勃勃又亂七八糟的特殊時代(這是孟悅對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的一個形容和概括,我覺得用來形容八十年代也不差),參與的人群太多了,官方理論家和專家學者,知識精英和普通百姓,作家和文學愛好者,改革家和下崗工人,政治家和庸眾——所有這些群體都是攪動那個時代的動力,扮演了各自的角色,維護了各自的利益。那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曆史發展,不應該被簡化、被化約,尤其不能被簡化成一些文化精英如何發跡,如何成功的故事。
也許有人會說我這擔心是多餘,但是事實上這樣的簡化常常就在我們眼前發生,在這簡化的基礎上形成某種敘事又常常被普遍認可,最後變成了“事實”。我再舉一個例子:最近,無論宣傳還是評價八十年代記憶文字的時候,常出現一個詞兒,“領軍人物”——誰誰是那個時候在哪個方麵起“領軍”作用的人物。以我的經曆和經驗,這不符合事實。由於種種原因,可能有些人在當時影響比較大,起了一種特別的作用,不過要是把這種影響和作用說成是“領軍”,那就把那個時代的人和事過於簡化了。或許,“領軍”這類說法原來不過是一種修辭,一種形容上的方便,可說多了,就很容易被當真,真以為誰誰是“領軍人物”,好像真有那麽一回事。先不說八十年代如何“亂七八糟”(生氣勃勃的亂七八糟),青草池塘處處蛙,大狗小狗一起叫,根本不可能有人來帶領、指揮或者是領導,就是有人想當指揮,想要“領軍”,誰聽你的啊?我說一件往事,也許能說明一些問題。一九八四年底有一個杭州會議,這個會由於和“尋根文學”的興起有密切關係,很被文學史家重視,但是我在這裏不說這個會,隻講會議之外的一個細節:大概是為了省錢,會議是在杭州一個軍隊療養院裏舉行,那時候開會條件沒有現在好,差遠了,不但都是幾個人住一個房間,而且,已經十二月了,可房間裏沒有暖氣,很冷,睡前想洗熱水澡緩和一下,那是絕不可能。一天晚上,已經很晚了,我到黃子平住的房間裏去聊天,看見他正在一個熱水盆裏燙腳,不過在膝上放了一本書,一邊讓兩隻腳在熱水裏互相搓洗,一邊低頭看書。這引起我的好奇心,問他:“喂,看的什麽書?”黃子平頭也不抬地回答說:“《管錐編》。”我有些吃驚:“你就這麽看《管錐編》?洗腳時候?”黃子平這時候才抬起頭,笑笑說:“這書這時候看最合適。”我記得很清楚,他的話立刻引來一屋子的笑聲——絕不是子平一個人,那時候人人都非常狂傲,那是一個狂傲的時代,就憑這一點,誰能是領軍人物?
自“文革”結束以來,對曆史做回顧、反思一直成為當代中國人思想生活的重要內容,二十多年來,很多理論爭論,很多思想衝突,都是圍繞著這些回顧和反思進行的,一直沒有停過。九十年代以後,社會風氣驟變,物質主義像一股暴虐的台風席卷了社會各個層麵,各個角落,風過後,山河易色,物非人非。但是對曆史做回顧、反思的習慣似乎並沒有斷掉,就像有一根堅韌的繩索,讓許許多多喜歡思想的人都緊緊抓著它,彼此呼應,魚貫前行。
這樣一想,我就越覺得讀者手裏這本《追尋八十年代》是很值得一讀的書,如果它還有什麽缺點,有不盡人意之處,以後再改進就是了。
(《追尋八十年代》,《新京報》編,中信出版社即出)


摘自：《讀書》2006年10期　作者：李 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