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尷尬的中國現象（一） 來源： 陳楊的日誌
小沈陽，一個靠裝瘋賣傻娘娘腔穿女性服裝，扮演身體殘疾和智障人士，講一些下流黃色笑話，蹩腳的模仿和無知的無賴精神，沒讀過幾年書的農民混混，居然上了春晚，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某些人所認為的“成功”，是的，他成名了，姑且不論名聲好壞，至少讓人知道了，於是乎便有了一種蒼蠅般的擁躉，恰如“芙蓉姐姐”之流，從這點上足可以看出國人之素質，嗚呼，趙本山之流美國演出為什麽不成功，反遭鄙夷和唾棄？進而影響到整體國人的形象？就是因為兩國國民素質相差太多，趙本山在東北田間村頭演給農民看的那一套放在先進文明的紐約便行不通了。
而說到國人素質，不僅感慨萬千： （中宣部是幹什麽的，沒有中宣部批準出得去嗎? 趙本山和小沈陽都是中宣部捧出來的，中宣部封殺了群眾喜愛的陳佩斯和朱時茂，捧出了趙本山和小沈陽。在國內，黨領導一切，中宣部打著黨的旗號誰敢反對、誰能反對，沒有辦法，隻好不看。中宣部得意忘形，居然把趙本山和小沈陽推向世界，人家不歸你中國共產黨管，不賣你的賬，結果出了洋相。此外派曲嘯去美國也是中宣部幹的，結果不僅出了洋相，還送了曲嘯的命。）
在我們對西方世界了解得太多時，卻對自身了解得實在太少，乃至於一切的憧憬與藍圖都是建立在一個不能融合的土地上。
首先我來講個故事，這是發生在幾年前的“安利退貨門事件”，故事發生在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城市——上海： 自九十年代後期，隨著跨過企業進入中國，西方世界與中國才在基本的生活層麵真正開始相互接觸。在跨國企業大批量遷往中國的過程中，一家名叫“安利（Amway）”的美國保健品跨國公司，也希望在這片它並不熟悉的土地上開展藍圖。 作為一家排名世界500強、並且是前三十名的國際知名企業，安利公司直銷製度體係顯得非常獨特，並且被世界首富比爾蓋茨另眼相看，形容為“最無懈可擊的激勵製度”、被哈佛MBA和中國人大MBA列為教材案例，這家公司自然是實力雄厚，對中國市場充滿了期待。
然而，正是這家巨型企業，在中國最繁榮的城市上海，領略到的是東方人的不可思議之處：
剛進入中國的安利，一切製度是以它在歐美的設計為標準。按美國安利規定，產品實行“無因全款退貨”：不管任何原因，如果顧客在使用後感到不滿意，哪怕一瓶沐浴露用得一滴不剩，隻要瓶還在，就可以到安利退得全款——注意哦，是退全款！這項製度在美國施行了很久，一直是安利公司的信譽和品牌象征，退貨率微乎其微，安利的產品是優質的。然而在中國，精明的國人很快以“特色”的方式震撼了美國人：很多中國人回家把剛買的安利洗碗液、洗衣液倒出一半，留用，然後再用半空的瓶子、甚至全空的瓶子去要求全額退款。
在上海，剛剛開業不久的安利公司，每天清早門口排起了退款的長長隊伍，絡繹不絕，人潮湧動，一時間，令安利的美國人大吃一驚。 美國人怎麽也搞不明白：作為擁有半個世紀經營經驗、一整套完整製度體係的安利企業帝國，他們“全額退款製度”在西方實行一直良好，為何到了中國，竟然遭遇如此數量巨大的退貨？真的是產品質量不好嗎，以致於引起成百上千的中國老百姓要求退貨？ 但由於承諾在先，安利還是頂著每天的巨大虧損，忠實履行了退貨承諾。然而，令人更加驚異的現象發生了：一方麵是產品銷售量劇增，大大超乎公司的預期；可另一方麵，拿著空瓶子前來退貨的顧客也越來越多，最後竟然達到每天退款高達100萬元，還得倒貼30萬元產品——終於讓美國安利吃不消了！
從這之後，安利公司迅速對中國的製度進行修改：產品用完一半，隻能退款一半；全部用完，則不予退款！自此，安利（中國）改變了其公司製度，轉變了原先安利（美國）的營銷模式，開始逐步領悟“中國特色”。 傻乎乎的美國人被精明的中國老百姓耍懵了，上海市民們在這場“退貨風波”中或許暗自冷笑，為自己得到的小便宜而沾沾自喜。
很多美國人至今也搞不明白：為什麽他們被哈佛大學引以為豪的最先進的製度體係、被譽為“完美無懈可擊的一整套激勵製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竟遭遇滑鐵盧般的慘敗？ 中國人，真是太奇怪了，這完全是一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世界。
在已故的美國作家阿倫特、法國社會心理學家勒龐的筆下，現實社會中有一群這樣的人：群氓。他們並沒有犯什麽傷天害理的罪行，為的隻是圖自己的小便宜、或是盲目從眾，而最終的結果卻是導致了整個社會群體的混亂、更大的醜惡，對整個社會造成極大的損害（信用損害、道德損害、物質損害——如果我們倒退回30年前，是不是能找到似曾相識的情景？），而真正的罪魁禍首卻無法從他們當中找到，因為他們每個人並不是大奸大惡。阿倫特因此也稱之為“平庸的邪惡”。
事實上，這種“平庸的邪惡”現象普遍發生在我們中國民眾身上，大大小小的事件，層出不窮，就在你我周圍，也就是你我每個人心照不宣的小伎倆。尤其，發生在中國最發達的城市、最具有現代公民素質的城市——上海，這樣一件當年轟動的“退貨門事件”，無疑是給國人自己打了一記重重響亮的耳光！ 透過這個經濟層麵的現象，我們發現的是一個令人尷尬的中國現象：即使是西方最優的製度和文化（被哈佛與世界首富認可），到了中國，就陷入泥潭，不僅不能有效實行，反而被國人給“特色化”、同化了。 記不太清楚是誰（可能是新加坡總理李光耀），曾經說過一段話，大概意思是：任何製度的設計、哪怕是世界頂尖學府和精英設置的體係，都經不起中國人的糟蹋，因為中國人是最精於鑽空子的，無孔不入，即使是堪稱完美的製度也仍然防不勝防，所以，唯一的辦法就是——用專製手段。 這段話大概是這個意思，一直在我腦海中印象深刻。
當然，這樣的話會令今天我們所有有良知、有現代公民素質的中國人感到憤怒，會刺激我們大多數網上的憤怒青年們。我們的社會在發展，我們已經是全球不可忽視的力量，能夠左右世界經濟格局，我們應該有條件擁有最完善的製度、應該達到美國那樣的社會憧憬。怎麽可以說，我們沒有資格具備現代公民的素質呢？ 然而事實或許恰恰正是這樣：我們確實仍然是一群群氓！並且，這種群氓心理在中國社會的各個角落，無孔不在。
我有幾位大學同學，在政府部門的縣、鎮一級做公務員，多年的好友，隻要有時間，平常電話、網絡常常聯係，都能與他們交流一些東西。有一位同學就說，現在基層的問題多如牛毛，事情不大，卻整天像蒼蠅一樣嗡嗡地難以處置，上也不得，下也不得，上不敢得罪，下也不敢得罪，而當地老百姓的一些作為更讓他哭笑不得，理想被現實的無奈取代。 他說的有一個事件很值得讓我深思：一個外地貨車，運的是某種食用油（大概是吧，我是聽說的），行至到該鄉村的崎嶇道路時，因為路麵不平，翻了車，貨袋破了，黃油流了出來。司機急的是團團轉，不知如何是好，這時，該地的村民們出現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越來越多，司機心想：這下有救了，有人幫忙來了！誰知這些村民們個個拿著袋子，並不是來救援，竟然是衝上前裝油，一袋、兩袋……裝得滿滿，喜滋滋地拎回家去！司機驚得目瞪口呆，卻又無可奈何，攔不住，而村民們更加有恃無恐，甚至去扯那些本沒有破的貨運袋子，把完好的口袋全撕破了，汩汩的油流出來，不長時間，一整車的貨就分到了這些村民手中，他們一個個喜形於色，仿佛白白撿了天大的便宜，卻把那司機氣煞得是怒火朝天，卻無計可施。
貨運車不是一輛，後麵跟著來的司機們全都怒了，聯合起來找當地政府，要求賠償，懲罰那些“刁民”。政府倒是挺重視，派人前來處理，可村民們不答應，死活不肯把黃油還給司機，雙方發生衝突，有人員損傷。鬧到後來，村民們不肯善罷甘休，大罵政府是吃裏扒外的東西，向著外地人，要求政府必須對村民們賠償精神損傷。於是乎，這件令人無奈而兩邊不是人的事件，最終還是讓當地政府做出讓步，對兩方都進行安慰，自己掏腰包補償雙方，才得以消停。
該同學是當事人之一。他在大學時，也曾是憤世嫉俗的青年，侃侃而談天下大事，動輒自言“以後我要是當政了就如何如何”之類話語，如今在基層幹了兩年，當年的意氣風發早已不見，有的隻是無奈的苦笑，說：罷了罷了，在中國，就是這樣……想必再多過幾年，這樣的事再見得更多，也就心態麻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任它風雨欲來，我已巋然不動了。
農民們辛苦，但並不一定善良；農民們不容易，但他們同樣愚昧無知。對於當代的知識分子來說，我們似乎天然地把農民這個群體當作值得同情的對象，但我們恰恰沒能夠真正深入他們的生活，了解到他們思維的本質。這些“群氓”們在自己田間地頭、自己狹小地盤上，同樣為了爭奪利益而相互內鬥：為占小便宜而損人利己的群體思維模式、農村裏為爭灌水溉田而相互拆台、為爭山林而兩村人大打出手、為了點蠅頭小利不惜偷盜電線放火燒山、還有最為頻繁的地方利益兩夥村民相互間、動輒就是扛鋤頭群毆不怕事小、或是張家長、李家短然後恩怨相互往死裏整……總之，魯迅的一句話：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
中國地域差距之大，現象可謂千差萬別。上海的市民們瘋狂退貨的舉動、與田村老農們瘋狂搶貨的舉動，在我看來，卻並無二致，恰恰是映照了我們這個時代——或者說是千百年來一直未變的國人群體心理。我的眼前浮現出的是這樣的群氓——無論是在高樓大廈的繁華城市、還是在窮鄉僻壤的山間田邊，他們都為著自己心裏的小算盤、小利益做精確的打算，想著的是那點便宜，如何才能最快、最有效地到達自己手裏？
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個中國特色的現象：領取退休金。
中國老一代人們的退休，通常是從自己單位、機關裏領取退休金，而由於老人們的行動不便，這種按時領取退休金的行為通常由子女們代領。而在中國，許多老人去世之後，子女們不主動通知原單位、並且繼續以老人的名義領取養老金的現象普遍存在，有新聞報道曾有老人去世十年後，其子女依舊在以老人的名義去領養老金。事實上，這種“群體貪小便宜”的現象在中國早已是公開的秘密，全國大大小小成百上千城市、鄉鎮，不知有多少老人的子女們在鑽這樣漏洞。乃至於傳出某市鎮的單位，大呼退休金不夠發，不得已要求退休老人必須拿當天報紙親自拍照片，證實本人還活著，才能領取養老金——當然，這引起老人們的子女群體的抗議，認為是對人格的歧視。而在領取退休金的背後，卻通常是人們潛意識裏的心態：反正是國家的錢，既然沒阻止我領，也沒發現，我為什麽不領？我這不算貪汙犯罪吧？ 中國有成千上萬個城市、鄉鎮和單位機關，這種公然在老人死後、繼續以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中國特色方式，數目之多，倘若真的一五一十嚴查起來，恐怕嚴重得驚人。這其中，數量上占多數是平頭百姓的退休職工，他們的子女為貪圖老人的幾百元退休金，年年月月如此，盡管他們個體認為區區幾百元並不算違法，但這種“群體犯罪”的可怖性恰恰展現了中國人內心的劣根。
這讓我想起了八十多年前的魯迅所寫的《再論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一個有著千百年曆史背景、西湖十景之一的文物建築——雷峰塔，因為老百姓們傳說此塔的磚塊搬回家可以“辟邪”，於是紛紛偷挖雷峰塔的磚頭，你一塊，我一塊，紛紛搬回家，按人民群眾的說法是：我就搬一塊磚頭，不算犯法啊。於是，最終，雷峰塔在這樣“集體無意識犯罪”的行為下，轟然倒塌，屍骨無存！ 這，才是我們的人民的真實本質。 這種思維的普遍性，深入每個人的內心，不論是高高在上的官員，還是普通的平頭百姓，隻要任何人得到了鑽空子的機會，就會不擇手段地去撈取最大利益，並且，他們並不認為這是可恥，而是心安理得地接受這一切、身體力行地去為之去“爭取”。
現實社會中的許多現象，給予我們一個巨大的問號：難道製度真正能夠解決所有問題嗎？對於精明算計的國人來說，恐怕任何完美的製度都依然能被鑽漏洞，所有的體製都約束不了國人。當這個時代的人們在高呼“完善體製”時，我恰恰認為，製度是不能解決一切問題的，其實質的問題首先在於“人”。
同樣是乘坐公交車，在美國為了鼓勵人們出門坐公交，規定凡乘坐四十五次以上（無人監督），就可申請領取一定的獎金，美國人都很遵守這條規則，而不少中國人卻借此虛報次數，以獲取獎金；在澳洲，有一條規定“不得擅自從國外寄食品、或不知名中草藥物進入澳洲，否則將嚴厲查處，如果難以查到國外的寄件人，就會對該國國內的收件人進行罰款”，澳洲人從未想過這條規則有何漏洞，而有中國人卻為了整別人，竟故意寄違禁品去澳洲，利用該規則，以使收件人受到懲罰。
同樣的製度，同樣的環境裏，美國、澳洲可以遵守，而國人卻絞盡腦汁地尋找漏洞。對此，我們該做如何解釋呢？ 魯迅筆下，雷峰塔的轟然倒塌，歸功於每個“百姓”的功勞，每個人貪一點小便宜，抱一塊磚回家，造就了一個悲劇。而如果全民參與這種“群體犯罪”的話，恐怕倒掉的就不隻是一座雷峰塔那麽簡單。
我不禁要問：誰說人民就是善良的、無辜的？ 如果說那些借老人名義領取退休金的子女們，貪的隻是一點點小錢。那麽在曾經《南方周末》所報道的一則“重慶市民假結婚騙取房子”的新聞中，我們看到的是平民百姓們更加觸目驚心的“群氓”行為：
重慶市的一個小鎮——人和鎮，竟然在2005年創造了世界上最不可思議的離婚記錄。這個人口僅有2萬人的小鎮，短短一年時間裏竟有1795對夫婦離婚，然後是假結婚、假再婚、複婚。這種滑稽的群體表演，原因在於重慶市的一份征地補償辦法規定：一、一對夫妻隻能分一套房，但離了婚單獨立戶，就可以各分一套房，並以優惠的價格購買；二、配偶為城鎮戶口且無住房，可以申請多分配一間屋，從一室一廳變為一室兩廳。 如此優惠、良好的保障製度，在中國這片神奇的土壤上，再一次遭遇類似“安利退貨”般的嘲弄，這再一次讓我質疑：究竟是製度本身的問題，還是這個社會群體出了問題？
據《南方周末》報道，該鎮的老百姓無論年齡大小，紛紛踴躍加入離婚隊伍。“村裏老太爺老太婆都來離婚了”，“七八十歲走不動路，兒孫扶著來的、背著來的都有，一大家人，有說有笑地排隊”。麵對如此離婚熱潮，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徐南雄很無奈地說：“55號令規定離婚分戶可分房，新婚姻法又簡化了離婚程序，我們沒有理由去阻止離婚。”
而對於大多數村民們來說，離婚隻是第一步，接下來是更加複雜的任務：再婚。於是人們又一次行動起來，最關鍵的是找人。村民們發動一切親朋好友，在政策劃定的“老重慶9區12縣城鎮戶口”範圍內尋找結婚對象。村民們甚至開始“懸賞”，賞價從最初的六七千元一路飆升到上萬，重賞之下“丈夫”和“妻子”源源不斷湧來。
這樣的事例我不想再說了，在我們這片特色的土地上，一切皆有可能。沒有辦不到，隻有想不到，國人對於體製、環境的超強適應能力，還有極具特色的現實想象能力，真是令人驚歎叫絕而又不可思議。
曆朝曆代，百姓們通常會大罵貪官、大罵權力壟斷者，因為那些人往往有比我們更順捷的渠道，去獲取本不應得的利益。我們常常說：官是黑的、醜惡的，而民都是無辜的、善良的——其實這是自欺欺人的說辭。在“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退休老人子女冒領退休金”這些發生在平民百姓身上的事情中，我沒有發現“人民”的任何善良之處，恰恰相反，我發現的是：普通百姓隻要一旦獲得了某種權力（哪怕是臨時的），有機會更改遊戲規則時，他們表現出來的群體犯罪行為、集體竊取，與那些貪官、腐化分子的作為沒有兩樣，甚至表現得更明目張膽，更加令人可怖，因為——每個人都堂而皇之地認為自己無錯。民與官，不過是同屬一個共同的群體罷了。而這個群體，就是我等諸位國人。
當阿倫特在用其筆調描述“群氓”的現象時，她是否知道，這個詞語真正、徹底地適用於我們這個國度。 個體的行為，孤立來看，並不足以產生多麽嚴重的影響，而一旦這個群體的每一個人都如此的話，將會匯聚成為一股洪流，產生極大危害。對於國人來說，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公正。倘若有一天，我們真能施行一個公平公正的體製、或是自上而下的進行全麵改造，那麽我相信，這一切終究被國人的小便宜、小利益、小團體心理所取代，漸漸演化的仍然是頗具中國特色的你我之間的算計、搶奪，乃至亙古不變的“窩裏鬥”、“相互拆台”。
在今天國人的思維裏，1966-1976這段延續十年的曆史事件一直是國家與民族醜陋的傷疤。作為每一個平頭百姓的個體，都有理由對這段曆史充滿了義憤填膺般的憤恨。幾乎所有的人民都將其歸罪於國家的領袖，認為這完全是個人集權下的惡果——這種說法尤其盛行於今天40-60歲這一代人當中，他們今天成為了社會的主導群體，自然有了對過往曆史的評價權。
然而事實恰恰不是這樣。如果不是國人群體本身就擁有驚人的破壞力，如果不是因為人們相互之間本就有猜忌、嫉妒、互整的傳統心理，如果不是我們這個民族千百年來積累下來的群體犯罪思維，我很難相信，僅僅憑借某個人的號召，就能掀起如此大的一股浪潮？國人的“選擇性失明”的劣根性再一次暴露無遺：恰恰是40-60歲這一年齡階段的人們，在當年那場延續十年的事件當中，正值他們青春歲月的憤怒青年時代——正是他們，主演了這場悲劇，他們舉一反三地發揮自己的破壞力和想象力，將整個民族的劣根性進行了一次經典的登場演出。
令人尷尬的中國現象（二） 來源： 陳楊的日誌
回想當年，這些20多歲的年輕人，與今天許許多多的網上的憤怒青年一樣，高呼“革命”、“革新”、“造反有理”，對現行製度的一切充滿了憤恨和挑釁，他們目中無人、見人就咬。這個群體對上級、長輩的反叛，演化成從“文鬥”的大字報、“破四舊”，發展到“武鬥”的打砸搶、抄家，紅衛兵秉持著“激進的就是正義”的狂熱信仰，對國家機關、政府體係進行破壞性的衝擊，尤其在對待那些當年打江山的老革命、老同誌時，這些年輕人把他們內心的狠毒表現得淋漓盡致：肆意踢打、辱罵，剃成癩痢頭以示人格侮辱，戴高帽、掛貼牌進行遊街，私闖民宅抄家，肆意沒收他人財產……這無異於一場大規模群體犯罪，而犯罪的人們竟然將此稱作“正義”。發展到後來，就是砸教堂、搗廟宇、挖墳墓、焚燒文化典籍、毀壞文物古跡，以後的受害者逐步涉及到工商業者、上層民主人士、名作家、名演員、中學教師——而在這其中，紅衛兵們的內部又演化出不同的勢力代表，“造反派”、“極左派”、“保守派”，他們相互間爭權奪利，大打出手，儼然是整個社會以“正義紅旗”的名義，變成了黑社會式的江湖世界。
中國式的“群氓”們無比狂熱，群體犯罪的醜惡心理下，是比“安利退貨”、“搬倒雷峰塔”嚴重數千倍的社會損傷。 我們需要真正反思的，是這樣一個問題：為什麽領袖的三言兩語，就能輕而易舉地調動起整個群體的狂熱？——這根源恰恰不在某個人的威信力量，而在於這個群體本身就擁有著恐怖的群體犯罪心態。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中國群氓們”的曆史性演出。而作為民族的最高領袖者，無疑是洞悉了民族心理的這種醜惡心態的。隻不過，領袖負責打開了這個潘多拉魔盒後，魔盒裏的所有卑劣人格、心態都一湧而出，就再也控製不住，延續達十年之久。
與其說是領袖引導了民眾的行為，倒不如說，這是民眾們集體無意識的利用領袖的言辭、來達到人民內心深處隱藏的目的。
當年的紅衛兵、紅小兵們肆意抄家、打人、淩辱他人的人格時，往往借助的是領袖的語錄，一句“毛主席教導我們”就足以掩蓋他們自身的邪惡。我的外公、爺爺當年都曾被遊街示眾，而將他們打倒、羞辱的那些紅衛兵們，恰恰是當年那些他們用盡心血培養的青年幹部。與今天的社會現狀類似，在那個年代的這群年輕人心裏，對老一輩人充滿了不信任，在這些青年眼裏，那些老頑固思想落後、早已被糖衣炮彈的“資產階級”、“裏通外國”所腐化，他們正是“禍國殃民”、“殘害群眾”的罪魁禍首——怎麽辦？紅衛兵們，兄弟姐妹們，都響應起來吧，“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革那些老頑固的命、打爛他們的舊世界、抄他們的家、把他們遊街示眾、讓他們受盡折磨！——這，就是“群氓”們心底最真實的本質，群體犯罪的最經典的一次上演。
人們常說，有什麽樣的領袖，就有什麽樣的國民。我看來恰恰相反，應該是有什麽樣的國民群體，才會產生什麽樣的領袖。領袖不過是看透了民眾們的內心世界，洞悉了他們的所思、所想，於是，領袖們的輕輕撩撥，就足以把這個群體引導到一個狂熱的狀態。與之類似，德國的納粹思潮、日本的軍國主義，都無疑彰顯了這樣一個事實：領袖可以更換，但群體思潮依然狂熱，人民的群體思維代代相傳。
紅衛兵的主體正是當年20歲左右的年輕學生，正是這群憤青而無知的學生，在今天已成為40-60歲的社會中堅力量。隨著改革開放、經濟的發展，這個年齡段的人們自然而然擁有了經濟上、社會輿論的話語權，這夥當年“群體犯罪”的人們，沒有絲毫的懺悔與反省，今天依舊用謊言自欺欺人，把曆史的罪責推到某個個人的身上，卻把自己打扮成無辜受害的模樣——這個群體的犯罪心理，與那“安利退貨”、“農民搶黃油”、“搬垮雷峰塔的百姓們”一樣，竟然表現得心安理得、理所應當！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做錯了什麽，反而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大眾中的一員：既然大眾都這麽幹了，我一個人又需要承擔什麽過錯呢？
中國有句名言：法不責眾。這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最大醜陋之處。一個人犯錯，遭到千夫所指、過街喊打；而一群人犯罪，則是理所應當，集體無意識地掩飾。 這是整個民族的悲哀。
盡管今天的中國已經改革開放了30年，社會硬件方麵的發達已經登峰造極。但我依然看到，上海的市民、田間的農夫乃至網絡上無處不在的憤怒青年，他們的心態與30年前紅衛兵沒有絲毫差別。 而倘若我們將目光再回望千百年的曆史長河，遙伸至曆朝曆代，會看到在各個時代裏，這樣相同本質的“群氓”是何其多也：仇視一切外來事物而又愚昧無知的義和團、剛剛進城就立刻腐敗墮落的太平天國式農民、剛剛占領北京城就貪圖享樂迅速滅亡的李自成農民軍、把明末抗清將領袁崇煥碎屍萬段、分屍吃肉的北京城百姓……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