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三年前和饒舌在詩壇的一些交流,會每天發一些
文章來源: 饒舌 於 2004-12-09 10:17:35
讀紅豆豆和二瞞談詩有感談詩的思維的操練
二瞞以為紅豆豆對詩意(詩的靈感,意念和原初的結構)的隨手記錄很簡單,我想說的是貌似簡單,其實不然。沒有長期的操練,做不到合適的記錄,也就是說記錄用的語言和思維都不會是詩的,比如寫成日記和散文了。
其實畫家也是如此,隨手用素描或者簡單的油彩記錄,有的時候這種記錄本身會是成熟的作品。很多素描經典是畫家的隨手記錄。
畫家在眾多的隨手記錄裏麵,發展了對光與色的感覺(特別強調一下,素描對光與色的感覺培養的重要性無與倫比, 當初學畫的時候,老師不讓在素描沒有過關的時候使用油彩,因為油彩表現的光與色很不容易控製,可能色彩斑斕會掩飾你的對光與色的誤覺。所以很多偉大畫家,一生都在操練素描。
我想對詩人或者寫詩的人最重要的也是每天至少是經常做類似的素描操練。不要追求每一首詩都是成型的作品,不要去修改每一首詩,不是每一次衝動和每一點靈感都可以通向成熟的作品。
當你首先不在意一首詩是不是成型作品的時候,你會把精力指向詩的內核---意境,意象或者諸如此類。每次刺激你的東西是後來成為詩的靈魂的東西,如果你對那種刺激不敏感,或者敏感卻不能把握,沒有把它轉化成詩的能力,你永遠寫不好詩。
詩的語言和結構相對於它的靈魂,有如油彩對於你對光和色的感覺,如果你對光和色沒有獨特的理解,你的油彩再斑斕,也不能讓你的畫成為好作品。偉大畫家和畫匠的區別就是他們對光與色有獨特的理解。
對於詩人來說就是對現實有一種詩話的能力:迅速把衝動和感覺轉化成意象或者意境或者諸如此類。 注:不是所有的詩都講意境和意象,我懷疑那是好詩,包括很多大詩人,並不遵循那條線路。有一些光輝的詩句,甚至不是從被承認的基本類型中出來的。很多詩是把很好精彩的句子用一種非詩的手法關聯在一起的,其實就是堆砌。席慕蓉的詩就屬於這類,當年北島那批詩人也有很多如此,外國現代派詩人裏麵也有代表。這跟繪畫的發展很類似,印象派以後出現了很多更現代的畫派,其中有的成功了,有的熱鬧了一陣就消失了。雖然代表人物被記住了,那種繪畫形式卻被放棄了。
偉大詩人是他們那個時代高舉的,並不是每個偉大詩人對後人有同樣的影響力,這是我重讀外國現代派詩歌的感想。
有人請詩人對自己的詩做一些解釋,因為它不容易懂。其實我也讀不太懂,隻是覺得有嚼頭,過癮。可能我終於沒有辦法完全懂,但是我強忍著不想讓詩人做解釋,因為詩不可以解釋,或者即使可以做部分的解釋,那也應該由文學評論家們去做,而不是由詩人來做。
詩不可以解釋首先得原因在於,好的詩是極富想象力的作品,想象力是總是超過理性推理能及的最遠的距離,而解釋屬於理性的工具,所以越有想象力的詩越不可以解釋。如果一首詩可以被完全地解釋或者僅僅隻是基本地解釋,那首詩至少想象力不夠豐富,或者錯用了邏輯穩進來代替了詩的思維的跳蕩。
詩不可以解釋還因為詩人其實很多時候不能控製自己的作品,在它(在我的文字裏不分男女的時候多半用它來指稱)展開想象的時候,它的理性隻是在開始的時候指引一下,在最後的時候把想象力收攏一下,中間的過程和成果(那些積極的有價值的結果)會被盡量不做剪裁的保留下來。詩人時候的解釋絕對不可能還原它酣暢淋漓地想象的過程,甚至基本的線索也很難弄清楚。有的詩人,或者很多詩人有的時候會談自己的詩,但是不可以完全相信它們的心得,因為很多受到了讀者尤其是評論家們的導引,尤其是當詩被作被承認之後,想象過程中的理性甚至詩人對生存狀態的思考都會被強調甚至拔高。
但是詩卻經常被解釋,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不得不解釋,但是這是文學評論家合適幹的事情,而不是詩人該幹的事。首先,文學學要評論,讓後來接觸文學的人迅速掌握基本的解讀文學作品的能力;文學需要評論,作品的好壞才可以在爭論中得到辨別;文學需要評論,那些好的作品常常是借助文學評論長上翅膀被更多的人承認和接受。這些對詩和詩的評論一樣適用。
需要指出的是,由評論家做的解釋永遠到達不了詩人寫作當時的心理和思想,是事後經由作品的推測和猜測,很多時候是用已有的教條去把握。最有趣的事情是很多詩人本身以為的得意之作,評論家們卻貶斥得一塌糊塗;而詩人怯生生地呈現給公眾的,自己吃不準是受到喝彩或者砸磚的詩作,卻可能倍受歡迎被抬舉到自己不敢想象的位置。大多數時候,詩人是錯的,因為讀者才是終審,文學評論家培養了讀者,文學評論家們本身是讀者,它們的標準是最後的標準。
結果詩人經常處於一種壓力之下,很多詩人,尤其是成名以後會認同文學評論的標準,它越受到承認約堅持那些讓自己獲得成就感的標準,所以成名以後的詩人很難再繼續有偉大的創作。所以最偉大的創作正好是詩人和既定的標準產生強烈衝突的時期,尋求突破以及證明自己成了創作的最強烈的驅力。尋求突破本身也使得詩人不合適解釋自己的作品,因為詩人說得越多對自己就構成越多的束縛,包圍詩人的壓力會讓詩人言不由衷,說得也不是自己的話,結果明智的是讓作品本身說話。一個具有衝擊力的作品就代表了詩人那個時期最強的心音,我就是這麽看世界的,我就是這麽表達自己的!
從讀者的角度說,如果詩人也做詩的解釋,那麽讀者可能經常陷於雙重標準之下,一個是文學評論家的標準,一個是詩人本身的標準。把最好的評論家和最好的詩人相比,評論家永遠處於二流的檔次,相對於文學評論,寫作是本原的創作。因為檔次的差別,文學評論家跟詩人的觀點永遠有距離,文學評論家有的時候會自說自話,把詩人的敗筆說成是點睛之筆,大多數詩人在這種時候不會聲張,而且因為私心會認同這種說法。如果詩人對文學評論不滿了,它可能會現身說法,結果反而更糟糕,詩人一解釋,那些初涉文學的青年高興了,但是睿智的讀者和評論家卻可能覺得大跌眼鏡,原來這個詩人這麽“淺薄”,根本沒有想到我們替它想的那些東西,哈哈。
知道詩作的不可解釋性,不去要求詩人對自己作品進行解釋,可能會同時保護了詩人,保護了讀者的想象力,保護了文學評論家群體,保護了一個好的作品流行的能力。